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和风范

吴景平(注：作者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明老师1987级博士研究生。)

当代中国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6月27日上午9时30分不幸逝世，享年83岁。

彭明先生1924年12月出生于河南夏邑。1945年12月他21岁时，入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史地系学习，后来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攻读研究生；1949年担任华北大学中国革命史助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任教，1983年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曾被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荣誉研究员。彭明先生曾担任多个学术职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史党建学科规划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名誉会长，黄埔军校史研究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等职。彭明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点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

彭明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起步很早。1947年，冀中新华书店发行了彭明先生与胡华教授合著的《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局史话》，这也是彭明先生的第一部著作问世，那年他才23岁。此后，彭明先生便没有在探求学术真谛的道路上止步过，直到年届八旬之际，仍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九五”规划研究的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研究”。60年来，彭明先生撰写和主编学术著作十余部，学术论文200余篇，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和中华民国史等专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彭明先生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46年当他还是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史地系的一名青年学子时，见到了教育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于力发表在《北方文化》的文章《北京高师参加五四游行示威的情况》，“这篇文章引起了我对五四运动的兴趣，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了积累五四资料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彭明先生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和回忆录，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愈来愈感到五四时期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他联系到国内学术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状况，认识到“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相比之下，则是比较薄弱的”。20世纪60年代初，彭明先生见到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数十万字篇幅的英文版《五四运动史》，更激起了他“也想写一本《五四运动史》的愿望：外国都有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注：参见彭明：《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载《文史哲》，1983(4)。)也就是说，数十年前，彭明先生就从历史事件本身的地位，以及从国内外相关学术状况出发，把五四运动史确定为主要研究领域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除了“文革”期间，彭明先生发表的文章题目中有五四字样的便有50多篇，并且出版有专题论集《五四运动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五四”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相关的专著则有《五四运动在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尤其是他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一书，从1961年拟提纲开始，除去1964年参加“四清”之外，连续工作了5年，于1966年初已经有了初稿30多万字。“文革”期间，彭明曾去江西干校3年，但这部稿子始终带在身边，并在打石头、锯木头、做馒头等劳动之余，不断翻阅和修改。(注：参见彭明：《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载《文史哲》，1983(4)。)他在《五四运动史》成稿、修改、定稿方面所下的功夫非常深，使用的基本资料就包括报刊、档案、文献、口述资料等不同类别，并多次实地考察相关遗址，包括5月4日游行的路线、陈独秀故居、北大各科的旧址、毛泽东来北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为了写好山东问题，他专门去青岛考察历史沿革和地形地貌。列入专门性研究的对象涉及面颇广，除了通常研究会涉及的五四人物、期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共诞生的关系等之外，还包括土地问题、军阀与政治派系、中外关系等。1984年，篇幅达52万字的著作《五四运动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响。该书于1986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88年获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8年，该著作在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版。

在《五四运动史》这部史料翔实、叙事准确、立论有据的著作中，以及在一系列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文章中，彭明先生提出和阐述了涉及五四运动的重要观点，如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五四爱国运动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因此，五四精神的完整表述，应当是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精神；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是互相促进的，救亡引起启蒙、促进启蒙，启蒙推动救亡、促进救亡；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有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又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彭明全面论述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同时，进一步从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进行考察，提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开端，其深刻意义在于，在20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中，五四运动既是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起点，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注：参见彭明：《五四运动在三次历史巨变中的地位和影响》，载《思想理论教育》，1999(5)。)针对那种把五四运动说成是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运动的观点，彭明曾经发表专论，梳理了五四运动的全过程，指出虽然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但从启蒙运动、爱国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抉择，无一不是昂扬着一种理性精神。五四时期重视理性的精神，仍然值得发扬和借鉴。(注：参见彭明：《论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载《历史研究》，1989(3)。)应当指出，彭明先生是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阐述以上观点的，因而为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诸多读者的认同。

彭明先生扎实的基础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还体现在对中国近现代史、政治思想史、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

