绢笠町忆往

绢笠町忆往。

写下了这个题目，我自己好笑起来了，可别蒙骗读者呀！绢笠町对你，究竟有多少往事可供回忆嘛？那么，我就换一种解释，我是说我要回忆前往绢笠町的那回事儿。

听说大阪人是财大气粗的那种人，他们一向瞧不起东京人的小气。因此，当我想到大阪人的时候，总想象成他们是“好酒大碗筛上来”的那种神态。又想象他们说的话，也缺少了东京人那种一句话后面跟着一串客套的礼貌。这种情形也往往会使我拿北京旗人和山东老粗儿来作对比。

大阪离东京有五百多里地，东海道新干线的火车，自东京新桥车站开出，只要四小时就到了新大阪站，这还是1965年10月以前我去的时候的事。10月以后，又缩短了一小时，只要三小时就从关东到了关西。交通的进步，真是可怕又可爱。

我计划到大阪一趟去看看的心情，有好几十年了（这个数字我并没有写错）。我去，并不是为了看财大气粗的大阪人，也不是要领略日本那句俗话“玩儿死东京，吃死大阪”的滋味。自从我知道我是出生在大阪的回生病院以后，我就总想着有一天我是会再来到这地方的。

我母亲回忆往事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如果她要赞美或形容某个地方、某件事情，总要先发出几声“啧啧”，才开始话题。这使我觉得很好笑，但是我总还是怂恿她说下去，虽然是一遍又一遍的老话，我们不知听过多少次了。她说：

“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大阪水多桥也多，回生病院的前面就是一座桥。过了桥，有一个公会堂，梅兰芳第一次到大阪唱戏，就在那儿。那年你正生病住在回生病院里。啧啧，晚上在病房里，打开窗户，隔着河，就可以听见那边传过来的锣鼓声了。啧！”

“还有呢？”

其实，还有的我都熟知了，但是让母亲来说，也是她的一种享受。所以母亲拢拢她的苍苍白发又说了：

“看护妇都跟你混熟了。”

“为什么？”

“总爱生病呀，一生病就是送到回生病院去住院，每次去，看护妇们就都一路喊着‘英子又来了’跑过来看你。”

你看，我想得出那个女婴，受着像公主一般的宠爱，难怪我要“忆往”了。

1965年8月底，我一路从早已秋高气爽的旧金山追着热浪回到东方来。我先在东京、京都转了几天，然后那天早上，我独自一个乘上早晨八点自东京开出的东海道线“光”号直达火车，十二点到达新大阪。新大阪到大阪，还得换乘一段车，好在为时不长，而且我在火车上已经买过一个便当吃了，算作我的晨午合餐。

下了车，我随着人潮往外涌，到这时为止，我不但对这个日本第二大城的地理环境的认识毫无准备工作，就是连我的出生地回生病院是在哪条街上都不知道。母亲既然屡次说，这是当年大阪数一数二的大医院，我还怕找不到它吗？

在要走出火车站的廊下，我看见一个女孩子摆的香烟摊上，还有各种花花绿绿的册子卖，果然我在其中找到了大版市区地图。这张地图很好，翻过背面，还印着许多索引、指南。在官厅、公所、学校……一览表里，我看见“病院”一栏，罗列了二十几家医院，却没有那家数一数二的回生病院。仔细看看，原来所有的全是公家医院，这就难怪了。

我回过头来问香烟摊的小女孩，知道不知道回生病院，她连说知道，离火车站不远。据她比手画脚所指示给我的路途，仿佛不用三弯两拐就到了。我真高兴，谢了她，出了火车站，还是叫了一辆计程车前往。我旅行每到陌生地方，如果时间有的多，我也还是喜欢拿了地图，自己乱走乱闯一阵的，但是我这次预备以一天时间将大阪、东京打个来回，为争取时间，即使再近，也懒得按图索骥了。

我在车上想，到了回生病院，我找谁呢？说明我在这家医院出生的，想来拜访一下的几句简单的日本话，虽然早已经学好怎么说了，可是再接下去，实在也不会多说了。好在是跟日本人说话，可以连说带写，同文同种嘛！……还没想通呢，绢笠町到了，回生病院到了，我的出生地到了。

我下了车，先看看环境。回生病院就在绢笠町的一个巷口。它和想象中母亲所告诉我的，毕竟也还是不同。巷子不大，巷口外果然对着一座桥。回生病院不是一个建筑伟观的大医院，虽然是楼房，但很普通，楼旁竖立着一块广告牌，注明医院科别，是一家全科医院。

我上了几层台阶，进到医院里。这时已经时过中午，所以候诊处只剩寥寥无几等待取药的人。在公共场所里，一个人的进出，是不会引人注意的，我便也在候诊长椅上坐了下来。迟疑了一会儿，我才走向对面的办公处，用生硬的日语问他们，有没有能讲英语的人。我想如果有会说英语的，我们就可以多一种表达的工具了。办公的小姑娘听说，立刻从后面请来了一个小老头儿和我交谈。我对他说，我是出生在这家医院的中国人，这是我四十多年第一次重临我的出生地。我说我是旅行美国归来，特别计划来访问的，我想看一看我的病历，看看我出生或住过的病房什么的。我又告诉他，我出生后的第一种语言，是日本话，可惜如今快忘光了。小老头儿听了，又惊奇又高兴。他告诉我说，病历是每十年作废一次，当然无法找到了。病院的建筑，虽然没有毁于战争，但部分却遭火灾重建过。不过，他想了想说：

“我带你去见见妇产科的看护妇长，她在这里几十年了，说不定你还是在她的照顾下出生的呢！”

这时已经一点多了，妇产科很清闲，老看护妇长带着几个看护妇小姑娘在闲聊，看见我们进去，当然很奇怪，小老头儿给我介绍看护妇长丹尾女士，并且告诉她我的事。丹尾很兴奋，跟我计算我的出生和后来生病的年月，再算算她自己来这里工作的年月。结果，她来这家医院还在我出生后四五年呢！算起来，我在这医院比她资格还老。我们说了都不免大笑起来。

小姑娘们也好奇而又亲切地招呼我，几个人领着我参观病院。告诉我什么地方是烧过了重建的，什么地方是原来的妇产科。在穿过一条甬道到另一座旧楼去时，丹尾告诉我，以前的产房便在这座楼里。旧楼似乎只有贮存室的用场了，而当我们来到一间灰暗的、空闲着的小屋时，丹尾告诉我：“这儿，就是你的出生地了！”

她又站在这间不过六席大的房间，比画着说，生产台就放在这里，虽然她比我晚来了五年，但是在她来以后的许多年，这里一直是作为产房的。

几十年来憧憬着的出生地，达到已重临一访的目的后，满足了，也就没什么稀奇了。这房间还是日本式铺着席的，现在因为被前面的大楼遮住了，所以虽才过了中午不久，竟一点光线也没有，怪不得现在弃置不用。

这间灰扑扑的暗室，到底也给了我一些亲切感，我老远地跑到大阪来，不过是为了看看它。路程是这样的遥远，目的是这样的单纯。我想告诉他们，我的母亲在这间小屋生我的时候，她也不过才十六岁，一个娇小美丽的女子；我也想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一个风流潇洒的男子，当他一街转一街，一家转一家，从天黑喝酒到天明，我的母亲在异国的旅居中，夜夜等待着返归的丈夫，从无怨言。但是，因为词不达意，我并不能把我的感觉表达出来，只好环顾清凉的四壁，发发愣就出来了。

