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明亡的初次系统反思——《留书》

顺治十年，舟山已破，鲁王在金门自去监国年号。黄宗羲在化安山，思治乱之故，进行思考，写下了他一生中较有系统的第一本反思之作——《留书》。要了解《留书》，必须首先了解清兵入关，在征服全国过程中的残暴情况。

满族是经济、文化上落后的民族，在入关以前，处于由奴隶制向农奴制转化的社会。崇祯年间三次入塞，每次都大量掳掠汉地人口和财富而归。如崇祯十一年入塞，攻下五十余城，掳掠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万余两，至第二年才回。掳掠去的人口，成为奴隶或农奴。入关后，在征服过程中，在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长江两岸实行屠城、迁海、洗山、留发不留头等等的杀戮措施。又在征服地区大规模地圈地，由清朝贵族和兵丁霸占，并实行所谓“投充”的法令，投充的汉人，实际上成了农奴，还在北京设立奴隶买卖市场。这些政策极大地破坏社会经济，造成了社会大规模的动荡和人口的大量死亡。

以浙东地区的迁海为例。宁波沿海的舟山，双方争夺激烈，经常失而复得。顺治十三年，清军再次占领舟山，为防止郑成功、张煌言联军再次占领舟山作为抗清据点，于次年悉迁舟山居民于甬江内。“忽朝令下徙滃洲，六万丁男齐洒血。老者唏嘘悲首邱，壮亦奔驰徒骨立。帐前子女犒行军，回头不敢低声泣。”将海岛居民全数迁至陆地后，用木版密密麻插在海边为界，然后实施海禁，尺版不许入海。舟山居民十口无半存。老弱死沟壑，壮男为农奴，妇女犒行军，何等残暴！清军的这些暴行，都是黄宗羲耳闻目睹的。中国实际上已从繁荣的商品经济社会，倒退到农奴制社会。在这种形势下，黄宗羲在《留书》中流露了对清廷强烈的仇恨，虽然是一种民族仇恨，但决非是单纯的民族主义，而是对清廷这种残暴的屠杀，劫掠和奴役政策愤怒情绪的表达，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人民性。

现在的《留书》共有《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五篇。原来尚有《田赋》、《制科》、《将》三篇，后来因改写而收于《明夷待访录》内，原篇已佚。黄宗羲在《留书·自序》中说：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也，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则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意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癸巳九月，梨洲老人书于药院。癸巳，即清顺治十年（1653），他不提顺治年号，说明他不承认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著书地点在余姚城内的药院，说明清廷攻占四明山和舟山后，对明遗民的控制，有所放松。经过十年国破家亡的经历，黄宗羲此时著书已不是一时一事的个别历史事件的反思，而是开始从总体上对历史上治乱之故予以初步思考。但清廷已基本上控制了全国，书中之言，抱策焉往？只好留待后人去实行，说明他抱有将来会实现他在《留书》中观点的信心，所以称为《留书》。

《留书》五篇，首篇为《文质》。一开始，他引用宋苏洵所说：“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而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夫文之变而又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引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黄宗羲不同意苏洵的观点，他说：余以为不然。夫自忠而之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趋而之于质，虽圣贤亦莫如之何矣。何谓“忠”？黄宗羲在《读龟山先生字说辨》有解释。王安石作《字说》，杨时（号龟山，宋二程弟子）不甚同意，有辨。黄宗羲认为《字说》虽有杂入佛老的缺点，但有新意。如“忠”字，王安石辨析“有中心，有外心，所谓‘忠’者，中心也。”杨时不以为然。黄宗羲为王安石辩护，说心之有内外，因“有不忠之人也”。他举程颐：“中心为忠”为证。所以这里所说“忠”字，意谓“中心”，即心中之意。

苏洵认为，“生民之初，无贵贱，无尊卑，无长幼。……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于是圣人作礼，以“耻”与“术”以“厌服其心”，使之知有君臣、父子、兄弟的贵贱、尊卑、长幼之道，即使之其心中有这些礼，这就是“忠”。但礼之行“易而难久”，于是圣人“为之拜起坐立”，这些礼比较质朴，较难持久。于是圣人又以其“权”，使其知“无礼而死”的“死生之说”，逐渐产生《易》、《乐》、《诗》等等，使礼易达、易信，这就是礼之文。最后，苏洵就以上述黄宗羲引用的这段话，认为由忠变质，由质变文，犹如水之走下；变文之后，反过来再变质，变忠，就如水之趋高这样难了。

黄宗羲则认为，“夫自忠而之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趋而之于质，虽圣贤亦莫如之何矣”。他对苏洵的人情由忠而变为质乃至文“其势便”，故人情“喜文而恶质与忠”的观点提出相反意见，忠→质→文的趋势应是圣王救世的事业，并不是人情“喜文”所致；反而，人情是“喜质恶文”的。于是，他列举宫室、棺槨、舆服、俎豆的制度，吉凶、相见、馈食的礼仪，自古至今愈变愈简的例子，说明：“吾见世运未有不自文而趋夫质也。”但我们切不可误认为黄宗羲主张由文而质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喜质而恶文，这是没有经过“圣王”教导的“戎狄之道”，历史的趋势应该是“自忠而至于文”的，这一趋势是由“圣王”救世而推动的。他在《文质》篇的最后一部分，引用由余对秦缪公说，自尧至舜，至禹，至殷，制度愈文，而国人不服者愈多，因而说：“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黄宗羲批评：“呜呼！由余之所谓之道，戎狄之道也。”中国之道应该是由忠、质而变为文才是。

黄宗羲以《文质》作为《留书》首篇，发表上述对文化史，实即历史发展的看法，有什么意义呢？其要害在于该篇的第四段，该段一开始，黄宗羲将西周盛世与“要荒之人”并列来讲，要荒的戎狄，忠质而不文，而礼仪之邦的周人则喜文而恶忠质。他说，其实“彼要荒之人，何独而不然？”问题就在“圣王”上，他说：是故中国而无后圣之作，虽周之盛时，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后圣有作，亦未必不如鲁、卫之士也。凡人是喜质而恶文的，当周盛时，如果以后没有周公那样的圣王出来，由于已喜文而恶质，虽然世运开始转而趋质，但其质的程度未必不如要荒的夷狄；如果要荒的戎狄，有后圣制礼作乐，那也可以成为文质彬彬的鲁、卫之士。

对文质之变及其难易之论，是否正确，且当别论。黄宗羲在这里表达的是：一，清入主中国，是喜质恶文的戎狄之道，代替了礼仪之邦的中国之道；二，中国已因要荒之人入主而由文变质，然其质不会如要荒之人。三，要荒之人现在虽入主中国，如后圣有作，也可以再变为文质彬彬的鲁卫之士。当然，这种情况现在是不可能实现的，故他有“抱策焉往”之叹。但黄宗羲深信：“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也。”虽然困难重重，终有一天，有后圣出来，他在《留书》中所献之策会有人去实现的，由忠质的戎狄之道，再变为文华的中国之道。应该说，黄宗羲在当时并没有自觉到这一观点的深刻含义。但无可否认这一观点是极有价值的。他没有想到，在康熙年间，这一观点竟然不知不觉地成了他行为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