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收藏的若干问题

旧书收藏面对的问题很多，即便是入门已久的藏家也会不断地遇到新问题，初入门者更是疑虑重重。每位收藏者都会有自己的具体疑问，这里所谈内容尽可能地照顾面宽泛一些、针对性强一些，但毕竟不是与读者用面对面的方式解答提问，“无的放矢”仍不可免，读者诸君如能结合自身经验，找到我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就再好不过了。我想出了下面这个“自问自答”的形式，也许能增强针对性，触类旁通，如能启发您的思路也是再好不过了。其实，有些问题也是我自己的困惑。

一、旧书是不是年头越老的越珍贵

这是许多人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就像“物以稀为贵”一样，这两种说法都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若是一概而论，盲目地奉为收藏之信条，那么走弯路、花冤枉钱基本是可以确定了。这句话如果改为“年头越老不一定就越珍贵”就合情合理了。需知“年头不是判别珍贵与否的唯一标准”。譬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折八扣书”，年头距今八十多年，纸色也老黄老黄的，可是市场认可度仍是不高，为什么呢？“一折八扣”书是书商当年的促销手段，他们大量地翻印古代通俗小说，却并不认真校勘，只在定价上动脑筋，定价一元钱的书打一折即是一角，再打个八扣，就是八分钱，读者一看这么便宜当然要掏钱买了，书商们乐得大赚其钱。其实，这种“高定价低折扣”的手段现实也存在，甚嚣尘上的“礼品书”是也。

还有的不良书商，利用人们“年头越老的越珍贵”的心理，将新书“做旧”，以老书的价钱卖。好在旧书作假的情况不像古书那么严重，尚不属于“重灾区”，只要略具文化常识，是很容易识破造假者的伎俩。

文艺类老书始终是热门，名作家的老版书始终是热门，此类老书符合“年头越老越珍贵”的常理。

二、旧书是不是价格越贵的越好

由于有了拍卖这种新的交易方式，所以价格是特别透明了，不再像过去那么遮遮掩掩。还有一个原因是网络的发达，人们得到资讯的渠道较之过去多了许多，也快速了许多。一本旧书拍卖了高价，很快大家就会知道，有时快得几乎就是同步。最近德宝拍卖公司拍卖的一本新文学诗集《草儿》(康白情著，一九二二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貌不惊人(且书品不佳)，竟然拍到了两万三千元的高价；另一本诗集《蕙的风》(汪静之著，一九二二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虽然封面上盖有藏书者“深恶之”的图书馆章，竟然拍到了更高的两万五千元的天价。书商闻之大惊，马上调整了收书的策略，认识到以为新文学图书的价位已到顶的想法是严重的误判。《草儿》与《蕙的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摧生的新诗集，初版本更是藏书者的最爱，价位高一点儿是应该的，稍早时这两本诗集的价格也不过三四千元的价位。我查到一条历史记录，很有意思。同一本《草儿》，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日在某网站拍卖，以一千五百元成交，几个月后，同一网站同一本《草儿》上拍，以两千元拍出。两年之后这本《草儿》再露面，增值十倍，这不是“草儿”而是“金儿”啊。

上面这个例子似乎验证了“价格越贵的越珍贵”的道理。可是不要忘了《草儿》是个极端的例子，因为它不能证明“越珍贵的价格越贵”这个反命题。还是这场德宝的拍卖，万众瞩目的鲁迅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九三六年上海三闲书屋初版)，此书存世寥寥(只印一百零三本，“内四十本为赠送本，三十本在国外，三十三本在中国出售”)，还是编号本(“第六七本”)，由鲁迅亲笔书写，这么一本沾渥迅翁手泽的珍本书，怎么估价也不为过(藏书家唐弢和何挹彭都专文提到过这本版画集，唐弢说：“书固良佳，罕见亦一端焉”)。可是“世所罕见”并未带来“罕世之价”，最后仅拍买到了六万四千元，离人们所期待的六位数相差很远。如此惊鸿一瞥之珍品，再见不知何年。

三、初版书为什么受追捧

收藏离不开经济实力，清孙从添《藏书纪要》载：“知有此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将“买得起买不起”放在藏书“六难”的第一位。藏书者喜爱初版本，自有多种原因，其中追求“最早最先”的心理乃世之常情，人皆有之，不唯藏书之道独具耳。如果财力足够，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么不管初版再版尽买就是了；财力有限，好钢用在刀刃上，“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这既是一种消费技巧，也是“不求最多，只求最好”的消费心理在藏书上的体现。有关初版本的趣味，周熙良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过一篇妙文《谈初版本》，将四九前的初版本之魅力描述到了极致，很是撩人心弦。周熙良说：“初版本是作者的灵魂，而其他重版本只能看作影子。”有位西洋旧书商另有怪论：“初版书收藏的动机缺乏逻辑，初版书收藏家们有意夸大了书籍的所有版本中的某一个版本的重要性……那么让我们想想到底为什么要收藏初版书，我个人认为，答案是非常情绪化的。”