我谢了他们的好意，这样热情地招待我，他们一直陪我走出了医院，又向那桥上走去。小老头儿告诉我，桥名“水晶”，好清爽的名字！可是他在我的记事簿上用英文写下的却是pearl bridge，珍珠桥，也一样的好听。

过了桥就是夹在堂岛川和堀川两条河的“中之岛”浮洲了，我们站在桥头上，观望四外的景致。大阪是被称为“烟之都”的日本工业城，人口二百万，还在天天增加。他们自夸说掌握了天下财富的百分之七十。“天下”当然是指的日本自己，这语气虽然是财大气粗，但也是事实。我的父亲曾在这附近开了一家东成商会，我不知道他做的什么生意，只知道失败以后，才到距离家乡更远的北京去打天下。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那个玲珑小巧的小保险箱，喷漆皮上印着的“东成商会”四个金字。母亲后来用它来装她的珍藏。

再向隔岸看去，只有一座大建筑物，想必那就是当年梅兰芳唱戏的地方了。我不能想象在那相当远的距离下，怎么会推开医院的窗户，就可以听见锣鼓声。但是想想也可能的，声音在静夜中自水上飘流过来，也许比空气更有效。于是我指着那个大楼，在记事簿上写了“梅兰芳”三个字，并且告诉他们四十多年前的往事。

到这儿，我访问我的出生地，可以告一段落了。人们一定会说，她出生的地方既不够神秘，大阪人也并不全那么粗声粗气，这一回的绢笠町忆往，好平凡！

1965年

书桌

窥探我家的“后窗”，是用不着望远镜的。过路的人只要稍微把头一歪，后窗里的一切，便可以一览无遗。而最先看到的，便是临窗这张触目惊心的书桌！

提起这张书桌，很使我不舒服，因为在我行使主妇职权的范围内，它竟属例外！许久以来，他每天早上挟起黑皮包要上班前，总不会忘记对我下这么一道令：

“我的书桌可不许动！”

这句话说久了真像一句格言，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以这句“格言”为警惕。

对正在擦桌抹椅的阿彩，我说：“先生的书桌可不许动！”

对正在寻笔找墨的孩子们，我说：“爸爸的书桌可不许动！”

就连刚会单字发音的老四都知道，爬上了书桌前的藤椅，立刻拍拍自己的小屁股，嘴里发出很干脆的一个字：“打！”跟着便赶快自动地爬下来。

但是看一看他的书桌在继续保持“不许动”之下，变成了怎样的情形！

书桌上的一切，本是代表他的生活的全部，包括物质与精神的。他仰仗它，得以养家糊口；他仰仗它，达到写读之乐。但我真不知道当他要写或读的时候，是要怎样刨开了桌面上的一片荒芜，好给自己展开一块耕耘之地？忘记盖盖的墨水瓶，和老鼠共食的花生米，剔断的牙签、眼药瓶、眼镜盒、手电筒、回纹针、废笔头……散漫地布满在灰尘朦胧的“玻璃垫”上！另外再有便是东一堆书、西一叠报，无数张剪报夹在无数册书本里。字典里是纸片，地图里也是纸片。这一切都亟待整理，但是他说“不许动”！

不许动，使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个被汽车撞伤的行人呻吟路，大家主张赶快送医院救治，但是他的家属却说：“不许动！我们要保持现场等着警察来。”不错，我们每天便是以“保持现场等着警察来”的心情看着这张书桌，任其脏乱！

窗明几净表示这家有一个勤快的主妇，何况我尚有“好妻子”的衔称，想到这儿，我简直有点儿冒火儿，他使我的美誉蒙受污辱，我决定要彻底地清理一下这书桌，我不能再等着警察了。

要想把这张混乱的书桌清理出来，并不简单，我一面勘察现场，一面运用我的智慧。怎样使它达到清洁、整齐、美观、实用的地步呢？因为除了清洁以外，势必还得把桌面上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整理一下，使物各就其位，然后才能有随手取用的便利，这一点是要着重的。

我首先把牙签盒送到餐桌上，眼药瓶送回医药箱，眼镜盒应当摆进抽屉里，手电筒是压在枕头底下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轮到那些书报了，应当怎样使它们各就其位呢？我又想起一个故事：据说好莱坞有一位附庸风雅的明星，她买了许多名贵的书籍，排列在书架上，竟是以书皮的颜色分类的，多事的记者便把这件事传出去了。但是我想我还不至于浅薄如此，就凭我在图书馆的那几年编目的经验，对于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倒还有两手儿。可是就这张书桌上的文化，也值得我小题大做地把杜威抬出来么？

待我思索了一会儿以后，决定把这书桌上的文化分成三大类，我先把夹在书本里的剪报全部抖落出来，剪报就是剪报，把它们合成一叠放进一个纸夹里，要参考什么资料，打开纸夹随手取用，便利极了。字典和地图里的纸片是该送进字纸篓的，我又把书本分中西、高矮排列起来，整齐多了，至于报纸，留下最近两天的，剩下都跟酱油瓶子一块儿卖出去了，叫卖新闻纸酒瓶的老头儿来得也正是时候。

这样一来，书桌上立刻面目一新，玻璃垫经过一番抹擦，光可鉴人，这时连后窗都显得亮些，玻璃垫下压着的全家福也重见天日，照片上的男主人似对我微笑，感谢贤妻这一早的辛劳。

他如时而归。仍是老规矩，推车、取下黑皮包、脱鞋、进屋，奔向书桌。

我以轻松愉快的心情等待着。

有一会儿了，屋里没有声音。这对我并不稀奇，我了解做了丈夫的男人，一点残余的男性优越感尚在作祟，男人一旦结婚，立刻对妻子收敛起赞扬的口气，一切都透着应该的神气，但内心总还是……想到这儿，我的嘴角不觉微微一掀，笑了，我像原谅一个小孩子一样地原谅他了。

但是这时一张铁青的瘦脸孔，忽然来到我的面前：

“报呢？”

“报？啊，最近两天的都在书桌左上方，旧的刚卖了，今天的价钱还不错，一块四一斤，还是台斤。”

“我是说—剪报呢？”口气有点儿不对。

“剪报，喏，”我把纸夹递给他，“这比你散夹在书报里方便多了。”

“但是，我现在怎么有时间在这一大叠里找出我所要用的？”

“我可以先替你找呀！要关于哪类的？亚盟停开的消息？亚洲排球赛输给人家的消息？还是关于西德独立？或者越南的？”我正计划着有时间把剪报全部贴起来分类保存，资料室的工作我也干过。

但是他气哼哼地把书一本本地抽出来，这本翻翻，那本翻翻，一面对我沉着脸说：“我不是说过我的书桌不许动吗？我这个人做事最有条理，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都是有一定规矩的，现在，全乱了！”

世间有些事情很难说出它们的正或反，有人认为臭豆腐的实际味道香美无比，有人却说玉兰花闻久了有厕所味儿！正像关于书桌怎样才算整齐这件事，我和他便有臭豆腐和玉兰花的两种不同看法。

虽然如此，我并没有停止给他收拾书桌的工作，事实将是最好的证明，我认为。

但是在两天后他却给我提出新的证明来，这一天他狂笑地捧着一本书，送到我面前：“看看这一段，原来别人也跟我有同感，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哈哈哈！”他的笑声要冲破天花板。

