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

作为早期北大的教员，林纾当初的热情投入，中间的突遭解聘^注1，后期的积怨成仇，都有深厚的教育史及思想史背景，而不仅仅是偶发事件。本文从“大学教员”的角度，讨论林纾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个人恩怨以及冲突的历史必然性，希望借此凸显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及教育的艰难转型。

一、“至死必伸其说”

离开北大教席六年之后，林纾以一篇备受争议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而“名扬青史”——日后凡谈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靶子。此文的中心论点，第一，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者乃“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第二，反对“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强调“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注2。其实，此类不合时宜的卫道之语，进入民国以后，林纾经常提及。被解聘前不久，林纾为北大第一届文科毕业生写序，已在感叹欧风东渐，“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因而导致“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日渐暗淡，呼吁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注3。至于1917年在天津《大公报》及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的《论古文之不宜废》，态度依然很好：“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注4你谈你的新文化，我爱我的旧道德，本可以相安无事的。即便《新青年》上的《复王敬轩书》有所冒犯，也不是特别严重。直到这篇《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以及蔡元培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出现，林纾与新文化人的冲突才全面升级。因蔡元培的辩驳有理有据，不愠不火，且提出了日后广为传扬的“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注5，这两封立场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于是格外有名，任何一位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校史或“大学精神”的学者，都不会轻易放过。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五天后，又在同一个报纸刊出“劝孝白话道情”。只见老道挟鼓板上，说唱起《闵子骞芦花故事》，引言部分乃夫子自道：

报界纷纷骂老林，说他泥古不通今。谁知劝孝歌儿出，能尽人间孝子心。咳！倒霉一个蠡叟，替孔子声明，却像犯了十恶大罪；又替伦常辩护，有似定下不赦死刑。我想报界诸君，未必不明白，到此只是不骂骂咧咧，报阑中却没有材料，要是支支节节答应，我倒没有工夫。今定下老主意，拼着一副厚脸皮，两个聋耳朵，以半年工夫，听汝讨战，只挑上免战牌，汝总有没趣时候。^注6

但到此为止，还是君子之争，无伤大雅。林纾的失策之处在于，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撰写并发表影射小说《荆生》与《妖梦》。如此授人以柄，难怪日后谈及这段历史，林纾明显落了下风——还不是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是新学理直气壮，而是此等指桑骂槐的“小动作”，不入高人眼。小说的事暂且按下不表，先说这位好谐谑的老先生，为何这个时候要跳出来，让正感到寂寞的新文化人有一个鲜活的靶子，可以畅快淋漓地集中火力猛攻？

如此提问，是因当初中国政界、学界及文坛，比林纾位子高、资格老、名气大的还有好多，怎么会轮到林纾来独挑重任，替“旧文化”出头呢？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称：

然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与崇魏晋之章炳麟争；继又持古文，以与倡今文学之胡适争；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殆所谓“俗士可与虑常”者耶？^注8

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注10

这里最为关键的，还是六年前被北大解聘的心结尚未解开。相对于陈、胡等后生小子，他是北大的老前辈，在这所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有其自尊与自信。基于自家的政治及文化立场，林纾对北京大学另有想象与期待。也正如此，当听到社会上不少关于这所大学的风言风语时，林纾自以为有责任替北大“纠偏”，于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公私兼顾，说了一些情绪性的话。这一心情，给蔡元培写第一信时已有表露，而在《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中说得更清楚：

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拾以为言，不无过听，幸公恕之。然尚有关白者：弟近著《蠡叟丛谈》，近亦编白话新乐府，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注14

二、从《荆生》《妖梦》到《续辨奸论》

林、蔡之争，单就《公言报》和《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公开信而言，双方都不失风度，基本都在说理，即便有挖苦的味道，仍相对委婉，给对方留足了面子^注16。但小说《荆生》《妖梦》就不一样了^注17，明显带人身攻击。尤其不智的是，林纾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你可以说“好谐谑”乃其天性，再加上小说既然“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自然没什么好话；但辩称《蠡叟丛谈》的文字“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那是说不过去的。《荆生》里的“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指胡适，不必考证，当初的读者一眼就能认出，这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至于《妖梦》里被“罗睺罗阿修罗王”全部吃掉的白话学堂的人，包括那位“谦谦一书生也”、见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毁谤伦常、提倡白话，竟然“点首称赞不已”的“校长元绪”，不是蔡元培又能是谁呢？

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蔡元培复张厚载函，并附有张的来函，后者对林纾影射蔡元培一事并未隐瞒：

