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从历学推算，由史学反思

顺治四年（1647），监国二年，黄宗羲为逃避清廷的追捕，避居于化安山他父亲的墓庄，专心于历算之学，“昔屏穷壑，双瀑当空，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簌簌，真叹为痴绝”《全集》第十一册《敘陈言扬勾股述》。至顺治十四年，其所著历学与数学著作，有《历学假如》（包括《西洋历法假如》、《授时历假如》）、《授时历故》、《回历假如》、《新推交蚀法》、《春秋日食历》、《大统历推算》、《大统历法解》、《时宪书法解》、《监国鲁五年大统历》、《开放命算》、《测圜要义》、《圜解》、《割圜八线解》等十六种著作，都在这十年左右完成。所以黄百家说：“惟先遗献，昔尝于空山静夜，差用十年之功，通悟中西三历之理。”见黄竹农家（即黄百家）《耳逆草·上王司空论明史历志书》。该文又说：“盖先遗献于明末时，曾与泰西罗味韶雅谷、汤道末若望定交，得其各种抄刻本历书极备。”罗雅谷意大利人，1622年抵澳门。汤若望德国人，1622年至北京。关于黄宗羲在天文历算上的成就，黄宗羲早在明末，可能是在北京应举时，与西方传教士罗雅谷、汤若望有交往，并获得他们的多种历书。

黄宗羲为什么在山上研究历算之学呢？他并非穷极无聊，以此度日。古代儒家，认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可以知幽明之故，生死之说。汉代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力主天人感应，以后儒家或多或少都受其影响。例如《汉书》说汉元年，五星聚于东井（东井属秦地），后来汉高祖果然在秦兴起。黄宗羲往后在《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中说：“识者谓五星聚奎，濂、洛、关、闽出焉；五星聚室，阳明子之说昌；五星聚张，子刘子之道通，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就是这种天人感应学说的流露。

然而要占星，就必须深通历算之学。顺治二年，清军席卷浙东后，投降者很多，黄宗羲曾仿汉赋作《陌上桑为马昼初作》和《贞女引赠万履安》二诗，以贞女自居，表达决不降清之志，当时，他认清廷命运不会长久，他在空山推步，应是推算出清廷残酷统治的乱世何时结束？有明或汉族的复兴之世何时到来？

如果说，黄宗羲在崇祯一朝十六年，即他从十九岁到三十四岁，涉世未深，阅历尚浅，仅属观察社会，体验人生时期。那么经过又十六年的“半生滨十死”。抗清时期的艰苦锤炼，使他社会经验极为丰富，他又思维敏捷，善于思考，于是他在顺治下半期，在化安山龙虎山堂，回忆往事，写下了他早期的史著，有记载史事的编年体和传记体之作；从研究史事来说，有史论和史考之作。而他往往在编年、传记体的史著中夹杂着史论和史考，而在史论中也反映了他初步就事论事的反思。

以编年体来说，他在顺治十年写了《海外恸哭记》。此后，在顺治十五年写了《弘光实录钞》三卷，纲目体、按年月日编写。卷前有《序》，下具“古藏室史臣黄宗羲”名，时间在“戊戌冬十月甲子朔”，记年始于崇祯十七年夏五月庚寅福王监国于南京，至弘光元年六月弘光帝被执，七月江西巡抚旷照迎降止。编年之外，以《序》为总论，而在篇文中有“臣按”开头的就事之论，共七条，此外有史考二条。

《弘光实录钞》大半是黄宗羲亲身经历的实录，翔实可考，为研究南明史福王立国的重要史著，其中的史论较简略，如对“马士英奏翻钦定逆案”条，论曰：臣按：逆阉魏忠贤既诛，其从逆者，先帝定为逆案，颁行天下，逆党合谋翻之；己巳（崇祯二年）之变，冯铨用数万金导北兵至喜峰口，欲以疆场之事翻案；温体仁讦钱谦益而代之，欲以科场事翻案。小人计无不至，毅宗（崇祯）讫不可。大铖利国之灾，得士英而用之，然后得志。呜呼！北兵得入中国，自始至终，皆此案为之祟也。黄宗羲认识到明末激烈的党争，是明亡的原因之一，这一认识，是他在崇祯和弘光朝时绝不可能有的，正是明亡反思的产物。

较长的史论为“马士英使其私人朱统参礼部郎中周镳、武德兵备道雷祚”条，他说：臣按：士英此疏，为杀周镳张本也，故与朱统之疏前后上。士英即翻逆案，欲立从贼一案与之为对。……而以周镳为首者，以复社诸人尝号于人曰：“吾辈继东林而起”，不知复社不过场屋余习，与东林何与哉？……臣羲以就钟事论之，其罪不过随从贼例耳，举朝从贼，而独归重新进之庶吉士，又何其视钟太高也。……初钟与其从兄镳以门弟子相高，汲引既广，则类入焉。两家遂分门户，彼讪此谤，两家弟子相遇于路，不交一揖。镳之门人以徐时霖为魁，北都变后，时霖列钟之败，造为恶言，用相传播。而镳者，阮大铖贸首之仇也。大铖欲杀镳而不得，遂以钟事中镳。是故时霖为镳而囓钟，反因钟以害镳；大铖无心于杀钟，反因镳以累钟，事之不知如斯也！《全集》第二册《弘光实录钞》卷二。“不知复社不过场屋之余习，与东林何与哉！”这一观点，他在作此《抄》五年前所作的《留书》中已提及，可以说是经过明亡世乱后反思的产物。

该书《序》对弘光一朝作如下总结：“呜呼！南都之建，帝之酒色几何，而东南之金帛聚于士英；士英之金帛几何，而半壁之恩仇快于大铖。曾不一年，而酒色、金帛、恩仇不知何在？论世者徒伤夫帝之父死于路而不知也，尚亦有利哉！”对弘光立国贬讥之至，他在这里列举弘光的各种“坏政”，提出：“帝之不道，虽竖子小夫，亦计日而知其亡也。然诸坏政皆起于利天下之一念。”这一反思，就比较深刻了。

记载时间，以“监国鲁元年丙戌（顺治三年）六月朔，浙江兵溃，上发绍兴”开始，至监国六年（顺治八年）清军攻陷舟山止。所记为监国事，所谓“海外”，包括监国在福建的活动。作者具名为“”，据夏定域考证：“‘’即古羲字，见《越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