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文坛观潮

散文风云四十年

——从招魂、乞灵到述史、纪实的一段话语史

一

进入现代以来，散文成了文坛的小摆设。唐弢先生总结的现代文学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体并包”的格局里，口头或书面罗列起来，散文虽说坐不了第一把交椅，却也从不曾落得叨陪末座的地位。但实际上，在表面看来不分位次尊卑、品阶高下的现代及至当代文学体裁系统里，依人们的心理感受和阅读期待而言，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专业的评论家、研究者，多会不由自主地把散文摆在文体系统的底层或边缘，排在文体价值序列的末尾。

“长期叨陪末座”，这是十七年前我在复旦博士毕业前夕，贾植芳先生为我专攻现当代散文研究的博士论文写评语时，对散文这一体裁的现当代处境所做的概括。这不光是贾先生的学理判断，也是他身为兼涉各体的写作者在现当代文坛阅尽沧桑的经验之谈和切近观感。这概括实在而又恰切。既然是叨陪末座已久的小摆设，又何谈“风云”？

具体看单篇作品，常见的散文较之小说、剧本，甚至据说总有“言有尽而意无穷之妙”的诗，确实有体量偏小偏轻的不足。但如果把散文体量和容量小而轻的成因、背景也一并纳入考察，那么它牵连出的上下左右、远近纵横关系和因素，就繁复庞杂起来，绝不能说小而轻了。与其他体裁相比，散文的创作机制和文本结构，封闭性、自洽性更弱，而开放性、有机性更强。即便是那种通篇充斥了顾影自怜的喃喃絮语和低吟浅唱的散文，其症候和蕴含，也是更多地关联着、体现着社会文化，而不只是在反映私心私念或个人性情。这恰如周作人的名句“它（引注：指小品文）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所说，散文虽属小品，但它的起落兴衰却深深地紧扣着社会和时代的脉搏。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几乎足以作为时代变迁、社会演进的风向标、度量衡、光谱仪来看待。

倏忽间一晃而逝的过往四十年，上起“文革”结束的1976至1977年之际，中经“五洲震荡风雷激”的1980年代与举世和光同尘、全球逐利共赢的1990年代，下抵一边是全民全天候的网络“+”大潮，一边是民族主义和本土化力量猛涨的新世纪十七年。看身边远近、中外东西，都是一路跌宕、满目峥嵘，四十年辛苦，四十年不寻常。所有这一切变化，更细致、更精微、更贴近个人经验的痕迹，是否已在匆忙仓皇中永远地遗失到了一个个曾经生动鲜活而今却再不能复归或重建的历史现场？或者正相反，都已经悉数汇入四十年来散文创作的话语洪流？循着这问题，找不到一眼可以明辨的确凿答案，只能摸索、探访一番答案有可能存在的方向和位置。而对于散文创作，这方向和位置首先体现在素材选择、主题提炼和语篇风格设定的潮流走势上。

二

过往四十年这段岁月的开端，在当时的舆论、政论及今天通行的史载中，一律都冠以思想解放时期之名。所谓思想解放，往回看，是拨乱反正，为冤假错案昭雪，重建是非公道；朝前看，则是给改革开放铺路，遏制顽固阻力，确立发展信念。合观之下，关键是收拾人心。征诸历史，在社会文化空间里，能够跨越而又贯通各色人等，召唤不同身份、不同素养、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从各自特殊的身心经验基础上产生情绪共感和理性共识的话语方式，莫过于本身形态就向来混杂的散文。

论话语面目和文体秉性，散文与其说是边缘的，不如说是交叉的，与其说是不纯粹的，不如说是结合了多重元素、多重肌理和多重功能的。在文体丛林里，散文是嫁接的植株。在文体功能层面上，散文是建在十字路口的立体交叉桥，连通东西南北，也向东南西北各端发散，可以汇聚四面八方，也可以牵掣四面八方。纵然不同阶层、不同神情、不同诉求的人沿用同一套陈腐僵化的老腔调、老辞令，到散文这里来宣泄他们初衷各异的怨愤郁结，形成了从表面语态上看很像是一场大合唱似的声浪，但这声浪中实际上也可能包含着一种和它表象上的统一和单调完全相反的潜能或暗势。因为散文的魂，终究是分众和发散的，从群落的整合趋于个体的独立，从齐步走和同声唱趋于随兴地溜达和自在地言谈。尤其当散文从蛰伏、蜷缩状态突兀而起、悄然伸展时，它的魂魄神气上的变化总会比躯壳上的变化来得更急更快。

