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原长到十八岁，之后，方去山东当了兵。

十八年的中原生活，前三年的情景在我脑子里是个空白。只是从娘片段的话语中知道，我身子皮实，学会走路比较早；能吃，总是吃得肚子滚圆，被邻居们称为“小胖子”；黑，尤其是夏天出了汗，又黑又滑像泥鳅；胆小，怕黑，天一黑就不敢乱跑。村里的老人们喜欢喊我“黑蛋”。

这三年是在懵懵懂懂中过日子，会哭，但不记得苦和恼 ；会笑，但不记得欢和乐。

第四年的日子在我脑子里划了些很浅的痕迹。我如今还能记住的，是奶奶把白馍掰碎泡在碗里，放点盐末和香油喂我，我记得那东西很好吃。再就是一件事中的一个场景和两句对话。奶奶去世入殓时，我被人抱起去看奶奶躺在棺材里的样子。只听见一个人说：“娃子太小，看了怕会做噩梦。”另一个人说：“他奶奶亲他，让他看看吧！”……

我连奶奶的长相也没能记清楚。

这一年我模糊感觉到了，我可以依靠的亲人会和我分离。

长到第五年，记忆变得连贯了。这一年发生的大事是舅舅娶亲。舅妈家在十里之外的一个村子，早上空轿去迎舅妈，让我坐在轿里压轿。童子压轿是我们那儿的规矩。不知道是抬轿的那些人故意捣蛋还是轿有问题，反正我在轿里被弄得左右乱晃，没有我原来猜想的舒服，下轿撒尿时提出不坐轿，结果被训了一顿。

这一年，我正式开始了快乐的童年生活。我们那儿是平原，平原上的田野有一种空阔之美。春天，鸟在天上翻飞，大人们在麦田里锄草，我和伙伴们就在田埂上疯跑玩闹；夏天，蝉鸣蛙叫，大人们在雨后的田里疏通水道排水，我和伙伴们则脱光了衣裳在田头的河沟里戏水欢笑；秋天，大人们在挥着钉耙挖红薯，我们则在红薯堆里找那种心甜皮薄的啃着吃；冬天，雪花飘飞，我们会跑着跟在打兔子的人身后听他的枪响……就是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感到人离不开田地。没有田地，人活得会很乏味。

那时家里吃得最多的是红薯。早上吃红薯稀饭和红薯面饼，中午吃蒸红薯和凉拌红薯丝，晚上吃红薯干稀粥和红薯面窝头。夏天的中午，娘有时也蒸点儿红薯面面条或拌点儿红薯粉凉粉。总之，差不多顿顿离不开红薯。尽管娘不时给我点优待，变着法子让我吃点别的，可我还是一听见“红薯”肚子里就难受，就想哭。也是因此，我的第一个理想开始出现：此生不再吃红薯。

这一年我开始跟着大人们上街去赶集。离我们家最近的集镇是构林镇，我们村离镇六华里，这段路程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个不短的距离，可我跑得兴致勃勃，只有实在跑不动了才会爬上大人们的脊背让背着走。到街上就会看到好多好多的人，就会在商店里见到好多没有见过的好东西，就会看到耍猴的，就会喝一碗好喝的胡辣汤，啃一根甜甘蔗。如果父亲能卖出些鸡蛋和两只鸡，我还能吃到包有玻璃纸的糖块。也是从这时我开始觉得：外边的世界比村子里好。

六岁半时我开始上小学读书。这一年国家开始了“大跃进”，村里人们干活时总插些红旗，还经常听到锣鼓声；看到有人挨家挨户地收铁器，说是要炼铁；全村人开始在一起用很大的锅做饭，每顿饭都在一块儿吃——这样吃饭的好处是，我和我的那些伙伴可以边吃饭边在一起玩。早饭后我要背个书包，步行四华里去河湾小学上课，中午再跑回来吃饭，午饭后再去上课，下午课上完再往回赶。一天十六华里，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每走累时，我就很羡慕天上的鸟，就在心里想：人要能飞那该多好！那年代疟疾多发，学校里的学生差不多是轮着得这种病，轮到我时，娘并不惊慌，只在院中的太阳地儿铺个席子铺床被子，让我躺下，再在我身上盖两床被子，让我度过冷得发抖的那段时间。发完疟疾我常常双腿很软无力走路，但又怕不能听课学习跟不上，便要坚持到校。逢了这时，常常是在同校高年级读书的一个堂姑背着我走，她岁数大些，个子也高，有些力气，但我会把她压得呼呼喘息。

