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中国小说最大的“本钱”

1．史家和小说家皆重身体描写

《三国志》记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这倒并非有乖于史法。陈寿要说明“先主”神异，必须添上这笔，犹如《史记》《汉书》都煞有介事记载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写人而及于身体，此乃史家惯技。但季羡林先生认为，“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有佛经影响，属于佛教所谓佛的诸般好相之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东汉举孝廉，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士人做官靠名声，也重德行言语容貌。自汉至唐，史书描写奇貌异相，已不限帝王将相，小说则更铺张。到了《三国演义》写刘备，更落实为“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了。鲁迅认为这绝非写实，应该“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伪自由书·文学上的折扣》）

对于身体的描写，并不一定都那么夸张。平平静静一笔，意义或许更加重大。比如《三国演义》写刘皇叔席间如厕，见髀肉复生，猛然自警，不敢蹉跎岁月，此后遂有三国鼎立一场大戏。

小说家看重“身体”，远过于史家。自古至今，身体都是中国小说最大的本钱，好比《肉蒲团》中“未央生”的命根子（也叫“本钱”）。很难想象，离开身体之“形”，中国小说将如何去写超乎身体之“神”？“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口号响彻古今，是否说明中国之“神”缺乏语言，需要身体来帮忙？

懂得此理，就懂得中国文艺（包括小说）的大半。

2．古代小说各种身体奇观

但形和神、身与心毕竟是两件事，由此及彼，要克服很大的距离。魏公子感叹“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一种办法，是刘勰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充分发挥想象。但这往往只能瞎想，过不了瘾。何况心灵如此自由，肉体凡胎怎么追赶？所以第二种方式更好：将身体神秘化，令它无所不能，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大大缩短了身与心、形与神的距离。

中国文学史上关于身体的各种奇想和具体描写的各种奇观，从六朝志怪和志人、唐宋传奇，到宋、元、明、清白话小说，直至“现当代”和“新世纪”，真是不绝如缕。

志人的《世说新语》还谈不上身体的奇观，但写身段，则“玉树临风”；写眼神，则“烂烂如岩下电”，也已经相当可观。后世小说人物出场照例的“有诗为证”，更将“魏晋风度”这种典型写法发扬光大。《世说》不仅是鲁迅所谓“名士的教科书”，也是后世作家“以形写神”的好参考。可惜只给身体以抽象形容，还缺乏活龙活现的细节描摹。

志怪小说《阳羡笼鹅记》写一个书生钻进卖鹅人置于道旁的鹅笼，吐出一桌酒席，又吐出一女子与之对食。书生醉卧，女子吐出另一男子对食。书生将醒，女子将男小三吸进肚里，书生不知，吞了女子和酒席，钻出笼子，辞别卖鹅人。整个过程，鹅笼不加大，书生、女子、男小三、酒席皆不加小。如此“幻设”，堪称奇绝。据说故事原型也来自印度，而在六朝，类似奇观并不多见。

至唐传奇，身体的各种超能力骤增。“昆仑奴”（疑似非洲黑奴）飞檐走壁，长途负重，御风而行，可当“武功盖世”的侠客之鼻祖。“聂隐娘”缩身如蚊，杀人无形，去来无阻，则是后世“剑仙”的老祖母。《柳毅传书》《补江总白猿记》《任氏》的人、神、兽、妖、鬼怪，缠绵悱恻，而又倏忽变化，摩天入地，登山履海，自由自在，开了明清神魔小说的先河。说是人，却忽而为神，为兽，为妖，为鬼，无论本领多大，都不奇怪，就看作者如何发挥他的想象了。

肉身具超能力，似极悠久，实乃后起。共工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理水，周穆王驾飞车见西王母，皆神话传说，重点却并不在凡人的特异功能。庄子设想“真人”“至人”濡水不湿、向火不热、卧冰不寒，乃至白圭涂鼻，运斤成风，圭除而鼻不伤，亦非渲染身体神功，而是借寓言来阐明大道妙要。三闾大夫赋《离骚》，脑海波起，上下求索，托辞谬悠，而真幻之际，殆未淆乱。《史记》写战国四大刺客荆轲、专诸、豫让、聂政，都武功平平。卓特之处，唯在敢于赴死耳。