《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不甚介意也。

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注19

至于传闻林纾写《荆生》是在怂恿手握兵权的弟子徐树铮动用武力来消灭新文化人，目前没有找到任何旁证材料，大概属于新文化人的“哀兵之计”。张厚载说的没错，那只是林纾一时兴起的“游戏笔墨”，偶有杀伐之声，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想想林纾本人自幼学剑，且“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注20，再加上撰有记录闽中武林轶事的《技击余闻》，还有《剑腥录》中吹嘘邴仲光如何仗剑行侠，这“伟丈夫”实为林纾的自我期许^注21。只是三人成虎，日后史家也懒得仔细追究，林纾“勾结军阀铲除异己”的罪名，就这样被派定了。

林纾在新旧文化论战中发表“游戏笔墨”的《荆生》与《妖梦》，确实不太妥当，起码是有失大家风度。可这也说不上多大的罪过。新文化人因没有对手，太寂寞了，演起双簧戏，在《新青年》上刊出钱玄同代拟的王敬轩来信，以及刘半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答王敬轩书》，不也是一种假托与戏弄？这与林纾写小说骂陈、胡，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

在《新青年》与《学衡》的对抗中，后者批评前者“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注22。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变革年代，很难真的像胡先骕所设想的，“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学衡》上的文章，论及新文化时，同样充满怒气与怨气；但胡君最后提出的“勿谩骂”戒律，还是发人深省^注23。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同人中，对“骂人”公开表示不妥的，只有胡适一人^注24。而且，就连胡适本人，后来也承认陈独秀之“不容他人之匡正”自有其道理。在叙述文学革命进程的《逼上梁山》中，胡适引述了他与陈独秀关于是否允许批评的通信，然后加了个按语：“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注25只讲运动效果，不问手段是否正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此百无禁忌的“革命”，不无深入反省的必要^注26。

林纾致蔡元培信，前一封开篇叙旧，后一封又有“与公交好二十年”的说法^注27。这可不是胡乱攀附，读蔡元培1901年下半年日记，五处提及与林纾同席或晤谈^注28；此前两年，日记中甚至有：“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入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惟《红楼梦》有此境耳。”^注29早年友人，日后立场迥异，“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这本是很可钦佩的态度。论战激烈时，双方都控制不住自己“正义的怒火”，难免出言不逊，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时隔多年，林纾还用刻毒的语言来辱骂蔡元培，这就有点太过分了。我指的是林纾本人特别看重的、撰于1923年春的《续辨奸论》^注30。

《续辨奸论》是骂新文化人的，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所谓“用最传统的语汇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响应者统统斥为‘巨奸’”；“直到此时，林纾对那些鼓吹‘新文化’的‘五四’新人物，依然是满怀着憎恶和反感”^注31，说得没错，只是不够贴切。因为，这篇文章直接针对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章开篇，先痛斥“巨奸而冒为国学大师”，这可不是无的放矢。请看下面进一步的铺陈：

彼具其陶诞突盗之性，适生于乱世。无学术足以使人归仰，则嗾其死党，群力褒拔，拥之讲席，出其谩之力，侧媚无识之学子。礼别男女，彼则力溃其防，使之媟嫚为乐；学源经史，彼则盛言其旧，使之离叛于道；校严考试，彼则废置其事，使之遨放自如。少年苦检绳，今一一轶乎范围之外，而又坐享太学之名，孰则不起而拥戴之者？呜呼！吾国四千余年之文化教泽，彼乃以数年烬之。

鱼朝恩之判国子，尚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如；贾似道以去要君，尚有文采，彼乃椎鲁而不学。来为祸而去为福，人人知之，余尚何辩也？其辩为吾道辩也。^注32

这篇《续辨奸论》当初并没有引起关注，若蔡元培看了，必定还是那句话：“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林纾空有一腔卫道热情，可惜不太会说理，再加上喜欢骂人^注33，那就更是落了下风。用这种办法，不但打不倒蔡元培，反过来还伤害了自身。

三、“修身”抑或“古文辞”

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蔡元培反驳林纾关于北大主张“覆孔孟、铲伦常”的指责，称教员“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接下来，蔡校长软中带硬，反唇相讥：

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因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注34

