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年幼时往往会由皇太后、亲王或者大臣赞襄朝政。等皇帝成年后，再将权力转交给皇帝。“摄政王”的出镜频率并不高，但在大清朝偏偏出现了两次。

大清朝第一个摄政王是多尔衮，第二个是载沣。

多尔衮纳降山海关总兵吴三桂，指挥着八旗精锐横扫大顺政权和南明势力，奠定大清帝国长达260余年的中原统治，可谓武功赫赫。

载沣登上监国摄政王的宝座，也一度雄心勃勃，力图重振朝政。最终还落得个力不从心，勉强支撑三年，便在初冬萧瑟中黯然去位，退回藩邸。后来甚至为了避祸，被逼无奈躲到天津一段时间，可谓是失意之至。

在喜欢稗官野史的看客眼中，大清朝的崩溃乃至亡国是载沣一人的责任，其人无一丝可取之处。在他们看来，载沣阴差阳错摊上出使德国的大事，被一群迷了眼的人错当开明亲善年轻有为的亲王，然后被昏了头的老太后推上监国摄政王的宝座，毫无建树可言。

在当权者眼中，载沣的上台与其说是恰逢其会，当不如说是天意弄人。

溥仪眼中，载沣胆小怕事，难堪大任，无法给予儿子一点保护。载涛心里，载沣遇事优柔寡断，“忠厚”无用；日常生活，循规蹈矩；内廷当差，谨慎小心；勉强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其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所托非人。

徐世昌曾说，大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在一班‘小爷们’身上。这些小爷们的带头大哥，正是身为监国摄政王的载沣。奕劻、载泽、铁良、溥伟、溥伦等皇亲国戚各有自己的派系，肆意地瓜分权力，还有诸亲贵之上的隆裕太后也时常出来左右人事任免。载沣没有摆平纷争的能力，政局被皇族搞得乌烟瘴气。

周总理认为，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太后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慈禧太后满以为天寿久长，有能力掌控一切，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安排。等到死期将至，想改变命令，却回天乏术。无奈之下，这位帝国最有权势的妇人，只好拟下一个极其荒唐的规矩——朝廷大事需要遵从隆裕太后的懿旨。

从民国开始，舆论对载沣的评价就一直不高，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改变。

载沣真的就如此不堪？真的如众人所说？

在一群只会遛鸟唱戏的八旗子弟中，载沣已经是个特例。作为第一位出使外国的亲王，载沣对西方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给臣民留下了谦虚好学、正直开明的印象。

作为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是皇族中最为亲贵的王爷。慈禧太后做主让他娶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载沣与所谓的后党建立亲密的关系，为弥合戊戌政变之后政治裂痕的首选人物。他的子嗣有着得天独厚的皇位继承权。载沣不爱财不爱色，对应酬和排场毫无兴趣，私德无可挑剔。

不幸的是，载沣没有那个时代执掌全国权柄所必需的杀伐果断。他处理国家事务总是茫然失措，捉襟见肘，完全没有康熙、雍正、乾隆的大略，也没有摄政王多尔衮当年的雄才。

历史的发展常让人感叹命运无常。

多年摄政，多尔衮驾驭群臣，游刃有余，当世无可匹敌，死后却一片狼藉。先被削去爵位，后被掘开坟冢，子弟眷属遭无情清算，直到乾隆时才被平反。

载沣缺乏驾驭群臣的能耐，做不出前瞻性的调整。但是退位之后，却没有遭到任何清算。孙中山前来拜访，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敬重有加。日本人没有过分为难，共产党以礼相待。余生可谓安乐平顺。

载沣像他的父亲奕譞一样，一生都在自保，急于保住自己和家族的性命。下台之后，载沣基本与政治绝缘，对政治冷眼旁观。1915年，袁世凯称帝，载沣说了两个字“胡闹”。1917年，张勋复辟，载沣还是两字评语“胡闹”。

载沣最在意的东西根本不是政治，而是性命和家庭。他见过太多的风起云涌，看过太多的头颅滚落，多少低贱的人爬上高位，多少尊贵的人瞬间跌倒。

政治人物最大的本事是玩弄政治，政治生命的终结代表着他事业的终结，而非个体生命的终结。载沣骨子里不像一个政治人物，没有殊死抵抗，没有隐忍和伺机而动，也根本不在意执掌什么天下大权。

载沣是一个中才之人，是一个忠厚之人。他在摄政王的位置上，没有也不可能具备政治中所必备的才智、机变和权谋，而他下台之后，完全恢复了性情本色。

失去权力，对载沣来说不是祸患而是福气。至于大清朝，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已经足够，谢幕时也非常体面，没必要为一个注定的结局搞得血流成河，中国人的血流得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