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如一日

虽然从没有刻意安排，但这一天总会有些与众不同。

凌晨，零点刚过，姐姐就发来短信：“三十岁了，祝你生日快乐，以后更快乐。”我马上回了短信：“一点都不快乐，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怕会引起她的进一步追问，我又加了一句：“谢谢你这么早就发来，睡吧。”她没有再回，但应该不会平静，她这么晚还不睡，就为了第一时间为我发来祝福，却得到了这样消极的回馈。也许我不该这么直白。

那一刻，我确实不快乐，我躺在床上，大睁着双眼，迟迟不肯睡去。事实上，几乎每一晚我都不想睡，我想尽量延长每一天，不想轻易结束它，哪怕毫无作为。因为一旦睡过去，我就什么都做不成，连梦都留不下。

何去何从，是我直到三十岁这一天，仍然没有想通的问题。

我熄掉所有的灯，但熄不掉心里这个巨大的疑惑。我执拗地躺在黑暗中，似乎一定要得到某个确切的答案，直到最终陷入睡眠的深渊。始于睡，终于睡，这是每一天的宿命，也是漫长人生的最好的隐喻。

早晨七点刚过，我被一条短信吵醒，是吉普发来的，“猪你生日快乐”，后面加一个笑脸。她好像总是这样快乐，快乐得无拘无束没心没肺。我和她的生日是同一天，还有几个朋友也都是射手座的，本来打算约了一起过生日的，我还嚷着要成立一个乐队，名字就叫“射击队”，她弹钢琴我弹吉他，但我总是爽约，她们的每次活动我都缺席，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眯着眼看了一眼她的短信，虽然睡得糊涂，但我马上就想好了一条回信，只是懒得动手发，翻个身，又睡着了。其间，杨旭又发来短信，告诉我华东政法大学的地址和路线，叫我快到时联系她。我闭着眼给她回了一个“好”。

一觉睡到九点多，外面大片的阳光堵着窗帘，让我不好意思再睡。我从枕头下掏出手机，给吉普回信：“谢谢，野猪你生日快乐。”也加个笑脸。刚按了发送，手机响起来，是某个部门的领导打来的。这个世界上最讨厌而又最难免的事之一，大概就是一大早接到领导电话。我没接，等铃声响过，穿衣起床，打开窗户，把室外的车辆喧嚣声放进来，再给领导打回去。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周末有一次外出考察，领导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我说我不想去。我确实太不想去了，连借口都没来得及找一个就回绝了。领导也没强求，挂了电话。

我打了强生出租公司的叫车电话，订了十点三刻的车。下午的讲座一点开始，时间应该绰绰有余，我甚至可以在出发前练一会儿琴。

这一天是2008年12月12日，我的三十岁生日。

洗漱完毕，手机又响，是成都的号码。我接起来，原来是穆冬青。她得知我12月24号又要去都江堰，非常高兴，希望能带志愿者去我们工作的安置点去参观学习。冬青是我在四川德阳研讨会上认识的朋友，她本是成都白领，震后去做志愿者，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我们虽然相识匆忙，但一见如故。她在电话里嘱咐我，这次去成都，一定要送一本我的书给她，我说：“什么书？”她说：“《阑尾》啊!”我还以为她说的是社工的书，因为我不记得曾经向她提过小说的事，不过，我还是答应了她。

如果我告诉她今天是我的生日，她会说什么？祝你生日快乐？没有如果，因为我不会告诉她。

出租车提前到了，我匆忙收拾东西下了楼。司机听说我要去松江大学城，建议走沪杭高速，但杨旭的短信里叫我走A9，到赵巷下。我把路线告诉司机，司机也没异议，车子飞速上了高架。

我想从包里拿《南方周末》，却意外看到了羊红给我的信，装在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夹在一堆文件材料中。这封信辗转多人，耗费多时，终于送到我的手里，但我竟一直没有看。从浦东到松江大学城要接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足够我来消化这封长信了。我丢了报纸，从信封里抽出那一叠厚厚的稿纸。

羊红，又一个我不能忘记的名字。我们在都江堰的街头“捡”回了她，这个四处流浪的女孩，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惨痛身世。这个繁华世界的孤儿，这个残酷世界里幸存的野孩子，用她质朴的、满是错别字的文字，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从出生到现在。一页页看下来，触目惊心。在信的最后，她写到：“姬导，对不起让你失望了，看了我的经历，你也认为我很坏对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想好好生活，可是……(略去部分)我也是逼迫无奈啊，希望你看了之后不会不理(我)了。现在的我一定会改掉所有的坏毛病，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坐在出租车里，外面是飞速后退的A9高速，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离开都江堰的前一晚，社工们为我和松松送行，大家都有些动情，羊红也来了，我们轮流送她一句话，她当时坐我身边，我握着她的手说：“羊红，在我心目中，你就像一只虽然脸上和头发上沾染了灰尘，内心却仍旧纯洁的羔羊。”我没有说的是：这个世界并不美好，甚至找不到一个哪怕简陋、但至少可以栖身的羊圈。

在这封信的开头，羊红写下了这样一个标题：我是谁？

半个月前我去江西参加社工教育协会年会，顺便爬了趟庐山，在石门涧，我看到了一块圆润的巨石，静静躺在陡峭的悬崖边，上面刻了三个大字：我是谁？

三个月前我在都江堰，为完成我的大学老师高鉴国教授的约稿，我写了一篇文章《歧路问远方》，在这篇讲述个人经历的文章中间，我用到了这样一个标题：我是谁？

这并非完全巧合。

半个月后我将重返都江堰，我会再见到羊红，见到她头发乱蓬蓬的、灰头土脸的样子，如果我告诉她，我在三十岁生日的那天看了她的长信，告诉她我在三十岁的时候也在和她思考同一个问题、并且也没有想出答案，那么，她会怎么说？