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代表了走出1970年代、跨进1980年代的中国散文潮流的前锋。它面世不久即遭到香港大学部分师生贬讽的所谓“全无文学技巧”的一面，既非技巧高明到臻于化境以至凡人眼力无法识别，也非真的丧失了技巧上必要的讲究，而是有意或无意、存心或无奈地顺应着文学和社会双重话语模式的强势惯性，沿袭了在世情和文风事实上还未能协同并进的大纠葛、大变局时代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用旧瓶装新酒、用老话讲新道理、形为怀旧实为求新的障眼法。这障眼法不仅见于文坛，也不纯属于文学技巧，但确是技巧，比文学技巧更要紧、也更能触及社会症结和文学根本的技巧。属于这类散文的典型文本，还有韦君宜的《当代人的悲剧》。只不过它得到较广泛关注不是在首刊之初，而是过了将近二十年入集成书为《思痛录》以后。

在当时的评论和后来的散文史著里，常被归为一派的所谓老生代散文创作群体中，冰心、柯灵、孙犁等前辈名家重返文坛耕耘所得的散文杂著，也往往与巴金《随想录》并论。但实际上，除了《随想录》涉世锋芒尖锐、思想底气充沛、精神依托坚实而又笃定，明明白白坦陈自己是直承伏尔泰、卢梭、左拉一脉的启蒙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更毫无避讳地为中国本土化的安那其主义招魂、张目，其他几位老生代散文的代表作家，笔下并没有显露出清晰的精神背景，更没有确切可辨的主义或价值理念的宗谱。然而，就文本语态和作品的格调倾向来看，他们在新时期散文创作的大背景中，又确实展现着“群而不党”的共同美学气质：疏离现实中流行的肤浅伦理——无论这伦理的源头和色彩是在文艺方面，还是在政治、道德方面。正因为有这种自觉的疏离，他们才得以与个人心灵史上的幽暗一页拉开批判的间距。对整个社会的负面遗产，他们也才有了据以展开检点和清算的精神力度和精神高度。

巴金借《随想录》表明的是他在这样的疏离和否定中，掉过头来重拾本已远远丢弃的自己青年时期的信仰和理想，并且比当年更坚定地确认起这信仰和理想的百感交集的心境。沉重中有高昂，欣慰中也有苍凉，但理性上是踏实、稳固的，情绪上是温和、明朗的。而别的某些老作家此时的散文，要么弥漫着浓重的迟暮气息，要么充塞着太多的烦闷和沮丧，要么被痛苦的记忆和惶惑的思虑紧紧缠绕，显得黯淡消沉了不少。随着风格更多样的作品大量涌现、不断堆积，《随想录》与其他老生代散文作品的差别显得越来越细微。以今天的感受逆推，从当下的视距上远观，它们都是同一队招魂者的咏唱，不同的只是有的调门高，有的调门低；有的宛转，有的直白；有的招魂者去了一魄还有一魄、弃了一魂又找回一魂，有的原本只有一具魂魄，抛掉了一具也就霎时变得犹疑迷惘、无所依傍。

三

《随想录》从一问世，就以“我控诉”“我反思”的姿态被读者所看重。的确，用这样的姿态来提请广大读者一起来谨防“文革”重演、时代倒退，着实也是《随想录》的主题重心所在。但从思想和艺术功能上讲，《随想录》还有同样重要的另一面，就是它把1980年代的中国散文引向了和法国，和欧洲，和由于长期隔绝而对我们变得极度陌生了的整个西方世界能够重新对观、重新沟通的新状态。150篇《随想录》中笔触和思绪格外沉重的，是回顾、审视政治运动频仍时代的荒唐、伤心往事的。而写得比较温婉、轻浅的，则是记述1980年代几次访问日本、法国及欧洲各国，与青年时期的旧游之地重逢的。

单从文本形态上看，后一部分篇章和其他作家所写的八十年代出国记，似乎没有太多不同，一样是充溢着少见多怪的新奇感和兴奋感，一样是从人与我、异域与祖国的对比中，时时觉察出种种必须急起直追之处的焦灼和忧患。但在巴金这里，多出一层的是：所有这些陌生、新奇、欣喜、焦灼、忧患的感受，尽管分明是呈现、迸发在近前的境遇中，可在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上，这其实又都是跟乡愁泛起、旧情复发、初心回归相似的第二次经验。而这样的感触，在《随想录》里，正是另一部分数量更多的控诉、反思过去以及审视、剖析当下的篇章赖以生发的认识背景和价值依据。

