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无法原谅的爱情

1931年，被父亲从祖籍上除名的萧红又一次离家出走，这一走，就是一生永别，从此再未踏足故土。她来到哈尔滨，找到了那个曾对簿公堂，被自己抛弃过两次的汪恩甲。1932年，汪母得知儿子与萧红重归于好，立即断其经济来源。那时汪恩甲与萧红同居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微薄的薪资不足以支撑两人基本的生活，欠下旅馆一大笔食宿费后，回家筹钱还债的汪恩甲再也没有回来。

如果汪恩甲的有去无回是因为战乱等客观阻碍还情有可原，如果只是出于自私、厌恶，甚至报复心态，扔下怀着他子嗣的萧红独自面对债台高筑的生活，就非常不厚道、没担当了。

纵观萧红和汪恩甲的情感纠葛，想必她不知道一个道理：千万别跟自己曾经抛弃过的男人在一起。嫌弃不一定会抛弃，但抛弃究其根源不外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的嫌弃。而嫌弃，伤人至深。若汪恩甲不是有意弃萧红于不顾，这段感情里，或许没有谁亏欠于谁。

身怀六甲的萧红徒劳地等待着一去不返的汪恩甲，因欠债过多而遭旅馆老板软禁，被威胁若不在期限日期内还款，就只能沦为妓女，以身相抵。萧红万般无奈，只得给《国际协报》编辑部寄去一封求助信。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情，该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派萧军前去查探虚实。

萧军，辽宁锦州人，原名刘鸿霖，曾用笔名酡颜三郎、田军等，当时是《国际协报》的自由撰稿人。萧军这个笔名是之后和萧红同甘苦共患难时取的，联合起来意为“小小红军”。

萧红在东兴顺旅馆找到了萧红，在知道了她真实的处境后，萧军同情之余，对这个同样爱好文学的落难女子心生了好感，他开始设法拯救萧红。1932年的夏季，暴雨席卷了整个哈尔滨，松花江决堤，萧军趁着自然灾害导致的混乱，救出被困在旅馆的萧红，然后，两人开始同居。

其实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人人都陷于危难之中自身难保，维持温饱尚且不易，更别提偿还巨额债务了。可是话又说回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旅店老板以卖身相逼的确不近人情，然而他并没有敲诈萧红，他讨要的，本就是他该得的。

尽管萧军四处奔走辛劳，仍摆脱不了捉襟见肘的窘困生活，萧红产下一女后，因无力抚养将其送人。1933年元旦，《国际协报》上发表了萧红的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从此她步入文坛，从事写作。

1933年10月，萧红与萧军联合出版的散文集《跋涉》，由于涉及政治敏感内容，被特务机关怀疑，人身自由和安全遭受一定控制与威胁。

1934年6月，二人被迫逃离哈尔滨，来到青岛，萧红在这里完成了她的著作之一《生死场》后，将作品寄给鲁迅，得到了鲁迅的赞许和赏识。同年11月，二萧来到上海，与鲁迅见面，并经鲁迅介绍结识茅盾、叶紫、聂绀弩等人。

在鲁迅的推荐和帮助下，萧军的重要作品《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相继出版，轰动文坛，二人在文学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上海的生活逐渐稳定，二萧之间的感情却不再安稳了。萧军性格粗犷强势，时常伤害萧红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加上生活、文学方面的各种分歧，导致争执不断。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许多夫妻或恋人患难之际情深意浓，享福之日反而互不相让。因为患难时面临的是外界所带来的困扰，两个人会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外部矛盾。外部矛盾得到缓和，日子相对舒坦了，两人的注意力就会从外界转移到对方身上，这时候以前不曾留心过的问题逐渐显现，内部矛盾开始激化，摩擦自然而生。

1936年7月16日，萧红为排忧解虑和修补两人感情裂痕，决定离开上海旅居日本。同年10月，待萧红如亲人般温暖的鲁迅病逝；萧军不仅与他人有了私情，更与二萧共同的朋友走到了一起……离开本是为了失而复得，怎料到这一走，却失去的更多！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在接受了萧军的背叛后，仍然与之共同生活。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萧红似乎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她与家族决裂，远走他乡，情感上唯一亲密无间的人，只有萧军。她不愿放手，似乎如果再失去他，她将一无所有。

可是萧红不愿放手，却也无法原谅，她开始把跟萧军唱反调当作一件乐事，常常激怒他，后果便是遭到一顿殴打。抗日战争爆发后，萧红和萧军逃到武汉，与青年诗人蒋锡金同住在其窄小的寓所里。不久，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

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属于左联作家。与二萧同为东北人，却不似萧军般不拘小节粗犷霸道，不仅衣着时尚，为人也较谦和文静。每当二萧争执不下，端木总是会站在萧红这边，平时对萧红的赞赏也溢于言表，所以萧红对他有所好感，都在意料和情理之中。

当一个人对你十分不好时，若有人对你稍微好一点，或哪怕仅仅是尊重你，也会让人万分感激。端木蕻良的出现，对萧红而言，某种意义上说，算是一种拯救。不过这种拯救只能是暂时性的。萧红总是把自己的幸福寄托于别人身上，却忘了最可靠最长久的，是自我救赎。无论如何，端木蕻良给过萧红那么一段美好的日子，就像曾经萧军也曾给过她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