林纾之“主大学讲席”，分为前后两段：光绪三十二年八月至宣统元年十二月（1906年9月—1910年1月）任预科及师范馆“经学教习”，宣统二年正月至民国二年阴历三月（1910年2月—1913年4月）任分科大学“经文科教习”。不是林纾转行，而是大学堂在发展，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后，酝酿已久的分科大学方才得以成立。其中文科大学设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两门，林纾于是得以专心讲授古文。只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林纾便被正值风雨飘摇的北京大学解聘了。

主大学讲席七八年间，林纾有很多著述，但与教学密切相关的，主要是1916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修身讲义》，以及1913年6月起在《平报》连载，1916年由北京都门印书局刊行的《春觉斋论文》^注35。在现代大学教书，必然受制于学堂章程及课程设计，不是自家擅长什么就讲什么。这两种与职务密切相关的著述，毫无疑问，前者对应的是预科及师范馆的伦理课，后者则属于大学部的中国文学课。有趣的是，讲授时间在后的“论文”，发表却在《修身讲义》之前，隐约可见世人评价以及作者的自我定位。

林纾所编《修身讲义》分上、下册，封面及书眉均有“师范学堂、中学校”字样，标明适用范围。撰于1915年的序言，对该书的编纂宗旨及讲授效果有完整的记述：

南皮张文襄公长学部时，令各校以儒先之言为广义，逐条阐发，以示学生。时余适应李公柳溪之聘，主大学预科及师范班讲席，取夏峰先生《理学宗传》中诸贤语录，诠释讲解，久之积而成帙。迨业毕，遂移文科讲古文辞，不再任此矣。窃谓集英俊之少年，与言陈旧之道学，闻者必倦。而讲台之上，亦恹恹以晷刻为长。践此席者，多不终而去。自余主讲三年，听者似无倦容。一日钟动罢讲，前席数人起而留余续讲。然则余之所言，果不令之生倦邪？后此又试之实业高等学堂，又试之五城中学堂，皆然。似乎此帙为可存矣。^注36

“伦理”作为新式学堂的必修课，小学、中学（及师范）、大学均有开设。查190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无论政科、艺科还是预备科，每年均必须开设伦理课，其教学目标是：“考求三代汉唐以来诸贤名理，宋元明国朝学案，暨外国名人言行，务以周知实践为归。”^注37具体到林纾任教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同样是伦理课排第一，不过四年教学任务略有分工：第一年“考中国名人言行”，第二年“考外国名人言行”，第三年“考历代学案，本朝圣训，以周知实践为主”，第四年“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注38。这只是纸面文章，查当年坊间所刊各种伦理或修身的讲义，没有如此细致划分的。倒是林纾与蔡元培各自所编“修身讲义”在宗旨及体例上的巨大差异，值得认真辨析。

1910年2月商务印书馆刊行陆费逵所编“师范讲义”之《修身讲义》，版权页上有“山阴蔡元培编辑”之《中学修身【教科书】》的广告：“此书原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要旨，参取东西伦理学大家最新之学说，自修己，推及家族、社会、国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说理精透，行文简亮，毫无枯寂干燥之弊，非寻常修身书所可比。”此时书尚未刊，两年后商务印书馆正式推出时，曾在1912年6月22日《民立报》刊登广告，措辞多有修订，删去了“自修己，推及家族、社会、国家。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以及“毫无枯寂干燥之弊，非寻常修身书所可比”，增加了“本书为山阴蔡先生留学德国时所著”，目的是说明此书为何能“熔中外于一冶”。至于结尾处的“出版后大受学界欢迎，原书分订五册，今重行修订，合订一册”，终于让我们明白，此乃旧书重刊。

这就说到了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编纂及出版过程。因作者曾因言论大胆而被张之洞斥为“谬妄”，商务印书馆为稳妥起见，此书前三册1907年12月出版时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1908年3月刊行后两册，方才称“蔡振编”^注39。民国成立，蔡元培成了首任教育总长，1912年的订正本于是堂堂正正地标明“山阴蔡元培编辑”^注40。问题在于，蔡元培1907年6月10日随出使德国大臣孙宝琦启程赴德，此前三天，张元济已有信称：“修身书第一册稿本已收到，感谢无已。未去国以前，如有续成者，仍望见寄为祷。”^注41考虑到此书不久即公开刊行，其撰写与作者之“留学德国”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对比此前蒋智由所编《中学修身教科书》（1906）或此后陆费逵所编《修身讲义》（1910），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最大特点在下篇。上篇五章分论“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属于“规定动作”，那时的修身教科书大都如此结构^注42；而下篇除“绪论”及“结论”外，第二章“良心论”，第三章“理想论”，第四章“本务论”，第五章“德论”，很能显示蔡元培“熔中外于一冶”的学识与关怀。