有一篇题名为《人人愿意自己是别人》的文章里，他拿红笔勾出了其中的一段：

“……一个认真的女仆，决不甘心只做别人吩咐于她的工作。她有一份过剩的精力，她想成为一个家务上的改革者。于是她跑到主人的书桌前，给它来一次彻底的革新，她按照自己的主意把纸片收拾干净。当这位倒霉的主人回家时，发现他的亲切的杂乱已被改为荒谬的条理了……”

有人以为—这下子你完全失败了，放弃对他的书桌彻底改革的那种决心吧！但人们的这种揣测并不可靠。要知道，我们的结合绝非偶然，是经过三年的彼此认识，才决定“交换饰物”的！我终于在箱底找出了“事实的更好的证明”—在一束陈旧的信札中，我打开最后的一封，这是一个男人在结束他的单身生活的前夕，给他的“女朋友”的最后一封信，我也把其中的一段用红笔重重地勾出来：

“……从明天起，你就是这家的主宰，你有权改革这家中的一切而使它产生一番新气象。我的一向紊乱的书桌，也将由你的勤勉的双手整理得井井有条，使我读于斯、写于斯，时时都会因有你这样一位妻子而感觉到幸福与骄傲……”

我把它压在全家福的旁边。

结果呢？—性急的读者总喜欢打听结果，他们急于想知道现在书桌的情况，是“亲切的杂乱”呢还是“荒谬的条理”？关于这张书桌，我不打算再加以说明了，但我不妨说的。是，当他看到自己早年的爱情的诺言后，是用罕有的、温和的口气在我耳旁悄声地说：“算你赢，还不行吗？”

1955年5月26日

冬青树

为了舅母的六十整寿，我冒着酷暑到台北来。表哥、表妹两对夫妇都早到了，只等迟到的我。

我进门放下手提箱高声喊：“阿妗，我到啦！”从厨房的甬道里发出一叠声的“啊”，跟着拥出了表妹和表嫂，表哥和表妹夫也从舅舅的书房跑出来，舅母矮矮胖胖，又是放足，她擦着鼻尖的汗，拖着笨重的身躯，抢着跑出来。我见了舅母好高兴，赶忙迎上去，舅母握住我的手，把我上下一打量，红着眼圈叹口气：“瘦了！”

“瘦了？哪里！我临来时才在医院磅过的，比上次长了两磅呢！”舅母不满意我的答复，不住地摇头。

“姆妈就是这样，见了谁都嚷瘦呀瘦的，都像您胖得油篓似的走不动才算数吗？”表妹虽然结婚了，仍然改不了跟舅母抢白的习惯。我们听了都觉得好笑，舅母用手指戳着表妹的头笑骂：“该死！该死！”我又听见舅母熟悉的骂人声了，唯有在舅母这毫无恶意的骂声里，才觉得是回到了有所依赖的家。

这是两年来第一次难得的团聚，年青的一代，为了职业，不能守在老人的身旁，舅母口口声声说：“走远了顶好，图个清静！”其实我知道她是多么盼望孩子们都围绕在她的身边。这一次大家写信商量好，要在舅母的生日全体回家来—其实各人在外面都已成家立业了，可是提到回家，总以在舅母的身边才算真正回到了家，就因为这里有一个舅母。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使你安心。她安排你的生活，让你舒服得像一个懒洋洋的人，躺在软绵绵的床上，不由得睡着了。

可是在这个团聚的家庭里，我算是什么呢？我不过是舅父的妹妹遗留下的一个孤女，在女孩时代便被远游的父亲寄留在这家里。舅母每见我瘦弱，总叹息说我是一个不幸的女孩，而我却以为遇到舅母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事。我曾失去许多亲人，却永远不会失去舅母，她像一棵冬青树，在我的生活里永远存在。如果我说我在这家里从无寄居之感，那正是因了舅母的慈爱，她从没有给过我一次机会，使我感觉在这家庭里是额外的一员。我和一个表哥一个表妹共同生活，安全而快乐，舅母却偏爱说我不幸。

舅母是旧时代中一个可爱的妇人，她之所以常常说我不幸，正因为她是一个家庭观念极浓厚的人。我的出生就是悲剧的开始，生母早死，又被父亲遗弃。后来我自己又在一次婚姻悲剧里，扮演了不幸的一方。如果拿新的家庭观念来说，我没有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所以造成心理的不健全，而致荏弱如此吧？其实我在依赖舅母生活的年纪时，何曾有一丝丝这种不健全的念头。去年遭婚变，我原处之泰然，却急坏了舅母，她见了我顿足地哭：“蕙君，你阿爹回来我怎么交代？”我是快三十岁的人了，舅母还疑心地想着，有一天，十几年没有音信的阿爹回来了，她把我仍像五岁的小女孩一样交还给阿爹呢！我在舅母的眼里简直是悲剧的化身。无怪表妹责怪舅母说：“阿姊本来是快乐的，可是妈妈偏要给培养点儿悲剧的气氛！”“嗯？”舅母旧书念得不少，可是遇见表妹嘴里的抽象新名词，就害苦了她：“什么赔点儿，养点儿的！”我们哄堂大笑，舅舅也笑得被一口烟呛得直咳嗽。舅母转移目标，冲着舅舅瞪眼：“老鬼，你也笑什么？”我说过的，舅母的骂声，常常是表现了这家庭的融洽，骂里含了无限的爱与关怀。舅母真是这一家子不倒的权威。

表哥已经做了两个儿子的爸爸，这次回来，表嫂又鼓着肚子挺身而行了。表妹也初尝怀孕的滋味。添丁使舅母开心，所见所闻都是孩子的问题。我被冷落在一旁，突然生了孤零的伤感，可是还好，这情绪在我心头一瞬即逝，我很快恢复了常态。表哥正在喊：“叩头，叩头，给老太太拜寿！”舅母笑得嘴合不拢了。

在舅母的生活方式下，是包含着新的希望与旧的道德，叩头礼并不是这家庭落伍的表现，而是子女奉给长辈所喜爱的一些行为的表现，如果我们那种七摇八晃的叩头法，能使舅母老夫妇开心的话，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舅母还照老规矩，四眼儿人不必下跪，表嫂和表妹算是免了，我和表哥表妹夫带着两个表侄一字排开跪倒在红毡子上。桌上的一对红寿烛，烛光摇曳映到舅母刚扑了粉的圆脸上，在舅母光亮的脸上，我看见一个老妇人最快乐的时光。刹那间，我忽然想，舅母真是一个懂得生活，富有生活风趣，而也得到真正生活真谛的女人。

这次我们要叫一桌席孝敬舅母，可是舅母不肯，她说她愿意自己下厨，因为她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口味。“可是，您是老寿星呀！我们应当孝敬您，您怎么反倒做给我们吃？”表妹笑着说。

“算了罢，吃一顿明天就全滚蛋了，什么孝敬不孝敬！”舅母又骂了，可是这次骂是亲切中带着伤感的，她虽是个顶达观的女人，但是老人的心是希望归来而怕离去的，舅母又何能例外？

