绢笠町忆往

绢笠町忆往。

写下了这个题目，我自己好笑起来了，可别蒙骗读者呀！绢笠町对你，究竟有多少往事可供回忆嘛？那么，我就换一种解释，我是说我要回忆前往绢笠町的那回事儿。

听说大阪人是财大气粗的那种人，他们一向瞧不起东京人的小气。因此，当我想到大阪人的时候，总想象成他们是“好酒大碗筛上来”的那种神态。又想象他们说的话，也缺少了东京人那种一句话后面跟着一串客套的礼貌。这种情形也往往会使我拿北京旗人和山东老粗儿来作对比。

大阪离东京有五百多里地，东海道新干线的火车，自东京新桥车站开出，只要四小时就到了新大阪站，这还是1965年10月以前我去的时候的事。10月以后，又缩短了一小时，只要三小时就从关东到了关西。交通的进步，真是可怕又可爱。

我计划到大阪一趟去看看的心情，有好几十年了（这个数字我并没有写错）。我去，并不是为了看财大气粗的大阪人，也不是要领略日本那句俗话“玩儿死东京，吃死大阪”的滋味。自从我知道我是出生在大阪的回生病院以后，我就总想着有一天我是会再来到这地方的。

我母亲回忆往事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如果她要赞美或形容某个地方、某件事情，总要先发出几声“啧啧”，才开始话题。这使我觉得很好笑，但是我总还是怂恿她说下去，虽然是一遍又一遍的老话，我们不知听过多少次了。她说：

“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大阪水多桥也多，回生病院的前面就是一座桥。过了桥，有一个公会堂，梅兰芳第一次到大阪唱戏，就在那儿。那年你正生病住在回生病院里。啧啧，晚上在病房里，打开窗户，隔着河，就可以听见那边传过来的锣鼓声了。啧！”

“还有呢？”

其实，还有的我都熟知了，但是让母亲来说，也是她的一种享受。所以母亲拢拢她的苍苍白发又说了：

“看护妇都跟你混熟了。”

“为什么？”

“总爱生病呀，一生病就是送到回生病院去住院，每次去，看护妇们就都一路喊着‘英子又来了’跑过来看你。”

你看，我想得出那个女婴，受着像公主一般的宠爱，难怪我要“忆往”了。

1965年8月底，我一路从早已秋高气爽的旧金山追着热浪回到东方来。我先在东京、京都转了几天，然后那天早上，我独自一个乘上早晨八点自东京开出的东海道线“光”号直达火车，十二点到达新大阪。新大阪到大阪，还得换乘一段车，好在为时不长，而且我在火车上已经买过一个便当吃了，算作我的晨午合餐。

下了车，我随着人潮往外涌，到这时为止，我不但对这个日本第二大城的地理环境的认识毫无准备工作，就是连我的出生地回生病院是在哪条街上都不知道。母亲既然屡次说，这是当年大阪数一数二的大医院，我还怕找不到它吗？

在要走出火车站的廊下，我看见一个女孩子摆的香烟摊上，还有各种花花绿绿的册子卖，果然我在其中找到了大版市区地图。这张地图很好，翻过背面，还印着许多索引、指南。在官厅、公所、学校……一览表里，我看见“病院”一栏，罗列了二十几家医院，却没有那家数一数二的回生病院。仔细看看，原来所有的全是公家医院，这就难怪了。

我回过头来问香烟摊的小女孩，知道不知道回生病院，她连说知道，离火车站不远。据她比手画脚所指示给我的路途，仿佛不用三弯两拐就到了。我真高兴，谢了她，出了火车站，还是叫了一辆计程车前往。我旅行每到陌生地方，如果时间有的多，我也还是喜欢拿了地图，自己乱走乱闯一阵的，但是我这次预备以一天时间将大阪、东京打个来回，为争取时间，即使再近，也懒得按图索骥了。

我在车上想，到了回生病院，我找谁呢？说明我在这家医院出生的，想来拜访一下的几句简单的日本话，虽然早已经学好怎么说了，可是再接下去，实在也不会多说了。好在是跟日本人说话，可以连说带写，同文同种嘛！……还没想通呢，绢笠町到了，回生病院到了，我的出生地到了。

我下了车，先看看环境。回生病院就在绢笠町的一个巷口。它和想象中母亲所告诉我的，毕竟也还是不同。巷子不大，巷口外果然对着一座桥。回生病院不是一个建筑伟观的大医院，虽然是楼房，但很普通，楼旁竖立着一块广告牌，注明医院科别，是一家全科医院。

我上了几层台阶，进到医院里。这时已经时过中午，所以候诊处只剩寥寥无几等待取药的人。在公共场所里，一个人的进出，是不会引人注意的，我便也在候诊长椅上坐了下来。迟疑了一会儿，我才走向对面的办公处，用生硬的日语问他们，有没有能讲英语的人。我想如果有会说英语的，我们就可以多一种表达的工具了。办公的小姑娘听说，立刻从后面请来了一个小老头儿和我交谈。我对他说，我是出生在这家医院的中国人，这是我四十多年第一次重临我的出生地。我说我是旅行美国归来，特别计划来访问的，我想看一看我的病历，看看我出生或住过的病房什么的。我又告诉他，我出生后的第一种语言，是日本话，可惜如今快忘光了。小老头儿听了，又惊奇又高兴。他告诉我说，病历是每十年作废一次，当然无法找到了。病院的建筑，虽然没有毁于战争，但部分却遭火灾重建过。不过，他想了想说：

“我带你去见见妇产科的看护妇长，她在这里几十年了，说不定你还是在她的照顾下出生的呢！”

这时已经一点多了，妇产科很清闲，老看护妇长带着几个看护妇小姑娘在闲聊，看见我们进去，当然很奇怪，小老头儿给我介绍看护妇长丹尾女士，并且告诉她我的事。丹尾很兴奋，跟我计算我的出生和后来生病的年月，再算算她自己来这里工作的年月。结果，她来这家医院还在我出生后四五年呢！算起来，我在这医院比她资格还老。我们说了都不免大笑起来。