相对于蔡书的学有本原，兼及中外，林纾的《修身讲义》仅以孙奇逢《理学宗传》为蓝本，引一句格言或一段妙语，再以“纾谨按”或“林纾曰”的形式加以发挥，明显落后多了。但有一点，林纾这么做，符合当年朝廷公布的章程，属于中规中矩。查《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在第一类学科第一年的“人伦道德”课下面有注：“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明显简要者。”^注43介绍过三类学科各三年的修身课程，章程中还有总论性质的一段话：

外国高等学堂均有伦理一科，其讲授之书名伦理学，其书内亦有实践人伦道德字样，其宗旨亦是勉人为善，而其解说伦理与中国不尽相同。中国学堂讲此科者，必须指定一书，阐发此理，不能无所附丽，以致泛滥无归。查“列朝学案”等书，乃理学诸儒之言论行实，皆是宗法孔孟，纯粹谨严；讲人伦道德者自以此书为最善。惟止宜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其说理又明显简要、中正和平者为学生解说，兼讲本书中诸儒本传之躬行实事以资模楷。若其中精深微渺者，可从缓讲；俟入大学堂后，其愿习理学专门者自行研究。又或有议论过高，于古人动加訾议，以及各分门户互相攻驳者，可置不讲。讲授者尤当发明人伦道德为各种学科根本，须臾不可离之故。^注44

但这不等于说，谨依章程、固守传统的林纾，其课堂就一定不精彩。说到底，这种中学、师范或预科的“政治课”，没必要有那么高深的学理——连“章程”都称“其中精深微渺者，可从缓讲”——关键在于养成立场与趣味。可就像林纾说的，“集英俊之少年，与言陈旧之道学，闻者必倦”，这门课其实是很不好教的。而林纾竟然有本事，让听众欲罢不能，他到底是怎么教的，值得仔细观察。

谈及宋儒张载（1020—1077）的“挤人者人挤之，侮人者人侮之”，林纾的《修身讲义》有曰：“时彦言平等自由，纾始闻之，以为说近于释迦、庄周之言。既而思之，吾人亦万万不能离此而立。平等宜作敬人说，自由宜作不侵犯同类说。……以守旧人发斯义，诸君子或不齿冷我也。”^注45很明显，谈论“自由”“平等”等新词，非林纾所长，连他自己都必须自我解嘲。整本《修身讲义》，极少引用新词，更不要说新学说了，一是不懂，二是不屑。于是，林纾调转方向，不纠缠“学理”，而直奔“文章”而去。如辨析程颢（1032—1085）的“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林纾将其掰开来，分两段讲，前半不引，请看后半：

至学问一道，尤非骄人之具，人人知之矣。纾则尤谓学问与武技同其危险。武技之有少林，可谓精极，然张三峰则尤称为内家。以外家之术，遇内家，往往而败。故善兵者，不言兵，正防高出于己者，适足为人所踣。唯学亦然。外国之名为普通，即中国之所云博也。既名为博，则当无所不知，犹之然灯于高竿之上，持之四照，以为足以遍烛。然宁无暗陬所不必至之地，伏弩骤发，亦不胜防。道在博其学，弗博其名。名者万矢之所注也。而矢来有响，则能备；矢来无响，则又何从而备之？贵在重闭而已。重闭之云，即不骄之谓。不骄则遇人能容。须知学士之大病痛，是当面揭人之短。人家言语谬误，从而正之，居心岂不忠厚？然亦须有礼，始不招怨。^注46

与此类似的以人情练达且讲述生动著称者，还可举出畅谈朱熹的“直须抖擞精神，莫要昏钝。如治病救火，岂可悠悠岁月”，以及辨析明代理学家薛瑄的“将圣贤言语作一场说话［话说］，学者之通病［患］”^注48。可惜校订及考证均非林纾所长，书中不时出现若干讹误。

如果说蔡书的特点是“说理精透”，那么林著则以“讲述生动”见长。1915年秋，林纾写信给五儿林璐，教诲他“不把有用之光阴虚掷”，除“每日功课刻刻留意”外，还可读自家所编《修身讲义》：“《修身讲义》时时披览，此中不惟可以修身，而且可学文法也。”^注49这是个很有趣的提醒。如此“阅读秘诀”，或许正是作者的潜意识——发挥自家“古文辞”方面的特长，将“政治课”讲成了“语文课”。