看信的时候，我感觉有些段落跳跃性很大，好像漏掉了一些内容，开始我把这归结为羊红的叙述不连贯，但当我来回翻弄信时才发现，这些稿纸的正反两面都有字，而我竟然只看了正面!也就是说，我是看一页、跳一页，断断续续看完了这封信。我赶紧把信翻到前面，把刚才错过的背面内容看了一遍。让我感觉奇怪的是，除了个别字句和细节的连接更通畅外，羊红的自传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多出一倍。

人生真的可以这样大段大段地跳跃和省略吗？

出租车下了高速，我收到我妈发来的短信，没有标点一气呵成，“姬中宪三十周岁了我第一次称呼你大名意味着长大了快给我找儿媳妇祝你生日快乐”。我不能像回我姐的短信那样回她，即使打字，我也要打出一个笑脸。我回她：“呵呵，好的，谢谢妈。”

12点到了华东政法大学，好像到了一处世外桃源，开阔，安静，阳光充沛，欧式的校园建筑，典雅而不陈旧，放眼望去，只有红墙绿水，看不到几个人，一脚踏上校园，让人有种懒洋洋的不真实的感觉。在这里待久了的人，真是不愿再回到那个拥挤肮脏的城市。

杨旭在财务室排队报销，不能到校门口接我，我找到她，等她办好，一起去教工食堂吃饭。她是我研究生时的师妹，现在是华政社工系的老师，南昌开会时遇到她，她就说要请我来给学生讲座，我就随便答应着，没想到她真请了，而我也真来了。

吃饭的时候姐姐打来电话，果然，她凌晨收到我的消息后就一直很担心，以为我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上午就打过一个电话，我当时在车上没听到，现在又打过来询问。电话里我也不便说什么，只说没事，她知道我在外面不方便，就说晚点再联系，挂了电话。我和杨旭吃完午饭，来到汇贤楼的阶梯教室。

学生们非常认真，事先做了海报，正忙着往门上张贴，上面光我的头衔就印了六七行，占去半张海报。讲座的题目是“社会工作的昨天和明天”，我不是特别满意这个名字，两天前杨旭来短信问我题目，我那时从没想过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备课，就顺手回了一个“假若明天来临”，是一个外国畅销小说兼电视剧的名字。杨旭回我：“大作家，文学性是不是太强了？我怕学生理解不了，要不换个和社会工作相关的？”我就回了这个题目。现在，这题目被印在海报上，粗大的笔画显得有些虚张声势，像一件既定的事实。本来我想随便讲讲的，现在倒好像成了命题作文。

已经来了一些学生，一眼望过去，全是稚嫩的脸孔和羞涩躲闪的目光。听杨旭讲，大三学生今天有其他活动，大四都实习去了，所以今天主要以大一、大二学生为主，而大一学生基本都是九零后了。大一，一个亲切又遥远的词，我已经离开它12年了。12年一个轮回，今天我又回来了。

周三是学生最忙的时候，因为学校规定这一天老师必须来学校，所以很多课程和活动都安排在这一天。大学搬到郊区，改变了整个校园的生物钟，扰乱了这群师生们原本安定的生态系统，让所有人都忙于赶路。老师如果要来学校，就要把一天中的至少4个小时耗费在路上，学生们没有时间和老师深入交流，老师一下课就要跑，错过了班车就回不了家。学生们也抱怨，进一趟城就像出一次差，一个南京的学生对我说，上海到南京2个小时，但他要从学校去上海火车站，2个小时还到不了。这是很多大学的普遍现状，日益官僚化、市场化的高校，跟在一群官员和商人的屁股后面，争先恐后地扎进了圈地运动的大潮中，没有人把老师和学生的时间算作成本。漫长的A9高速公路，不是靠几部班车就能缩短的，大学和社会之间原本就太大的距离，再一次被人为地拉大了。

讲座原定下午一点钟开始，但大二的学生结束上一档活动时已经十二点三刻，还要吃午饭，所以下午的讲座肯定要推迟。而且，下午三点还有另一档活动，结束后学生还要在五点半之前赶到上海政法大学，去参加一天里的第四场活动。杨旭向我道歉，说没安排好，我倒没什么，正好借前面的时间和学生们随便聊聊，只是感叹这些赶场子的学生们，太累了。

从交谈中得知，社工系学生成立了自己的社工协会，这次讲座就是他们组织的。我说：你们是社工协会的，我也是社工协会的，难怪看你们这么亲切。他们都笑，一直在教室内外来回张罗的一个女生就说：可不敢和你们比，你是大协会，我们是小协会。我问她，那你们协会有多少会员？她说目前有60多名，我说我们协会刚成立的时候，还没你们会员多呢。他们又笑，显然不相信。这位女生是协会的会长，还有刚才贴海报的一个男生，是协会的副会长，我说今天我来你们协会，下次请你们去我们协会，他们又笑。他们太爱笑了。

会长先开场介绍，说我的头衔太多了，都不知道怎么介绍我，我上了讲台，先向他们表示了感谢，我说：“我也不是第一次来大学讲课了，但像今天这样专门做了海报并且把我的头衔收集得这么齐，还是第一次，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有了协会，就是不一样。”大家又笑了，讲座就这样在一片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根据题目，讲座主要分两部分，也就是昨天和明天，所谓昨天是指我的昨天，主要讲我如何进入社工专业、学习专业以及如何进入社工行业、如何创业等个人经历；而所谓明天，是指这些大学生的明天，以及要为明天做哪些准备。从1996年考大学，到2008年，12年的经历，数不清的细节和感触，足够我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学生们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我的昨天，也许就是你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