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论的发展

一

《文心雕龙·序志篇》云：“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这差不多把魏晋时期的文化作品都举出了。案中国先秦两汉，文学的作品虽然很多，但专门论文的篇章却是到魏晋才有的；在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上，魏晋都可以说是自觉时期。在以前，“三百篇”是经，《离骚》也可称经；议说是用作陈政的，辞赋是意在讽谏的，至使目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东西。即使主张存文的，也不过用它来“载人之行，传人之名”，或“宗经明道”罢了；真正就文学本身来讨论批评的文字，除在子史专书中勉强可以摘出几条零碎的句子外，整篇的文论是没有的。到了魏晋，无论就文论之肇始说，或文学观念的比较独立说，都和以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也促进了当时的作品发达，开了以后沈思翰藻之美的文学的先声，这是不能不注意的。但文论为甚么会特别在这个时期兴起和发展呢？这我们可以分“文”和“论”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是“文”底发展影响了和引起了“论”底发展；一方面是“论底发展之所以要以“文”来为它底议论的题材和对象。

东汉以来经学的烦琐衰落，逐渐使人对传统的学术主流发生了怀疑，于是自然影响到向新的方向底发展。《后汉书·儒林传论》云：“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在政治黑暗的时候，才智之士对于传统的学术最易发生不满；何况儒术本身的确也已沈陨不堪了呢！这“通人”即王充《论衡·超奇篇》所谓“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的通人。同篇又云：“采缀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这是当时的一般观念，儒生的地位仅只胜过俗人，比不上“中智以下”而博览古今的通人的。学者的标准应该要像鸿儒那样“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这就是由儒学的衰弱而影响到文学发展的很好说明。《论衡·佚文篇》云：“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古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这种重视著作的态度，在经学昌盛，述而不作的风气下，是不会产生的。所以魏晋人的经解如杜氏《左传》，范宁《穀梁》，其精神皆与汉人专研求于章句训诂者不同；而重文也是其中不同的一点。当然，王充所言之“文”还是广义的，鸿儒实际上是指立一家之言的子家，而文人也只是指如陈琳、阮瑀之擅长章表书记的一流人物；但王充确乎可以代表由汉到魏晋的一个过渡人物。《论衡·超奇篇》又云：“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论衡·佚文篇》云：“玩扬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扬雄、桓谭都是不满意传统经学的人，由此而逐渐引导至重视著作和重文的趋势，就已开了魏晋文学和文论的先导。

汉末社会的混乱局面，使得士人们避难不暇，自然也就顾不到如班固所言之“劝以官禄”的“利禄之途”了。皓首穷经已经没有了出路，自然须更弦易辙地另求适应。曹操用人唯才，开口就是“方今收揽英雄之际”，有名的魏武三诏令，其精神完全是反传统的。只要有才，绝不问原来出身和以往的行为。《魏志·荀彧传》注引《典略》云：“彧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问彧：‘以君当事，不以某为议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到魏文帝九品官人之法行后，仕进者如有声誉，即可铨得高品，并不以通经为限；利禄之途一塞，学风自然也随着改变。在当时如欲仕进，必须自己富有声望，才可仕进顺利；因此便影响到一般的士风都着重于有所表现。当时盛论才性异同，其背景即在备政治上选人得才的实用。刘劭《人物志》研讨识鉴人物的征象原理，而其目的在“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人物志·流业篇》）。性是体，才是用，政治上的选人既注重在才的应用，士林自然也就注意于才的表现。而才之易于表现和易于为人所知的，“善属文”自然也是一端。《论衡·佚文篇》即云：“《易》曰圣人之情见于辞，文辞善恶，足以观才。”阮瑀、王粲等，很多都是因有文名而被征辟召用的。曹丕、曹植兄弟，皆爱好文章，一时侍从之士，几乎搜罗尽当时知名的文士了。《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云：“（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物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这一段文字很可以描绘出曹氏父子在当时收罗文士人才的情形；所以曹植《与杨德祖书》云：“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尽集兹国矣。”钟嵘《诗品序》亦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而魏文帝《典论论文》中之评述七子，也完全是一种领袖的态度。当时王粲、陈琳等著名文士皆侍立朝班，荣宠特加。文人名士们已取以前经师宿儒的地位而代之了。

魏晋时因了政权的争夺，名士间受到迫害的很多，孔融、嵇康都是例子。所以很多的人都趋于沈沦自晦的一途。东汉以来，士人的言谈著论，多与实际政治有关，现在却只好“未尝言及时事，口不臧否人物”了，这在情感上本来是很痛苦的事情；况且即使自甘遁世，有时也是不可能的呢！《世说新语·言语篇》云：“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君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晋书·刘殷传》云：“及齐王冏辅政，辟为大司马军谘祭酒。既至，谓殷曰：‘先王（攸）虚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圣应期，先王以至德辅世，既尧、舜为君，稷、契为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为不可迴之图，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惧斧钺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残反政，然圣迹稍粗，严威滋肃，殷若复尔，恐招华世之诛，故不敢不至也。'”治者以法绳人，至使人难以逃避，其结果无论仕进或隐晦，只有以慎言慎文为宗，以求不至引起政治上的猜疑和迫害。但人总是有感情思想的，何况这种不得已的沈沦和逃避本身，就是引起情感上忧郁和进发的因素呢！所以慎言的结果并不是闭口，只是言及玄远；慎文的结果也不是搁笔，只是语不及政；其结果就表现为这时期的玄学与文学。当时许多抒意咏怀的作品，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阮籍的诗，颜延之已说是“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陶渊明的《述酒》诗，到宋朝才有人懂得它有寄托。许多人都把政治上的不得志或情感上的苦闷寄托在诗文上面，因此作者就比较多了。社会情况和文学本身的发展都使文学的地位提高了，帝王提倡它，名士们重视它，而作者又多半是社会上地位官阶很高的人物；大家既都已认为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于是在他们生活交往的圈子里，自然会发生关于作者和文章优劣的言谈议论，从而引起文论的兴起和发展，也是当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