我们吃得好开心，表妹夫和老丈人猜拳，五魁首、八匹马，把舅舅要灌醉了。我们也顾不得舅母在厨房烤成什么样儿，上一道菜，喊一回好。

和两表兄妹中，我一直受舅母特别的宠爱，当然是因为她对我多几分身世的怜悯。她希望我身体健康、婚姻美满，好对我那谜样的父亲有个交代，可是在这两方面，我都使她失望而伤心。我很惭愧一直给舅母精神上负荷沉重，她对于我的关怀远超过她的亲生子女，虽然我已成人，不需人扶助，她的关怀也未稍减。

舅母的生日，我画了一幅冬青树送给她，但是我知道，再多的颂词，再多的赠礼，都不如给她一个能使她放心的表白，我许久以来就要对舅母说的是：我的身体虽仍嫌瘦弱，但意志却坚强；我的婚姻虽告失败，但这并不证明我从此失去光明的前途！

教子无方

母亲骂我不会管教孩子，她说我：“该管不管！”我也觉得我的儿童教育有点儿特别。刚下过雨，孩子们向我请求：“让我们光脚去玩，好不好？”我满口答应，孩子们高兴极了，脱下鞋，卷起裤腿儿，三个一阵呼啸而去。母亲怪我放纵，她说满街雨水，不应当让孩子们光脚去蹚水，我回答母亲：“蹚水是顶好玩儿的事，我小的时候不是最爱蹚水吗？”母亲只好骂我一句：“该管不管！”……雨天无聊，孩子们最喜欢爬到壁橱里去玩，我起初是绝对不许的，如果他们趁我买菜的时候爬到里面去，回来一定会挨我一顿臭骂。有一次我们要出门，二问爸爸：“妈妈也出去吗？”爸爸说：“是的。”二把两条长辫子往后一甩，拍着小手儿笑嘻嘻地向三说：“妈妈也出去，我们好开心！”我正在房里换衣服，听了似有所悟，他们像我一样吗？喜欢背着爸妈做些更淘气的勾当？我的爸妈那样管束我，并没有多大效力，我又何必施诸儿女？这以后，我便把尺度放宽，甚至有时帮助他们把枕头堆起来，造成一座结结实实的堡垒抵御敌人，枕头上常常留有他们的小泥脚印，母亲没办法，便只好又骂我：“该管不管！”我心想，他们的淘气还不及我的童年一半呢？成年人总是绷着脸儿管教孩子，好像我们从未有过童年，不知童年乐趣为何物何事。有一天我正伏案记童年，院里一阵骚动，加上母亲唉唉叹声，我知道孩子们又惹了祸，母亲喊：“你来管管。”我疾步趋前，喝！三个丑小鸭一字儿排开，站在那里等候我发落。只见三张小脸儿三个颜色：我的小女儿一向就是“娇女儿泪多”，两行泪珠挂在她那“灵魂的窗户”上，闪闪发光；大女儿的脸上涂着“迷死弗多”口红，红得像台湾番鸭的脸；那老大，小字虽然没写完，鼻下却添了两撇仁丹胡子。一身的泥，一地的水。不管他们惹了什么样的祸，照着做母亲的习惯，总该上前各赏一记耳光，我本想发发脾气，但是看着他们三张等候发落的小花脸儿，想着我的童年，不禁哑然失笑。孩子们善观气色，便也扑哧哧地笑起来，我们娘儿四个笑成一团。母亲又骂我：“该管不管！”我也只好自叹“教子无方”了。

春

我有一位老婆婆，每年的除夕要我为她做一件事，她拿来一叠红纸、笔砚要我写“春”，在裁成大小形状不同的红纸上，我用饱蘸了砚墨的羊毫笔，竟痛快淋漓地挥毫一番，当我每次写下那“福”字、“春”字的时候，心里不免想到，如果不是因为还有一位守着旧习惯的老婆婆的话，像我们这一代人，在目前的这种生活下，又怎么能有机会练练毛笔字呢？我的毛笔字虽有如春蚓秋蛇，但我还是很高兴写，因为它使我温习了旧的年岁。

去年我给老婆婆拜年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我似乎还有件什么事没有做，以为是老婆婆忘了呢，便问她：“伯母你今年忘了叫我写春啊！”她拍拍我的肩笑道：“我叫我家阿文写了，以后就可以不麻烦你了，真多谢你呀！”我不由得惊奇地叫起来：“阿文会吗？”老婆婆说：“阿文进了学校，会写字了，哟，你来看。”

果然，在厨房的门片上，在饭厅的墙壁上，在卧室里，各处都贴满了那写上福与春字充满稚气的红纸。老婆婆的眼睛从去年起就不太好了，所以贴得歪歪斜斜的，那却是包含了多少深切的意义啊！

阿文去年是7岁，刚进小学，今年就是8岁了，老祖母守着这个孙子生活，因为阿文的父亲病亡了，母亲改嫁到外地，可以说老婆婆对于第二代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她的精神依靠在第三代阿文的身上。我常替她难过，想着这中间空落的一段距离，怎么能衔接得上呢？但是老婆婆并不气馁，她只是那样稳稳当当地活着。祖孙俩没事闲谈的时候，我常听阿文对祖母说长大要如何如何的话，祖母也都满口答应下来，就仿佛一向寄望儿子的一切都会在孙子的身上实现。

老婆婆的人生观无形中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想她们是生活在冬天里，却毫不怀疑地等待着春天的一天天接近。

可不是，当阿文写下了第一个“春”字时，那不是已经接近了一步吗？

春天与希望常被人相提并论，但是我觉得，应该再加上儿童，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我年底在整理信件的时候，翻出旧信来看，发现一封发黄的信，是往年恩师寄给我的，那年，我曾向他发了些牢骚。他立刻回信安慰我：“经过少年到青年几次人生的历练，不但你不是小孩子了，而我更是垂垂欲老，完完全全的快乐是不容易得到的，夫妻之间一定要互谅互助，如果常去观察分析不免自寻苦恼，何况我们都有我们神圣的职务，保护和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一生所希望所愿意做的事，他们能达到能完成，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时间是多么的无情啊！”

人生是有限的，希望却是无穷，唯有有儿童的地方，才有无限的希望，代代相延续，这是一份活的财产。我们也许生活得并不如意，也许常觉得个人的夙愿完全绝望，这世界是多么悲惨！但是看见了孩子们天真浪漫的兴致与笑容，便会相信我们的世界仍有前途，仍有美的境界存在。

今年我当然还是没有希望给老婆婆写春了，但是那春的意义并没有失去。新年事里，只觉得春意盎然。

大厦群中的小砖房

十七年前，奶奶从住了二十多年的南区住家搬到东区来。那时东区刚在开发，忠孝东路三四段一带不断向东伸展，马路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旁还没有人行道，但是巷子里、马路边已经陆续在建高楼大厦了，所以那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是大楼耸立，一方面又是片片田地这样参差不一的景观。

我们搬到一栋七层楼的建筑里，楼房很坚固，景观也不错，面前对着空荡荡还没起建的空地，右边还是一洼洼水田，左边从远处向上看，蓝天白云间是三张犁的山，向近前看，就已经层层叠叠盖了不少楼房了。

奶奶每天都会到前廊上透透气，又买了一些花花草草，浇花剪枝叶的，美化我们的新居，同时也张望张望，看近处远处，有了什么新设施。就在我才说左方一群高厦中，有一排三间小红砖农家屋子夹在底下，屋的前面是一块菜畦。搬去一年了还没有拆建的讯息，这使我很觉得奇怪，那块菜畦中永远种植着各种即时的蔬菜，老公公老阿婆每天浇水摘菜，我都好奇地看着。有一天，我终于下楼走到农舍去，问：“青菜要卖吗？”他们说可以，我就买了些新鲜可口的青菜，再过了些时候我就问：“土地这么值钱，难道没有人向你买？”他们回答说：“我不卖！”口气不对，我也就不敢多问了。