小姑娘们也好奇而又亲切地招呼我，几个人领着我参观病院。告诉我什么地方是烧过了重建的，什么地方是原来的妇产科。在穿过一条甬道到另一座旧楼去时，丹尾告诉我，以前的产房便在这座楼里。旧楼似乎只有贮存室的用场了，而当我们来到一间灰暗的、空闲着的小屋时，丹尾告诉我：“这儿，就是你的出生地了！”

她又站在这间不过六席大的房间，比画着说，生产台就放在这里，虽然她比我晚来了五年，但是在她来以后的许多年，这里一直是作为产房的。

几十年来憧憬着的出生地，达到已重临一访的目的后，满足了，也就没什么稀奇了。这房间还是日本式铺着席的，现在因为被前面的大楼遮住了，所以虽才过了中午不久，竟一点光线也没有，怪不得现在弃置不用。

这间灰扑扑的暗室，到底也给了我一些亲切感，我老远地跑到大阪来，不过是为了看看它。路程是这样的遥远，目的是这样的单纯。我想告诉他们，我的母亲在这间小屋生我的时候，她也不过才十六岁，一个娇小美丽的女子；我也想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一个风流潇洒的男子，当他一街转一街，一家转一家，从天黑喝酒到天明，我的母亲在异国的旅居中，夜夜等待着返归的丈夫，从无怨言。但是，因为词不达意，我并不能把我的感觉表达出来，只好环顾清凉的四壁，发发愣就出来了。

我谢了他们的好意，这样热情地招待我，他们一直陪我走出了医院，又向那桥上走去。小老头儿告诉我，桥名“水晶”，好清爽的名字！可是他在我的记事簿上用英文写下的却是pearl bridge，珍珠桥，也一样的好听。

过了桥就是夹在堂岛川和堀川两条河的“中之岛”浮洲了，我们站在桥头上，观望四外的景致。大阪是被称为“烟之都”的日本工业城，人口二百万，还在天天增加。他们自夸说掌握了天下财富的百分之七十。“天下”当然是指的日本自己，这语气虽然是财大气粗，但也是事实。我的父亲曾在这附近开了一家东成商会，我不知道他做的什么生意，只知道失败以后，才到距离家乡更远的北京去打天下。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那个玲珑小巧的小保险箱，喷漆皮上印着的“东成商会”四个金字。母亲后来用它来装她的珍藏。

再向隔岸看去，只有一座大建筑物，想必那就是当年梅兰芳唱戏的地方了。我不能想象在那相当远的距离下，怎么会推开医院的窗户，就可以听见锣鼓声。但是想想也可能的，声音在静夜中自水上飘流过来，也许比空气更有效。于是我指着那个大楼，在记事簿上写了“梅兰芳”三个字，并且告诉他们四十多年前的往事。

到这儿，我访问我的出生地，可以告一段落了。人们一定会说，她出生的地方既不够神秘，大阪人也并不全那么粗声粗气，这一回的绢笠町忆往，好平凡！

1965年

书桌

窥探我家的“后窗”，是用不着望远镜的。过路的人只要稍微把头一歪，后窗里的一切，便可以一览无遗。而最先看到的，便是临窗这张触目惊心的书桌！

提起这张书桌，很使我不舒服，因为在我行使主妇职权的范围内，它竟属例外！许久以来，他每天早上挟起黑皮包要上班前，总不会忘记对我下这么一道令：

“我的书桌可不许动！”

这句话说久了真像一句格言，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以这句“格言”为警惕。

对正在擦桌抹椅的阿彩，我说：“先生的书桌可不许动！”

对正在寻笔找墨的孩子们，我说：“爸爸的书桌可不许动！”

就连刚会单字发音的老四都知道，爬上了书桌前的藤椅，立刻拍拍自己的小屁股，嘴里发出很干脆的一个字：“打！”跟着便赶快自动地爬下来。

但是看一看他的书桌在继续保持“不许动”之下，变成了怎样的情形！

书桌上的一切，本是代表他的生活的全部，包括物质与精神的。他仰仗它，得以养家糊口；他仰仗它，达到写读之乐。但我真不知道当他要写或读的时候，是要怎样刨开了桌面上的一片荒芜，好给自己展开一块耕耘之地？忘记盖盖的墨水瓶，和老鼠共食的花生米，剔断的牙签、眼药瓶、眼镜盒、手电筒、回纹针、废笔头……散漫地布满在灰尘朦胧的“玻璃垫”上！另外再有便是东一堆书、西一叠报，无数张剪报夹在无数册书本里。字典里是纸片，地图里也是纸片。这一切都亟待整理，但是他说“不许动”！

不许动，使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个被汽车撞伤的行人呻吟路，大家主张赶快送医院救治，但是他的家属却说：“不许动！我们要保持现场等着警察来。”不错，我们每天便是以“保持现场等着警察来”的心情看着这张书桌，任其脏乱！

窗明几净表示这家有一个勤快的主妇，何况我尚有“好妻子”的衔称，想到这儿，我简直有点儿冒火儿，他使我的美誉蒙受污辱，我决定要彻底地清理一下这书桌，我不能再等着警察了。

要想把这张混乱的书桌清理出来，并不简单，我一面勘察现场，一面运用我的智慧。怎样使它达到清洁、整齐、美观、实用的地步呢？因为除了清洁以外，势必还得把桌面上的东西分门别类地整理一下，使物各就其位，然后才能有随手取用的便利，这一点是要着重的。

我首先把牙签盒送到餐桌上，眼药瓶送回医药箱，眼镜盒应当摆进抽屉里，手电筒是压在枕头底下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轮到那些书报了，应当怎样使它们各就其位呢？我又想起一个故事：据说好莱坞有一位附庸风雅的明星，她买了许多名贵的书籍，排列在书架上，竟是以书皮的颜色分类的，多事的记者便把这件事传出去了。但是我想我还不至于浅薄如此，就凭我在图书馆的那几年编目的经验，对于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倒还有两手儿。可是就这张书桌上的文化，也值得我小题大做地把杜威抬出来么？

