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海外恸哭记》

可知即黄宗羲避讳之代名。此书《序》说：“故学于旧史者也，因次（海上）一时流离愁苦之事，为《海外恸哭记》，以待上之收京返国，即创业起居注之因也。舟山以后，所未详，行朝之臣必有同志者。”这是黄宗羲写此书的动机。“舟山以后，所未详”，舟山被清军攻破在顺治八年，监国六年，因此《海外恸哭记》，当作于顺治七年他从日本乞师回来归故里之后。

《海外恸哭记》虽属编年体，但也有附以传记，有孙嘉绩、阮进、陈子龙、林垐、熊汝霖、郑遵谦、钱肃乐、马思理、刘中藻、冯京第、王朝先、王翊、张肯堂、吴钟峦等二十人左右。《海外恸哭记》与《行朝录》中的《鲁纪年》上下、《舟山兴废》，都是研究监国鲁王时期活动的宝贵资料。《鲁纪年》、《舟山兴废》和《日本乞师》的具体写作时间难定。也有史论，但较简单，其中《舟山兴废》篇的史论较有价值，文中说：史臣曰：当闽浙立国之时，诚能悉发舟师，一屯于舟山，一屯于崇明，相为首尾，窥伺长江，断其南北之援，既需之岁月，亦可使疲于奔命矣。孙恩、徐海以盗贼之智，尚能及此，而况国家之大计乎！逮乎闽、浙既亡，穷岛孤军，亦何能为！此形胜之地，仅以田横岛结局，悲夫！这是他在“画江之役”时已提出过的战略，也是对监国立国失败在战略上的反思。

这段时间，其传记体的史著有《御史中丞冯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冯公墓志铭》）、《巡抚天津右佥都御史冯公神道碑铭》、《皇明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赠太尝寺卿松槃姜公墓志铭》（以下简称《松槃姜公墓志铭》）三篇。这三篇碑文，都是以碑传为史传，传之后都有史论。

第一篇《冯公墓志铭》，作于顺治八年，冯公即冯京第。监国至舟山，官右佥都御史。顺治七年，冯京第兵败四明山，为降将出卖牺牲。黄宗羲与冯京第为故友，交谊深厚，故于次年即写这篇墓志铭。文中重点讲冯京第乞师日本事。此文与《行朝录》中《日本乞师》比较，内容基本相同，然亦有不同处，如《日本乞师》讲到冯京第这次日本乞师的时间，出使得舟山守将黄斌卿的同意，出师正使是黄斌卿弟黄孝卿，日本致舟山洪武钱数十万，出使失败在于黄孝卿迷恋于日本的奢华和官妓而见轻于日本等等，这些内容在《冯公墓志铭》中都没有。然而，《墓志铭》谈到出使失败的原因为：“然日本自宽永（自注：倭之年号）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承平久矣，故老不见兵革之事，虽有其命，故亦莫之能行也。”这段话在《日本乞师》却置于顺治六年冯京第副阮进从子阮美乞师日本一段的后面，文中说：“然日本自宽永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承平久矣。……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武备，岂能渡海为人复仇乎？”句子几乎全部相同。中间的删节处则为：“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异日价千金者，梱载既多，不过一二百金”，这一大段《冯公墓志铭》中没有。总之，《日本乞师》记载较详，而《冯公墓志铭》较略，这说明两点：一，《日本乞师》参考《冯公墓志铭》文章而予以补充，可见《冯公墓志铭》作于前，《日本乞师》作于后；二，两文虽同样不记黄宗羲到过日本，但将黄宗羲副阮美乞师日本这次失败的原因，置在前一次冯京第副黄孝卿出使日本这一段中，间接证明黄宗羲在写《冯公墓志铭》时，不经意地流露出他乞师日本的事。这两篇文章，都因有所忌讳而略去自己出师日本的事实。

黄宗羲在这篇《冯公墓志铭》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茫茫禹迹，孰非斯民，亡国之戚，岂独一人！”岂独冯京第一人，还有他黄宗羲在内。

《巡抚天津右佥都御史留仙冯公神道碑铭》作于顺治十一年，所说冯公，即冯京第的族父冯元飏，他曾上疏密陈崇祯，建议迁都南京而为倪元璐等所阻，颇有史料价值。文中一前一后都有论，说“思陵（崇祯）身死社稷，一洗怀、愍、徽、钦之耻，古今亡国而不失其正者，此仅见也。”不过他力主迁都，“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载胥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虽然这属事后反思，但说得合乎道理。