对了，从走廊向右方下面看，不是说也有一洼田地吗？已经长了草，有一位老公公就天天牵了一只小羊儿来吃草饮水，老公公在一旁蹲着守，过些时候，太阳落山了，就把吃饱了的小羊儿牵走了。我那时不免口中念叨着那首记不全的歌儿：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

咿呀嘿！呀嘿！

小小羊儿要回家，

呀嘿！呀嘿！

小小羊儿跟着妈，

有白、有黑，也有花……

现在此情此景都没有了，小红砖农舍早就变成高楼大厦了，右边的田地当然也变成大百货公司了！倒是奶奶在傻瓜相机中拍了一张奇景照片，留作纪念。

骑车要戴安全帽

奶奶到了澳洲的墨尔本，在她的女儿女婿家住了些日子，一进大门就看见屋角放着两顶安全帽头盔。

“你们骑机动车呀？”奶奶问。

“不骑。”两个外孙齐声回答。

“那为什么有安全帽？”

“骑脚踏车呀！”

“哦！原来这里骑脚踏车也要戴安全帽。”奶奶明白了。

他们家在地区广大的住宅区，左转右弯的街道很整洁，街道旁都是树，空气清新，天空广阔，行人、车辆都不多，我有时搬个椅子到街门口看热闹，谁知没热闹可看。

在清早，或者黄昏时光，倒见有人家的孩子们，个个推着红红绿绿好看的脚踏车出来，也个个头上戴着各色的安全帽头盔，高高兴兴地骑上车，呼啸而去。奶奶心想，可不是，确实人人都戴安全帽呢！

奶奶又想，在这宽阔、明朗，行人车辆往来稀少的大道上，干吗非得戴上它呢？而且这么热的天？原来这时12月是澳洲的暑假，就连那两三岁的小娃娃骑车都戴着。

外孙告诉奶奶说，在澳洲是规定如此的，所以人人都养成习惯，自然而然地，骑车就会戴上。

看上一页的图，是父亲带着刚学车的儿子，各戴彩色的安全帽，小娃娃多么可爱！这样可以减少因跌倒而使头部受伤的机率，虽然街上行人稀少，但是自己仍然会跌倒受伤呀！安全帽是塑胶制的，塑胶很轻，戴在头上不会觉得压头，而且质料坚固不易破碎。

奶奶看得高兴，觉得这良好的习惯，为什么我们这儿就养不成呢？所以她就拿起傻瓜相机拍了几张。写稿时见书架上正好有一套机车旅游手册，心想这是专为骑机车旅游准备的手册，看它怎么个说法。打开一看，开始倒是说“机车平时是代步的工具，假日则是很好的旅游伴侣”。接着全篇说了许多怎么利用机车、怎么保养、怎么修护，就没一句话提到骑车该戴安全帽（我们的交通规则也是规定要戴的），反而是书中偶尔出现的照片，都是违法的两人骑一辆机车，全无戴安全帽的（戴的骑车人不及十分之一，双人骑一辆的倒是十分之九）。所以我们的机车车祸这样多，交通是不是应当改善呢？

奶奶丢了

奶奶丢了！丢在这地球上的南半球，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维多利亚省的墨尔本市，墨尔本市郊的一个小镇上。

澳洲我来过两次，在墨尔本这小镇的女儿家，也是第二次来住了。所以到达的第三天早上六点钟，便依我多年来的习惯，出家门绕弯儿做“快走”运动。奶奶所以身腿健朗，就全靠二三十年来的这项运动了。

话说全家还在高卧，我全身无牵挂，衣袋里只装了一条手帕便轻松地起步了。我照着前年的方向，出门向右，天空蒙蒙亮，空气清新，这环境没有变，隔壁是希腊人家，有一艘船，假日便驾驶自备船出海。再向前走，啊！白色楼房，是一家中国人的大户人家。再向前走，可以右转了，就这么走下去吧！对的，这条是小坡，上去有一些人家，再走再绕，怎么不见回家的路了呢？也许我转弯转早了，再回到原来转角处向前走。对，这些街道巷名我曾相识，可是怎么转来转去还是不对呢？但是地名我也都知道，再回头再绕，可是就越绕越糊涂了，连回头路都不对了。

怎么办呢？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难道他们的孩子们不像台湾的孩子，七早八早就背书包上学去？可是我们住家的街名、门牌是什么来着？只记得电话号码，没有公用电话亭，也没有澳币，打不了电话。碰见人也没有用呀！我又走呀走的，总希望看见希腊邻居的船就到家啦！这时已经半小时过去了，我的心未免有些焦急。正在着急时，却看见路旁一人家门口，有一男人正跨在机车上，头戴安全帽。澳洲人真守法，这大清早，街上无一行人行车，又无交通警察，他却规规矩矩地戴上安全帽。我连忙上前一步说：“先生，请帮一个忙，我走丢了！”那人望着我问：“你家住哪儿？”“我不记得街名了，但是我有电话号码，请为我打一个电话吧！”这时他的太太出来了，两个小孩儿也出来了，她们都蓬头睡衣，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先生告诉太太情况，要我跟进去打电话，就算把我交给太太了。

我随她进屋，原来里面还有两个娃儿在瞪眼望着我这陌生客人，太太把电话拨过去，对方说了两句挂掉了！她挂掉电话向我耸肩表示无奈。我说，号码应当不会错，请你拨过去我来说，这次我手握电话，对方一接我就说中国话：“你是谁？安安吗？”这下对了，女主人告诉我的大外孙（《哥儿俩在澳洲》的作者）她家住址，安安马上来接。我向蓬头女主人道了谢，上了车一拐两拐就到家了，我的丈夫、女儿、女婿、二外孙都在门口列队相迎，还有一只可爱的喜鹊，也不怕人地立在草坪上迎接我—澳洲的飞禽走兽，大都和人类很亲近的。

我问安安，第一次电话你接到没有？他说接到了，但他以为是什么不良分子大清早打来的，所以挂断了。

唉！幸亏第二次接通我自己说话。

我把我的经过告诉了大家，他们也很奇怪我怎么就绕不出这圈子。原来我们住的街名里有一“弯月”字样，他们告诉我，这一带街巷弯处多，我不知道失落在哪一个“月儿弯弯”里了。安安就拿出一张影印的本区简易图，用绿笔边勾画边讲，告诉我几条捷径和记忆的方法，比如出门先过街，见弯就左转，绕一圈就回来了，可不是，用二十分钟月儿弯弯照九州地走了一圈，正是我估计好的时间，看见希腊船，看见了喜鹊，奶奶回家了！

水上人家

长江下游的苏州城，是我国有名的水乡之城。奶奶没去过苏州，但早已闻名，图片和电影也看过不少。去年到北京去，竟看见颐和园的后面有一座名为“苏州街”的人工水城，是清朝乾隆年间建造的，它位于万寿山脚下的湖边，是一条以水为街，沿岸作市的苏州买卖街。后来被八国联军烧毁了，一百多年以后，也就是前两年才复建完成。所以奶奶从来没去过。人造的苏州街是人工建造为观光的，所以很有样儿。这条水街两岸有各种店铺，都是照清朝江南的市街做的，有庙宇、药铺、奶茶铺、酒馆、点心铺、古玩铺、钱庄、鞋帽店等等，店铺中的女店员都穿着百年前的服装。游船在水中航行，古色古香，很令人欣赏。