总之，原始神话赋予半神半人以超常的本领，与凡人无关。初期道家也并不将肉体凡胎神秘化。墨家赞赏重诺好义，视死如归，并不关心武功如何。“子不语怪、力、乱、神”，其与后世所谓“武艺”有关者，大概只有“射”“御”而已。据说武则天开“武举”，“十八般武艺”逐渐齐全，但也限于练兵征伐，注重实用，摒弃玄怪。宋代的说书，专门有“朴刀杆棒”，但直到明人笔下的“水浒”好汉出现之前，书中人物的武艺大多仍然质朴无华。民间“打熬气力”如九纹龙史进，往往不得其门而入，至多膂力过人，神勇善斗而已。赢得了“真好汉”的上乘武功，大多还在皇家和行伍，如八百万禁军教头王进、林冲，杨令公玄孙杨志、呼延赞后人呼延灼之流。这些都并没有直接沿袭唐传奇的路数。

也有另类。比如，戴宗以甲马符咒日行千里，公孙胜仗剑作法呼风唤雨，则都是东汉以来道教所赐，中经唐传奇而发扬光大。其他如房中秘技、呼吸导引、药毒放蛊、医术通神、观象占卜、神机妙算、诡习怪术，在质朴实用的武功之外，更造就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身体奇观。即使“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也写到王冕的善观天象。

后世读者看到这些描写，大多津津有味，其实这都是中国说部之糟粕。鲁迅谈明代的“四大奇书”，干脆跳过武术、斗法、幻化、房中等身体之“奇”，而直探作者对“世情”“人情”的体察，指示精华在此不在彼。到了清代，《红楼梦》既憎儒术，复恶道流，而独写真情之悲凉，故成高格。

后人不解此理，一味崇尚身体之奇，结果就如鲁迅所说，出现了“中国的奇想”。例如“剑侠”小说特别发达：

唐宋以来，偷生的小市民就已崇拜替自己打不平的“剑侠”，于是《七侠五义》、《七剑十八侠》、《黄山怪侠》、《荒林女侠》——层出不穷。

鲁迅认为，从唐宋到晚清民国，“剑侠”小说的演变，由南唐入宋的吴淑《江淮异人录》颇为关键。其书所录，“凡二十五人，皆传当时侠客术士及道流，行事大率诡怪。唐段成式作《酉阳杂俎》，已有《盗侠》一篇，叙怪民异事，才仅九人，至荟萃诸诡幻人物，著为专书者，实始于吴淑，明人钞《广记》伪作《剑仙传》又扬其波，而乘空飞剑之说日炽，至今尚不衰”。金庸写打杀仇敌后用药水化灭尸体，就可见于《江淮异人录》所记道家方术。

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仍多变怪谶应之谈——迨徽宗惑于道士林灵素，笃信神仙，自号“道君”，而天下大奉道法。至于南迁，此风未改，高宗退居南内，亦爱神仙幻诞之书。

宋人身体奇想最盛，乃因道教继东汉之后再度流行，益发喜欢“近取诸身”，专门发掘身体的“诡幻”。对于身体的认识和想象，中国人是并不“专重实际”的：

外国人不知道中国，常说中国人是专重实际的。其实并不，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

“中国的奇想”多演为身体奇观，身体奇观多来自道教，故鲁迅笔锋所指，尤在道教，他在致好友许寿裳的信中就说过一句有名的话——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引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按指《狂人日记》）。

“吃人”者不仅有儒家“礼教”，更有道教方术，且据地极坚，几千年来明白其无益的竟没有几个。因此鲁迅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鲁迅小说杂文也多身体描写，似乎和古代身体奇观波澜不二，实则以毒攻毒，意在打破数千年的身体之迷梦。比如《药》揭露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但也憎恶“人血馒头”之类道教方术。《铸剑》写鼎中三头惨烈撕咬，激发人们反抗专制，向真有侠义精神的“眉间尺”和“黑色人”致敬。鲁迅描写身体，目的绝非单纯展览身体奇观，而是想唤醒身体的真实感觉，以抵御包括身体在内的各种“中国的奇想”。比如，他强调大腿上“蚊子的一叮”比诗家哲人的“世界苦恼”更重要，就因为“总是本身上的事情来得切实”。

写身体，若无这种“切实”的精神，就容易堕入魔道。

3．新文学中的身体

“吾之大患，在吾有身”，文学总要涉及身体，但身体所以重要，乃因它“切实”，否则大可不写。吕纬甫、祥林嫂、孔乙己的外形，寥寥数笔，见出精神的某一特征便足矣。阿Q、单四嫂子、中年闰土、子君、涓生的外貌，都不著一字，但写了灵魂的深，全体宛在。