在成为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教习之前，作为该校预科及师范馆的经学教员，林纾有责任讲好“修身课”。西洋伦理非其所长，宋明理学也无专研，林纾的诀窍是，以讲授古文的方法来讲修身，沉潜把玩，妙趣横生，效果很不错。若不考虑教育宗旨，单从课堂效果着眼，将“修身课”讲成了“古文辞”，未尝不是一条讨巧的路。更何况，林纾对古文确有体会，娓娓道来，犹如一则则浅白但生动有趣的短文，难怪“听者似无倦容”。时过境迁，绝大部分修身教科书早就被淘汰了，反而是林纾的《修身讲义》值得一读，这实在是个奇妙的错位。

说到讲授古文，比起《修身讲义》更为本色当行的，无疑是林纾离开北大后不到两个月便开始在《平报》上连载的《春觉生论文》（1916年都门印书局刊行时改题《春觉斋论文》），以及第二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韩柳文研究法》。按时间推算，这两种林纾最重要的“专著”，应该是其在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教书时的讲义，或曰“科研成果”。正是此二书的得与失，让我们明白时代转型中林纾的困境。

四、传统文人与现代学堂

当初新文化运动兴起，旧派人物颇多不以为然，但挺身而出与之直接对抗的，却是前北大教员林纾。按世俗观念，这位前清举人、以翻译西洋小说起家的老先生，作为旧派人物的代表，分量其实是不够的^注50。你想代表旧派发言，可人家旧派并不怎么领情。林纾的这一尴尬处境，陈独秀早就说透：“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注51既然如此，林纾为何还要强出头呢？

除了上面提及的他与北大的“离合悲欢”，还有就是林纾对于自家古文水平的过分自信。1906—1913年任大学堂教习期间，除了结交名士，出版译作与自家小说，林纾在古文教学及推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1907年应张元济、高梦旦之邀，编选十卷本的《中学国文读本》。这套1908—1910年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推出的古文读本，由当下（清朝）上溯周秦汉魏，林纾不仅自选篇目，逐文评批，每卷前还有序言（如《六朝文序》《唐文序》《宋文序》等）。类似的选本及评点，还有《评选船山史论》（1910）、《左孟庄骚精华录》（1913）、《〈古文辞类纂〉选本》（1918—1921）、《左传撷华》（1921）、《庄子浅说》（1923）、《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共15册16种，1924），以上各书，都是由当年在出版界坐头把交椅的商务印书馆印行。在林纾为“力延古文之一线”而作的四种努力中^注52，比起亲自写作（如《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理论撰述（《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文微》）、招生授业（组织古文讲习会等）来，这选文及评点或许更值得注意。此等事务，琐琐碎碎，卑之无甚高论，但发行量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不可小觑。

大概是互相关联，评点家林纾刊行自家所撰古文，销路也很好。1910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畏庐文集》，选历年所作古文109篇，据前京师大学堂及北大同事姚永概1916年称：“畏庐名重当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注53到了1924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畏庐三集》，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为其撰序，调门进一步提升：“畏庐之文，每一集出，行销以万计。”^注54为人作序，总是多说好话；但林纾的古文集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这应该不会假。正是因为有很好的销售业绩，商务印书馆才会在刊行林译小说的同时，不断邀林纾编选及评点古文。

无论出版文集还是选评古文，均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就难怪林纾充满自信。所谓归有光以后古文第一人的“自我期许”^注55，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同是闽籍老乡，年岁相仿且志趣相投的严复^注56，对林纾的古文评价就很高。《严复集》中收录二诗，《题林畏庐晋安耆年会图》曰：“纾也壮日气食牛，上追西汉摛文藻。”《赠林畏庐》则是：“尽有高词媲汉始，更搜重译续虞初。”^注57后者乃严复为预祝林纾七十寿诞而撰，成于1921年9月27日，一个月后严复病逝于福州^注58。不仅严复这么看，史家钱基博对林纾的古文也有肯定的评价：“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盖中国有文章以来，未有用以作长篇言情小说者，有之，自林纾《茶花女》始也。”^注59钱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这两句评语，可是“一字千钧”。不过，这里所说的“文章”，特指古文——准确说，应该是文言文。