这一年我开始隐约明白，人活着大约必须得吃苦。

长到第七年，我已经要正式干活了。学校放暑假之后，我的主要任务是照看弟弟加上喂家里偷养的一只山羊，每天都要割些青草喂那家伙。平日里去田里捡拾遗留下来的玉米秆和棉花根子，去河堤上和河滩里用竹筢子搂树叶搂干草，总之，把能烧锅的东西尽可能多地弄回家，以满足家里整个冬天做饭用。放寒假时主要是拾柴。这时，村里的食堂已半死不活，吃饭差不多要靠自家做了。这个时期，我最盼望的是有亲戚来。一来了亲戚，娘便会改善伙食，或者做一回鸡蛋臊子面，或是烙一张葱油饼，我会跟着解解馋。我那时想，要是天天都能吃到臊子面和葱油饼，那该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呀！我开始有了第二个理想：天天能吃臊子面和葱油饼。

八岁那年，饥馑突然到来了。我从来没想到饥馑的面目是那样狰狞可怕。先是家里的红薯吃完了，后是红薯干和萝卜吃完了，再后是萝卜缨和野菜吃完了，跟着是难吃的糠和苞谷棒芯吃完了，接下来是更难吃的红薯秧吃完了，最后是把榆树皮剥下来捣碎熬成稀汤喝，把棉籽炒熟后吃籽仁。全家人那时的全部任务是找吃的，所有可能拿来填饱肚子的东西都被娘放进了锅里煮。村里那时除了耕牛，再也见不到任何家禽和家畜。我那时别的什么事也不再想，读书、写字、做游戏，早忘到爪哇国了，唯一想的事情就是把肚子填饱。我那时才算知道了饥饿的全部滋味，无论看到什么，先想它能不能吃，能吃，就是有用的，就生尽法子要填进嘴里。村子里开始饿死人了，我也全身浮肿，所幸国家的救济粮到了，我得以活了下来。这场饥馑让我觉得世上最好的东西其实就是粮食，所以后来我养成了储粮备饥的习惯，不管粮店离家多近，都想买点儿米、面放在家里，看到有米、面在家才觉得心里踏实。也是因此，我要是看见有人浪费粮食，就特别难以忍受。当了军官之后，我一直不敢把发的粮票全部吃完，每月都要节省下来一些，准备应付不知何时会有的饥荒。“储粮备荒”是我觉得最重要最正确的口号。

这场饥馑让我体验到了绝望的滋味：当看到娘再也没有东西下锅站到灶前发呆时，我小小的胸腔里都是慌张、疼痛和恐惧。

高小、初中是在构林镇读的，我那时已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过天天能吃饱饭的日子。村里的大人一再教导我：你娃子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当官，只有当官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你只有吃香的喝辣的才能让你的爹娘跟着享福。我于是暗下了考大学当官的决心。我学得很刻苦，每门课业在班里都排在前列，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冬天上早自习时，我走六华里赶到学校，天还没有亮，点上煤油灯便开始读书；夏天下大雨，没有伞，蓑衣也会被淋透，淋透就淋透，到学校把衣裤拧干了穿上就是。没料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在我读初中时突然爆发了，我的大学梦只做了一小截。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同学们一起去“破四旧立四新斗争牛鬼蛇神”。我们把班里的学生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把有地主富农亲戚的同学当作“黑五类”，对他们极尽蔑视和奚落。我们把一位离过婚的女教师视为“坏分子”，在她的脖子里挂上了一双破鞋。我们把民国和民国以前的所有东西都视为旧东西，把一些好瓷器砰砰砸碎。后来，大串联开始，我随同学们步行去了韶山，看完毛主席的家乡后，又坐车去了长沙、株洲和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见构林镇以外的世界。坐船过洞庭湖时天在下雨，我望着烟雨迷茫的湖面想：湖南出过那么多的大人物，这块土地可能真有灵气，来走走看看也许会有好处，只不知自己此生会走出一条啥样的道路……因为学校不上课，又少有我喜欢的小说读，串联回校后，我便迷上了拉胡琴和打篮球。白天的很多时间，我都是在篮球场上度过的。

打篮球原本只为打发无书读的时间，没想到倒为自己打通了连接另一条道路的阻隔。1970年的冬天，驻守山东的一支部队来我们邓县(今邓州市)招兵，领队的是一个姓李的连长，这连长酷爱打篮球且是团篮球队的队长，他这次来招兵还带有一个任务，就是为团篮球队再带回几个队员。他站在我们学校的球场边上看我们打球，偶尔也和我们一起打。我的球技不数一流，但身高一米七八，可能有点儿培养前途，他因此注意到了我，于是，另一条道路便在我眼前展开了——这年的12月下旬，我去山东当了兵。

这一年，我18岁。

多年后，当我回想当兵这件事时我才明白：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机会，可以使一个人的人生发生重大改变。

我坐上了东去的运兵闷罐列车。我隔着列车门缝望着疾速后退的中原大地，心里有依恋，有不舍，但都很轻微，心中鼓荡着的，多是欢喜。

我终于可以独自外出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