旧约《圣经》的身体只有吹嘘进灵魂才成“活物”，是灵魂在世上的帐篷，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先知说预言，行神迹奇事，全赖圣灵，并非身体本有大能。摩西指挥战斗，甚至连举手之力都没有，而要别人协助。因为要说明，即使如力士参孙的身体也不足恃，这才对血肉之躯略加描写。《新约》叫信徒顾惜身体，不可沾染世上污秽，因它是神的殿，有圣灵住在里面。这是基于灵命的爱惜，并非在世俗意义上加意呵护。圣保罗就告诫他在灵里所生的儿子提摩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托尔斯泰探索浩瀚的心灵世界，同样也无暇顾及身体。他令读者想到人物外貌，不因写了身体，而是深刻把握了“心灵辩证法”，读者才禁不住要替他补足身体描写的空缺。总之，基督教背景的西方文学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大肆描写身体，而这也成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借鉴，故“五四”新文学的身体描写，较之古代小说，已大幅减少。

但“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接收的异域影响，在基督教文化之外，还有希腊日神和酒神冲动、文艺复兴时代拉伯雷式的身体狂欢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些外来影响和源远流长的道教传统一旦合流，势必会冲破“五四”新文学的堤坝，造成身体描写的大波。

现代优秀作者如郁达夫、老舍、张天翼、丁玲、沈从文、柔石、吴组缃等偶写身体，但人道主义理想、社会政治的关切和个人的浪漫情怀不允许他们过分耽于奇想。

但如上所述，因为“五四”新文学的来源甚杂，所以也有例外。比如，小说家茅盾以《蚀》三部曲现身文坛时，就喜欢暴露身体。至扛鼎之作《子夜》，身体描写有增无减。吴荪甫只有一个思想，就是在凶险的政治军事和金融环境中竭力扩大实业，为此终日焦虑兴奋，而其焦虑兴奋无以言表，只能变为各种神经质的动作，比如在书房不断踱步，经常抓起电话却不知说什么。使用最多的身体道具，则是“紫酱色脸”上动辄发红的许多“小疱”。茅盾对此真是百写不厌。至于颤抖的乳峰、雪白的大腿和充满诱惑力的臀部，更是茅盾小说的招牌。这可能与茅盾早年研究中国神话和文学中的性描写有关，但根本还是人物太概念化，干瘪虚假的灵魂唯有用丰满刺激的身体包装起来，才不至于顷刻坍塌。

路翎是另一极端，他狂热追求灵魂本相，但因为和茅盾一样缺乏洞悉灵魂的语言，也不得不借助于身体的痉挛、抽搐、扭动。路翎的人物每说一句话，表达一个意思，仿佛都要调动整个身体来吃力地配合。

4．钱钟书频繁“冒犯”女体

钱钟书对描写人物的身体，兴趣浓厚，在现代作家群中，很可能无出其右者。

《围城》中几乎每个人物的出场，作者都要不厌其烦地描写其身体的某一种（或一组）特征，不管男女老幼，正面或反面人物，甚至就连并没有多少戏份的小孩，也不放过。

比如，小说开头写甲板上那个“不足两岁”的男孩，就毫不客气也好没来由地挖苦他“塌鼻子，眼睛两丝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作者或许对这一笔描写还甚为得意，所以又把对这孩子相貌的形容，赠给后来登场的诗人曹元朗——方鸿渐在苏文纨家初见曹诗人，吓了一跳，“想去年同船回国的那位孙太太的孩子怎么长得这样大了”。

当然钱钟书的笔墨主要还是用在对女性身体的描写上。苏文纨出场是这样写的：

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钢笔画成的。

至于那男孩的母亲，则是三十开外，“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觉愁苦可怜。”

钱钟书写女性长相，经常挖苦刻薄到肆无忌惮的地步，比如写接下来登场的鲍小姐：

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在热带热天，也许这是最合理的妆束，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害及中国国体。那些男学生看的满腔邪火，背著鲍小姐说笑个不了，心里好舒服些。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