出书多，在社会上影响大，不等于就学问渊深，文章精美。在专门家眼中，即便限制在唐宋古文派，林纾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同为福建壬午科举人、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同事且多有唱和的陈衍，便喜欢嘲笑林纾没学问。1932年阴历除夕，陈衍与后辈钱锺书谈近世学人之不能“根柢经史”，单靠“道听途说，东涂西抹”，举的例子便是严复、林纾与冒鹤亭。严复是留学生，“半路出家，未宜苛论”；而“琴南一代宗匠”，学问竟如此空疏，实在不能原谅。据陈衍称，林纾“任京师大学教习时，谬误百出”，“予先后为遮丑掩羞，不知多少”^注60。这还只是私下议论，无伤大雅；章太炎不一样，公开撰文抨击。1910年，流亡日本的革命家章太炎在《学林》第二册发表《与人论文书》，其中论及严、林文章：

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注61

问题在于，辛亥革命成功，章太炎的声誉如日中天，弟子们纷纷进京任教。相形之下，历来对喜欢在文章中卖弄学问的“汉学”不以为然的林纾^注62，则显得日渐没落。在《与姚叔节书》中，林纾大谈如何“不容于大学”，尤其对“以挦扯为能，以饾饤为富”“剽袭汉人余唾”的“庸妄钜子”大加讨伐^注63。几年后，在一则公开发表的书札中，林纾称此“好用奇字，袭取子书断句，以震炫愚昧之目”的“庸妄钜子”，其弟子沈君在大学堂讲《说文》^注64，这等于是不点名的点名。很明显，林纾是将自己的去职直接归咎于章太炎此前的批评。不能说这种怨怼没有任何道理^注65，但只是埋怨章太炎，将此学术史上的大转折解读为个人恩怨，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在林纾看来，前有“庸妄钜子”章太炎的恶毒攻击，后有“目不识丁，坏至十二分”的何燏时校长的昏庸裁断，自己才会被北京大学解聘。可实际上，导致林纾等老派人士去职的，是整个大的政治环境，以及教育制度的变化。说白了，林纾讲授古文的特长，如今已“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某种意义上，这一教育制度变革及思想文化演进的过程，林纾还曾积极参与其中。

1897年年底由友人魏瀚出资在福州刻版印行的《闽中新乐府》，是林纾的第一部诗集，内收新乐府诗29题32首，属于那个时代常见的提倡变法维新、救国自强的启蒙读物。其中多首涉及教育制度的反省，如《村先生》《兴女学》《知名士》等。《破蓝衫》之嘲笑八股文与科举制，尤其值得注意：“吁嗟乎！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束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此诗篇以“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结束^注66，显示了林纾的见识。虽系一介书生，且以教书及写作为业，但林纾很清楚国家的命运在于变革学制。

甲午战败，改革教育制度的呼声日高。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广开学校^注67；同年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要求变通书院^注68。一反省新式学堂之得失，一提倡旧式书院的改造，共同目标是培养具备“真才实学”、能够“共济时艰”的“有用之才”；具体策略是加强“天算格致农务兵事”等西学课程，而摒弃“溺志词章”这一中国旧式教育的通病。日后的创建京师大学堂等，大致依此路径。

改革旧的学制，引进西式学堂，这是那个时代开明人士（包含封疆大吏）的最大共识。因此，即便康梁变法失败，京师大学堂照样成立，学制变革仍在推进。这一历史潮流，毫无疑问，林纾是认可的。在1907年所撰《〈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有这么一段：

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今日学堂，几遍十八省，试问商业学堂有几也？农业学堂有几也？工业学堂有几也？医业学堂有几也？朝廷之取士，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则已视实业为贱品。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不能不随风气而趋。^注69

可也正因为新式学堂注重“实业教育”，这一时代潮流，促使林纾等传统文人日渐边缘化。因张之洞、张百熙等人的努力，“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终于得到了部分落实，大学堂里设立“中国文学”科目乃至学门。查1904年颁布的《大学堂章程》，在“文学科大学”里专设“中国文学门”，主要课程包括“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西国文学史”等16种。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讲授“西国文学史”，以及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源流”一课的讲授，应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范本。此前讲授辞章之学，着眼于技能训练，故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中心；如今改为文学史，主要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诗文一事，虽说“诵读既多，必然能作”；但新式学堂排斥吟诗作文，将文学教育的重任主要交给了“文学史”，这已经注定了林纾等古文家在现代大学迅速没落的命运^注71。