待我思索了一会儿以后，决定把这书桌上的文化分成三大类，我先把夹在书本里的剪报全部抖落出来，剪报就是剪报，把它们合成一叠放进一个纸夹里，要参考什么资料，打开纸夹随手取用，便利极了。字典和地图里的纸片是该送进字纸篓的，我又把书本分中西、高矮排列起来，整齐多了，至于报纸，留下最近两天的，剩下都跟酱油瓶子一块儿卖出去了，叫卖新闻纸酒瓶的老头儿来得也正是时候。

这样一来，书桌上立刻面目一新，玻璃垫经过一番抹擦，光可鉴人，这时连后窗都显得亮些，玻璃垫下压着的全家福也重见天日，照片上的男主人似对我微笑，感谢贤妻这一早的辛劳。

他如时而归。仍是老规矩，推车、取下黑皮包、脱鞋、进屋，奔向书桌。

我以轻松愉快的心情等待着。

有一会儿了，屋里没有声音。这对我并不稀奇，我了解做了丈夫的男人，一点残余的男性优越感尚在作祟，男人一旦结婚，立刻对妻子收敛起赞扬的口气，一切都透着应该的神气，但内心总还是……想到这儿，我的嘴角不觉微微一掀，笑了，我像原谅一个小孩子一样地原谅他了。

但是这时一张铁青的瘦脸孔，忽然来到我的面前：

“报呢？”

“报？啊，最近两天的都在书桌左上方，旧的刚卖了，今天的价钱还不错，一块四一斤，还是台斤。”

“我是说—剪报呢？”口气有点儿不对。

“剪报，喏，”我把纸夹递给他，“这比你散夹在书报里方便多了。”

“但是，我现在怎么有时间在这一大叠里找出我所要用的？”

“我可以先替你找呀！要关于哪类的？亚盟停开的消息？亚洲排球赛输给人家的消息？还是关于西德独立？或者越南的？”我正计划着有时间把剪报全部贴起来分类保存，资料室的工作我也干过。

但是他气哼哼地把书一本本地抽出来，这本翻翻，那本翻翻，一面对我沉着脸说：“我不是说过我的书桌不许动吗？我这个人做事最有条理，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都是有一定规矩的，现在，全乱了！”

世间有些事情很难说出它们的正或反，有人认为臭豆腐的实际味道香美无比，有人却说玉兰花闻久了有厕所味儿！正像关于书桌怎样才算整齐这件事，我和他便有臭豆腐和玉兰花的两种不同看法。

虽然如此，我并没有停止给他收拾书桌的工作，事实将是最好的证明，我认为。

但是在两天后他却给我提出新的证明来，这一天他狂笑地捧着一本书，送到我面前：“看看这一段，原来别人也跟我有同感，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哈哈哈！”他的笑声要冲破天花板。

有一篇题名为《人人愿意自己是别人》的文章里，他拿红笔勾出了其中的一段：

“……一个认真的女仆，决不甘心只做别人吩咐于她的工作。她有一份过剩的精力，她想成为一个家务上的改革者。于是她跑到主人的书桌前，给它来一次彻底的革新，她按照自己的主意把纸片收拾干净。当这位倒霉的主人回家时，发现他的亲切的杂乱已被改为荒谬的条理了……”

有人以为—这下子你完全失败了，放弃对他的书桌彻底改革的那种决心吧！但人们的这种揣测并不可靠。要知道，我们的结合绝非偶然，是经过三年的彼此认识，才决定“交换饰物”的！我终于在箱底找出了“事实的更好的证明”—在一束陈旧的信札中，我打开最后的一封，这是一个男人在结束他的单身生活的前夕，给他的“女朋友”的最后一封信，我也把其中的一段用红笔重重地勾出来：

“……从明天起，你就是这家的主宰，你有权改革这家中的一切而使它产生一番新气象。我的一向紊乱的书桌，也将由你的勤勉的双手整理得井井有条，使我读于斯、写于斯，时时都会因有你这样一位妻子而感觉到幸福与骄傲……”

我把它压在全家福的旁边。

结果呢？—性急的读者总喜欢打听结果，他们急于想知道现在书桌的情况，是“亲切的杂乱”呢还是“荒谬的条理”？关于这张书桌，我不打算再加以说明了，但我不妨说的。是，当他看到自己早年的爱情的诺言后，是用罕有的、温和的口气在我耳旁悄声地说：“算你赢，还不行吗？”

1955年5月26日

冬青树

为了舅母的六十整寿，我冒着酷暑到台北来。表哥、表妹两对夫妇都早到了，只等迟到的我。

我进门放下手提箱高声喊：“阿妗，我到啦！”从厨房的甬道里发出一叠声的“啊”，跟着拥出了表妹和表嫂，表哥和表妹夫也从舅舅的书房跑出来，舅母矮矮胖胖，又是放足，她擦着鼻尖的汗，拖着笨重的身躯，抢着跑出来。我见了舅母好高兴，赶忙迎上去，舅母握住我的手，把我上下一打量，红着眼圈叹口气：“瘦了！”

“瘦了？哪里！我临来时才在医院磅过的，比上次长了两磅呢！”舅母不满意我的答复，不住地摇头。

“姆妈就是这样，见了谁都嚷瘦呀瘦的，都像您胖得油篓似的走不动才算数吗？”表妹虽然结婚了，仍然改不了跟舅母抢白的习惯。我们听了都觉得好笑，舅母用手指戳着表妹的头笑骂：“该死！该死！”我又听见舅母熟悉的骂人声了，唯有在舅母这毫无恶意的骂声里，才觉得是回到了有所依赖的家。