这样描写，似乎还意犹未尽，隔了六七页，又追加一大段：

鲍小姐纤腰一束，后身有极丰厚的天生皮肉坐垫，正合天方夜谭里亚剌伯诗人所描摹歌颂的美人条件：“身围瘦，臀部重，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长睫毛下一双欲眼，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跟爱人在使性子。有识见的男人做了这种女人的丈夫，定要强她带上外国古代的“贞洁带”（Cingula castitatis），穿上中国古代的“穷裤”，把她锁在高墙深屋的铁笼子里，雄苍蝇都不许飞进去。

当初《围城》在上海《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青年批评家王元化指斥作者“开香粉铺子”，就是不满书中的此类描写。

《围城》写女性身体，也并不总是围绕“性”来做文章，一般所谓“相貌特征”，尤其美丑判断，也在在皆是。不过，《围城》欣赏女性美，有是有，却极其罕见，似乎只对美若天仙的唐晓芙，才破天荒地不吝褒词——

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像有些女人，麻子涂雪花膏，或非洲人洒漂白粉似的，要弥补造化的缺陷，以人定胜天。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作者也许将描写青年女性的好话，一股脑儿都给了唐小姐，所以等到真正的女主人公孙柔嘉登场，就只有寥寥几笔了——

孙小姐长脸，旧象牙色的颧颊上微有雀斑，两眼分得很开，使她常带着惊异的表情。打扮甚为素净，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脸上滚滚不断的红晕。

好话太过吝啬，坏话却应有尽有。比如形容刘小姐的胖，范小姐的近视，汪太太“残酷地白”——还让孙柔嘉给汪太太草描了一个“扼要”：“画一张红嘴，相去一寸许画十个尖而长的红点，五个一组，代表指甲，此外的身体面目全没有”。作者还借方鸿渐的口，对孙柔嘉这份“扼要”大加赞赏：“真有点像，亏你想得出！”

《围城》全书对女性身体的“冒犯”，在描写“欧亚大旅社”的女店主时，真可谓登峰造极了：

掌柜写账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坦白地摊开白而不坦的胸膛，喂孩子吃奶；奶是孩子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她的奶肥大得可以进波德莱亚（Baudelaire）咏比利时土风的诗，小孩子吸的想是融化加糖的猪油。那女人不但外表肥，并且看来脑满肠肥，彻底是肉，没有灵魂——假如她有灵魂，也只是那么一点点，刚够保持她的肉体不至于腐烂，仿佛肉上撒了盐，因为全没有灵性，肉体就死了。无论如何，她那样肥硕，表示这店里饭菜的营养丰富，靠掌柜坐著算得不落语言的好广告。

钱钟书对女性身体缺陷或不雅之处如此兴味盎然，除了唐小姐一人之外，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大写特写，而且必定出以挖苦刻薄贬损的口吻。这在西方文学批评中，很可能要被归入仇视女性的所谓“厌女症”（misogyny）范畴。

不过在《围城》小说中，作者似乎也曲折地提供了他之所以要如此频繁地“冒犯”女性身体的理由。比如，书中写到赵辛楣、方鸿渐、孙柔嘉、李梅亭、顾尔谦一行人在江西吉安，幸亏得到当地“妇女协会”一位“女同志”的担保，才顺利地拿到三闾大学的汇款，解了燃眉之急。当天晚上临睡时，赵辛楣和方鸿渐还是忍不住要对这位“女同志”的长相议论一番。赵辛楣说，“鸿渐，你看那位女同志长得真丑，喝了酒更吓得死人，居然也有男人爱她”。方鸿渐则说，“我知道她难看，可是因为她是我们的恩人，我不忍细看她。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除非他是坏人，你要惩罚他。”

《围城》如此大肆描写女性容貌——多半是她们容貌方面的种种缺陷和不雅之处，难道就是作者觉得她们都是“坏人”，应该予以“惩罚”，所以必须“残忍”地“细看”吗？

对人物的身体特征，小说家并没有任意描绘的特权。他应该讲究一点必要的“分寸”，尤其不能随便闯入某些“禁区”。有趣的是，钱钟书在描写女性以及大部分男性的身体特征时竟会毫无节制，频频丢弃“分寸”，闯入“禁区”，唯独对于赵辛楣和方鸿渐，似乎有意识地设立了身体描写的禁区。他从来不写方鸿渐长得怎样，对赵辛楣，除了“近三十岁，身材高大，神气轩昂”之外，也不再添加任何说辞。作者对方、赵二人，为何如此客气？难道他们都是“好人”，作者因此就不忍“细看”他们的长相了吗？

