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 - 绪论

绪论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便受到了德国读者的欢迎与重视。德国人试图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揭示和呈现中国人真实的生存图景与心路历程，并以此为镜获得一种来自远方的文化启示，以及对于他们自身的精神观照。民众的好奇与热忱，汉学学者的勤勉与执着，加上不同时期分别来自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政府支持和市场推崇，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与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尽管由于文化话语权的相对弱势（与美国相比）和德语语言障碍等原因，德国汉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远远不及他们的美国同行，但他们与美国学者截然不同的学术背景与研究路径，恰恰彰显了到目前为止或许尚未得到全面挖掘的欧洲汉学的独特价值。本书即以“德国汉学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为论题，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成果、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希望通过对另一种文化思路的借鉴，拥有对于我们自身学术研究和精神生活的新的观察视角和反省途径。

这个讨论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及其所反映的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和精神史，二是德国汉学学者的译介研究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思潮与历史语境。也就是说，除了中国当代历史、政治、文学状况这些题中应有之义以外，本论题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德国汉学的发展和成就密切相关。在“绪论”中，我们将围绕论题“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辨析“汉学”这一基本概念，勾勒“德国汉学”的发展概况，希望以此将本书的研究对象、取材范围、理论背景和基本立场，做一个清理和交待。

第一节 “汉学”概念辨析

如果以13世纪末出版的“游记汉学”代表作品《马可·波罗游记》作为欧洲汉学的滥觞，汉学在欧洲已经有了七百多年的历史；即便是以1814年法兰西学院正式创建汉学讲座作为“专业汉学”的开端，欧洲经院式的汉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两百年的路程。然而，中国学术界对于欧洲汉学进行自觉的研究却是自1970年代才逐渐展开，其起步之晚，时间之短，恰恰与欧洲汉学的悠久传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针对1950年代以来我们存在的与西方学术隔绝的情况，钱锺书先生曾经指出：“我们还得承认一个缺点：我们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重要论著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是不可原谅的，而在最近过去的几年里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亏得它并非不可克服的。”

从钱锺书先生说这话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在学术国际交流和文化中西对话势不可挡的今天，在中国人文学科研究范式吐故纳新、急剧变换的当下，海外汉学已经成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参照系。书肆流行的各种海外汉学翻译书籍和研究著作（影响较大的如商务印书馆的“海外汉学丛书”、中华书局的“世界汉学丛书”、大象出版社的“国际汉学书系”等），大学里创办的一个个与汉学相关的刊物和研究中心，虽然不足以说明我们“已经克服”了自我封闭的缺点，但至少意味着我们走在了“正在克服”狭隘心态的道路上。

“汉学”这个称谓在海外汉学领域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些年海外汉学研究发展和进步的标志之一，即对于“汉学”一词概念的逐步理清和相对统一。我们将围绕论题“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分别从“汉学与国学”、“汉学与中国学”、“东学与西学”三个方面进行细致分析。

一、汉学与国学

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汉学”的争议首先来自“汉学”与“国学”这两个概念的交叉与混淆。“汉学”作为一个传统的学术概念，最初是指汉代以来侧重从经史、名物、音韵、训诂的考据立场去研究中国经学的学问，也就是所谓汉宋之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国学学科。然而，如何称呼这门学科，必须看研究的主体。如果研究者是我们自己，在习惯上应该称为“国学”，因为它涉及的是对我国自己传统的学术研究。如果研究者是外国人，包括华裔外国籍学者（此论点存争议），这种学术就应该称为“汉学”，或者更明确地称为“海外汉学”，尽管研究对象仍然是同一个。“汉学”的英文是“Sinology”，德文是“Sinologie”。“Sinology”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于构词法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德文还是英文，它都是“Sino-”（原指秦朝，后泛指中国）加上“-ology”或者“-ologie”（学问、论说）组成的，是中国以外区域学者研习中国的学问。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对“Sinology”的研究也佐证了汉学研究在海外进入学科体系的最初情形：

“Sinology”是很多“-ologies”中的一种，它们被铸造出来专指19世纪出现的知识领域……大约在1860年至1880年间，“Sinology”这个希腊、拉丁语合成词及其派生词就被普遍地使用了。这正是汉学研究和中国总体研究被认作一种学术科目之时。

1990年代以后，“汉学”与“国学”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已经逐渐清晰，现在很少有人会将“国学研究”与“汉学研究”两个名词混为一谈。然而，这种混淆所造成的某些误解仍然存在，一些学者习惯于把海外汉学看作本土国学的延伸与推广，甚至看作国学的海外分店，这都说明我们对于海外汉学学科史知识的缺乏与观念的错位。