这是两年来第一次难得的团聚，年青的一代，为了职业，不能守在老人的身旁，舅母口口声声说：“走远了顶好，图个清静！”其实我知道她是多么盼望孩子们都围绕在她的身边。这一次大家写信商量好，要在舅母的生日全体回家来—其实各人在外面都已成家立业了，可是提到回家，总以在舅母的身边才算真正回到了家，就因为这里有一个舅母。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使你安心。她安排你的生活，让你舒服得像一个懒洋洋的人，躺在软绵绵的床上，不由得睡着了。

可是在这个团聚的家庭里，我算是什么呢？我不过是舅父的妹妹遗留下的一个孤女，在女孩时代便被远游的父亲寄留在这家里。舅母每见我瘦弱，总叹息说我是一个不幸的女孩，而我却以为遇到舅母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事。我曾失去许多亲人，却永远不会失去舅母，她像一棵冬青树，在我的生活里永远存在。如果我说我在这家里从无寄居之感，那正是因了舅母的慈爱，她从没有给过我一次机会，使我感觉在这家庭里是额外的一员。我和一个表哥一个表妹共同生活，安全而快乐，舅母却偏爱说我不幸。

舅母是旧时代中一个可爱的妇人，她之所以常常说我不幸，正因为她是一个家庭观念极浓厚的人。我的出生就是悲剧的开始，生母早死，又被父亲遗弃。后来我自己又在一次婚姻悲剧里，扮演了不幸的一方。如果拿新的家庭观念来说，我没有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所以造成心理的不健全，而致荏弱如此吧？其实我在依赖舅母生活的年纪时，何曾有一丝丝这种不健全的念头。去年遭婚变，我原处之泰然，却急坏了舅母，她见了我顿足地哭：“蕙君，你阿爹回来我怎么交代？”我是快三十岁的人了，舅母还疑心地想着，有一天，十几年没有音信的阿爹回来了，她把我仍像五岁的小女孩一样交还给阿爹呢！我在舅母的眼里简直是悲剧的化身。无怪表妹责怪舅母说：“阿姊本来是快乐的，可是妈妈偏要给培养点儿悲剧的气氛！”“嗯？”舅母旧书念得不少，可是遇见表妹嘴里的抽象新名词，就害苦了她：“什么赔点儿，养点儿的！”我们哄堂大笑，舅舅也笑得被一口烟呛得直咳嗽。舅母转移目标，冲着舅舅瞪眼：“老鬼，你也笑什么？”我说过的，舅母的骂声，常常是表现了这家庭的融洽，骂里含了无限的爱与关怀。舅母真是这一家子不倒的权威。

表哥已经做了两个儿子的爸爸，这次回来，表嫂又鼓着肚子挺身而行了。表妹也初尝怀孕的滋味。添丁使舅母开心，所见所闻都是孩子的问题。我被冷落在一旁，突然生了孤零的伤感，可是还好，这情绪在我心头一瞬即逝，我很快恢复了常态。表哥正在喊：“叩头，叩头，给老太太拜寿！”舅母笑得嘴合不拢了。

在舅母的生活方式下，是包含着新的希望与旧的道德，叩头礼并不是这家庭落伍的表现，而是子女奉给长辈所喜爱的一些行为的表现，如果我们那种七摇八晃的叩头法，能使舅母老夫妇开心的话，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舅母还照老规矩，四眼儿人不必下跪，表嫂和表妹算是免了，我和表哥表妹夫带着两个表侄一字排开跪倒在红毡子上。桌上的一对红寿烛，烛光摇曳映到舅母刚扑了粉的圆脸上，在舅母光亮的脸上，我看见一个老妇人最快乐的时光。刹那间，我忽然想，舅母真是一个懂得生活，富有生活风趣，而也得到真正生活真谛的女人。

这次我们要叫一桌席孝敬舅母，可是舅母不肯，她说她愿意自己下厨，因为她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口味。“可是，您是老寿星呀！我们应当孝敬您，您怎么反倒做给我们吃？”表妹笑着说。

“算了罢，吃一顿明天就全滚蛋了，什么孝敬不孝敬！”舅母又骂了，可是这次骂是亲切中带着伤感的，她虽是个顶达观的女人，但是老人的心是希望归来而怕离去的，舅母又何能例外？

我们吃得好开心，表妹夫和老丈人猜拳，五魁首、八匹马，把舅舅要灌醉了。我们也顾不得舅母在厨房烤成什么样儿，上一道菜，喊一回好。

和两表兄妹中，我一直受舅母特别的宠爱，当然是因为她对我多几分身世的怜悯。她希望我身体健康、婚姻美满，好对我那谜样的父亲有个交代，可是在这两方面，我都使她失望而伤心。我很惭愧一直给舅母精神上负荷沉重，她对于我的关怀远超过她的亲生子女，虽然我已成人，不需人扶助，她的关怀也未稍减。

舅母的生日，我画了一幅冬青树送给她，但是我知道，再多的颂词，再多的赠礼，都不如给她一个能使她放心的表白，我许久以来就要对舅母说的是：我的身体虽仍嫌瘦弱，但意志却坚强；我的婚姻虽告失败，但这并不证明我从此失去光明的前途！