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解答的谜。

5．身体在“新时期”以后全面复归

“十七年文学”如《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和《创业史》《山乡巨变》接续了这个传统，虽时遭质疑，却难以恝置。有学者认为，尽管“十七年文学”一般说来是“反日常”“非日常”的，但恰恰在“反日常”“非日常”的革命叙事中，“日常身体”仍然得到顽强的呈现（李蓉博士论文《“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

进入“新时期”，身体描写愈演愈烈。

第一个高峰，是1985年韩少功的《爸爸爸》，其后则有张炜《古船》（1984—1986），贾平凹《黑氏》、《人极》（1985），莫言《爆炸》（1985）、《红高粱》（1986），陈忠实《白鹿原》（1988—1992）等。这些作家各自都寻到一方文化之“根”，但共同的“根”其实还是身体。

《爸爸爸》中侏儒丙崽“吃人肉”（祭谷神）、“械斗”之后尸横遍野、饿狗吃死人直打饱嗝、山民“坐桩”而死、老弱病残自愿服毒而死好给青壮年让出口粮，种种极端的身体描写，在张炜、贾平凹、莫言小说中迅速得到回应。《古船》中还乡团和民兵冤冤相报，土改和“文革”暴行，“文革”后赵多多及其扈从的日常暴力，皆首先施于身体。强刺激的身体暴力上承《蚀》三部曲，下启莫言等一大批青年作家。其中“四爷爷”赵丙熟参阴阳、讲究“食补”、以干女儿隋含章为工具采补二十年、平常勤练呼吸导引以调息“精气神”、求长生、占卜、看相，可谓集道教方术之大成。李佩甫《羊的门》中“呼天成”，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四爷爷”赵丙的延续。

韩少功、张炜后来都从身体“寻根”一路上行，试图抵达人文主义和社会批判的话语高原，但力不从心，很快现出资源枯竭，不复当年在身体上用墨如泼、紧接地气的酣畅淋漓（如今韩少功的身体描写似乎有些减少，张炜则频频反顾，新作《独药师》《艾约堡秘史》又大肆书写各种对于身体的呵护，展览各种身体的奇观了）。

贾平凹、莫言则紧紧抓住身体不放，文艺复兴以后人性论、弗洛伊德、魔幻现实主义等外来影响不自觉中与道教方术结合，莫之能御。等到《亮出你的舌苔或空荡荡》（1987）闹出民族纠纷（1989），这才告一段落。

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风声稍转，高潮再起。贾平凹《美穴地》（1990）、《废都》（1993）导其先，陈忠实《白鹿原》、余华《许三关卖血记》（1995）继其后，莫言《丰乳肥臀》（1997）、《檀香刑》（2001）、《生死疲劳》（2006）和李锐《无风之树》（2003）扬其波，集大成者则是阎连科的《耙耧天歌》（1997）、《年月日》（1997）和《日光流年》。此外还有大批青年作家自以为前无古人的“下半身写作”。贾平凹的现代房中术、余华的鲜血淋漓、莫言的身体暴力（“檀香刑”酷似《爸爸爸》的“坐桩”）和六道轮回（唐宋传奇和宣扬果报的明清白话之惯技），都“似曾相识燕归来”。《无风之树》中的“瘤拐”，《日光流年》中的“喉堵”，令人想起《爸爸爸》中“丙崽”和《古船》中侏儒“小累累”的身体疾患。

6．两段奇文

阎连科的中篇小说《耙耧天歌》写尤四婆的治病偏方，竟是一代又一代以父母的骨头汤来缓解儿女遗传病，这与民间道教方术渊源甚深，不啻对鲁迅《药》的一种改写。他的另一部中篇《年月日》，写外出逃荒的村民们回到村子里，发现他们的“先爷”，一个特别倔强的老汉，为了抗击干旱，替村民保留玉蜀黍的余种，竟然自掘坟墓，用自己的身体做肥料，与最后存活下来的那颗玉蜀黍完全融为一体：