本书论题所涉及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其研究者存在着国内和国外两个群体。前者是指遍布于中国各大高校以及其他研究机构中的各种不同层次的研究者，他们专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然也包括一些比较文学、中外文学文化以及海外汉学的研究者。后者则是指散布于海外高校或其他机构的汉学学者，中国当代文学或许是他们终生专注的事业，或许只是他们对于整体中国的众多学术爱好之一。这些汉学学者，因为同时拥有中西学界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影响，而成了国内学者海外参照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者、译介者和研究者，还是不同程度地代表着西方、与中国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对话者，而在其本国，他们又因为专事中国研究而成为中西文化的双向象征者。几重身份的聚合与融通，使得汉学学者关于中国的言说与书写，也拥有了种种不同的阐释空间。

在双方的跨文化对话中，观点的碰撞与精神的交流早在1980年代就已开始，海外汉学家的著作已经、正在和持续被译介至中国，并且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他们因某些观点所招徕的支持战线或者对立阵营，更体现在他们的理论与方法作为一种思维路径和话语方式所激发的众多冲击、探讨、反思与启示。而最终，无论是推崇者还是反驳者，大都能在文本接触中获益颇多，或经融合丰富自身的学术体系，或借冲突确立自身的话语立场。更令人欣慰的是，除了文本之间的神交，面对面的交流在近年以来也越发频繁，以留学、访学为契机活跃在海外汉学研究圈里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因会议、讲学的缘由被邀请至中国的汉学家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汉学”的中国与海外研究者不再各说各话、永不相交。如上所述，对于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海外汉学话语滋养的中国研究主体而言，与汉学学者建立这种文本之间或文本之外的联系，是拓宽学术视野、参与国际对话的一种必然要求，也是本书写作的缘起和意义之一。

二、汉学与中国学

关于“汉学”争议的第二个方面，来自“汉学”（sinology）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名称的纠结，而且这种纠结延续至今。以严绍璗、许国璋等学者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提出用“中国学”代替原来“汉学”的称谓，理由是“中国学”这个概念涵盖面更大，更能代表当今海外汉学研究的范畴和趋向。具体而言，一方面，传统汉学研究的对象侧重于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和哲学等人文学科，而“二战”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主的“当代中国研究”应运而生，“汉学”的叫法也应当与时俱进地被“中国学”所替代。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包括汉、蒙、藏、满等多个民族，“汉学”研究的是中原文化、汉族文化，而国外学者从不把蒙古学、藏学、满学等纳入汉学范畴，认为它们是与汉学并列的学科门类，因此，不如统称为“中国学”，可以涵盖中华民族各个民族的学问，以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李学勤的观点则代表了另外一些研究者的看法，他说：“有的学者主张把‘sinology’改译‘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谈到国际汉学，多以“汉学”或“中国学”的概念来笼统论述，因为“汉学非一族一代之学”，二者都是中国之外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学问。同时，如李学勤所言，“汉学”一词沿用已久，与“中国学”的概念难以分离，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汉学”和“中国学”这两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学者中颇具代表性。

然而，无论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学界，“汉学”与“中国学”都是界限明确、难以互换的两个概念。比如，欧洲汉学家就很少说他们的工作是“中国学”研究，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也一般不用“汉学”来标榜他们的领域。传统的欧洲汉学研究，主要是对于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历史的研究，与后来在美国兴起的中国学研究侧重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研究完全不同。尽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传统汉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步欧洲汉学之后尘，但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美国人开始向社会科学转向，逐渐形成了中国学学科，并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美国强势文化的冲击，深刻地影响了发源于欧洲且历史更悠久、基础更雄厚的汉学研究。在当下的德国，虽然很多汉学学者至今仍固守传统，但更多的中青年研究者已经对老一代的治学理论和方法产生质疑与反思，并期望冲破传统禁锢，走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汉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又不追随强势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新汉学研究之路。

