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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的春天。

眼见国内蒋冯阎军阀大战在即，年轻气盛的李立三按捺不住心中燃烧的激情，认为全国范围内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现在已经具备了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幻想着“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李立三坐在上海云南路一座租来的房子里，坐镇指挥，发号施令，不断地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员，他便委任一名司令；某一地区有一二百人的队伍，他就颁发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番号；某一个同志新到国民党军队中任下级军官，他即命令他发动兵变。这个从没穿过军装打过仗的白面书生忘乎所以，纸上谈兵，使虚假的军事编制迅猛增长。

他左一个命令，右一个指示，今天指挥进攻这里，明天指挥占领那儿，自己忙得团团转，也把共产党各级领导和红军指挥员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为实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计划，李立三将刚刚恢复发展起来的白区党组织、青年团、工会、少共等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在他眼中形势一片大好，前途一片光明，他头脑里虚构的革命潮流似乎越来越高涨，他信心满满，幻想着能像苏联那样，克里姆林宫一声炮响，就能夺得全国政权。

李立三十足的狂热引起恽代英的深深忧虑，他觉得李立三这个总暴动方针无异于画饼充饥，并不靠谱。面对手握重兵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让弱小的革命武装和毫无军事训练的工人、学生在城市搞中心暴动无疑是以卵击石。那么在此之外是否还有第二条道路？他在痛苦地思考！

恰在此时，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成为点燃恽代英和李立三之间矛盾的导火索。虽然，大会在分析总形势时，恽代英也提出党的主要路线是要造成全省总暴动，但在制定省委具体任务时，却审时度势、留有余地。如：强调白区工作应利用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应深入与扩大土地革命；在加强厦门、福州、漳州城市工作的同时，强调健全闽西特委，建立闽北特委；特委工作重点是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红军中党的领导；闽西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南发展，而不是向敌人力量较强的广州方向发展等。

明眼人一看便知，恽代英的这些具体做法和李立三发动城市中心暴动的计划是背道而驰的。

福建省委还在报告中提出：“为加强省委的指导力量，恳请中央把恽代英同志留在福建工作，万望中央允许，电复为盼。”

可以想见李立三在见到福建省委会议报告时的情景，他勃然大怒。他在3月11日和4月14日两次给福建省委、军委写信，指责恽代英关于白区地下工作应采取灵活的合法斗争策略是“错误的”，在“关于兵运与红军的策略上更犯了错误”，强令福建省委“防止一切保守观念”，立即行动起来，实行全省总暴动，命令新建立起来的闽西六团红军“立即集中起来，建立红军第十二军”，向广州方向发展。

一个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个要催促实施全省总暴动。一个要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南发展；一个要命令要进军广州。

意见相左，剑拔弩张。

李立三决不能让恽代英留在福建，让他立即返回上海！

而恽代英则在厦门开完会后，去了朱毛创建的闽西苏区。他沿着秘密交通线，穿过崇山峻岭，踏上了闽西苏区的土地。正是这次闽西之行，使恽代英心中豁然敞亮，他更加坚定地认为，福建省委的报告没有错，当务之急不是什么进军广州，举行中心城市暴动，而是去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