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喻

语言用喻，其始极古。盖人类为求表达情意，始有语言，其有不易为对方所了解之处，乃利用彼所熟悉之同类事物以明之，即为喻矣。文字始于象形，而象形字不足以表达人类情意，乃更以指事会意等字应之；全部指事会意文字之创造，皆取喻也。自有文字以后，所有记载，无不有喻；后世辞章，更不待言。惟随时代之变迁，语言文字应用之增繁，喻之用法，亦多变焉。

考之我国古籍，三百篇之比兴，皆喻也。《文心雕龙·比兴篇》言“比显而兴隐”，又言“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是兴亡于汉后，后世即鲜效者。窃以兴亦比也，而为一较原始直朴之用法；或以二事联想可通，或以二语韵脚相谐，故比兴实无根本之差别。后世社会进化，取喻惟恐不明，故于以象征而启联想之兴法，即鲜运用。除《诗经》外，《尚书》、《论语》诸古籍中，用喻以明理者，亦颇不少。如《盘庚》告民以“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大诰》周公告民以“王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论语》中今亦引数例如下：“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观上可知譬喻乃语言文字中自然之用法，即《墨子》所谓“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文心》所谓“切类以指事”者也。

惟随社会之变迁，语言文辞之重要逐渐增加，故言者不仅求其所言之畅明，且欲听者之取信；如欲对方于其持论加以信仰，则于语言文字中加强切类指事之成分，自属重要。战国之时，纵横之士流行，百家之学竞起，其表现于语言文字上用喻之程度与重要，亦因之显著焉。《战国策·楚策一》张仪说楚王曰：“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韩非子·说难篇》云：“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佚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从人饰辩虚辞，以取所说者之心，一朝听从，即可驾车纳爵，猎取富贵；则于言辞之方法，自不能不考究之。故《荀子·非相篇》言“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墨经·小取篇》以譬侔援推为四种辩法。《淮南子·要略》云：“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则不知精微。”《说苑·善说篇》云：“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可知譬喻实为当时从人普通运用之方法。今略举一二实例于下：

《战国策·魏策二》:“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之者众，则子必危矣。”

《齐策一》:“靖国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国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国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君有于此。客曰，鄙人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夫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

此种事例，俯拾皆是。观其取绝对相似之事类以取喻，其意义已不尽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为取为例证以明其言之必真。此理在听者并非不知，而为不尽相信；故言者取喻，并非为解释此理，而为举例证明以使其必信此理。此较用喻之最初意义，已显有不同；而其影响亦不仅只为从人仕者之言辞。今试录战国诸子学说中之用喻者各一二条，此考察之。

《墨子·兼爱下》:“设以为二士，使其一士者执别，使其一士者执兼。……然即敢问今有平原广野于此，被甲婴胄将往战，死生之权，未可识也；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往来及否，未可识也。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从也，家室奉承亲戚，提挈妻子，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友是乎？于别之友是乎？我以为当其如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之人，必寄托之于兼之友是也。此言而非兼，择即取兼，即此言行拂也。”《公孟篇》:“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祀，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滕文公下》:“孟子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此种用喻之处，书中极多。惟于《墨子》及《孟子》书中，其设喻仍以“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之用意较多。故于言喻之后，辄皆由喻以引起大段议论发择，使其所言之理，平切易晓；而于引喻为其理论证据之用意尚浅。当然此两种功用，亦只有程度之差别。用作解释之喻如确当不移，亦可为其理论之一例证；惟在用喻者之心理上，则只被用以解释事理而已。此观其文辞之排列，语气之轻重，及所取之喻在文中之地位，自可明了。今再引一二例以明之。

《荀子·非相篇》:“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无毛也，然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儒效篇》云：“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斫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

《管子·七法篇》:“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于象，而欲论才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不明于决塞，而欲欧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倍招而必拘之。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熏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心术上》:“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道不远而难极也。”