现代大学设置很多专业，“中国文学”只是其中一课程、科目或学门；即便专研“中国文学”，也并非只学“古文”，还有诗词、小说、戏曲乃至外国文学等可供选择。退一万步，特别青睐“古文”者，也不一定对林纾的教学方式感兴趣。这就说到了林纾等桐城文家教学的长与短——长于体味、鉴赏、模仿，而短于视野、考辨、阐释。无论选本及评点，还是《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文微》等，林纾编撰的诸多涉及古文的书籍，均有此特点。不要说版本及考证，单是文章源流的辨析，陈衍的功力也在林纾之上——《石遗室论文》中若干重要论述，经由弟子陈柱《中国散文史》的传播，日后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印记。林纾《春觉斋论文》的精彩之处，在于“应知八则”“论文十六忌”“用笔八则”等，至于“流别论”则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正如舒芜所说，林著“对散文技巧的研求，一些个别论点，今天也还有可以借鉴的”，但“形式主义的烦琐，马二先生式的鄙陋，例如津津乐道归有光、姚鼐的圈点之妙之类”，实在不敢恭维^注72。这半个世纪前的评述，虽稍嫌苛刻，但大致判断准确。与此相近的，还有黄霖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的评价：“林纾的文论著作，虽有综合前人之功，条分缕析之力和不乏真知灼见之处，终因缺乏一种恢弘气象和新的理论开拓，故难免给人以陈腐、琐碎的感觉。”^注73

这不全然是才气问题，首先是工作目标的设定。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时，在序言中含沙射影，批驳那些主张“古文宜从小学入手”或作文“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者（暗讽章太炎及梁启超），而后极力推荐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下面这段话，前半指向姚鼐，后半更像是自我表白：

鄙意总集之选，颇不易易，必其人能文，深知文中之甘苦，而又能言其甘苦者。则每篇之上，所点醒处，均古人之脉络筋节；或断或续，或伏或应，一经指示，读者豁然。^注74

要说学作古文，林纾不避琐碎，肯说多余话，循循善诱，确实能使“读者豁然”。虽说无法深入堂奥，但毕竟引路有功，这或许是教书匠的宿命。1916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浅深递进国文读本》，很能显示林纾的特点——此书精选历代古文78篇，依原题重作一浅一深两篇，供学习参考用。可以这么说，教人学写古文，林纾很用心，也很有一套。问题在于，科举制度已经废除，而大学里讲授中国文辞的，重学养而轻技巧，不再以模拟写作为目标。在新的教学体系中，林纾的才华派不上用场。对比早年北大的四部文学史讲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林纾的《春觉斋论文》、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除了学派（前两者推崇六朝，后两者独尊唐宋），还有就是：

前者学养丰厚，后者体会深入，本该各有千秋。可为何前者一路凯歌，而后者兵败如山倒？除了时局的变迁、人事的集合，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六朝的文章趣味与其时刚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比较容易会通；一是朴学家的思路与作为大学课程兼著述体例的“文学史”比较容易契合。因而，此后几十年的“中国文学史学”，走的基本上是刘、黄而不是林、姚的路子。^注77

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刊行《文科大辞典》，林纾为其撰序言，对借古文存国故仍有强烈的自信：

综言之，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席，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注78

还有一点，时代变了，大学选教员，不是看古文水平高低，也不管你尊桐城还是崇六朝，关键是看“学术背景”。林纾的去职与北大的转型，二者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系。沈尹默谈及何燏时、胡仁源两任校长陆续引进朱希祖、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章门弟子，理由是“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注79。老师声誉高，这固然好；但弟子们都是“陆续从日本回国”，这一点也很重要。稍排列一下：朱希祖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史学专业；马裕藻1905年公派赴日，先入早稻田大学，后转东京帝国大学；沈兼士1905年自费东渡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同时拜入章太炎门下；黄侃1905年赴日避难、游学，师从正在日本举办国学讲习会的章太炎；钱玄同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1908年与鲁迅、黄侃等师从章太炎研究音韵训诂及《说文解字》；沈尹默1905年与其三弟兼士一起自费赴日，游学时间不长，也未正式注册^注80。如此履历，对于浙江老乡、同样留日的前后两任校长来说^注81，是很有诱惑力的。

其实，林纾很敏感，也了解时代风气的变化。人前捍卫古文尊严，似乎很自信；私下里教孩儿读书，也都充满困惑与挣扎。熟悉近代史事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两个细节：1924年9月5日，林纾为擅长古文的四子林琮立下遗训：“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宝贵”；10月8日病情恶化，林纾以食指在林琮手上写道：“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注82第二天，一代文豪林纾与世长辞。