教子无方

母亲骂我不会管教孩子，她说我：“该管不管！”我也觉得我的儿童教育有点儿特别。刚下过雨，孩子们向我请求：“让我们光脚去玩，好不好？”我满口答应，孩子们高兴极了，脱下鞋，卷起裤腿儿，三个一阵呼啸而去。母亲怪我放纵，她说满街雨水，不应当让孩子们光脚去蹚水，我回答母亲：“蹚水是顶好玩儿的事，我小的时候不是最爱蹚水吗？”母亲只好骂我一句：“该管不管！”……雨天无聊，孩子们最喜欢爬到壁橱里去玩，我起初是绝对不许的，如果他们趁我买菜的时候爬到里面去，回来一定会挨我一顿臭骂。有一次我们要出门，二问爸爸：“妈妈也出去吗？”爸爸说：“是的。”二把两条长辫子往后一甩，拍着小手儿笑嘻嘻地向三说：“妈妈也出去，我们好开心！”我正在房里换衣服，听了似有所悟，他们像我一样吗？喜欢背着爸妈做些更淘气的勾当？我的爸妈那样管束我，并没有多大效力，我又何必施诸儿女？这以后，我便把尺度放宽，甚至有时帮助他们把枕头堆起来，造成一座结结实实的堡垒抵御敌人，枕头上常常留有他们的小泥脚印，母亲没办法，便只好又骂我：“该管不管！”我心想，他们的淘气还不及我的童年一半呢？成年人总是绷着脸儿管教孩子，好像我们从未有过童年，不知童年乐趣为何物何事。有一天我正伏案记童年，院里一阵骚动，加上母亲唉唉叹声，我知道孩子们又惹了祸，母亲喊：“你来管管。”我疾步趋前，喝！三个丑小鸭一字儿排开，站在那里等候我发落。只见三张小脸儿三个颜色：我的小女儿一向就是“娇女儿泪多”，两行泪珠挂在她那“灵魂的窗户”上，闪闪发光；大女儿的脸上涂着“迷死弗多”口红，红得像台湾番鸭的脸；那老大，小字虽然没写完，鼻下却添了两撇仁丹胡子。一身的泥，一地的水。不管他们惹了什么样的祸，照着做母亲的习惯，总该上前各赏一记耳光，我本想发发脾气，但是看着他们三张等候发落的小花脸儿，想着我的童年，不禁哑然失笑。孩子们善观气色，便也扑哧哧地笑起来，我们娘儿四个笑成一团。母亲又骂我：“该管不管！”我也只好自叹“教子无方”了。

春

我有一位老婆婆，每年的除夕要我为她做一件事，她拿来一叠红纸、笔砚要我写“春”，在裁成大小形状不同的红纸上，我用饱蘸了砚墨的羊毫笔，竟痛快淋漓地挥毫一番，当我每次写下那“福”字、“春”字的时候，心里不免想到，如果不是因为还有一位守着旧习惯的老婆婆的话，像我们这一代人，在目前的这种生活下，又怎么能有机会练练毛笔字呢？我的毛笔字虽有如春蚓秋蛇，但我还是很高兴写，因为它使我温习了旧的年岁。

去年我给老婆婆拜年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我似乎还有件什么事没有做，以为是老婆婆忘了呢，便问她：“伯母你今年忘了叫我写春啊！”她拍拍我的肩笑道：“我叫我家阿文写了，以后就可以不麻烦你了，真多谢你呀！”我不由得惊奇地叫起来：“阿文会吗？”老婆婆说：“阿文进了学校，会写字了，哟，你来看。”

果然，在厨房的门片上，在饭厅的墙壁上，在卧室里，各处都贴满了那写上福与春字充满稚气的红纸。老婆婆的眼睛从去年起就不太好了，所以贴得歪歪斜斜的，那却是包含了多少深切的意义啊！

阿文去年是7岁，刚进小学，今年就是8岁了，老祖母守着这个孙子生活，因为阿文的父亲病亡了，母亲改嫁到外地，可以说老婆婆对于第二代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她的精神依靠在第三代阿文的身上。我常替她难过，想着这中间空落的一段距离，怎么能衔接得上呢？但是老婆婆并不气馁，她只是那样稳稳当当地活着。祖孙俩没事闲谈的时候，我常听阿文对祖母说长大要如何如何的话，祖母也都满口答应下来，就仿佛一向寄望儿子的一切都会在孙子的身上实现。

老婆婆的人生观无形中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想她们是生活在冬天里，却毫不怀疑地等待着春天的一天天接近。

可不是，当阿文写下了第一个“春”字时，那不是已经接近了一步吗？

春天与希望常被人相提并论，但是我觉得，应该再加上儿童，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我年底在整理信件的时候，翻出旧信来看，发现一封发黄的信，是往年恩师寄给我的，那年，我曾向他发了些牢骚。他立刻回信安慰我：“经过少年到青年几次人生的历练，不但你不是小孩子了，而我更是垂垂欲老，完完全全的快乐是不容易得到的，夫妻之间一定要互谅互助，如果常去观察分析不免自寻苦恼，何况我们都有我们神圣的职务，保护和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能看到我们一生所希望所愿意做的事，他们能达到能完成，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情，时间是多么的无情啊！”

人生是有限的，希望却是无穷，唯有有儿童的地方，才有无限的希望，代代相延续，这是一份活的财产。我们也许生活得并不如意，也许常觉得个人的夙愿完全绝望，这世界是多么悲惨！但是看见了孩子们天真浪漫的兴致与笑容，便会相信我们的世界仍有前途，仍有美的境界存在。

今年我当然还是没有希望给老婆婆写春了，但是那春的意义并没有失去。新年事里，只觉得春意盎然。

大厦群中的小砖房

十七年前，奶奶从住了二十多年的南区住家搬到东区来。那时东区刚在开发，忠孝东路三四段一带不断向东伸展，马路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旁还没有人行道，但是巷子里、马路边已经陆续在建高楼大厦了，所以那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是大楼耸立，一方面又是片片田地这样参差不一的景观。

我们搬到一栋七层楼的建筑里，楼房很坚固，景观也不错，面前对着空荡荡还没起建的空地，右边还是一洼洼水田，左边从远处向上看，蓝天白云间是三张犁的山，向近前看，就已经层层叠叠盖了不少楼房了。

奶奶每天都会到前廊上透透气，又买了一些花花草草，浇花剪枝叶的，美化我们的新居，同时也张望张望，看近处远处，有了什么新设施。就在我才说左方一群高厦中，有一排三间小红砖农家屋子夹在底下，屋的前面是一块菜畦。搬去一年了还没有拆建的讯息，这使我很觉得奇怪，那块菜畦中永远种植着各种即时的蔬菜，老公公老阿婆每天浇水摘菜，我都好奇地看着。有一天，我终于下楼走到农舍去，问：“青菜要卖吗？”他们说可以，我就买了些新鲜可口的青菜，再过了些时候我就问：“土地这么值钱，难道没有人向你买？”他们回答说：“我不卖！”口气不对，我也就不敢多问了。