观以上诸例，可知喻在文中之地位与对所喻之关系，已更为深切。其所言之理与所取之喻，为一因果皆似之事类；其所言之为真实，有赖于所喻之为真实之证明；其关系颇似近代逻辑中所言之类比法。故喻在文中之地位，已不仅为喻其所不知，不仅为解释畅明，而为举喻以明其所言者有据，所举者必真。在前种情形，设喻乃为对方易解着想，故能解即为已足；在此种情形，举喻乃为人置信着想，其有怀疑者则必须并其所举之喻疑之。但喻多半为普通之常识，故用此可示其言之“殆无可疑”。此在战国前之典籍中，较为稀少；孟墨书中之设喻，尚不至过于加重意义。其运用乃一为时代之关系，一为各家学术本身之关系；至其普通一般之注重，则固为受当时社会及纵横之士之影响也。今试取庄子书阅之，其情形更为显著。即以首篇《逍遥游》为例，首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鹏……”为喻，于喻叙毕后，只结以“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然后大段述“尧让天下于许由”之喻，以喻圣人无名；“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之喻，以喻神人无功；末以大匏之匏落以喻至人无己。庄子于《寓言篇》中自言其表意之态度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实则重言巵言亦喻言也。史迁已云“周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属寓言也”。惟其用喻之方法，大抵皆开始叙述极长之故事，以为起喻；后始导出简短之一二语，以表本旨；后更取其他之喻以分别明此一二表意语。其方法颇似逻辑之推理，或几何学之证题；喻在此整个叙述程序中，有似结论之前提，或结论之证明。其所欲表之真意虽或不为人所置信，惟其所取之喻则固为常识所可接受者，引此以证彼，固无须喋喋正面叙述其理由也。喻之此种性质，表示为最明显者，莫若《韩非子》一书。其内、外储说诸篇，皆用喻以证其理之真者也。今引《内储说》上一条如下：

经一，“众端”参观。——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

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而迷”。故齐人见河伯，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

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而江乙之说荆俗也。嗣公欲治不治，故使有敌。

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

其言“经”者，以后有“传”详释所取诸喻之原委也。其余诸条皆用此同样组织，举一可明其余。观其立论方法，先以其所欲表之意，简书之为结论、命题，或定理之方式，不多加正面之释义，只用“其说在……”、“其患在……”两层以证明之；而两层下所举者，皆取喻之事类也。“其说”为本证，且名为“其说”，其意实似由此诸所喻之事类以归纳得之者；故如依照之，其结果亦必良好。“其患”者，如认“其说”所在之诸事实尚不尽可导出“其说”，如近世归纳法中所得命题之真，有赖于所依据事实之“完全”，但搜罗事实“完全”乃一不可能之事，故又另设反例以证之；故“其患”者，即其结论之反证也。喻之性质，与仅作解释者已异，其用纯在证明其立论之至当。

关于喻之此两种用法之不同，可用韩非书中《解老》、《喻老》两篇中所取之喻以明之。《解老篇》中虽多用说理之辞以阐其义，但亦有引喻者。今录二例于下：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何以论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题。”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术，婴众人之心，华焉殆矣。故曰：“道之华也。”尝试释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

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方弥大矣。凡法令更则利害易，利害易则民务变，民务变之谓变业。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观以上二段，可知其“解”注重于发挥其义，故引喻仅为使所解更易明了，所谓切类指事是也。故于引喻之后，仍以说理之辞以示其同类，而后始可得结论焉。《喻老篇》中用喻则与此异，今引一段于下，以资比较。

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喻老篇》中各段组织，皆大致与此相似，故无须多举。观此已知二篇中用喻之不同矣。《喻老篇》中多半仅举事项，下即以“故曰”直引老子原文，不另加解释发挥之辞，是此喻足以明老子之理也。老子五千言，言简意赅，今仅以喻明之，是老子之言，即《储说篇》之所谓“经”也；所举之喻，即《储说篇》之所谓“其说”也。故在《喻老篇》中，实不需另外之解释语句，有此“喻”已足为其立说之证据，与《解老篇》之发扬其义者异也。《解老》之意在使人明，《喻老》之意在使人信；故《解老》虽取喻而必解释比较之，《喻老》则明其遵此道者必成功，即为已足。此为喻之两种用法之不同也。