《松槃姜公墓志铭》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其中的姜公，即姜应麟，松槃为其号，宁波府慈溪县人。此文主要述明末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起因。明神宗欲立其宠妃郑贵妃子为太子，先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姜应麟上疏切论其不可，此《疏》震动朝野，揭开了万历末年的建储即“争国本”之争，其影响所及，造成了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弘光时阉党与复社斗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所谓《三朝要典》的翻案与再翻案。本文重要的是黄宗羲的反思，他在文后的《铭》中说：古之君臣，亦惟师友；后之人臣，仆妾奔走。师友之言，春温秋肃，仆妾之言，屈曲从俗。他在这里提出了君臣之间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关系虽然不是黄宗羲首先提出的，但他是从明末天启和南明弘光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腐朽的君主专制制度造成明亡恶果的反思，即不是抽象的，而是有深刻的实际体会而提出的。在《松槃姜公墓志铭》中，他这一具有批判精神的反思，尚未形成条理和系统，但是他在康熙初年所写的《明夷待访录》中有关君臣关系的论述，在这里已经萌芽。

略去他明末所作的六篇文稿，自顺治三年，监国元年起，至顺治十六年，他共留下了三十四首诗。除前面所述《陌上桑为马画初作》、《贞女引赠万履安》表示自己决不仕清的坚贞决心外，有健跳时期“乱礁浮海”的《乱礁洋》，有怀念昔日读书社、证人社、复社、文昌社社友和画江之役等战友的《感旧诗》，诗中有“南都防乱急鸱枭，余亦连章祸自邀。可怪江南营帝业，只为阮氏杀周镳”《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一《感旧》。句，诗后面一段与他在《弘光实录钞》中的反思，完全合拍。

这段时期的诗，体现了他艰难困苦的生活，如《子妇客死一孙又以痘殇》诗：

朅来四月叠三丧，咄咄书空怪欲狂。

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

不知负行缘何事？如此忧心得不伤！

白日独行城郭内，莽然墟墓觉凄凉。

滑滑声来古渡边，两僮舁椟下江船。

干戈尚阻离人哭，风雨不飞买路钱。

遮骨蓬蒿怜一尺，惊心花鸟怨千年。

虽知聚散徒为尔，临水登高总泫然。

顺治十二、十三年两年中，他的爱子、年仅七岁的寿儿，次子黄正谊妇，又一孙相继卒。“八口旅人将去半”即指其事。特别是寿儿，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他极其宠爱，顺治十三年因痘症卒，黄宗羲作《亡儿阿寿墓志铭》，写得凄楚动人。单在这一年，他就有《至化安山送寿儿葬》、《梦寿儿》、《忆化安山时以兵乱不得上寿儿墓》、《梦寿儿持两杯盘置烛台上》、《初度梦寿儿》、《上寿儿墓》、《思寿儿》、《寒食哭寿儿墓》等八首，思儿情切，可以窥见这位为家国生死置之度外的硬汉，在个人生活上丰富的感情。

顺治十五年（1658），他突然从友人处获得复社时的知交沈寿民尚在的消息，分别已二十四年了，他喜极而泣，有《喜邹文江至得沈眉生消息》诗二首，其一说：“二十四年相隔绝，风霜吹老别时身。君从樵猎埋姓名，吾夺头颅向剑唇。落月梦中曾痛哭，山岚类处自逡巡。骤闻消息反垂泪，两地犹然未死人。”他还想明年到安徽去，与他话旧。顺治十六年，列名《南都防乱公揭》的他另一位复社友人沈士柱（字昆铜）被害的噩耗传来，沈士柱由于作诗绻怀故国，且穿古代的衣冠大带，毫不忌讳，被捕入南京死狱，顺治十六年被杀。黄宗羲非常敬佩其人，有《哭沈昆铜》三首，其一：有“传死传生经二载，果然烈火燎黄琮。……千里寒江负一纸（自注：甲午，昆铜有诗招予，因循未赴），百年陇上想孤松（自注：其身首未知得收否？）”之句。其二有“此曰党人宜正法，彼云华士又加诛。盛名自古为身累，大厦正思一木扶。《月表》有人留季汉，应知俗论不能糊”之句，倾诉了他对抗清烈士的敬佩。

在这段时期他的代表作当然属《山居杂咏》，表达了他抗清活动失败后坚贞不屈的心情、艰苦的生活和将来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