对了，从走廊向右方下面看，不是说也有一洼田地吗？已经长了草，有一位老公公就天天牵了一只小羊儿来吃草饮水，老公公在一旁蹲着守，过些时候，太阳落山了，就把吃饱了的小羊儿牵走了。我那时不免口中念叨着那首记不全的歌儿：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

咿呀嘿！呀嘿！

小小羊儿要回家，

呀嘿！呀嘿！

小小羊儿跟着妈，

有白、有黑，也有花……

现在此情此景都没有了，小红砖农舍早就变成高楼大厦了，右边的田地当然也变成大百货公司了！倒是奶奶在傻瓜相机中拍了一张奇景照片，留作纪念。

骑车要戴安全帽

奶奶到了澳洲的墨尔本，在她的女儿女婿家住了些日子，一进大门就看见屋角放着两顶安全帽头盔。

“你们骑机动车呀？”奶奶问。

“不骑。”两个外孙齐声回答。

“那为什么有安全帽？”

“骑脚踏车呀！”

“哦！原来这里骑脚踏车也要戴安全帽。”奶奶明白了。

他们家在地区广大的住宅区，左转右弯的街道很整洁，街道旁都是树，空气清新，天空广阔，行人、车辆都不多，我有时搬个椅子到街门口看热闹，谁知没热闹可看。

在清早，或者黄昏时光，倒见有人家的孩子们，个个推着红红绿绿好看的脚踏车出来，也个个头上戴着各色的安全帽头盔，高高兴兴地骑上车，呼啸而去。奶奶心想，可不是，确实人人都戴安全帽呢！

奶奶又想，在这宽阔、明朗，行人车辆往来稀少的大道上，干吗非得戴上它呢？而且这么热的天？原来这时12月是澳洲的暑假，就连那两三岁的小娃娃骑车都戴着。

外孙告诉奶奶说，在澳洲是规定如此的，所以人人都养成习惯，自然而然地，骑车就会戴上。

看上一页的图，是父亲带着刚学车的儿子，各戴彩色的安全帽，小娃娃多么可爱！这样可以减少因跌倒而使头部受伤的机率，虽然街上行人稀少，但是自己仍然会跌倒受伤呀！安全帽是塑胶制的，塑胶很轻，戴在头上不会觉得压头，而且质料坚固不易破碎。

奶奶看得高兴，觉得这良好的习惯，为什么我们这儿就养不成呢？所以她就拿起傻瓜相机拍了几张。写稿时见书架上正好有一套机车旅游手册，心想这是专为骑机车旅游准备的手册，看它怎么个说法。打开一看，开始倒是说“机车平时是代步的工具，假日则是很好的旅游伴侣”。接着全篇说了许多怎么利用机车、怎么保养、怎么修护，就没一句话提到骑车该戴安全帽（我们的交通规则也是规定要戴的），反而是书中偶尔出现的照片，都是违法的两人骑一辆机车，全无戴安全帽的（戴的骑车人不及十分之一，双人骑一辆的倒是十分之九）。所以我们的机车车祸这样多，交通是不是应当改善呢？

奶奶丢了

奶奶丢了！丢在这地球上的南半球，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维多利亚省的墨尔本市，墨尔本市郊的一个小镇上。

澳洲我来过两次，在墨尔本这小镇的女儿家，也是第二次来住了。所以到达的第三天早上六点钟，便依我多年来的习惯，出家门绕弯儿做“快走”运动。奶奶所以身腿健朗，就全靠二三十年来的这项运动了。

话说全家还在高卧，我全身无牵挂，衣袋里只装了一条手帕便轻松地起步了。我照着前年的方向，出门向右，天空蒙蒙亮，空气清新，这环境没有变，隔壁是希腊人家，有一艘船，假日便驾驶自备船出海。再向前走，啊！白色楼房，是一家中国人的大户人家。再向前走，可以右转了，就这么走下去吧！对的，这条是小坡，上去有一些人家，再走再绕，怎么不见回家的路了呢？也许我转弯转早了，再回到原来转角处向前走。对，这些街道巷名我曾相识，可是怎么转来转去还是不对呢？但是地名我也都知道，再回头再绕，可是就越绕越糊涂了，连回头路都不对了。

怎么办呢？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难道他们的孩子们不像台湾的孩子，七早八早就背书包上学去？可是我们住家的街名、门牌是什么来着？只记得电话号码，没有公用电话亭，也没有澳币，打不了电话。碰见人也没有用呀！我又走呀走的，总希望看见希腊邻居的船就到家啦！这时已经半小时过去了，我的心未免有些焦急。正在着急时，却看见路旁一人家门口，有一男人正跨在机车上，头戴安全帽。澳洲人真守法，这大清早，街上无一行人行车，又无交通警察，他却规规矩矩地戴上安全帽。我连忙上前一步说：“先生，请帮一个忙，我走丢了！”那人望着我问：“你家住哪儿？”“我不记得街名了，但是我有电话号码，请为我打一个电话吧！”这时他的太太出来了，两个小孩儿也出来了，她们都蓬头睡衣，是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先生告诉太太情况，要我跟进去打电话，就算把我交给太太了。

我随她进屋，原来里面还有两个娃儿在瞪眼望着我这陌生客人，太太把电话拨过去，对方说了两句挂掉了！她挂掉电话向我耸肩表示无奈。我说，号码应当不会错，请你拨过去我来说，这次我手握电话，对方一接我就说中国话：“你是谁？安安吗？”这下对了，女主人告诉我的大外孙（《哥儿俩在澳洲》的作者）她家住址，安安马上来接。我向蓬头女主人道了谢，上了车一拐两拐就到家了，我的丈夫、女儿、女婿、二外孙都在门口列队相迎，还有一只可爱的喜鹊，也不怕人地立在草坪上迎接我—澳洲的飞禽走兽，大都和人类很亲近的。