本书论题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在“汉学”和“中国学”的分野与交叉问题上地位有些特殊。一方面，它无疑属于传统汉学中“文学”研究的范畴，也或多或少蕴含着与古典文学前后相继的精神和气度，需要不同程度地借鉴和延续传统汉学中语言和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产生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决定了它必然要与中西（中德）格局、意识形态、经济文化交流等非文学的因素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而这些正是“中国学”的研究重点。德国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多数坚持认为他们的学科领域是“汉学研究”，而不愿意冠以“中国学研究”之名。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铺天盖地、席卷全球并成为国际汉学主流声音的当下，这或许多少表明了欧洲（德国）学者力图在学术上保持独特个性并与其美国同行分庭抗礼的决心和愿望。笔者也因此选择采用“汉学”一词来表述本书论题所涉及的领域，尽管本书中“汉学”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确与“中国学”有相通之处。这种选择，既出于对这些方法上兼容并包、理念上特立独行的德国学者们主观意识的尊重，同时也是客观、历史、全面地了解德国汉学学术传统与创新精神的必然要求。

三、东学与西学

到目前为止，关于“汉学”这一概念争论产生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到底属于什么范畴，是属于“东学”还是“西学”？一部分学者认为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关于中国的学问，应该属于“东学”，正如在中国国内研究西方文、史、哲、经的中国学者不能算是国学家而应该算是西学家一样，同样，在西方国家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也理应算是东学家。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是属于西方学术的一部分，当然是“西学”的范畴，而如果把它当作关于中国的学问被外国人接受和传播的研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比较文学课题。所以，这一部分内容本身就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

实际上，汉学是西方学术界有着独立传统和声誉的一个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中西交流的结果，是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的一种文化选择，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欧洲汉学的知识内容和研究资料都是中国的，是属于东方的，但它是发生在整个西方学术背景中的一个知识体系，汉学家是在接受了西方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后才开始展开研究的，其治学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本国政治、思想、文化等背景的影响。从知识论上来看，汉学当然是“东学”，但是从方法论而言，汉学又是“西学”，因此，汉学是一种同时具有东学和西学、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性学术。历史上很多汉学家从未到过中国，也不懂中文，但是关于中国，他们著作等身，虽说不免有一些谬误和妄谈，但也不乏真知和灼见，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尤其是他们的治学方法和理论观点，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产生了莫大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西方的“东方学”是他们对于东方的“集体想象”，是西方人一种没有客观知识的语言技巧和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这种的观点，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恰恰忽视了西方的“东方学”具有知识论和认识论双重学术性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汉学所具备的这种知识论与认识论的双重性，正是本书所做研究的理论支持之一。汉学的双重性对于“德国汉学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一论题的研究，至少拥有三个方面的价值。其一，对于国内学界来说，德国汉学由于其理论视角的新颖和资料考证的扎实，对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深具启示意义，尤其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史和传播史、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阐释等研究上，德国汉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获得那些曾经遗漏的、中文图书中难以找寻的材料将颇有裨益。其二，中国因与西方迥然相异的文化，一直作为德国（欧洲）反观自我的一个远方“他者”，如一面镜子般存在于中德文化交流之中。德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以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战略观察为起点，伴随着他们对于异域东方的窥探与想象，以及对自身传统的坚守或反思，最终目的仍是解决德国自身的问题。对德国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情况的深入了解，将有助于我们对日耳曼学术和文化体系的认识。其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与研究，让我们以相关成果为参照，观察另一种文化视角里面的自己，经由德国、反思自我，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把握更多与西方以及国际同行对话的焦点和交流的契机，更好地将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化思考推向世界。

第二节德国汉学的百年历史

德国汉学的兴起和发展历程与欧洲其他国家颇为相似。从12世纪初马塔埃乌斯·帕尔斯恩西斯（Mathaeus Parsiensis）最初开始收集蒙古人信息到16世纪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并研习中国文化，从18世纪“中国热”时期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等人对中国的歌颂到19世纪“经典帝国主义”时代对中国的殖民心态，从1878年莱比锡大学设立东亚语言与汉语副教授一职到此后二三十年里德国汉学的勃兴，从汉堡、柏林、莱比锡、法兰克福四大汉学研究中心的繁荣，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学人才的流失，再到“二战”之后的再度勃兴与发展，德国汉学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之后，终于在世界汉学版图上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18世纪，文化上和中国联系得最为紧密的国家是法国，在汉学研究方面法国学者也走在了欧洲各个国家的前面，于1814年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汉学学科。如果以学院派的“专业汉学”作为汉学产生的标志，1909年汉堡殖民研究所设立汉学教授职位被认为是德国汉学的开端，这一时间不仅比法国晚了近一百年，而且也晚于俄国、荷兰、英国等国家。德国的老一代汉学学者或者就读于巴黎，或者自学成才，或者长期在中国从政经商，由实践而得真知，直到“专业汉学”在全德范围内逐步建立，才有了自己培养的专业人才。实际上，早在1816年波恩大学筹建时（1818年建校），该校就曾经决定设汉学教授的职位，只是由于该职位唯一的候选人滞留巴黎不归而未果，错失了“专业汉学”设立的一次良机。而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德国虽然也有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汉学研究，但大多数的汉学学习者并没有太多职业前途，几位颇有建树的学者也都先后转往他国谋职。汉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后，虽然在形式上取得了与哲学、法学同样的地位，但是在规模和实力上，仍然与包括东方学科比如印度学（21所大学中设17个正教授和8个副教授）在内的其他学科无法相比。

