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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立三的“发疯”也有他的理由。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一星期后，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蒋介石从形式上获得全国统一，问鼎他权力的巅峰。

可惜好景不长，仅半年时间硝烟又起，1929年，“军阀重开战”。先是有3月的蒋桂战争，后有9月的张发奎联桂攻粤；10月，爆发蒋冯大战；12月，石友三、唐生智又同蒋介石翻脸；转年春上，阎锡山、冯玉祥再一次举起反蒋大旗，双方集结一百多万军队，磨刀霍霍，剑拔弩张，准备决战中原。

军阀争霸闹内讧，使在白色恐怖包围中的共产党绝处逢生、得以喘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发展迅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局面。到1930年3月，红军已有第一军至第十三军共十三个军，六万二千七百三十人，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二支枪，建立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洪湖及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大小十五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扩展到十二个省、几百个县。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这一时期初具雏形。

这时，隐蔽在上海的中央中央，由“胡公”掌实权。

“胡公”即周恩来。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出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和北伐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内很多人都认识他，为防止危险，周恩来就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外出时间也严格控制，一般外出都是在清晨5点至7点，晚上则在7点以后，并且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从不搭乘电车，也不去公共场合。因周恩来外出通常都装扮成商人，留起了一把大胡子，所以，内部人称“胡公”，对外则称“伍豪”。

周恩来的观点是“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就是“夺取群众”，而不是在广大范围内直接从事武装发动。恽代英是周恩来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一年，共产国际接连给中国共产党发来四封指示信，四封信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中国共产党着重反右。刚以“左倾盲动”的名义下了瞿秋白的权，弄到莫斯科坐冷板凳，怎么又要反右？纯属不明情况、不顾事实的瞎指挥。

周恩来没能抵挡住共产国际来信的影响，在1930年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发言说：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这四大口号是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

李立三的头脑却开始膨胀，在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在某几个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

两人都谈暴动，但在意思表达和实际行动上却有区别。

周恩来在实际行动上是冷静的，不赞成不顾一切地蛮干。在参加江苏省党代表大会时，他强调：“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

李立三却说得干脆：“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

3月初，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一下子松开了手脚，很快就把全国武装暴动从纸上提到行动日程上来。

曾担任过陈独秀秘书，后来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黄玠然回忆：

1930年春，李立三同志曾主张在南京举行暴动，那时周恩来同志尚未出国，曾与立三进行争论，制止了南京暴动，周恩来同志出国后，立三的盲动主义的主张，越来越强烈，代英同志当时是宣传部的秘书，我听说代英同志首先反对立三同志的盲动主义。他从当时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决反对立三同志的盲动主义观点，两人发生了严重分歧。对此，我极为关切。有次我去训练班，遇到了代英同志去讲课，我迫切地询问他与立三同志争论问题的内容。他严肃地批评立三同志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批评他不作阶级力量的对比，批评他违反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则，主观主义地要组织全国暴动，这是不可容许的盲动主义，这是儿戏，暴动，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代英说后，不胜气愤！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代英同志的发怒。当时我的水平不高，还劝他同志间的争论可以通过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代英同志说，这已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一场严重斗争的问题了。因为要上课，我们就没有再往下谈，我看到代英同志如此气愤，心中极为难受……由此可见，恽代英和李立三的矛盾在中央机关已是公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