我问安安，第一次电话你接到没有？他说接到了，但他以为是什么不良分子大清早打来的，所以挂断了。

唉！幸亏第二次接通我自己说话。

我把我的经过告诉了大家，他们也很奇怪我怎么就绕不出这圈子。原来我们住的街名里有一“弯月”字样，他们告诉我，这一带街巷弯处多，我不知道失落在哪一个“月儿弯弯”里了。安安就拿出一张影印的本区简易图，用绿笔边勾画边讲，告诉我几条捷径和记忆的方法，比如出门先过街，见弯就左转，绕一圈就回来了，可不是，用二十分钟月儿弯弯照九州地走了一圈，正是我估计好的时间，看见希腊船，看见了喜鹊，奶奶回家了！

水上人家

长江下游的苏州城，是我国有名的水乡之城。奶奶没去过苏州，但早已闻名，图片和电影也看过不少。去年到北京去，竟看见颐和园的后面有一座名为“苏州街”的人工水城，是清朝乾隆年间建造的，它位于万寿山脚下的湖边，是一条以水为街，沿岸作市的苏州买卖街。后来被八国联军烧毁了，一百多年以后，也就是前两年才复建完成。所以奶奶从来没去过。人造的苏州街是人工建造为观光的，所以很有样儿。这条水街两岸有各种店铺，都是照清朝江南的市街做的，有庙宇、药铺、奶茶铺、酒馆、点心铺、古玩铺、钱庄、鞋帽店等等，店铺中的女店员都穿着百年前的服装。游船在水中航行，古色古香，很令人欣赏。

世界上也还有几处水城、水上人家，我去过两处，一是泰国的湄南河，一是意大利的威尼斯。

泰国的湄南河，发源自泰国北部山地，从此向南流，经过曼谷等大城之后注入暹罗湾，全长有1207公里，流域的面积有16万多平方公里，支流甚多，也多是泰国人密集的地方，而且两岸的农工商业发达，岸上一路水上人家，只是房屋破破烂烂的，生活很是简陋，因为是游客必游之地，所以家家都做观光生意，吃的、用的土产品摆在木船上做生意。上岸就是住家，船上就是商店了。湄南河是泰国的主要河流，它不但对于渔业、农产、灌溉都很重要，同时也是一条运输的河，泰国出口的产品，米、木材等，都是由这里运输出去的。我们乘船一路游去，两岸除了破烂人家以外，倒是密林葱绿，看了很是舒服。

另一处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了。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的港口，也是世界上有名的水上城市，到意大利游历的旅客，总要到威尼斯一游吧。这水上城市，两岸的建筑就漂亮多了，而且岸上也有马路。水上有各种船只，交通非常方便。更重要的是威尼斯玻璃制品，我们那次去的目的就是去参观玻璃制品。这种水晶玻璃做成的商品，无论酒杯、花瓶、灯罩、全套餐具或装饰品等都高贵极了，镀了金的，上了釉的，五彩碎花的图案，真是看得你眼花缭乱，看它的定价，买不起，就干脆不买了。

我在船上沿河拍些照片，航到了一处，河岸上是老旧的三层楼房，导游介绍说这曾是马可•波罗的故居。我一听，连忙用傻瓜对准，连拍两张。中国人对马可•波罗是不陌生的。他是12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他就是威尼斯人，一个商人之家的孩子，他在十几岁时，就跟着他的父亲、叔叔到处旅行，有一年他们旅行到中亚细亚，经伊朗到了元朝时的中国。元世祖忽必烈很欣赏他，就留他在中国工作了十七年。等他再回到威尼斯，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他后来写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很是流传，因为他那本游记，促进西方人更为向往东方。

我们现在常吃的意大利“比萨”饼，有人就说是马可•波罗由我们中国的馅饼演变过去的，连意大利肉酱面条，也说是我们的炸酱面呢！

盘成一个“寿”字

在旅游的记录里，奶奶最常去的地方恐怕就是香港了。

并不是奶奶爱去香港，而是一方面在香港开会的机会很多，比如固定每隔一年世界中文报协就轮在香港开会，另外还有许多别的会也常常轮在香港举行，再有也常常在香港转机什么的，因此有时一年就有多次到香港的机会。

那么奶奶喜欢不喜欢香港呢？

我很难说是喜欢香港，可以说我因香港的便利而渐渐喜欢了。最初到香港去，除了开会，就是购物，那里被称作是购物的天堂呀！因为全世界的货物都可以在香港买到，又便宜。所以以前每到香港，不但自己买所需物，还要给亲友代买，但是近年来台湾自己的货品不管什么都有的是，不用借香港之光了。可是对于奶奶来讲，我每次去香港仍是必少不了要办的—那就是逛书店买书。那里真是一个自由市场，什么“禁书”都有，尤其是若干年前，大陆尚未开放，想要找这类台湾看不到的书，就在香港书店、书摊都能逛出来呢！

好了，关于香港，奶奶有很多资料和照片，以后有机会再写，今天我专门要讲的是一棵小盆栽—我从头说。

我和夏爷爷去了那么多次香港，离香港很近的澳门就是没去过，所以有一年—1987年的11月，我和夏爷爷便商量决定做一次港澳之游，那年并没有任何会议，是专门旅游的。11月是香港吃大闸蟹的季节，夏爷爷许多海鲜都不吃，唯独吃螃蟹。

我们到了香港先去办到澳门的手续，次日早起九点多先到移民局，那里已经满满是办去澳门手续的人，整个移民局总有数百人吧！大多是台湾要到大陆去的，后来才知道许多人是由香港到澳门去大陆，就不用在台湾经红十字会，要知道那时是1987年啊，走澳门的管道，较少人知道。我们则是纯粹到澳门游玩的。到中午才把手续办好。

