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白：行官自南回，过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中数番，忻悚兼至。未审入秋来眠食何似？伏惟万福。

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祷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圣贤事业，具在方册，可效可师。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诗》不云乎：“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传》又曰：“不为威惕，不为利疚。”假如释氏能与人为祸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惧也，况万万无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类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祸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灵。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诬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间哉？进退无所据，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且愈不助释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说。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故曰：“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其祸出于杨、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

籍、湜辈虽屡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获承命，惟增惭惧，死罪死罪！愈再拜。

茅鹿门曰：古来书自司马子长答任少卿后，独韩昌黎为工，而此书尤昌黎佳处。

又评：翻覆变幻，昌黎书当以此为第一。

张孝先曰：三代以下，学术分裂，异端蜂起，而佛教尤甚。公既抗疏辟之，及贬潮州，乃与大颠往来，或者疑其屈吾道以从彼。公特明其平生辟邪崇正大旨，以自附于孟子之后。读此书，正大光明如青天白日。而彼邪淫之徒，所谓传灯公案者，犹以大颠往来留衣为别之事，援昌黎为彼护法。噫，其亦诞妄甚矣！又按朱子《韩文考异》，谓此书称许大颠之语，多为后人妄为隐避，删节太过，失其正意。盖韩公之学，见于原道者，虽有以识于大用之流行，而于本然之全体，则疑其有所未睹。且于日用之间，亦未见其有以存养省察而体之于身也。是以虽其所以自任者不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语言之工。至其好乐之私，则又未能卓然有拔于流俗。所与游者，不过一时之文士；其于僧道，则亦仅得毛干、畅观、灵惠之流耳。是以身心内外，所立所资不越乎此，亦何所据以为息邪距诐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旦放逐，憔悴亡聊之中，无复平日饮博过从之乐，方且郁郁不能自遣，而卒然见夫瘴海之滨、异端之学，乃有能以义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之人，与之语，虽不尽解，亦岂不足以荡涤情累，而暂空其滞碍之怀乎？然则凡此称誉之言自不必讳，而于公所谓不求其福、不畏其祸、不学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虽然，使公于此能因彼稊荑之有秋，而悟我禾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诸身，以尽圣贤之蕴，则所谓以理自胜、不为外物侵乱者，将无复羡于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其有余地矣，岂不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