另一位西洋藏书家这样说：“第二版或第三版往往更受欢迎，其间可能有各种原因，或者因为文字大大改善了，或者因为插图更多更好了。第二版如果手工着色很出色的话，就会比着色平平的初版值钱得多。第二版(或者作者最后审定的版本)的文本肯定也比初版更重要。不问青红皂白，简单地把‘初版’与‘珍贵’或‘值得收藏’联系起来，显然失之片面。”洋人的藏书理念确实比我们系统得多、周密得多，语言也好过我们。

我以前谈旧书分类时说过“按年代划分”，最后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上半叶”这个时段。这个时期所产生的文学作品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其中尤以长篇小说的成就最为突出，这是一个专门的话题。既然谈到初版本，此处不妨顺便先谈谈我对“十七年”长篇小说版本中涉及“初版”的看法。

“初版”的概念在小说的出版上尤为混乱，“初版”往往不能等同于“第一版”。举个例子，手边有精装本《红日》，版权页注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北京第一版，1959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它是《红日》的“初版书”吗？不是，它只是人文社的“第一版第一刷”而已，《红日》的初版应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7月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

还有就是《红旗谱》，我先得一精装本，版权页上写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8年1月北京第1版，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1—52000(内精装本15500册)”。这样的标注该确定无疑是一版一印的“初版书”了吧？又不对了，近日我高价得一册平装本《红旗谱》，版权页标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7年11月北京第1版，195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印数1—52000(内精装本15500册)”。比之精装初版时间提前了两个月。也就是说1957年11月应该是《红旗谱》初版的日期，而1958年1月有可能是精装本初版的日期，因为两者的印数太一致了，故我有此判断。《红旗谱》后来的本子我存有四五种(一九五九年九月的、一九五九年十月的、一九六二年八月的)，均于版权页著录“1958年1月北京第1版”，我就一直以为自己拥有初版本，直到1957年11月这本的出现，才打破了真实的谎言。

出版社这种“唯我为初版”的例子很多，再举一个《创业史》的例子。《创业史》第一版于一九六〇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到了一九七七年十月中青社第十次印刷就出了问题。首先是封面变了，而且增加了插图，在出版说明中也写出了“于1960年由本社出版，这次再版时，作者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修改”。这几个再版本的要素都具备了，可是版权页却写出了 “1960年6月北京第一版，1977年11月北京第十次印刷”，读者有什么办法呢？明明是第二版了，它却弄成“一版十印”；明明第一版是1960年5月，它却写成“1960年6月”。

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一月印的《创业史》，封面、页数都跟中青版一样，就是在出版说明和版权页上稍加增改，出版说明中把“由本社”删了，版权页标注“1978年1月第1版，1978年1月第1次印刷”。这样，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的初版变成了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初版。为了加强实证的力量，我又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印的《创业史》，广人社的做法是：1960年6月北京第1版，1978年3月广东第2次印刷，另外还加了“中青社出版，广人社重印”的两行字，出版说明也依照中青社的“由本社”而未做改动。一模一样的三本书(连定价都一样：一元一角五分)，却代表了三种版本的态度。

1949年以前，版次与印次区分得不甚严格，这是藏书时应该注意的。那时印书，无论内容改动与否，每印一次，即算作一版，所以有些书的重版本与初版本在内容上无丝毫区别。1954年国家出版总署颁布《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将版次与印次分开。版次是用以统计版本内容的重要变更，凡图书第一次出版的称第一版或初版(也有称首版的)，内容经过较大增删后出版的称第二版，以此类推。图书重印时，内容如无改动或仅有少量改动的不作为再版，即不做版次的变更。同一图书改换书名、开本、版式、装订、封面、出版者，亦不做版次的变更，这简直就是一本新书。

由于上述规定，造成了可以有N个初版《红日》的滑稽情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的出版社的做法还稍好些，它会在版权页上标明它的第一版仅是它社的第一版，在此之前哪个社哪一年还出过第一版等，一五一十交代干净，或注明是租的某某社的纸型。像规定中说的“书名”“出版者”都改换了仍“不做版次的变更”，其结果会使读者多花钱，花冤枉钱。