德国的汉学研究，起步虽然较欧洲传统汉学研究中心要晚，开端时期力量也非常薄弱，然而后来的发展却很迅速。经过百年的历程，德国汉学不再是当年那个有着鲜明时代烙印、附庸在汉堡殖民学院东亚系的小学科，它成了遍布德国各个州、在19所大学里拥有专门研究机构的一门学科。如今，其研究人员之多，机构规模之大，课题选择之精细，至少可以说冠绝欧洲，德国是欧洲名副其实的海外汉学研究的重镇。也就是在这一百年里，世界范围内的汉学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德国汉学当然也不例外。下面将要探讨的，正是德国汉学发展进程中与本书论题“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相关的百年历史。

一、酝酿阶段

德国汉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前，但那时的汉学研究始终没有摆脱东方学的框架和“业余汉学”的氛围。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克拉普洛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1783—1835）、诺依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1793—1970）、硕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贾柏莲（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等学者虽然在中国文字、历史、语言研究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但始终只将汉学视为他们东方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给予汉学独立学科的地位。与1814年12月便已在法兰西学院设立“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席位的法国相比，德国在汉学方面的成就便更显不足。

真正推动汉学在德国崛起的是1871年德国统一后的殖民扩张热潮。在帝国利益的驱动下，有关中国的研究日益紧密地与德国对“阳光下地盘”——海外殖民地的激烈争夺关联起来。例如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曾受德国政府委派对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他在1877年至1911年间发表的五卷本著作《中国》（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 und daraufgegriiendeter Studien）里关于中国沿海以及山东的考察报告就对德国后来强占胶州湾产生了重要影响。1887年柏林大学设立东方语言学系的目的也非常简单：就是为了向将要前往中国等国家的翻译、官员、传教士等人提供有关的语言和国情知识。在德国正式设立汉学系前的25年间，大约有480人在这里学习中文，其中也包括日后德国第一位职业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1863—1946）。

1897年德国强占青岛并随后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山东。伴随着德国的殖民扩张，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也源源不断涌入德国。对有关资料进行系统研究从而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此刻便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新形势下，福兰阁在于柏林召开的1905年德国殖民大会（Deutscher Kolonial kongress）上发表了题为“东亚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概念”（Die politische Idee in der ostasiatischen Kulturwelt）的报告，大声疾呼在德国高校中建立汉学系的必要性。他提出，德国人必须“根本性地理解东亚文化世界，确切地说，那不是对表面现象的一种机械认识，而是要吃透它的精神内涵和历史发展”，而要吃透中国精神，就必须要有“古代以及儒学阐释方面的精确知识，而这种知识只有科学意义上的汉学才能提供”。这一报告明确反映出20世纪初德国学者的一种理论自觉意识，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将带有功利性的语言培训和人文地理考察跟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专业研究区分开来的强烈愿望。