从1958年起，彭明与李新、孙思白、陈旭麓、蔡尚思共聚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毕数年之功，一起编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61年至1962年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里唯一完整的多卷本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虽然是以革命史、政治史为主线，但已经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增加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篇幅，当时无论作为高校教材还是学术著作，这套著作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文革”结束后不久，这套著作由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至1981重新出版，并在1988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教材一等奖。在一定意义上，这套著作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问世的《中国革命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多卷本《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以及更多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的滥觞。而彭明先生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五位主要作者中年纪最轻的。他还主编了《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共10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至1992年版)，按相关时期基本历史脉络，选编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对外关系等领域的基本史料，对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等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师生、专业人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20世纪80年代初，当彭明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课程，并进行系统研究的时候，“没有什么现成的本子作依据，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来做拓荒者”。(注：参见彭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导言”，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嗣后，他逐渐提出了一系列学术观点和主张。比如，关于思想史和政治史、经济史的关系，他有形象的表述：“作为研究历史来讲，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讲，我们可以打这么个比方：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思想是历史的灵魂。三者构成一个人的有机整体。”“要全面掌握政治、经济、思想史的全貌，掌握它们的全面发展。我们现在历史的研究，一个是经济史的研究，一个是思想史的研究。这两方面的历史我们是空白。有很多问题不从经济上说明，不从经济史上讲，讲不清楚，讲文化思想史也是这样。”他进一步强调，现代政治思想史应当研究“社会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包括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封建阶级的政治思想，“各个阶级的政治思想，全部应该有”；应当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结合阶级关系的变化，把握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潮去分析每个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是，他也反对脱离具体人物的思想研究，去抽象地泛论社会政治思潮。“因此，我们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正确方法，是把研究社会思潮和研究代表人物的思想结合起来。”在学术界，彭明先生率先较全面地论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基本线索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为这一新专业的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多年授课的讲稿汇集成《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直受到高校师生的欢迎；他主编的《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则较全面地梳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长时程的重大发展，问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1995年获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合著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2000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著作二等奖。

在中华民国史研究方面，彭明先生也有较大的成就。他与周天度共同主编过《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该书由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1992年获得孙中山基金会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他在多年研究和开设中华民国史课程的基础上，与张同新合著有《民国史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还发表过多篇专题论文，涉及南京临时政府、研究系、交通系、安福系。尤其是在关乎民国史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彭明先生阐发过自己的见解。早在1981年，他便指出，民国史是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但又是我国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不同，民国史的研究对象和着眼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怎样创立了中华民国，北洋军阀以及新军阀们怎样篡夺了民国的中央政权，他们由盛而衰以至灭亡的历史。当然，民国史也要反映人民群众的活动，但它是作为促使反动的统治者由盛到衰的对立而存在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后者，和党史、革命史有所不同。民国史的分期是中华民国的创立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也不同于党史、革命史的分期。他还进一步谈到，与党史、革命史、民国史都不同，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应该是经济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等各种专史的综合。(注：参见彭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象问题》，载《学习与研究》，1981(6)。)

彭明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其成长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早在华北联大与华北大学时期，他先后师从著名史学家胡华与范文澜先生，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还多次聆听吴玉章、成仿吾、何干之、尚钺等人的演讲和授课。(注：参见彭明：《师恩难忘》，见彭明：《彭明文存》，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951年，他撰写的一篇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文章，曾得到吴玉章的审阅并且面谈，获益良多。(注：参见彭明：《德高望重的吴老(玉章)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历史学家》，见彭明：《彭明文存》。)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胡华为主任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执教，又多年在范文澜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的编写工作，与李新、孙思白、陈旭麓、蔡尚思以及近代史研究所其他学者共同切磋。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彭明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受范文澜先生影响至深，时时以范老的名言“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终身奉行。他多次向同仁和学生指出：坐冷板凳，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要去掉浮躁情绪，沉下心来做学问。他兼取诸家之长，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把抽象思维、理论概括与史料搜集整理、史实叙述结合起来。他既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史实与理论的统一，应该先求“实”，后求“是”，即先掌握大量的史料，弄清基本史实，然后才能找出规律与真理，又重视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自觉贯彻和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与方法。他还多次提醒青年学子，做学问与做人的统一，坚持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保持学者的良心；在学术起步的阶段，一定要选准研究方向和课题，并且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把文章写“实”，首先所选的研究问题要“实”，要是真问题；其次文章的资料要“实”，认真搜集资料、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科学地分析资料，通过比较研究来得出所探寻问题的真相；最后既要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治史方法，又要注意学习借鉴国外史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的方法。他的许多学术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与彭老师在一起

彭明先生有着高度的学术自信和学术自觉。他认为科学的学术研究在于探索和揭示人类认识中的那些未知问题，历史研究同样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那些未知问题，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就是说，研究的结果要有新鲜的独立见解。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是有独立见解的探索者，而不应是“随人说短长”的“矮人”。(注：参见彭明：《科学研究是知识更新的重要途径》，载《教学与研究》，1984(2)。)一方面，他在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上，有着十分明确的学术见解，并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述和论证；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倡导学术宽容，赞同“双百”方针，认为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不同看法、不同观点，必然会出现争论、争鸣和撞击，必须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学术争论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相信时间和实践会证明一切。彭明先生为学如此，为人亦宽宏厚道，这在学术界有口皆碑。他性情淡泊、与世无争、为人谦和、处事低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自己的原则，同时善待八面来风，甚至善待错误。这充分表现出一位历史学家通鉴古今的素养、虚怀若谷的风范，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一起将成为他留给学术界和惠泽世人的宝贵遗产。

原载《北京党史》，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