他整个身子，腐烂得零零碎碎，各个骨节已经脱开。有一股刺鼻的白色气息，烟雾样腾空而起。先爷躺在墓里，有一只胳膊伸在那颗玉蜀黍的正下，其余身子，都挤靠在玉蜀黍这边，浑身的蛀洞，星罗棋布，密密麻麻，比那盲狗身上的蛀洞多出几成。那棵玉蜀黍根的每一根根须，都如藤条一样，丝丝连连，呈出粉红的颜色，全都从蛀洞中扎在先爷的胸膛上，大腿上，手腕上和肚子上。有几根粗如筷子的红根，穿过先爷身上的腐肉，扎在了先爷白花花的头骨、肋骨、腿骨和手骨上。有几根红白的毛根，从先爷的眼中扎进去，从先爷后脑壳长出来，深深地抓着墓底的硬土层。先爷身上的每一节骨头，每一块腐肉，都被网一样的玉蜀黍根须串在一起，通连到那棵玉蜀黍秆上去。这样才看见，那棵断顶的玉蜀黍秆下，还有两节秆儿，在过了一冬一夏之后，仍微微泛着水润润的青色，还活在来年的这个季节里。

这算是一段千古奇文了。阎连科后来继续以《受活》《丁庄梦》《坚硬如水》等作品，将中国小说的这一波身体奇观推向巅峰。

苏童的《碧奴》，不厌其烦描写哭倒长城的孟姜女的乡邻们的“排泪秘方”（把眼泪化为小便，用耳朵、嘴唇、乳房、头发流泪），奇则奇矣，但若说这就是文学想象，是同情古代弱势群体，还不如说是对想象力的误解，说明一部分中国作家确实喜欢并善于胡思乱想。

陈忠实《白鹿原》一向以弘扬儒家文化著称，但其中民间道教对身体的关切，也不容忽略。小说一上来就写几乎是“关中儒学”肉身化代表的“族长”白嘉轩不断入洞房，迟则一年，快则数月，一口气“克死”六个妻子。到处疯传关于白嘉轩“那话儿”耸人听闻的谣言，直到他在阴阳先生（“法官”）指点下，将父亲坟墓迁到传说中白鹿出没的原上，才留住第七任妻子性命，从此“人财两旺”。稍后写白嘉轩父亲白秉德老汉在中医冷先生奇怪的治疗下，反反复复地死去活来，也相当夺人眼球。

白嘉轩的姐夫，给白嘉轩提供“关中儒学”理论支撑的“朱先生”，在白鹿原上甚至被尊为“圣人”，无论在官民面前，都风度俨然，不可冒犯，但小说写朱先生死后大殓，竟透过朱先生儿媳妇的眼睛，不厌其烦地交代和解释这位“圣人”死后身体的变化以及他的那具“本钱”的异于常人——

脱掉棉衣和衬衣，儿媳看见阿公赤裸的胸脯上一条条肋骨暴突出来，似乎连一丝肌肉也看不见，骨肋上就蒙着一层黄白透亮的皮；棉裤和衬裤抹下来，两条腿也是透亮的皮层包裹着的骨头，人居然会瘦到这种地步，血肉已经完全消耗煎熬殆尽了。儿媳瞥见阿公腹下垂吊的生殖器不觉羞怯起来，移开眼睛去给阿公脚上穿袜子，心里却惊异阿公的那个器物竟然那么粗那么长，似乎听人说“本钱”大的男人都是有血性的硬汉子，而那些“本钱”小的男人都是些软鼻脓包。

朱先生为关中儒学殿军，平时以儒家思想治家极严，死后儿媳妇帮婆婆给公公洗身穿寿衣，可以理解为婆婆谨遵先夫教训，丧事从简。但是，由儿媳妇的眼睛来看、由儿媳妇的心来揣摩公公的生殖器如何硕大，这在儒家教训中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对应内容的，只能理解为在作者构思中，朱先生身体某个部位此时必须出镜，势不可挡，即使对此事最应该忌讳的儿媳妇也不能回避了。

另外《白鹿原》写被公公鹿三当作荡妇淫女残酷杀害的田小娥死后身体的腐烂情形，细致入微，一点也不亚于阎连科对“先爷”尸首的碎骨腐肉的精心描绘。陈忠实承认，他的许多写法来自张炜《古船》。但《古船》的身体描写集中于赵丙一人，《白鹿原》的身体描写则散布全书各处。陈忠实挥动如椽巨笔，追蹑白鹿原上下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与此同时又颇有余裕地聚焦肉身，不离肉身的各种功能，吃，喝，感受，性事，甚至屎尿——这臭皮囊的排泄。《白鹿原》全书始于白嘉轩“豪壮”地七次娶亲时和“七房女人”七次不同的初夜性事，而终于发疯的鹿子霖死后，“刚穿上身的棉裤里屎尿结成蜡黄的冰块——”。这也真可谓始终一贯。