可现实生活中的林纾，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不断叮嘱孩儿学洋文。先看林纾如何提醒古文根基甚好的四儿林琮：“学生出洋，只有学坏，不能有益其性情，醇养其道德。然方今觅食，不由出洋进身，几于无可谋生。余为尔操心至矣。”^注83再看林纾给五儿林璐的信：

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汉文汝略略通顺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汉文。尔父读书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无人齿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当勉治洋文，将来始有啖饭之地。^注84

从“事后诸葛亮”的立场，当初林纾与新文化人争得死去活来时，古文的地位实已岌岌可危，甚至到了一推就倒的地步。1898年开启的创办西式学堂热潮（重“实学”而轻“虚文”）、1904年颁布《大学堂章程》所制定的文学教育方针（以“文学史”取代“文章源流”）以及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度（“文章”不再是读书人谋生的基本技能）——这一系列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已经注定了古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只不过古文可以“载道”的最后一丝荣光，被新文化人毫不留情地摧毁，才使得林纾痛心疾首。

清末的开民智、办学堂，引领了整个转型时代的风气。林纾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且积极投身其中。但历史大潮汹涌，不久便转过来，冲垮了第一代启蒙者立足的根基。这种在新旧夹缝中苦苦挣扎的两难处境，包括其犹豫、忧伤与困惑以及日渐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来者深切同情。某种意义上，转型时代读书人的心境、学养与情怀，比起此前此后的“政治正确”来，更为真挚，也更可爱。

最后，还是得回到林纾念兹在兹的古文的现代命运。世人谈及林纾之捍卫古文，或彻底贬斥，或极力表彰。但有趣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林纾在文学史上的真正贡献，不在桐城古文的复兴，而是西洋小说的引进。这一点，林纾去世一个月后，新文化人郑振铎撰写了初刊《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十一号的《林琴南先生》，就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90年，“林译小说研究”始终是中外学界的热门话题，且不时有精彩论述出现^注86。这里换一个角度，谈论林纾翻译及创作小说的经验，如何反过来促成了古文的自我改造与更新。

桐城名家马其昶为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作序，开篇即称道：“今之治古文者稀矣，畏庐先生最推为老宿。其传译稗官杂说遍天下，顾其所自为者，则矜慎敛遏，一根诸性情。劬学不倦，其于史汉及唐宋大家文，诵之数十年，说其义，玩其辞，醰醰乎其有味也。”^注87表面上好话说尽，可你要是熟悉桐城文家的思路及语汇，这表扬之中（从“传译稗官杂说”入手），其实包含着某种贬抑。马序无意中说出了林纾的古文为何名气那么大，一是凭借翻译小说积累的声望，二是用小说家的趣味来经营古文。从传统古文家的眼光看，林纾的古文并不纯粹；可正是这种夹杂着小说笔调，使得林纾的古文别有洞天。

除了众所周知的林译小说，林纾还自撰长篇小说五种——《剑腥录》（1913）、《金陵秋》（1914）、《劫外昙花》（1915）、《冤海灵光》（1915）、《巾帼阳秋》（1917），以及短篇小说（笔记）集五种——《践卓翁小说》（1913—1917）、《技击余闻》（1914）、《铁笛亭琐记》（1916）、《畏庐笔记》（1917）、《蠡叟丛谈》（1920）。这些创作，除了自身业绩，更是大大拓展了古文的表现空间。这一点，先贤早有论述。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表扬林译小说，称“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注88；1932年，鲁迅给增田涉写信，谈及早年翻译《域外小说集》的背景：“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注89到了1964年初刊《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的《林纾的翻译》，钱锺书对林纾的“古文”做了精彩的辨析，称若严格遵守桐城古文的清规戒律，根本就无法翻译；林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注90

但如果跳出独尊古文的褊狭趣味，就文章论文章，林纾的译述，确实是大大拓展了“古文”（严格上说是“文言文”）的表现能力。某种意义上，这与他看不起的梁启超等人的“报章文体”，可谓异曲同工。若着眼于清末民初语言及文体变革的大潮，由幽深的文言到平实的白话之间，有个过渡形态，那就是浅白文言；而由洁净的古文到芜杂的小说之间，也有个简易桥梁，那便是林纾那些一身二任、徘徊于雅俗之间的译述小说。若承认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非简单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注91，而是必须兼及文章与学术^注92，纵横小说与散文，杂糅口语、古文、方言、欧化语等，“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注93，那么，林纾对于现代白话文的意义，便不只是扮演反对者的角色，而是有某些实实在在的贡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