世界上也还有几处水城、水上人家，我去过两处，一是泰国的湄南河，一是意大利的威尼斯。

泰国的湄南河，发源自泰国北部山地，从此向南流，经过曼谷等大城之后注入暹罗湾，全长有1207公里，流域的面积有16万多平方公里，支流甚多，也多是泰国人密集的地方，而且两岸的农工商业发达，岸上一路水上人家，只是房屋破破烂烂的，生活很是简陋，因为是游客必游之地，所以家家都做观光生意，吃的、用的土产品摆在木船上做生意。上岸就是住家，船上就是商店了。湄南河是泰国的主要河流，它不但对于渔业、农产、灌溉都很重要，同时也是一条运输的河，泰国出口的产品，米、木材等，都是由这里运输出去的。我们乘船一路游去，两岸除了破烂人家以外，倒是密林葱绿，看了很是舒服。

另一处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了。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的港口，也是世界上有名的水上城市，到意大利游历的旅客，总要到威尼斯一游吧。这水上城市，两岸的建筑就漂亮多了，而且岸上也有马路。水上有各种船只，交通非常方便。更重要的是威尼斯玻璃制品，我们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参观玻璃制品。这种水晶玻璃做成的商品，无论酒杯、花瓶、灯罩、全套餐具或装饰品等都高贵极了，镀了金的，上了釉的，五彩碎花的图案，真是看得你眼花缭乱，看它的定价，买不起，就干脆不买了。

我在船上沿河拍些照片，航到了一处，河岸上是老旧的三层楼房，导游介绍说这曾是马可•波罗的故居。我一听，连忙用傻瓜对准，连拍两张。中国人对马可•波罗是不陌生的。他是12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他就是威尼斯人，一个商人之家的孩子，他在十几岁时，就跟着他的父亲、叔叔到处旅行，有一年他们旅行到中亚细亚，经伊朗到了元朝时的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很欣赏他，就留他在中国工作了十七年。等他再回到威尼斯，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他后来写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很是流传，因为他那本游记，促进西方人更为向往东方。

我们现在常吃的意大利“比萨”饼，有人就说是马可•波罗由我们中国的馅饼演变过去的，连意大利肉酱面条，也说是我们的炸酱面呢！

盘成一个“寿”字

在旅游的记录里，奶奶最常去的地方恐怕就是香港了。

并不是奶奶爱去香港，而是一方面在香港开会的机会很多，比如固定每隔一年世界中文报协就轮在香港开会，另外还有许多别的会也常常轮在香港举行，再有也常常在香港转机什么的，因此有时一年就有多次到香港的机会。

那么奶奶喜欢不喜欢香港呢？

我很难说是喜欢香港，可以说我因香港的便利而渐渐喜欢了。最初到香港去，除了开会，就是购物，那里被称作是购物的天堂呀！因为全世界的货物都可以在香港买到，又便宜。所以以前每到香港，不但自己买所需物，还要给亲友代买，但是近年来台湾自己的货品不管什么都有的是，不用借香港之光了。可是对于奶奶来讲，我每次去香港仍是必少不了要办的—那就是逛书店买书。那里真是一个自由市场，什么“禁书”都有，尤其是若干年前，大陆尚未开放，想要找这类台湾看不到的书，就在香港书店、书摊都能逛出来呢！

好了，关于香港，奶奶有很多资料和照片，以后有机会再写，今天我专门要讲的是一棵小盆栽—我从头说。

我和夏爷爷去了那么多次香港，离香港很近的澳门就是没去过，所以有一年—1987年的11月，我和夏爷爷便商量决定做一次港澳之游，那年并没有任何会议，是专门旅游的。11月是香港吃大闸蟹的季节，夏爷爷许多海鲜都不吃，唯独吃螃蟹。

我们到了香港先去办到澳门的手续，次日早起九点多先到移民局，那里已经满满是办去澳门手续的人，整个移民局总有数百人吧！大多是台湾要到大陆去的，后来才知道许多人是由香港到澳门去大陆，就不用在台湾经红十字会，要知道那时是1987年啊，走澳门的管道，较少人知道。我们则是纯粹到澳门游玩的。到中午才把手续办好。

我们参加的小型旅行团，共约二十人，第二天一早八时多车子来接，到码头去乘一种喷射船，名叫Jetfoil，是到澳门去的最好的船。这船据说每开一趟是赔钱的，但赔本赚游客在澳门购物、赌博的钱，结果是收回更多。

我们是在雨中游览，因为自昨晚已开始下雨了。

到澳门最大而豪华的葡京酒店集合，酒店宽大的楼廊内，摆设了许多古董，还有牛角、湘绣等物，真是美极了。现在澳门成了从大陆运出口的大运输站，所以近年大大地繁荣起来了。

我们又到市区内游览，到了一个观音庙参观，内供三佛，我在后院角落看见了一些盆景盆栽，一盆榕树盆栽真是奇妙极了，原来把树根不知经过了多久—总要几年吧—盘结成一个寿字，上面是茂密的榕树叶，这可真是功夫呀！我很喜欢，便给拍了照，想要向庙中人打听它是怎样盘结成的，却找不到人，便匆忙地跟着大队继续在雨中游逛。在各小古董店、首饰店买了几样东西，便回到集合处，等船返香港。

本来应当是五时开船，延到六时半才开，据说是有一船来澳门中途被风击抛锚了，所以耽搁了一趟。我们上得船来，风雨交加，烟雾蒙蒙。我很害怕，好不容易到八点才抵港，总算平安。

这是一次奇特的旅行，那个“寿”字的盆景保佑了我们吧！所以我要把“寿”送给我的读者。

奶奶的早课

常常有人问奶奶：“奶奶，你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分配的？看您这么忙，家里家外都在管，又要写稿，又要拍照，又要看书、编书、出版等，还有，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笑笑说：“是吗？是够忙的，但是奶奶总还算是个会安排时间和工作的人，而且，我能把事情样样安排好，也要感谢一些人呢！”又有人问我：“那么您几点起？几点睡？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我说：“我今天就先谈谈我的早课好了。”

我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那时天才蒙蒙亮。（如果是冬天，还没亮呢！）我因为每晚八九点就困得睁不开眼了，睡得早起得早嘛！起来后，先到正面窗前拉开窗帘，推开窗往下望去，我们的苏州式小庭园的鱼池展现眼下，那几十条锦鲤正扭着腰肢在水里悠哉游哉哪！我们住在正面二楼，是非常好的观景所在，水池四周是大湖石，花圃里又种植着绿竹、小树和花草，两旁是曲廊座亭。我们才搬来一年多，这房子是一位专于庭园设计的工程师所设计的，我们很喜欢，就从那已经变为色情、赌博、拥挤的老房子搬到这儿来了，虽然房子比以前小了一半。