此两种用法虽并行不悖，但于战国前则多用前者。自从人大盛，百家之学纷起之时，立言者期得对方之信仰，故后者之用法因之而起。《文史通义·诗教上》云：“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肆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此段颇可说明言辞变化与时代之关系。喻之切类指事用法，只为文其言以达旨而已。喻之用作证据前提之法，则为敷张扬厉之辞焉。

汉代以后，百家罢黜，独尊儒术，故纵横之辞，影响甚微。所谓“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诗教上》），故喻之用作证据之法，即鲜用者。后代散文之发展，似受《孟子》一书之影响最大，此与学术思想有连带关系，但用喻则多偏于文言达旨之用。惟立言之著作虽衰，抒情之诗文则日渐发展，故喻之为用，关系仍甚重大。《文心·比兴篇》云：“且何谓之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此即指汉后文辞中喻之性质。飏言以切事者，即承文言达旨之一用法，重在喻之使明也。写物以附意者，乃指一般抒情诗文中之用法，重在喻之使感也。此二者犹有微别。喻之使明，贵在切至；喻之使感，则不妨“纤综比义，以敷其华”。盖后世之诗赋，其所受最大之影响，实为楚辞。王逸《离骚·序》所谓“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世；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者，实为后世辞章中用喻之祖。此种用法，并非说理使人明，而为抒情使人感也。乐府原于民间，内容多为抒情之作，故取喻亦以感人为主。达旨之喻，重在切事，故与所喻之事必须性质绝相类似；感人之喻，重在附意，故不妨“取类不常”。左思《三都赋·序》云：“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文心·比兴篇》言“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而“莫不纤综比兴，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凡此皆言诗文中喻之用作感人者也。《昭明文选》为后世辞章之祖，所选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准则，而此二语据朱佩弦先生研究，实即“善于用事，善于用比”之意（详朱先生所著“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北大文科研究所油印论文之九）。而“用事”“用比”皆喻也，可知文辞中用喻之重要矣。魏晋以下，诗文之作日多，清谈之风转炽，故用喻尤为一般所重视。今摘引数例于下：

诸葛亮《前出师表》:“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文心·书记篇》:“刘廙谢恩，喻切以至。”

《吴志卷三注》引干宝《晋纪》:“（纪）陟（弘）璆奉使如魏……晋文王飨之，百僚毕会。……又同吴之戍备几何？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对曰，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寒，其护风寒，亦数处耳。文王善之，厚为之礼。”裴注附云：“臣松之以为人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防护风寒，岂为数处？取譬若此，未足称能。若曰，譬如金城万雉。所急防者四门而已；方陟此对，不犹愈乎？”

《世说新语·文学篇》:“殷中军（浩）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导）为之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晋书》艺术传《王嘉传》:“王嘉字子祥……潜隐于终南山……问其当世事者，皆随问而对。好为譬喻，状如戏调。”

凡此皆为言谈说理之用，故皆用喻以达旨，飏言以切事者也。《抱朴子》有《博喻篇》，亦此用法。其取喻务须切合相类，盖重在“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仍为使人明之用法也。至于辞章中之用喻，则与此不同。挚虞《流别》言赋“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陆机《文赋》言“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萧统《文选序》言“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此皆可证辞章中之用喻，以附作者之意为主。诗文既主抒情，则喻之作用自为缘情以感人，非说理以达旨也。故《诗品》论颜延年诗为“情喻渊深”，谢灵运诗为“故尚巧似”，皆指作品中之用喻而言。《文心·物色篇》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形似即指用喻；言“近代以来”，即明辞章中之用喻，与昔日切类指事者有以异也。明理者以切至为贵，抒情者以形似为宗；二者虽不相悖，但亦不尽同。盖一重在切事，而一重在附意也。可知即由用喻之变化中，亦可窥语言文学进展之一面。后世诗文中之用喻，虽“比体云构，纷纭杂遝”。要皆不外此二义耳。

（原载1942年11月《国文月刊》第28、29、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