已故著名编辑家赵家璧对此不合理的规定很是不满，他以一九八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一九四七年版师陀的《结婚》一事为例——“我把四川版翻到最后版权页，上面仅印‘1982年4月第一版’一行字，没有说明初版本的出版年月和何处出版，那么青年读者很可能误认为是作者新写的作品。我再查阅这几年各地重印的《四世同堂》《寒夜》《围城》，版权页上和《结婚》完全一个样。这引起了我的一点感想。文学作品一旦印成了书，它本身在社会上就是一种独立存在，在历史的长河里载浮载沉，经受它自己命运的摆布，有的历经沧桑，有的昙花一现；而一本书的生命史就记录在版权页上。所以国外的版权页，初版本、修订本，移交另一出版社出的新版本或纸面本，样样都做说明。我们的《鲁迅全集》，对各书初版本都有交代。这样做的好处，一则尊重出版的历史，二则为文学史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我还见到新出的《老舍文集》内连众所周知的《二马》《赵子曰》，都不注明是‘商务’出的初版本。”(一九八三年三月《钱钟书的〈围城〉和师陀的〈结婚〉》)

我建议以后用“最早版”这个概念来厘清“十七年”小说版本上“初版本”与“第一版”的纷争。书贩们很可能会混淆两者的差异以谋取不当之利，却也不排除卖书者的确不懂。

四、请注意：书里有签名，有前人字迹

签名本无须多说，当今既是市场宠儿亦是藏家的追求。价格上来了，造假如影随行，趋利本质使然。关于造假与赝品，我将有专门一章论及。

前几天与朋友逛潘家园旧书摊，逛到最后一摊已是强弩之末，天气闷热，我们都想回家了。地头有《锻炼》一书，朋友说，这书新中国成立前没出过，我们就拿起来看，书是茅盾写的，我说十块钱就买。摊主站在阴凉处，听到我们问价，说：“五百！”，我诧异，“五块嘛”，还是朋友反应快，再翻一下此书，是签名本，茅盾呈送某作家的，茅盾的字太有特点了，这本《锻炼》要真是茅盾亲笔，五百元倒捡漏了。茅盾签名不稀奇，我还在这个市场里见过鲁迅的签名本，上面赫然写着“海婴小儿留读”。

除了这种“一对一”的签名本，时下还流行“签售本”，当场买书当场签名。这种签名本大都是“穷款”，只有作者的签字，崇拜者排长队买了书求签名。有的作者的追签者太多，手签受不了，竟然设计出一种“原子章”代替手签，这与本义的“签名为贵”相去更远了。

还有一种关于签名书的怪论——“我曾听人说：列位赠书，请勿签名，因为送到旧书店不好卖。举座愕然。我也曾在中国书店见过自己的‘签名本’，不过写了字的扉页给粘上了，对着光才看得出来。想起这本原系人家不久前指名索要，不禁失笑，插回书架。由此明白：别轻易赠书，尤其是对此兴趣不大者；亦别轻易索书，尤其是自己不感兴趣者。当然，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送给我的书，我都好好放着，不会像上面两位。”(止庵《我收藏的签名本》)我出过几本书，签了名的也不少，读者后来不喜欢了，扔了或卖了，我觉得都无所谓。

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版本价值的一个条目写道“最理想的藏书是有作者的签名或题词，或者曾经为名流占有、使用并留有印迹的书籍。”只要留心，每位藏书者都会拥有签名本，区别在于签名者名头大小，该书的重要与否，年代的远近。

我个人认为旧书上的前人手迹较之单纯的签名更有意思，因为手迹往往藏在书的深处，不像签名那样容易被发觉，不大会被敲竹杠。过去年代的书主，随便留下的几句感想，都会令人心生遐想，我们因一书之缘而在不同的时光中相遇。这些文字不是至理名言，却是真情流露。钱锺书先生有高论：“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写在人生边上》序)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油印本

五、藏书票和藏书应密不可分

为了表明一本书是自己的而非他人的，我们传统做法是盖一枚藏书章，或写上自己的名字，西方人是在书的封二粘上一枚藏书票。久而久之，藏书票成了书斋宠物，演化为书案上的“漂亮小玩意儿”，专门有爱好者收集珍藏，藏书票原本的属性却慢慢被淡化，甚至纯粹是一项收藏活动了。国外有专门的“藏书票协会”，入会的门槛是你必须拥有“一万枚以上”的珍贵藏书票。藏书票原本就是洋玩意儿，在那边拥有十万八万枚的集藏者不新鲜。在我们这里，藏书票的历史很年轻，尚不足百年，属于“小众收藏品”，玩得出名的数来数去只是叶灵凤、宋春舫、李桦、唐英伟那么几位，而系统介绍藏书票，也只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启蒙阶段叶灵凤的那三四篇文章。近十数年来藏书票比较热了。过去藏书票和藏书并无什么特别接近的关系，只有几个藏书家使用藏书票，反而是不大藏书的人喜欢收集藏书票，那也不过是像搜集邮票一样的消遣。现在不同了，有一部分书籍为了促销，便请名家制作藏书票，贴在扉页，还真的能多卖。藏书票知识的普及，胜于历史上的任何阶段。因为藏书票甚至还举办了一次专场的个人藏品拍卖会，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藏书票集藏家吴兴文送给我的藏书票

