早些天，刘大胜先生送来一部书稿《重读摄政王载沣》，希望我为这本书写几句。

大胜兄为本所在读博士生，好学敏思，读书广泛，时常到我办公室聊天，一聊就是半天。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也一直鼓励他在保证写好学位论文前提下，写点自己有兴趣、有心得的东西，与同好分享。这部《重读摄政王载沣》，就是其系列写作中的一种。

摄政王载沣生于1883年，1951年去世。历经大清、民国、共和国，但其最风光，也是最难受的时间段只在清末那几年，尤其是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后直至清朝终结那三年。在过去很多年，说到摄政王载沣，不免要将清亡的责任归罪于他，大胜兄的这本书并不简单这样看。

大胜兄全面描述了载沣的历史，评述了载沣的性格、学识、境界、贡献及其缺失。文字优美，行文流畅，非常好读。我对摄政王载沣的历史缺乏全面研究，比较感兴趣的只在清末那一段。

后来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载沣上位属于机缘，并不表明他的智慧、能力可以掌控复杂的晚清政局。确实，载沣长于妇人之手，其智慧、能力不大可能超过其兄长光绪帝。但是，也必须承认，载沣确实为晚清第一个出洋游历的宗室要员，这个特殊经历扩大了他的视野，也是他在清最后十年脱颖而出的关键。当然，也必须注意，载沣的见解也会反过来影响他的哥哥以及慈禧太后。

载沣真正步入政治舞台，是出使德国后的几年，在宪政改革过程中。宪政改革是清政府政治统治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重构的重要节点。宪政的实现意味着“私天下”必然变为“公天下”，清朝统治者怎样才能在“公天下”的背景下利益不受损，中国怎样才能避免宪政改革引发政治危机，是那几年的政治焦点。载沣等一批青年才俊在这个时候相继加入政治改革进程，应该说合乎历史发展大势，是势之必然。

假如载沣在军机大臣位置上能有更多历练，相信随着年龄增长，经验积累，性格也会有很大改变，更随和，更沉稳。历史没有办法假设，历史更没有办法按照人们的愿望发展。载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过两年，转正军机不过几个月，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光绪帝、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后不到二十四个小时相继去世，载沣匆忙中成为大清帝国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监国摄政王。

晚清最后几年的历史扑朔迷离，许多传闻在疑似之间，但仔细考究许多传闻又很难成立。这段时间，是中国现代新闻媒介的发轫期，又因为政治改革，言论空间释放，特别是因为帝制架构依然存在，宫中的故事真相并不能及时向社会公开。朝廷或许认为没有秘密可言，清者自清，因而对于那些满天飞的传言并不刻意纠正。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仅不会让“谣言止于智者”，反而因智者的添油加醋让谣言更像事实。因此，研究晚清那个特殊时间段的历史，特别要注意区分正史、野史、传闻。

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时，满打满算二十九岁。他的搭档隆裕太后四十岁，小皇帝宣统三岁。其权力组合，很像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与恭亲王奕訢配对的“叔嫂组合”。那一年，恭亲王奕訢也是二十九岁，慈禧太后二十六岁，慈安太后二十四岁，小皇帝同治五岁。隆裕太后的年龄比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当年年长十几岁，而且隆裕太后在慈禧太后、光绪帝身边见习了二十年。

摄政王与隆裕太后的组合，是一个并不糟糕的权力组合，在那时的政治格局下，也是一个大致无可挑剔的组合，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家天下，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是保证皇权万世一系的唯一办法。

就大清当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看，光绪帝、慈禧太后经过近十年维新、新政、宪政摸索，一路上磕磕绊绊，总算在1908年8月27日发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了宪政改革路线图、时间表。慈禧太后、光绪帝留给摄政王、隆裕太后的，就是萧规曹随，按部就班。只要不出重大意外，再有几年时间，大清完成了宪政改革，建立了责任政府，爱新觉罗家族就可以像宪政改革之初所期待的那样：皇权永固，万世一系。

可惜的是，摄政王载沣接手之后，情势有变。按照帝国王朝政治的一般规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权力重组天经地义，势之必然，一批老臣、重臣诸如端方、岑春煊、袁世凯相继被边缘化。如果不带偏见去理解，这实际上是为年龄尚轻的摄政王扫除组建新班底的障碍。

摄政王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有很多失误，伴随着这些事变，传闻越来越多。一个最惊人的看法，是光绪帝弥留之际曾给载沣一个郑重其事的委托，让他寻机干掉袁世凯，以报戊戌年所谓“告密”之仇。

大胜在这本书中也写到这件事，说载沣召见御史赵炳麟，赵郑重建议宣布光绪帝诛杀袁世凯的手诏，明正其罪，以靖内奸，任命康梁等人为顾问，实行宪政，收揽人心。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但其效果确实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断侵蚀着摄政王的政治权威。

真正让摄政王陷入万劫不复政治深渊的还是一年后的国会请愿运动。大胜这本书也对这些故事有细致的梳理。现在需要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好的“九年立宪”为什么在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不久生变，“有计划的政治”为什么转眼间不再认账？

对于国会请愿运动，实事求是说，摄政王还是给了一些善意回应，作出巨大让步，但是当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出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约束了。摄政王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继续让步，解散第一届责任内阁，及时废除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或许可以平息各地的动荡，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一定对政治统治构成极大的信誉危机。

局势相激相荡终于因武昌起义而破局。稍后，滦州兵谏，摄政王在各方压力下，一方面加快宪政改革步伐，宣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改组内阁，授权袁世凯组阁；另一方面见机行事，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以便袁世凯协助隆裕太后收拾旧河山。

对于载沣这几年的作为，特别是最后的辞位之举，见仁见智，各有说辞。不过我比较欣赏、认同大胜在这本书中的看法：

载沣最大的功绩，就是和隆裕太后一起避免了国家的再次内战，以一个王朝的退出换来了勉强的五族共和。后人多叹惜于载沣的平和，甚至平庸，其实这完全是内战思维的反应。载沣性情敦厚，有大局意识和国家观念，没有在最终关头，强硬地领导王公贵族们负隅顽抗。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优秀的政治品质，谁又能说这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中国几十年的内战，已经使得人们习惯了征伐，甚至宣扬着崇拜着渴望着暴力美学，这恰恰是一种引向民族悲剧的思维。

我在一些地方说过，历史学可能并不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历史学不仅需要史料，而且需要同情、理解和想象，需要知人论世，需要设身处地。我们没有办法起历史人物于九泉之下问清虚实，但我们可以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前提下，拥有一个更加宽广的胸怀，至少不能用阴谋论去猜测古人。就此而言，我觉得大胜这本《重读摄政王载沣》值得推荐。是为序。

马勇

2014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