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这个书名，想了很久。前几天网络上称董桥又有新书将出，书名《读书人家》，听说也是想了很久。以“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比喻起书名，似乎不大离谱。起书名本身并非什么难事，难易程度取决于书的内容。我觉得小说和随笔最好取名，诗集也好取，全集更好取，《鲁迅全集》《斯大林全集》，想都不用想，一点儿难度也没有。偏偏我写的这类体裁，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书名里必须要镶进去一个“书”字。最极端的书名是民国藏书家周越然想出来的，他的书《书　书　书》，一个“书”不够，还连用三个，既空前亦绝后。多数的书名是平庸的，如《书林秋草》《书海夜航》《品书录》《书之爱》，等等。相比平庸，我更烦“书香”二字，拿来做书名，也许只有中国人想得出来。

周越然对于为何将书命名为《书　书　书》有过一番解释：“余本拟以‘某某读书志’为题，后见其中所包含者，‘闲’书过多，‘正’书过少，未免太偏，故改用今名。”我理解这段话里的“闲书”“正书”，是否还另外含有“闲话”与“正话”的意思。周氏的笔调一向有别于传统藏书家，他说的一些话，周叔弢们是绝说不来的。周越然最过分的言论是商榷古书版本时公然喊出的“寡妇野鸡”论，幸亏当年玩版本的只是一小撮，未形成大范围的骂仗。周氏对于书商也是没有好话的，但是比起周肇祥的破口大骂(“厂肆俗贩，性质几如一母所生。稍数过之，则鬼蜮无所不至，一经拒绝，则又靦颜相就，纯是一种诈伪行为。或谓若辈身有贱骨，投之豺虎，亦所不食。其言虽苛，亦可见其恶习之入人深矣”)，周越然显然是客气的：“‘书估’者，售书人也，恶名也，另有美名曰‘书友’。黄荛圃题识中两名并用，但有辨别。得意时呼以美名，爱之也；失意之时，则以恶名称之，贱之也。”我曾说过，书商属于“离不了，惹不起”的行当。

我现在已经用不着和书商面对面打交道了，他们给我留下的好印象或坏印象，通通不重要了。风轻云淡，偶尔拿起某书会想起买它时的情形，“心头不禁略为回环片刻耳”(谷林语)。

不与书商打交道，并不是说连书也不去买了。现在不论新书旧书，我多是在网络上交易，虽然卖你书的还是书商，毕竟免掉了面对面交锋的尴尬。张爱玲这句话最是说到我心坎上：“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活的欢悦。”

近年，经常有朋友劝我“卖书”，好像我已经到了“及身散之”的一把岁数。虽然已不年轻，可是总感觉七老八十离我尚远。有位朋友劝我卖书的理由是“趁现在行情好”，我明白他的好意，因为他门清儿我书资的来源。我跟他讲，我终于想通了“买与卖”的辩证关系。如果卖书，那就必先断了买书，总不能一边还在买书一边又在卖吧，倒腾着玩呢？断不了买书之欲望，就不要考虑卖书之念头。

我不卖书，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我还在写东西。写东西就得用到书，内人经常动员我：“你先卖些用不着的书。”，这就是外行话了。写作进行时，电光石火，你根本无法预知会用到哪本书。止庵先生坚持书柜里码书码成单排，也许怕的就是写到关键处需要找书查资料而不好找。本书里《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里引用的《追求》，多烂的杂志呀，可是缺了它，这篇文章就写不下去。我是现写现从网络上买来的，我家若是原来存有《追求》，恐怕也早就卖废品了。

还是洋人说得明白：“在形成和扩充收藏的过程中，随着藏品的不断增加，如何控制藏品的总量，这几乎是每个收藏家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清理固然是个办法，但可惜收效甚微。沿着书架走一遍，把没用的‘不重要的’书抽出来，这第一步所获得的战果就小得可怜，第二步把这些书放进书箱准备搬走时，战果又会更见其小：唉，这本书曾经多么重要，真不该处理掉；那本书是Y送的，扔了也太没心没肺了；还有这本，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是想这样为新藏品腾出空间，走不了多远就得停下来。把已经收集完整的藏书整套卖掉，这倒是一剂猛药，但一般只有非常成熟的藏书家才能做得到。”

一直记得这个故事，它使我明白了“事到万难须放胆”的道理。姜德明先生在《卖书记》里说：“大概人到了绝望的程度，也就什么都不怕了。这一次，我也不知道何以变得如此冷静和勇敢。我准备迎受书所带给我的任何灾难，一动也未动。相反地，静夜无人时，我还抽出几本心爱的旧书来随便翻翻，心凉如水，好像忘记了外面正是一个火光冲天的疯狂世界。”我经历过“文革”，如今再难，难得过那个时候吗？

二〇一四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