我对藏书票还持一观点，我一直认为藏书票与图书是不该分离的，就像一本中国古书钤着的一枚藏书印——一本书可以没有藏书票，但一枚藏书票不可以没有书的庇护。今日之商品社会，藏书票也未能幸免，什么电脑制版(我比较反对的就是电脑设计出来的藏书票)，什么当众毁版，什么限量发行，一系列商业运作方式，几乎都照搬到藏书票的头上，又有几个人会把这种批量生产出来的藏书票小心翼翼地贴在一本心爱的藏书上呢？我大表怀疑。

藏书票还有一别称，即“里书标”：“贴于书内的一种纸签条，表明该书的所有权。欧美各国私人藏书的里书标，亦即藏书票，尤受人珍视，常有人专门搜集此种书标，一如集邮者之于邮票相似。”(《图书馆学辞典》)上世纪三十年代黄苗子参编的《小说半月刊》，也称藏书票为“里书标”。

六、至少应有一方藏书印

印章艺术是中国艺术家们的独有创造，一枚小小的印章随着千古不朽的名画而不朽，同时印章还是名画真伪的旁证。印章用在图书上，就产生了藏书印。很少有藏书者能抵抗藏书印带来的视觉冲击，这种现象在古书界最为普遍，旧书刊还稍好些，原因是中国印泥很适宜中国宣纸，不大与坚硬的机制纸合拍。正唯此，旧书刊中得一佳印，洵为美事。

清代学者李慈铭对于藏书印说过如下的两段话：“书籍不可无印，自须色篆并臻妍妙，收藏家争相矜尚，亦惜书之一事也。”又云：“(吾)颇喜用印记，每念此物流转无常，日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亦使后世知我姓名。且寒士得此数卷，大非易事，今日留此记识，不特一时据为己有，即传之他人，抑或不即灭去，此亦结习难忘者也。”(《越缦堂日记》)李慈铭自己的藏书印堪称一份履历表，全印共二十四字：“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也许是他的功名与天干中的“庚”字有缘，他每隔十年便升上一层。

台湾诗人刘淑慧有四行诗咏叹藏书印：“潮湿的胭脂/吻遍每一具雪白的身体/丰润的心事因此有了/归属的安静。”

为自己心爱的藏书选择一方质地高贵的印石，再构思一句隽永的印文，最后是请高明的篆刻家(名家当然最好)，这样做完了，一本书才算得上真正被我们收藏了。

七、毛边书当下最为热门

毛边书近年来大受热捧，不管是旧书还是新书，只要是毛边的图书，就一定有人愿意出高价购买。按照书界的传统说法，“毛边书”一词大致由英文单词deckleedge演变而来，指的是手工纸在deckle里形成的边。《鲁迅全集》对“毛边”二字的注释是：“书籍装订后不切边。故所谓毛边书，就是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刀切，保留天头、地脚和书口，一仍旧貌，取其拙朴、自然、本色之美者也。”图书馆学对毛边的定义是：“书或杂志常有折页尚未切口的，此边称之为‘未切边’。”另有一种说法：“手工制造的纸，未经裁边的，称之为‘毛边纸’，书页之有毛边的通称‘毛装本’。”现在我们见到的多是机制纸的毛装本，手工纸毛装本非常少见。

说到毛边书在中国的勃兴，首要的一位倡导者就是鲁迅先生。鲁迅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但如麻烦，那就算了。而且装订作也未必肯听，他们是反对毛边的。”同年七月十六日给东北作家萧军的信中说:“切光的(指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有毛边本和光边本两种)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鲁迅说的“十年前的毛边党”，指的就是一九二五年他在北新书局出版自己的书时与书局老板李小峰约定，他的书都要做成毛边的。鲁迅著作的毛边本现已成为旧书收藏中的第一珍品。

鲁迅先生的兄弟周作人先生也是最先倡导毛边书的。在创办《语丝》时期，周作人写过《毛边装订的理由》：“第一，毛边可以使书不大容易脏，——脏总是要脏的，不过比光边的不大容易看得出。第二，毛边可以使书的‘天地头’稍宽阔，好看一点。不但线装书天地头宽，就是洋装书也总是四周空广一点的好看；这最好自然是用大纸印刷，不过未免太费，所以只好利用毛边使它宽阔一点罢了。”

至于毛边书为何受欢迎，是美观的因素还是实用的因素，似乎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的特殊癖好，是影响毛边热持久及深远的重要因素。

二〇〇八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