《随想录》并不随意，它唤醒了散文天地里的世界意识和时代感应，它把散文所能关联的中国作家、中国读者和他们对于自身的历史际遇及现实处境的体验与认知，推向了一个有外部世界在场的深广开阔的文化情境，让1980年代的中国人所熟悉和正面对的一切，都进入了存在着“他者”镜像的多元价值时空。这也正是《随想录》与孙犁一心向古、满腔思旧的“芸斋杂文”或“耕堂十书”最根本的区别。《随想录》持续八年的写作行将结束时，主要由青年小说家们掀动的“寻根”大潮正当方兴未艾。但在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做法上，青年人的选择是背转身到乡野间寻根，老年人的选择却是迎上去和外面的世界对话。两者迥异其趣，也迥异其途。

独崇一派的格局已经涣散，定于一尊的架构已经松动。即使是《随想录》或“芸斋杂文”，也同样只能影响和带动它们所能牵连、触动的一部分作者、一部分创作流向。《随想录》的影响先是波及了杂文——一个在新时期文坛上急剧收缩的文体边际地带。到了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知识分子需要再度借文学写作来重构自我社会角色和“世纪末”话语潮大面积泛滥之际，“独抒性灵”的散文创作中才萌发出了丝丝缕缕的《随想录》式的深沉恢宏气象。而孙犁的“芸斋杂文”“耕堂十书”所见证的“此调不弹久矣”的一路面目复古的散文，却在贾平凹等文坛青年才俊的创作中，很快得到了继承、发扬和光大、扩展。经历了八九十年代之交将历史与未来、传统与现实、东方和西方、海洋与内陆、民族和世界迅速本质化为对立二元范畴的一番观念场域的野蛮装卸，这路形式复古的散文创作，也多少受到牵涉，渐渐分化出了皮和瓤都复古和只在皮上复古两派。当然前一派只能是不伦不类竭力扮古文、装古意，后一派则相较之下通脱、充实、自如得多。

类似的分流和转变，也同时出现在“文化寻根”主潮中的小说创作里。只不过，向来惯行的都是以小说态势为参照标准，来估量、衡定散文的进退涨落。反过来，拿着散文方面的现象比照小说的做法，则好像不能成立似的。实际上，若仅将“寻根”“复古”作为一个观测指标，那么孙犁一进入1980年代就开始在“芸斋”和“耕堂”里的努力，明显比“寻根小说”成群结队地啸聚山林要早一步。而其后续的追随、效仿者在散文创作领域的蜂拥、遍布之势，也一点都不输于“寻根”在小说领域的常年高热。

四

巴金《随想录》中提到的人与事、观念与史实，从明面上显示了许多评论、研究著述一致关注和强调的五四文学、五四文化精神传统的回归或高扬。但从今天全盘检点的角度细察更宽广范围的创作和思想流变，更直接也更深切、灵动地延续而不仅是复沓和重奏了五四新文学和五四新文化的精神节拍和思想主题的，还得说是1980年代初即崭露头角、随后渐渐贯串成一线、汇合成一片的“女性散文”和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初才集结为一个较齐整队形的“新生代散文”。唐敏、叶梦、苏叶、韩小蕙、赵玫，和苇岸、张锐锋、彭程、杜丽、胡晓梦、元元等人，分别引领了这两波散文创作潮流由点到面、由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推进。

在其初兴时受评论界和读者瞩目尤多的语体修辞和篇章构设上的锐意创变之外，青年话语、青年意识、青年特有的审美和表达方式，以及女性话语、女性意识、女性特有的审美和表达方式的群体亮相和群体定格，皆属它们在中国文学天地里兀然突起的第一次。这不但是现当代中国文学进程中的第一次，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破题头一遭。它承接了新文化运动“人的文学”大旗下“个人的发现”这一主题中本来应有却长期未及充分展开的“女性的发现”和“青年的发现”的要义。就创作成果和虽不算煊赫但毕竟也在文坛和社会上落地留痕的切实影响而言，“女性散文”和“新生代散文”完全可称得起是五四新文学“个人的发现”这一精神主干在发现女性、发现青年并且确立女性和青年的身心形象与话语姿态主体的枝条上，所收获的一季迟到的果实。这些果实，也影响、延伸到了散文以外的其他体裁的创作中，只是很少有人留意，更缺乏实事求是的总结梳理。