近读贾平凹《带灯》、余华《第七天》、邹弋舟《所有路的尽头》、朱山坡《惊叫》和鲁敏短篇小说集《荷尔蒙夜谈》，身体描写香火不断，时有“创新”。与此同时，穿越、悬疑、奇幻等网络上下“类型小说”（如郭敬明《爵迹》）竟然抄袭日本动漫、西方神怪小说或电影，结合电脑科幻，将道教炼丹、练气和民间武术的外家横练融为一炉，以“灵魂”的名义打造更诡异的肉身兵器。还有因身体异能而建立殊勋的，如麦家笔下的数算天才与听风者。

晚清民国“剑仙”“公案”和金庸“新武侠”想象身体超能力的传统，至此进入新阶段。

7．“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研究中国小说中的身体描写，不能不追溯其主要的文化背景，就是“道教”。

“道教”为求长生久视和现世威福，实践上百般呵护身体，观念上则对身体展开奇思妙想，其“理论”海纳百川，驳杂而重实用，很容易侵入和改造其他思想，结果就使得一切都道教化，由此造成中国文化的根本。小说的主要功能，就是阐发和演绎这一文化根本，所以一部中国小说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折射民间道教沿革的历史，而身体又居于这部奇特的历史的核心位置。

陈寅恪先生20世纪30年代曾论两晋南北朝士大夫，表面遵周孔，讲老庄，“然一详考其内容，则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良可嘅矣”。他所说的“鬼道”，就是“道教”。

《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张载、吕氏兄弟以下“关中儒学”最后一位传人，被乡民们尊为“圣人”，但他经常为别人“详梦”、“打巫问卜”，还给他的大舅子白嘉轩出主意，让他造一座六棱宝塔，镇压荡妇淫女田小娥的冤魂。白嘉轩请教姐夫朱先生的，除了北宋蓝田县吕氏四兄弟创制的体现儒家思想的“乡约”，不也包括“风水”“详梦”之类的神秘之事吗？在白鹿原远近各村镇，主持白鹿书院的大儒“朱先生”，有时跟“道教”的那些装神弄鬼的“法官”“阴阳”“风水师”并无二致。朱先生也被道教化了。

鲁迅1918年8月20日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鲁迅还注意到，他这个说法“近颇广行”。确实我们看同时的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都有类似的说法。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这个基本判断，始终不变。在《而已集·小杂感》里他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懂得中国大半。”

作家阿城年轻的时候，对鲁迅此言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插队落户，深入民间，才恍然大悟：“说穿了，道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世俗生活服务的”（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页38—39，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原来“人民”的需要，固然可以分身体和精神两种，但经过圣人与君王几千年的合力教化，似乎“人民”已不配有什么特别的精神需要，至少“人民”的身体需要绝对高过他们的精神需要，或者所谓精神需要，完全可以转化为身体需要，可以通过呵护身体以及幻想身体的各种奇观妙能，曲折地满足精神需要。

道教就是根据这个情况，趁虚而入，设计出满足“人民”身体需要的各种方术，从头到脚，四肢百骸，绝无遗漏，而宗旨无非就是长生久视。

《古船》中“四爷爷”赵丙早就悟透这个道理，他有一次高声朗诵《西游记》里须菩提祖师教给孙悟空的长生不老的修行秘诀，最后撂下一句话：

“天下有用的东西，我们都要。志坚身强，才能干好革命。”

这真不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正解。1960年代之后，这句“最高指示”几乎家喻户晓。其实“二十八画生”在四十年前发表于《新青年》的那篇奇文《体育之研究》，早已阐明相同的意见。虽云本于科学，文末却殷勤推荐躬行日久的呼吸导引之术。其于养生，诚多善言。一旦失度，则黮暗来袭矣。

“开放”之后，洗头、足浴、桑拿、水疗及各类养生会馆，遍布神州大地，一致追求“上上下下的享受”。专门取材于这些“为人民服务”的“服务性行业”的小说，如朱文的《人民到底要不要桑拿》，吴玄的《发廊》，王安忆的《发廊情话》，乔叶的《良宵》，毕飞宇的《推拿》等等，也应运而生。

但是，身体之外，中国作家压箱底的“本钱”还有什么？身体的“本钱”会不会用完？身体之外，别的资源和出路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