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简约风

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康熙帝思绪万千，几十日来，深入草原，每日只食一餐，只是为了击败噶尔丹。虽然辛苦些，可胜利到来时，一切辛苦也值得。再说，蒙古各部王公进献上来的羊肉，那种美味，就是宫廷中的羊肉也不能相提并论。想到此处，康熙帝自嘲一笑：“朕素来饮食简单，哪会在乎这些？”

帝王之中，多有崇尚烦琐礼仪、奢华饮食者，如唐明皇、乾隆帝，但也有崇尚简约者，如宋仁宗、康熙帝。康熙帝对于吃，不是特别讲究，他早上不吃早点，不喝早茶，午餐也比较简单。他曾道：“朕每食仅一味，食鸡则鸡，食羊则羊，不食兼味，余以赏人。”

康熙帝喜欢吃些酱小菜，在出征时，他给宫中写信：“前者进来的王瓜（黄瓜）甚好，以后每报必须带来。萝卜、茄子也带来。”年迈之后，康熙喜欢食粥，因牙齿不好，一般脆硬酱菜无法咀嚼，御膳房就用煮烂的芥菜疙瘩为他佐餐。后来宫廷的这种制作方法传到民间，便成了天源酱园的招牌酱菜。

康熙帝的简约，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他少时丧父，处于鳌拜等权臣的掌控下，他每日里所思所想，不外是掌握权力。拿下鳌拜等权臣后，他又忙于平定三藩，还要应对西北的乱局，考虑收复台湾，他无心无暇去享受奢华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他拿下鳌拜后，特意嘱咐不要亏待了他，要保证鳌拜每日的肉食供应。满人爱吃肉，打下江山的老臣，哪怕后来跋扈了，也不可亏待。

康熙帝曾巡游江南、东巡盛京、三征噶尔丹，民间留下了诸多与康熙帝相关的美食传说，如羊杂、玉米粥、臭豆腐、窝窝头、锦州小菜、盐豆子之类。这些传说情节基本雷同，康熙帝微服私访，途中腹饥，饥不择食时，有人献来食物。康熙帝大口地吃起了窝窝头、臭豆腐、玉米粥，再回宫时，面对山珍海味，他已无兴趣。最终，这些寻常的小吃，由于康熙帝的喜爱，成为贡品。

传说只是传说，康熙帝不会在途中饿得没东西吃，也绝不会微服私访。对于微服私访，康熙帝曾说：“又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乃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康熙帝有着发达的情报系统，通过各地的密奏，他清晰地把握着天下的动向，根本不需要如宋太祖、明太祖那样微服出行，然后故意泄露身份，以震慑臣子。

对于饮酒，康熙帝有自己的看法。南巡至山东德州府时，他曾命侍卫传旨：“朕平生不好酒，未能饮一斤，总是不用。”中年之前，康熙帝就是偶尔饮酒，也偏向养生的绍兴黄酒。中年之后，康熙帝被各种琐事缠身，后来传教士罗德先用法国葡萄酒止住了他的心悸症。此后康熙帝长期饮用进口的西洋葡萄酒。康熙帝曾给内务府下过一道独特命令，以后如果西洋人进贡的物品，“雇包程骡子，星夜送来，不可误了时刻”。这其中，包含了康熙帝对葡萄酒的热爱。

康熙帝多次巡游江南，对江南的物产，如鲥鱼、冬笋、火腿、茶叶、腐乳、卤蛋、糟鹅蛋、卤菜、茭白等物很是喜欢。新鲜的食材，哪怕是最便宜的蔬菜，也比宫中的大块猪肉吃起来舒坦。康熙帝南巡，游至松江佘山，恰逢春笋初发，当地以东佘山所产的竹笋制成菜肴进献。康熙吃后只觉齿颊留芳，赞不绝口，此后佘山竹笋身价陡增。对于康熙帝喜欢的东西，亲信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等人，会不时加以进贡。后来有臣子上奏，指责江南的鲥鱼之贡劳民伤财，康熙帝不好意思再让进贡，就下令停止了。

康熙帝曾云：“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当年出师塞外，日食一餐。”日食一餐，说的是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时的饮食安排。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得到报告，大敌噶尔丹仍然停留在巴颜乌兰（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遂决定御驾亲征。五月十三日，清军西路军赶到昭莫多，切断噶尔丹退路，歼灭其主力，噶尔丹带领数骑逃脱。五月十八日，率领中军的康熙，得到西路军捷报后，先是默默祷告，感谢上天庇护；又设置香案，领了诸皇子及群臣行大礼。获胜之后的康熙，感慨万千：“朕不怀安逸，不恃尊崇，与军士同菲食，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为此而行。”