散文在“女性”和“新生代”的旗幡下，焕发出了周作人曾经断言过的散文作为“文学发达的极致”和“个人的文学之尖端”的光彩与力量。而追索其动因，远则可归于社会文化大背景的熏染和投射，近则与文坛小环境的全面对外开放直接相关。当小说还盘桓在“伤痕”、“改革”和“反思”的三岔路口、诗歌还激荡在“朦胧”和“边塞”之间，三毛等台港女性作家和中青年作家的散文海外汉语散文已随风潜入夜似的，经外来文学文化译介大潮的裹挟，冲进了有能力、有志趣规避或跳出小说、诗歌创作的常轨另辟蹊径、别开生面的年轻一代作者的视野，促使他们对散文创作的文体形态和文化担当，敢于放飞更远的想象、探求更深的根基。

1990年代对于包括散文在内的各种形态、各种体裁的艺术创作，都是一个严峻的试炼期。从整个1980年代社会文化和艺术观念连番变革的氛围中锻造出来的文人品格和文化人阶层的角色意识，在1990年代遭遇崭新的市场伦理和经济价值的冲击。不是招魂，而是乞灵，不是重拾，而是寻觅，不是有所舍有所取，而是废墟感和荒原感的凸显，成了1990年代文化精神的典型议题和时令征候。假如说1980年代的散文创作因为参与了重新收拾人心的社会政治工程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那么，一方面，当时能被散文协力收拾回来、归置妥当的“人心”，原本就主要是从社会政治的维度上失落的，因而另一方面，这种收拾也基本上是靠修复、调理、改善社会政治范畴的关系实现的。简言之，安顿好社会政治关系，也就解决了1980年代文学背后或文学深处的“人心”问题。

然而，1990年代的社会现实向文学提出的问题与此已大为不同。快速培育、壮大起来的市场经济，把完成了一度转型的话语和人心，带入了全新的问题情境。散文领域奏出了“文化苦旅”的悲怆交响曲。神情、姿态多少有些自我戏剧化的一位因文化历劫而沉思、为文明碎片而忧伤的讲述者，站上了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地平线。他脚底的体裁方位是散文，他身边四外的布景和道具是亘古而来、层层叠叠的民族文化遗址、遗迹和典籍。给这扮相和场景喝彩的声音，自海外回旋到了国内。海外的喝彩，多着眼于这扮相和场景蕴含的中国文化人格的凄美。国内的喝彩更多是因为从中感受到了心理疗伤和精神补偿的效果：倒下去甚至毁灭掉的，终将会显示出比击倒或毁灭它们的力量更宝贵、更久远的价值，哪怕这价值暂时被遮蔽、被抹煞，也必将会以从缺失或空白中反衬、反证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

比一度喧嚣而后又横遭贬抑的“文化苦旅”式散文低调、质朴得多的学者散文，1990年代中期悄悄地成了气候。被称为与“老生代”一字之别的“晚生代”散文家的季羡林、金克木、张中行，连同较早一步扎营散文的初以老年寻根小说家的独异面目成名的汪曾祺，再加上贾植芳、潘旭澜、蓝英年、蓝翎等年岁和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世代背景参差不一的作者群，支撑起了一个主要通过展示自己身为学者或文化艺术界业内人士的平生遭际和思想历程来立足的散文创作潮流。贯穿这遭际和历程的主线，是步步纵深的去蔽和见证。一个个专业认知、学术发现以及精神生命层面的“新我”诞生的个案记录，从笔墨风采和行文路数不尽相同的篇章里联翩而至，聚集起一派熔铸情与理、横跨艺文与学思的奇特风景。

限于个人治学界域和人生阅历的波折、逆转的程度不同，也限于言论空间的制约，这一路散文的创作阵形注定不可能保持太久。更何况，其作者大都年事已高，开始这路创作时原本就有清理精神债务、盘点毕生收支总账的意味。个别动笔勤快、写作兴致极高的晚生代散文家坚持大量出产，但实际的收效反而并不见佳。“书读完了”的自知之明和放达情怀，在散文创作中同样必要，否则创作上的质的成色总难免被过多的量所冲淡。

五

岁月无情也有情，在人生的中途遭逢过横逆摧折的老一辈学者文人，临近暮年，却得到了从散文创作中去蔽回心、重认自我和世界的机会。如今，望着他们在文坛渐渐远去、越来越模糊的背影，不是冲着他们，而是冲着依然还会惦念他们作品的我们，或许该提上一问：这些以散文作为自己收山之作的、术业本有专攻的学者、文人们，是否真的在他们的散文写作中抵达了知情意合一的最终彻悟？有没有可能他们最后进行的学者散文创作，仍然是摘下了一副眼镜又戴上了另一副？走出了一间斗室又走进了另一间，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又糊上了另一层，去了一种蔽又罩上了另一种蔽？这大概都是旁人没有资格评断作答的问题。提这些问题全部的意义，在于给后继于他们的写作者，留存一份警醒。