鲤鱼，是一种体扁而肥的鱼类，鱼鳞大，鱼口的前端有触须二对，背部苍黑，腹部淡黄，产在淡水中，食水草，小鱼和蛤类，它的肉味鲜美。但是我们现在养在鱼池中的却是叫锦鲤，每条有一二尺长，浑身各种颜色，鲜艳而亮丽，有时从水中跳跃出水面，便是所谓鲤鱼跳龙门。它们是活泼的一群！我每天要在窗前向下观望好一阵子，有时也会想到鲤鱼也是书信的代称，就是因为古人有诗《饮马长城窟行》中那两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我看了比我早起的鱼儿以后，就去随便擦把脸，换了轻便的运动衣鞋，开门下楼，弯弯曲曲走过曲廊，出门到国父纪念馆去。这时已经六点多了，国父纪念馆内聚集了各类运动者，韵律操、太极拳、外丹功、土风舞、交际舞，都已上场了。我则眼望着眼前升旗台四周的各色花圃，花色有鸡冠花、三色堇等，远方是一座座大楼，映照之下，令人心怡。我以快走之步（我不慢跑），绕花圃走两圈，又到湖边走一圈，找个椰树下做做立定运动，差不多一小时了，再回家来，可以赶上“可怕的”晨间新闻，如果是以立法院肢体动作为新闻，我就关上电视到我的小小厨房去。无论是泡牛奶、蒸包子、煮稀饭都方便极了，我说我要感谢一些人，就是发明各种家电用具的人，无论瓦斯炉、鸣叫壶、微波炉、电磁炉、电锅、烤面包机、洗碗机，都是举手按钮之劳，就做到了，我同时把午餐要吃的，也略做准备，中午返家也极方便。更方便的是我把要洗的衣袜扔到洗衣机里，三十分钟洗好后，再扔到烘干机里，也用不着一件件地去晒或晾。这一切都弄好了，才是我要到办公室去的时间。有时更有时间，也许也赶写个千把字交稿呢！—就比如我现在写本文。

奶奶的早课，便是如此的轻松而怡然自得写出来的。

围裙大展

日前看报，台北正在举行“中华美食展”，会场共有将近百个各式各样美食摊位，有二十八家饭店的餐厅共襄盛举。大厨师们绞尽脑汁设计各种色、香、味俱全的餐食，把个菜盘装饰得像雕塑的艺术品一样，你看了简直不相信那是菜、肉、豆腐切成烧成的，真可谓叹为观止矣！它们被切雕成“八仙过海”“古帆船”等，应有尽有。

开幕的那天，观众排长龙进场，个个睁大了眼睛，惊奇地欣赏。最惹人注目的是奶奶的好朋友烹饪专家傅培梅。她站在灶台上表演三十多年了，出现在众人面前，还是那么美丽大方，爽朗和蔼，每年和那些大人物一起做剪彩的开幕礼以及评审。在会场的表演中，我最欣赏的是拉面，那位拉面师傅张鸿俞，能从一团五斤面，一次次拉成不断的细条，这次是打破他自己的纪录—8192条—今年是16384条，加了一倍，这还了得！听说要登记到金氏纪录上去呢！

再说傅培梅，她不是我的老师，可是我的两个女儿—夏祖美、夏祖葳却是她的嫡传弟子。有一天作家隐地写了一篇题名《在林先生家作客》的散文，就是说我好请客，因为家中有会烧菜的女儿，就是指的她们姐儿俩，隐地文章又说，可惜的是我家近年少在家请客了，就是因为她们都到美国住家去了，要是去美国倒可以到她们家去做座上客吧！

傅培梅是一位无师自通的烹饪专家，三十多年来，她一边每周一次电视表演，一边还不断研进。她通日文，后来国外也都久仰她大名，到日本电视做了五年节目，颇受欢迎，又在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国不定时地做节目，给“华航”上的餐点设计中国菜目，后来，“傅培梅”这三个字简直就是“中国菜”的代号了。

本来去年她和她先生要移民美国随子女生活，想要自台视退休了，谁知台视和观众都不肯放她。其实数十年来，我们这里也有不少后继不错的烹饪专家，但是观众几十年来可能看惯了傅培梅的节目，听惯了她的教授，她只好留下来，现在仍然每星期二教授半个小时。看她细白的手，快刀切菜切肉，一边用清脆的国语讲解，然后双手及时地端出那盘菜来，可真过瘾哪！“到何时为止呢？”我曾问过她，她双手一摊，眉头一展，无奈地说：“不知道！反正一年一订合同嘛！”

培梅在她专业之余，也喜欢和我们打个小牌，到了吃饭时她就下厨很快地端出四菜一汤，顺便教我们最方便的做法，那种日子真愉快。她也有收藏的爱好，其爱好和烹饪都有关，其一便是收藏围裙，都是她到各地表演时搜购及人家奉送的。有一年她的新烹饪补习班成立，她便在楼下举行了一次围裙大展，她从三百多条围裙中选出两百条来展览。记得她把它们分成什么“迷地”型、“迷你”型、“花边”型、“格子”型、“古典”型等，又租来时装店的人型，给穿戴上了，摆在会场里真是让人看花了眼啦！

除了围裙，她又搜集餐盘两百多个，但她的餐盘可不是康熙、乾隆的古董，而是极普通的。她说那都是她为教菜买来的，一式四个，她就留下一个，有的是她到国外、香港买来的，买到盘底有大陆景泰蓝等字样的，怕回台湾时入关麻烦，就设法把那敏感的字样擦刮掉，也煞费功夫哪！

因为台北的美食展，想到吾友傅培梅，就顺便写她几行凑热闹。

上海走一趟

1.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993年10月间奶奶去了一趟上海，上海我本已去过三次（三年间）了，但每次去都有不同的观和感。

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城，也是世界名城，和巴黎、纽约、伦敦一样的。她的地理环境非常优越，被称为长江口的明珠，是对外对内贸易的枢纽，自来她就兼具河港与海港的功能，所以上海曾经是繁华的。

自从开放以后，上海近年又渐渐恢复她的经济、金融的旧日繁荣，我每次去都看见高楼大厦建筑增多。记得第一次去看，旧楼都是灰暗的，好像无处伸展也拓宽不了似的；但今年去，到了上灯时也霓虹灯照得通明，马路上是行人拥挤，当然住家仍是地狭人稠，夏天的晚上不跑到街上，上哪儿去嘛？现在大上海的人口已经高达1200万，市区内也有800万，是全台湾的一半了。

以前几次去，看过了市内名胜玉佛寺、豫园、城隍庙等处，这次我要求到外滩一游，那里有个黄浦公园，是个有名的公园。所谓外滩是黄浦江边的滩地，而黄浦江是通往富庶的江南的河道，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被各国（尤其是英国）看上这块当时还是荒芜芦苇丛生的地方，所以鸦片战争后，西洋各国群来，就因此划定了所谓上海租界。

现在的外滩整理得有一副新面貌，黄浦江是靠渡轮和江底隧道穿越，所以外来的观光客等都要来此观光一游。在江边望着黄浦江水滔滔，也不禁想到她的历史和我们的第一大城，近百年是曾经有过怎样的国家恩怨和受侮辱与损害的啊！

我要求老同学白杨带我到现在称为“黄浦公园”—原来称为“外滩公园”—那儿去逛逛，凭吊一下。原来叫外滩公园的时代，在门口曾长久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公园曾经为英籍犹太商人哈同所有。（外滩公园和市区内还有个哈同花园，不是同一地方。）哈同原来是在上海做警察的，娶了一个华妇为妻，发迹以后，财产多多。我们中国向他抗争多年，才在1928年开放让中国人入园，但是这在中国人自己的地方使中国人丧权辱国的历史却出了名了，小时候我虽远在北平，却也都知道。这番特前来借观光之名实是来凭吊，并且拍了照留念。园内游人如织，他们会想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真实故事吗？

