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呼兰河畔的爱与孤独

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票房惨败，自上映以来陆续受到很多批评，负面评价中除了表达对拍摄手法不满外，较多侧重点在于，他们认为，国民女神萧红荡气回肠的一生，活活被拍成了一部庸俗不堪的狗血电影。

其实，纵观萧红一生中的很多选择、行为，我并不赞同和欣赏，甚至一度认为不是许鞍华导演把她的人生拍得狗血了，而是她自己就是自己人生的导演，是她狗血了自己的人生。

这种想法是在我听了由林夕作词罗大佑作曲的新歌《只得一生》后，发生某些改变的。起初我只觉得好听，压根没把这歌跟萧红联系到一块去，上网查了查，才知道原来是《黄金时代》的宣传曲。

我开始以新的角度思考这个来自北国的女人，以及她流离坎坷的一生。

1911年农历端午节，原名张迺莹的萧红诞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母亲姜玉兰思想封建，极度重男轻女，直到自己病逝时，对女儿的关爱都非常少。父亲张廷举官职不低，性格专制，对萧红的管教十分严厉苛刻，也许正因为早期管制过度，才造成了她长大后一心只想违抗父亲安排的心理。

在萧红儿时，给予她最多关注的，是她的祖父张维祯。萧红在失去母亲后便与祖父生活在一起。张维祯并非萧红的亲生祖父，因为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是张维祯堂弟过继给他的。没有至亲的血脉关系并不妨碍张维祯对萧红的喜爱。他像大多数的爷爷一样，慈爱地讲故事给孙女听，带着孙女去后花园玩耍，任她像小男孩儿般顽皮淘气。不仅如此，他还教她古诗词，算是她文学方面的启蒙者。

比起祖父张维祯和萧红的亲密，萧红与她父亲的关系就显得相当的冷漠与疏离。萧红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提到：“父亲常常为贪婪而失掉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

可见萧红从小没少经受父亲的打骂。萧红的父亲对她的打骂，很多时候并不是源于对她的厚爱和殷切期望，而是自身情绪的一种发泄。

初中时期，萧红就被父亲许配给门当户对的汪恩甲。向往自由追求平等的她自然不肯答应早早出嫁，更不肯为了家族利益顺从父亲的意愿嫁给一个互不了解的陌生男人。她以出家相逼，才得以顺利完成初中学业。

对于未来结婚对象，汪恩甲的兴趣要比萧红浓厚。汪恩甲当上小学教员后，专程跑到萧红的学校看她，想借此了解她，由此可见，他与那些只知玩乐的富贵公子哥儿是有区别的，至少对婚姻情感的态度较为严肃慎重。也许此举感动了萧红，也许汪恩甲本人仪表堂堂，气质相貌吸引了她，总之天时地利人和，两个年轻人渐渐地有了交集，萧红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

萧红之所以抗婚，不是针对婚姻对象，而是针对婚姻形式。

旧时女子遵从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信条，能不能读书，能读什么样的书，能不能嫁人，能嫁什么样的人，都由不得自己。

封建社会很多习俗萧红都深恶痛绝，包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然而在反抗婚约的同时，她又被婚约的男主角吸引，常常与他相见，给他写过信，织过毛衣，甚至在继母的带领下参加了汪恩甲父亲的葬礼。以萧红倔强任性的性格，若是对一个人毫无感情，是不可能做出这些事情来的。

短短数十载的一生，萧红的大多决定和行为，都是随着自己心意走的，她在做选择时听从的是感性认知。若是能够理性一点， 1928年的冬天，十七岁的萧红就不会离开未婚夫，选择名义上是表哥，实则无血缘关系的有妇之夫陆振舜了。

祖父去世后，十九岁的萧红逃出毫无所恋的家，同已有家室的陆振舜私奔到北平（现在的北京），一边与他婚外同居，一边进入女师附中读书。两个被家庭断绝经济来源就无法自力更生的人，低头妥协各自回家是迟早的事。

感性有余理性不足的萧红，在私奔失败回到家里过完春节后，再一次孤身出走。没有经济来源和一技之长的萧红独自回到北平，生活没有了着落。当初被她抛弃的汪恩甲始终惦念着她，专程来北平寻她、助她。从未婚夫曾几经波折仍然旧情难忘，到后来的萧军和端木蕻良都不计较她身怀别人之子而对她不离不弃可以看出，萧红的魅力还是不小的。萧红极富个性的精神特点及出众卓绝的文学才华，对当时的文艺男青年而言，是极具魅力的。

然而，在主流社会的人眼中，萧红的这种打破俗规挣脱封建枷锁的个性使她成为一个奇女子，只不过并不奇得令人欣赏和赞叹，反而奇得沦为人们茶余饭后嘲讽笑话的谈资！

在当地，有门有户的汪家自然因为萧红的奇思异举蒙上了羞，对“不守妇道”的她咬牙切齿，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一怒之下代替弟弟解除婚姻。此举激怒了心高气傲的萧红，她一纸诉状把汪大澄告到法院，控告他代弟休妻。一边是血浓于水的哥哥，一边是心心念念的女子，汪恩甲进退维谷，亲情爱情两难全。最终亲情胜利，汪恩甲为保全哥哥的声誉，违心表示解除婚约属自己的意愿。

哥哥的声誉保全了，所爱的女人脸面却丢尽了。萧红羞愤地再次抛弃汪恩甲，回到故乡。不仅她一个人失了颜面，她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抹黑了家族的颜面，影响了父亲的官途，张廷举被革去省教育厅秘书职务，调任巴彦县教育局督学。随后张廷举举家迁回阿城县福昌号屯的老家。那段时间，萧红积累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素材，可她的生活却难以回到正轨。为排解愤懑不平，萧红养成了抽烟喝酒的嗜好，为以后的身体虚弱多病埋下隐患。

人生不如意有十之八九，生活从来不会迁就谁。纵观萧红多灾多难的一生，未必是由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造成的，性格悲剧才是最主要的部分。就如历史作家张耀杰所说：“她只想做自己，却又永远做不好自己。”“做自己”和“做好自己”，一字之差，千里之别。萧红缺的，就是这个“好”字。

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她写道：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她把“好”，寄托于外界，也许在她的心里，父亲变好了，家庭变好了，社会变好了，自己才算得上是变好了。其实无论外界如何变化，是变得更好亦或更糟，我们哪怕仅仅作为宇宙中渺小若尘的个体，生命的真谛，大概就是努力活出更加美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