在“文化散文”“学者散文”的名号如风流转之时、如浪起落之地，力显作者大梦方苏、恍然一觉之态的拨迷雾、解谜团式的散文还在蓬勃滋长。面对它们用知识铲除知识、用材料更替材料、用见解抵挡见解、用说理拯救说理的证词加诉状似的话语排浪，一边叫人觉得底细洞穿、痛快淋漓，一边却也叫人不能不担心将来某时或现在某处会另有人用另外的知识、材料、见解来抵消它们。

与此性质类似的辩理、去蔽、翻案式的散文写作，在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中青年学人中，曾风行一时。可能由于少了一重老年学者可以自然仰仗的活生生的个人阅历，单凭从书本到书本、从字面到字面、从别人的著作到自己的话语搬运挪移与誊抄转述简直无异的手法和思路，所以代表这些少壮派学者散文锋头的“黑马文丛”“草原部落”等品牌化的作品和作者群，在暴热两三年后很快就风流云散了。

学者散文的匡谬翻案，反转了写作者作为知识传播者和学术生产者的人格面目，这最多只缓解了作者本身的职业认同困境和社会角色意识危机。市场伦理席卷一切也重组一切秩序造成的全局性的社会角色变乱和认同失据问题，仍然留给了世俗化气息和及物性品质最突出的散文创作，尤其是非学者、非特定职业身份的一般写作者的散文创作。仅看现象仿佛纯属电视讲坛衍生效应的述史热，这时乘虚而入，其实也是乘势而上，在散文创作中忽如一夜春风来似的催开满目繁花，以至将一群纯文学的作家、编辑家、评论家满怀热忱地鼓动起来的一股近贴《一个人的村庄》、远追《瓦尔登湖》的乡居哲思体散文的热浪，给比衬得顿时形迹不彰。

一登场就热力四射的述史散文，实质上是带着穷途狂奔和困兽犹斗的、挣扎迷乱的步态上台的。在对近的和远的、个别的和整体的、微观的和宏观的、材料的和理念的、逻辑的和价值的几乎所有历史可以关联或包含的层次和侧面，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修正、突破，并且连促使如此的契机、条件都一概不具备的前提下，无论对准哪段历史、采用何种方式的述史，结果都只能是同出一辙地因袭定论、重复成说，在封闭的圆圈里作循环论证，在陈词滥调的车轱辘话里兜售毫无历史深度的陋识浅见。

但是在招魂乏术、乞灵无效的时候，若不沉醉、迷恋于述史所致的幻觉幻境，那又将如何说明自己与现实环境的关系呢？散文如果承担不了解答这类问题的重任，或者反过来讲，这种原先一直可以在散文创作和散文接受的互动中求得解决的问题，现在如果真的变成了散文乃至整个文学都难以承受的繁难重压，那么，散文也罢，整个文学也罢，又凭什么不让渡的自己的老本位、老本分，让人们丢开文学生活的旧习惯、跨过文学话语的旧栅栏，和自己生存处境的过去时态和正在进行时态直接对视、正面对话，实打实地打一场贴身肉搏的交手战？舍此，还能有什么别的更好的选择？除非对自己在环境中的站位，做个试验性的临时改变，比如从都市避往乡村、从钢筋水泥丛林和高速公路网的环绕中奔赴大自然腹地的山山水水，以此求得一点自我解脱的拟态感受。这无奈的选择，正是述史和随其后而盛行的所谓非虚构写作以及更晚近的所谓生态写作，能够在散文中接连活跃的幕后潜因。

上述情形，也可以看成非关散文创作本身的一种变化。因为一方面这更像是散文的文体地位骤然衰落，逼得写惯了散文的人从散文撤离，改道换阵；另一方面，针对过去与当下的纪实或直录书写，又确非散文或文学单独经营的一项时髦业务。在文学以外，离文学或远或近的艺术和非艺术性质的很多话语生产行当，都比散文或文学更早也更得力、更高效地操持起了对准历史和现实发力的劳作。

在四十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末端，看到散文似乎又再次以近乎化于无形的方式融入仅把它当作边缘或根本显不出它独立形迹的社会文化的大背景、大潮流中，这是喜剧还是悲剧，是悲剧重演成了喜剧，还是喜剧又一次逆转成了悲剧？谁也无法确知。因为这答案本身还需要通过散文的形式，才能说清道明。无论我们把握和运用它的能力如何，至少迄今为止，散文始终是我们用以连接自己的精神和眼前这个世界的最深切、最可靠的话语方式。

1. 引自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看云集》，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04页。

1. 参阅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看云集》，同前，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