2.南浦大桥是上海人的最爱

奶奶第二个要去的地方，就是“南浦大桥”，它是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坐落在上海市南市区的南码头。

开工于1988年底的南浦大桥，到了三年整的1991年底正式通车，这座桥的主桥全长846公尺，是采用钢梁和钢筋混凝土预制板相结合的叠合梁结构。主孔的跨径有423公尺，一跨过江。主桥的桥塔为折线H形，猛望去，我看着很像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每座桥塔的两侧各以二十二对钢索连接主梁，索面呈扇形分布：主桥的桥面总宽30.35公尺，有六条机动车道，两侧还各设2公尺宽的观光人行道。全桥主桥和引桥盘旋而上，景观很美，上海市民盼了多年，如今虽然已经建成快两年了，但是每天观光的人潮依旧不断，她实在是上海人的“最爱”，所以一个地方的建设是很要紧的。像这南浦大桥是多功能的，虽然以前可以轮渡和江底隧道通行，但是如何能比得上这座大桥，我们就看旧金山的金门大桥，除了通行的功能以外，不也是美丽的一大景观吗？

上海的浦东地方，这几年发达极了，这座桥能增加隔江两地一跨而过的便利。说起浦东，我们也曾开车过桥，桥上大幅招牌写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这是他们的口号。

到了浦东地带，嗬！街道两旁全是栉比密排的商号，我曾问司机，浦东以何种工厂或贸易为重？司机毫不考虑地说“加工业”，所以虽然此地略有工厂，但是并没有烟囱冒烟污染空气。

我们经过长长的南京路等大马路，看两旁人行道挤满了似乎是无所事事的行人，他们一路向外滩的桥边走去，难道跟我们这些外来客一样，都是等着看桥、过桥吗？到了桥下，购票上四层电梯就到了桥面，我侧倚观光道的栏杆，向桥面及桥塔望去，拍了一些照，然后下来，再开车上宽宽的桥面驶向过江的浦东，想到上海因为日日建设、扩展，金融种种的进步，能回到世界大城的旧观，未尝不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

3.星光灿烂的国际电影节

奶奶这次到上海走一趟，说实在的，不是去旅游，而是受邀去的。邀请者是上海首届国际电影节的举办人之一—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先生，他原是改编我的小说《城南旧事》的导演。这出以我幼年在北京的生活为背景的电影，应当是由北京来拍，但是听说北京方面认为这小说的故事太平淡，所以无兴趣拍，而久在上海的吴贻弓却认为，这是一篇淡淡哀愁的散文诗，他有兴趣，便用心编排，拍成后参加菲律宾第二届国际影展，得了金鹰大奖—最佳电影奖。这是大陆电影第一次出国就得国际大奖，所以举国若狂，连带着我这原作者也跟着出了名，电影十年来不断在大陆或东西洋各国上映，我也和这位学者型的导演吴贻弓成了熟识的朋友。所以他邀我一定参与这次的国际电影节。

上海本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百年前（1896年）上海第一次放映西洋影戏，1913年上海首次拍摄自己的电影，以后明星公司、联华公司陆续成立，陆续拍了许多有名的电影，如《歌女红牡丹》《渔光曲》《姊妹花》《大路》《人道》《神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假凤虚凰》《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中年以上的人，该和我一样地记得。我少年时开始迷看电影，这些电影都看过。而造就了许多有名且受人喜爱的明星，如胡蝶、阮玲玉（后来因为“人言可畏”而自杀身亡）、王人美、黎莉莉、袁美云、陈燕燕、白杨、张瑞芳、黄宗英、刘琼、郑君里、赵丹等。这次由上海主办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是理所当然的，出席的来宾有千人之多，所建立的电影城很有气魄，上海将恢复以前的电影繁华地，是毋庸说的了。

这次的电影节共持续一周之久，参加的有三十多国，我觉得很荣幸的是，他们在这一天放映得奖影片，选了《城南旧事》为首映，而且是在电影城大放映场，其他都是在上海各电影院放映，大会要我在放映前上台讲几句话，我当然义不容辞了。

在会场我认识了主持人孙道临先生，他从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即从事电影业，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这次他是主持人，中英文一把抓。他们给我介绍的时候，他笑说：“夏承楹、夏承楣兄弟我都熟，我去美国也认识了你的儿子。”本来何凡兄弟和他的年纪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

白杨、张瑞芳是我已熟识的北平老友，而我也见到了当年的英俊小生刘琼，他年已八十，身体很硬朗，他说去年10月底他曾和一个篮球队在台湾赛球呢！我也见到了黄宗英、田华几位现仍在大陆工作的影星。

4.学者导演吴贻弓的新作

上海的邮票公司特为首届国际电影节制作四张纪念邮票，画面是四部近十年的名片，其中有一片就是以《城南旧事》为画面，我看了非常高兴，受到重视总是好的。

上海近年积极开发浦东，我在前一篇文中已提到了，他们连国际电影节都弘扬此点，在每份文宣中都有类似这样的字样：“……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举行顺应了‘开发浦东、开放上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实现了中国几代电影工作者梦寐以求的夙愿，也标志着中国电影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而有趣的是，这首届的金爵奖影片大奖竟落到我们台湾王童导演的《无言的山丘》头上，评审团是由七个国家的评审委员组成的，可没有什么统战意义在内呵！可见两岸文化交流是这样的近乎了。

一直被我认为具学者气度的吴贻弓先生在《城南旧事》之后，又新导了一部以孔府五代同堂的哲理思想片《阙里人家》，也得了大陆的大奖，这影片本来是要在电影节的最后一天放映的，但我那时已提前复归，他知道我想看，便特在某晚于小放映室里放给少数几人看。这电影是描述五代孔姓人家的家庭伦理和社会思想剧，因五代人思想之不同而产生了代代不同遭遇和各代的想法。吴贻弓拍摄此片，是他有一次到孔庙游览一遭，就给了他种种想法，不断蕴蓄的思索下，便引发了他拍摄此片，终于又一次成功。这电影没有一般的爱情、欲望画面，男演员多过女的，没有时装，没有胭脂口红，但它仍引发观众的思索，这才是此剧成功之处也。

记得大前年我来上海初次和贻弓见面，他那时已做了上海电影局长，但言语间仍是热爱电影工作，果然是十年才拍一成功电影，但也一偿夙愿了。我临来上海前，他请副导演成家骥先生给我写信说，要我在台北给他找几本有关我国高僧弘一大师的书，他说某某几本在上海买不到，因为他下一部片子已决定拍弘一大师传。我临行虽在三民书局找了两本，但我忽然想起吾友丰一吟（丰子恺的女儿）手中必有一些资料，因为丰子恺是弘一大师的学生，而且是学佛的大弟子，一吟说她手中的资料敢说是台、沪两地都找不到的，她乐于贡献给贻弓。于是便在我临行时的宴会上，他俩面谈甚洽，而且他们一致认为这部片子不是要拍弘一大师凡俗时代的什么浪漫生活，他们的意见不谋而合。听说贻弓的父亲也是弘一大师的学生。我们饭后合拍一照以留纪念，希望他能再一次成功地拍摄此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