二、兴起阶段

1909年，“中国语言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千呼万唤始出来，福兰阁成为汉堡大学的前身“汉堡殖民学院所”设立的德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上的首任教授。福兰阁一生著述27部，其中五卷本巨著《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也大大推动了德国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紧随汉堡大学之后，柏林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汉学系，荷兰汉学家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成为首任教授。1922年，莱比锡大学也在1914年东亚系的基础上创立了汉学系，执教于这一岗位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后来还创建了慕尼黑大学汉学系，为德国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4年对德国汉学来说意义非凡，这一年，已经翻译出版有《论语》（1910）、《道德经》（1911）、《列子》（1911）、《庄子》（1912）、《易经》（1914）、《孟子》（1916）等典籍的德国新教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lem，1873—1930）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在华生活返回德国，也将对中国文化的由衷热爱和对中国思想的深刻理解带回了故乡。卫礼贤先在一家基金会的支持下成为汉学讲座教授，不久后正式成为法兰克福大学教授。1925年11月，卫礼贤又在法兰克福大学创建“中国研究所”（China Institut），将一大批德国文化名人吸引到了身边。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德国汉学逐步摆脱了高高在上、曲高和寡的局面。卫礼贤翻译的中国典籍不仅走入了千万德国人的家庭，而且还被转译成法、英、荷兰等文字。同时，他的著作还对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文学家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与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1898—1956）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卫礼贤的经历几乎就是德国汉学研究从业余走向专业、从为殖民服务走向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卫礼贤的译介作品颇受重视，例如他的《道德经》译本到2000年为止已经至少再版了33次，在德国的受欢迎程度远超任何一部中国典籍，影响难以估量。当然，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特别推崇，也被一些批评家指责为丧失了学者应有的价值中立立场，以致他的成就在德国汉学界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随着汉学影响的扩大，20世纪20年代德国又有多所大学开设汉语课程，汉学系也在一流大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1927年，波恩大学建立汉学系，后来发展为中国文学的研究重镇。1930年左右，以语言学研究著称的哥廷根大学也建立起汉学系。1937年，系主任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委任当时正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季羡林先生为汉学系讲师，为其解决生活来源问题。季羡林在汉学系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古籍，特别是佛教《大藏经》和笔记小说，为其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汉学正教授职位的设立为准，德国逐渐形成了汉堡（1909）、柏林（1912）、莱比锡（1922）和法兰克福（1925）四大汉学中心。在其他一些大学里，如哥廷根大学、波恩大学、慕尼黑大学、耶拿大学等也开设了汉语课，同时从事一部分研究工作。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汉学在人员上和机构上都赶上或超过了欧洲邻国。

三、受挫阶段

遗憾的是，刚刚兴起的德国汉学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其第一次飞跃式发展，便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汉学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不仅多年积累的图书资料毁于战火，而且一大批汉学家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永远离开了德国。这是德国汉学界的重大损失。尽管德国国内的大学在不断成立新的汉学系，增加新的汉学学者（战后直到1962年德国汉学家的数目才与纳粹时期持平），但因为此时的汉学研究再度成为政治的工具，所以表面的繁荣并没有给德国汉学带来真正的学术兴盛。例如，从1933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设在北京的“德国研究所”受德国外交部的资助，其德方工作人员由政府派遣，这些学者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受纳粹控制。除了那些由于政治和种族原因而移居英国和美国的汉学学者，另一些留在德国本土的汉学家为了生存和过政治关，往往会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段时期的汉学史至今讳莫如深，1997年，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6）教授还不无遗憾地说：“纳粹时期汉学研究史是一个敏感而特殊的课题。”

四、复兴阶段

1945年“二战”结束时，法兰克福、莱比锡、哥廷根等地的汉学图书馆均遭到了严重破坏，德国的汉学系仅剩柏林洪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汉堡大学三家。不过，随着战后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汉学也在联邦德国迅速复兴。从1946年海尼士在慕尼黑大学建立汉学系开始，哥廷根大学（1953）、波恩大学（1957）、法兰克福大学（1962）的汉学系也先后恢复。在随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联邦德国有一大批汉学研究所应运而生。当时文化教育政策大权在各州，而德国科学委员会也有相应的规划，即每个州都要至少维持一个汉学所，每个达到一定规模的大学也要设置一个汉学所，于是，汉学系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大学中迅速发展起来了。柏林自由大学（1956）、马尔堡大学（1957）、科隆大学（1960）、图宾根大学（1960）、海德堡大学（1962）、明斯特大学（1962）、波鸿大学（1963）、维尔茨堡大学（1965）、爱尔兰根大学（1967）等，先后建立了汉学系或设立了汉学教授席位。

总体而言，到1960年代初，德国汉学不仅已经恢复了元气，而且汉学学者总数也超过了战前的繁荣时期。汉学教授的人数翻了一番，从1960年的7名增长到1969年的15名，其中正教授12名。再加上1980年代新建汉学专业的弗莱堡大学（1980）、特里尔大学（1984）、基尔大学（1990）……到1990年代，德国已有19所大学建有汉学专业。另外还有康斯坦茨、茨威考、不莱梅等三所专科大学（FH）建有经济汉学专业。此外，一些大学的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系中也有学者从事着与中国相关的研究，如美因茨大学格尔墨斯海姆（Germersheim）分校应用语言学专业的柯彼德（Peter Kupfer）教授等。