取胜之后，康熙心情大好。十一月月底，康熙帝将黄河及草原上的各种美食寄回京城。黄河岸边驻扎时，他亲自操刀宰羊煮羊。煮法很简单，将羊肉扔入白水中煮熟。他在给太后的信中写道：“此处喀尔喀所产羊，或系水土之故，甚厚，朕亲用水烹熟。因候冻河闲暇无事，亲手执刀去其骨，置匣中驰送可恭进皇太后。”在鄂尔多斯，康熙帝发现此地黄河石花鱼甚多，口感极肥美。只是皇太后不喜欢吃大鱼，故而没有送回京师。康熙帝打猎时，“获肥雉三十，乳酥一匣，献皇太后”。康熙帝发现，肥雉口感极佳，只是要多送回京师，要累死很多驿马，故不多送。康熙帝出征途中，京师将各种物资送到前方，其中包括大量辽东特产。康熙帝特意指示后方，不要再送盛京所产之物，朕此处各种食物皆有。不过康熙帝也提出要求，送鹿尾、鹿舌各五十，鳜鱼、鲫鱼、赭鲁鱼少许，至于野雉就不要送来了，此地多而且肥。面食类也不要送来了，宁夏所产面食极佳，胜过宫中御用。

到了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六日，康熙帝再次领兵亲征，至宁夏指挥作战。三月二十六日，康熙帝抵达宁夏。四月十五日，康熙帝接到报告，噶尔丹于闰三月十三日服毒自杀。五月十六日，康熙帝凯旋，持续了十年的征战告终。

在征途中，他陆续给宫中写信，描述了自己的生活。二月二十八日，到保德州（时隶属山西省太原府），驻于黄河边上。在黄河上，康熙帝亲自乘小船打鱼，“河内全是石花鱼。其味鲜美，书不能尽，吃食皆有，唯白面最好”。康熙帝对捕鱼充满了兴趣，他能熟练地撒出各种渔网。在京师时，他就常到京外不远的河里亲自捕鱼。来到黄河边上，哪能不撒网。

三月初四，康熙帝写道：“西巡今到山西、陕西，二千余里。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之石水之地都走过，总不如南方之秀气。一路饮食甚裕，食物亦好，白面更多。”此时噶尔丹已是走投无路，康熙帝也认为，其灭亡只在早晚之间，故而格外放松。康熙帝在陕西神木得了些本地土物、点心，将其中的“神木白面一匣，送到延禧宫、翊坤宫去，看看笑笑”。可见康熙帝对于陕西、山西的面有良好印象。

民间传说，康熙路过甘肃泾川时，地方官将民间蒸制的罐罐蒸馍献上，康熙帝品尝后赞曰“天下扶麦之麦在泾州矣”，将其定为贡品，岁岁朝贡。因其形状如上粗下细的坛罐，所以被当地人称之为罐罐蒸馍。泾川在陇东以东、关中以西，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适宜小麦生长，和出来的面有劲道，馍蒸出来口感也好。三月初七，哈密地方头领额尔都拉，将擒获的噶尔丹小儿子送来，同时献上了哈密土产晒干甜瓜。康熙帝吃了以后，认为“其味甚美”，下令将晒干甜瓜，送回京师，给后宫的妃子品尝。康熙帝还特意交代了吃法：“先用凉水或热水洗净，后用热水泡片时，不拘冷热，皆可食得。其味像鲜瓜，水似桃干蜜水。”

平定噶尔丹之后，立下功劳的额尔都拉被召入京觐见。额尔都拉特意挑选了上等的晒干甜瓜，一路携带入京，献给皇帝。康熙帝再食此瓜，很是高兴，云：“哈密是甜瓜产地，此瓜就叫哈密瓜吧。”此后哈密瓜成了宫廷贡品，“味甘如饴，常年配充贡物”。到了光绪年间，光绪帝体恤从哈密一路进贡，路途遥远，运输维艰，停止了哈密瓜的进贡。

来华的传教士观察了中国老百姓的饮食，也观察了康熙帝的饮食。康熙帝对传教士十分敬重，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药物治愈了大量病人，其中不少是朝中大臣，还有一个是康熙帝的驸马。这些传教士在康熙帝身边，教授他各种知识，也得以与皇帝亲密接触。传教士白晋观察到，康熙帝的皇室开支超过欧洲最奢华的宫廷，因为他供养着为数众多的官员和无数依赖宫廷生活的人。他个人倒是恬淡朴素的。他的餐桌符合一位伟大君主的身份，桌上按照中国的理念，摆满了金银餐具。除了循例供奉的东西外，他毫无奢求。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过丝毫奢靡。南怀仁曾被请到宫中担任康熙的教师。康熙帝对他极为信任，据南怀仁记载：“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书并加以介绍。他常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一些精美的肉。”法国传教士张诚曾陪康熙帝吃过饭，据他记载，皇帝赏赐的食物有：“堆成金字塔形的冷肉，用肉冻、豆芽、菜花、菜心拼成的冷盘。”