我们参加的小型旅行团，共约二十人，第二天一早八时多车子来接，到码头去乘一种喷射船，名叫Jetfoil，是到澳门去的最好的船。这船据说每开一趟是赔钱的，但赔本赚游客在澳门购物、赌博的钱，结果是收回更多。

我们是在雨中游览，因为自昨晚已开始下雨了。

到澳门最大而豪华的葡京酒店集合，酒店宽大的楼廊内，摆设了许多古董，还有牛角、湘绣等物，真是美极了。现在澳门成了从大陆运出口的大运输站，所以近年大大地繁荣起来了。

我们又到市区内游览，到了一个观音庙参观，内供三佛，我在后院角落看见了一些盆景盆栽，一盆榕树盆栽真是奇妙极了，原来把树根不知经过了多久—总要几年吧—盘结成一个寿字，上面是茂密的榕树叶，这可真是功夫呀！我很喜欢，便给拍了照，想要向庙中人打听它是怎样盘结成的，却找不到人，便匆忙地跟着大队继续在雨中游逛。在各小古董店、首饰店买了几样东西，便回到集合处，等船返香港。

本来应当是五时开船，延到六时半才开，据说是有一船来澳门中途被风击抛锚了，所以耽搁了一趟。我们上得船来，风雨交加，烟雾蒙蒙。我很害怕，好不容易到八点才抵港，总算平安。

这是一次奇特的旅行，那个“寿”字的盆景保佑了我们吧！所以我要把“寿”送给我的读者。

奶奶的早课

常常有人问奶奶：“奶奶，你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分配的？看您这么忙，家里家外都在管，又要写稿，又要拍照，又要看书、编书、出版等，还有，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笑笑说：“是吗？是够忙的，但是奶奶总还算是个会安排时间和工作的人，而且，我能把事情样样安排好，也要感谢一些人呢！”又有人问我：“那么您几点起？几点睡？一天工作多少小时？”我说：“我今天就先谈谈我的早课好了。”

我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那时天才蒙蒙亮。（如果是冬天，还没亮呢！）我因为每晚八九点就困得睁不开眼了，睡得早起得早嘛！起来后，先到正面窗前拉开窗帘，推开窗往下望去，我们的苏州式小庭园的鱼池展现眼下，那几十条锦鲤正扭着腰肢在水里悠哉游哉哪！我们住在正面二楼，是非常好的观景所在，水池四周是大湖石，花圃里又种植着绿竹、小树和花草，两旁是曲廊座亭。我们才搬来一年多，这房子是一位专于庭园设计的工程师所设计的，我们很喜欢，就从那已经变为色情、赌博、拥挤的老房子搬到这儿来了，虽然房子比以前小了一半。

鲤鱼，是一种体扁而肥的鱼类，鱼鳞大，鱼口的前端有触须二对，背部苍黑，腹部淡黄，产在淡水中，食水草，小鱼和蛤类，它的肉味鲜美。但是我们现在养在鱼池中的却是叫锦鲤，每条有一二尺长，浑身各种颜色，鲜艳而亮丽，有时从水中跳跃出水面，便是所谓鲤鱼跳龙门。它们是活泼的一群！我每天要在窗前向下观望好一阵子，有时也会想到鲤鱼也是书信的代称，就是因为古人有诗《饮马长城窟行》中那两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我看了比我早起的鱼儿以后，就去随便擦把脸，换了轻便的运动衣鞋，开门下楼，弯弯曲曲走过曲廊，出门到国父纪念馆去。这时已经六点多了，国父纪念馆内聚集了各类运动者，韵律操、太极拳、外丹功、土风舞、交际舞，都已上场了。我则眼望着眼前升旗台四周的各色花圃，花色有鸡冠花、三色堇等，远方是一座座大楼，映照之下，令人心怡。我以快走之步（我不慢跑），绕花圃走两圈，又到湖边走一圈，找个椰树下做做立定运动，差不多一小时了，再回家来，可以赶上“可怕的”晨间新闻，如果是以立法院肢体动作为新闻，我就关上电视到我的小小厨房去。无论是泡牛奶、蒸包子、煮稀饭都方便极了，我说我要感谢一些人，就是发明各种家电用具的人，无论瓦斯炉、鸣叫壶、微波炉、电磁炉、电锅、烤面包机、洗碗机，都是举手按钮之劳，就做到了，我同时把午餐要吃的，也略做准备，中午返家也极方便。更方便的是我把要洗的衣袜扔到洗衣机里，三十分钟洗好后，再扔到烘干机里，也用不着一件件地去晒或晾。这一切都弄好了，才是我要到办公室去的时间。有时更有时间，也许也赶写个千把字交稿呢！—就比如我现在写本文。

奶奶的早课，便是如此的轻松而怡然自得写出来的。

围裙大展

日前看报，台北正在举行“中华美食展”，会场共有将近百个各式各样美食摊位，有二十八家饭店的餐厅共襄盛举。大厨师们绞尽脑汁设计各种色、香、味俱全的餐食，把个菜盘装饰得像雕塑的艺术品一样，你看了简直不相信那是菜、肉、豆腐切成烧成的，真可谓叹为观止矣！它们被切雕成“八仙过海”“古帆船”等，应有尽有。

开幕的那天，观众排长龙进场，个个睁大了眼睛，惊奇地欣赏。最惹人注目的是奶奶的好朋友烹饪专家傅培梅。她站在灶台上表演三十多年了，出现在众人面前，还是那么美丽大方，爽朗和蔼，每年和那些大人物一起做剪彩的开幕礼以及评审。在会场的表演中，我最欣赏的是拉面，那位拉面师傅张鸿俞，能从一团五斤面，一次次拉成不断的细条，这次是打破他自己的纪录—8192条—今年是16384条，加了一倍，这还了得！听说要登记到金氏纪录上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