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传教士张诚随同康熙帝出关外，参加多伦会盟，对于途中康熙帝的饮食，多有记录。狩猎途中，康熙帝饮用一种解乏酒，名叫“寿绵”，以土耳其谷或小米加糖水和匀，捣制而成。他还命令将同样的酒，送给儿子和两个驸马，及宫廷大臣和其他官员。在招待喀尔喀蒙古各部首领时，桌子上盛放的食物摆成三层或四层，最下层是发面做的食品、甜食和干果，最上层是大盘煮的或烧的牛肉、羊肉、鹿肉，但都是凉的。有的盘子盛着若干牛腿肉，其他盘子盛着去掉头肩腿的全羊，所有食物都用白布盖着。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曾下令，宫中不得食用牛肉、驴肉、马肉，以保护生产资源。在招待蒙古王公时，却大量使用牛肉，也是变通之举。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一月三日，俄国使者抵达北京，他们于去年三月三日从莫斯科出发，走了将近两年，方才抵达中国。在欢迎宴会上，俄国使者看到，康熙帝的膳桌上摆着冷菜、水果和甜点心，盛在盖着黄缎苫布的银碟里。康熙帝亲自赐给俄国使者烤鹅、乳猪、肥羊肉，又赐给他几碟水果和盛在碗里的一种饮料。俄国使者认为这饮料看起来像是豆角汤。这次会面，张诚神父作为翻译，康熙帝向他详细询问了俄国使者途中的经历。在询问了欧洲列强的情况之后，康熙帝命人端上一只金碗，盛有用马奶酿的白酒。俄国使者呷了一口之后，宴会结束。俄国使者观察到，康熙帝年约五十岁，中等身材，仪表令人肃然起敬，有一对黑色大眼睛，鼻子隆起、略歪，垂着黑色髭须，脸上有麻点。康熙帝又陆续招待了俄国人几次。餐桌上有大茶碗，里面盛着茶和各种果仁，还有把小铁勺，用来吃果仁，茶味芬芳。桌子上有各种热菜，切成小块的肉堆成小山。接着上汤，满满六碗，各不相同，味道鲜美，其中有肉末儿和鱼，随后是可口的点心。宴会将结束时，用小瓷碗上了糖渍水果，有葡萄、柠檬、桃仁、栗子、香果等甜食。使团临行之前，康熙帝将菜肴赐到了他们的住地，菜肴有：烧鹅、鸡、蛋及各种热菜，还有葡萄、苹果、梨、核桃、栗子、柠檬、橘子等。

俄国使者对中国丰盛的食物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一一加以记载。欧洲的思想家孟德斯鸠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与欧洲国家的食物做了生动比较。他指出，欧洲人大多以肉食为主，谷物的消费量大大低于中国人。但是，饲养提供肉类的牲畜需要大片草场。同样面积的土地，在中国用来种植水稻，可以供给大量人口之需；而在欧洲用来放牧，则只能供给较少的人口生存之需。所以，欧洲国家的人口较少。人口少则生计较易维持，即使遇到灾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只是有所降低而已，不会出现饿殍遍地的惨状。

中国则不然，灾荒的后果不仅立即显现出来，而且极为严重，它会造成社会动乱，直接威胁王朝的存亡和君主的生命安全。中国几乎年年都有局部地区的灾荒，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皇帝时刻面临着灾民铤而走险的可能性。为了防患于未然，统治者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宽和的措施，以免自己江山不保。

这些措施除了重视以道德教化百姓，皇帝以身作则，设立御史监察制度之外，还包括鼓励百姓辛勤劳作，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甚至免除受灾地区的税收等等。总之，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时时刻刻把维持太平放在重于一切的地位。孟德斯鸠就此写道：“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百姓服从安静，刻苦勤劳，前提是必须让他们吃饱饭，对此康熙帝深有感悟。

康熙帝很喜欢吃江南所产大米，曾道：“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对于每年的粮食产量及米价，康熙帝一直很关心。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得了疟疾，用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方才脱离险境。此年江淮一带遭遇旱灾，康熙帝在病中仍留意着各地的米价，希望灾情早日过去，江百姓早日吃上优质的大米。在康熙帝看来，一饮一食，才是国家的根本；统治者存在的意义，就是让百姓享受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