随着公众对中国的兴趣与日俱增，学院式的中国研究已经满足不了政治和传媒的需要，一些大学外与中国相关的机构、团体应运而生。1956年由联邦德国外交部和汉堡市牵头成立了亚洲学研究所（IFA），研究重点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1959年联邦德国外交部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文化部携手，在波恩重建东方语言学院（SOS，其前身是1887年建于柏林的东方语言学院，以培养汉语人才为宗旨）。在大众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1967年德国亚洲学会（DGA）成立，旨在促进对亚洲国家当代问题的研究。除了上述机构外，德国一些历史悠久的独立研究机构同样值得关注。例如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的华裔学志研究院（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源于圣言会（SVD）1933年接管北平辅仁大学后于1935年创刊的《华裔学志——北平天主教大学东方研究杂志》（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72年，它几经辗转后迁至波恩附近的圣奥古斯丁。其图书馆拥有中西文藏书各8万余册，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古文化方面的藏书十分丰富。中德建交以后，学术交流得以大踏步发展，1980年代是战后汉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段时期里，不仅大学内的汉学体制建设基本完成，教员实现了世代更替，研究兴趣也明显地向现代中国转移。

汉学在民主德国也占有重要地位。经历了1950年代因与中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而产生的汉学短暂繁荣之后，民主德国的汉学研究曾因1960年代中苏交恶受到重创，甚至在1964年到1977年间，整个民主德国仅有洪堡大学一名汉学教授在支撑局面。然而，1970年代中期与中国关系逐渐解冻之后，其学科实力逐渐恢复，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民主德国的汉学研究独占鳌头。除了莱比锡大学的汉学系以及洪堡大学的汉学系和中国现代史专业以外，科学院历史语言所、国家与法学研究院的国际关系研究所、社科院的国际工运研究所也从事对中国的研究工作。在40年的时间里，这些机构共培养了200多位专业人才，其中一半获博士学位，约20人具备教授资格，可谓人才济济。

两德统一之后的1990年代，德国大学里的专业汉学研究机构有近20个，教授约40名，这还不包括大学和专科大学的东亚专业、其他从事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专业、专事汉语教学的部门和一些独立的科研机构，阵容之庞大可称欧洲之冠。到21世纪初，德国在校学习汉学的学生约2300多人（包括朝鲜学学生），每年有新生500人左右，有近200人毕业，其中70％为女性，在校学习时间为五到七年。尽管从总体而言，汉学系还是一个小系，其规模与主流的英美语言文学系无法相提并论，但相比世纪之初筚路蓝缕的艰辛与寒酸，汉学在历经了百年的沧桑与发展之后，终于成了德国大学一个不仅必不可少而且成绩斐然的学科。

张西平在“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一文中，提出把汉学的历史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时期。《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01页。
一般把1975年中国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前身情报研究所在“文革”后期恢复工作时组建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作为我国海外汉学研究的正式开始，该研究室也是我国学术界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早机构。
参见钱锺书：“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1978年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上的演讲稿。
“国学”，原指高级学府，由国家设立。参见《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注疏》，见于《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本，1980年，第793页。
Herbert Franke：In search of China：C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探索中国：欧洲汉学史概述”），Ming Wilson and John Cayle：Europe Studies China（《欧洲研究中国》），London：Han-Shan Tang Books，1995，p．12．
参见严绍璗：“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国际汉学》，2000年第5辑，第8页。参见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第264页。
参见崔秀霞：“汉学研究的发展、影响与交流——‘汉学研究：海外与中国’学术座谈会综述”，《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秋之卷，第177-178页。
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参见Folker E．Reichert：Begegnung mit China，die Entdeckung Ostasiens im Mittelalter（《遇见中国：在中世纪发现东亚》），Jan Thorbecke Verlag，1992，S．69．
参见Reinhold Jandesek：Das fremde China．Berichte europäischer Reisender des späten Mittelalters und der frühen Neuzeit（《中世纪和现代中国的欧洲报告人》），Centaurus，1992，S．288．
参见莱布尼茨所著《中国近事》，这是莱布尼茨1697年用拉丁文编写出版的一部书。在此书中，中国被这个欧洲最为精英的头脑看作与欧洲同样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度。
参见郭士立所著《中华帝国历史》，1836年首先以英文出版，德文版于1847年问世。整部著作的宏旨昭然若揭：中国无法和西方同日而语，应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
参见Helmut Vittinghoff：Chinawissenschaften zwischen Deutschem Reich und Drittem Reich（“德意志帝国和第三帝国之间的中国汉学”），1999，Helmut Martin/Christiane Hammer：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和视角》），1999，S．145．
参见Herbert Frank：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mit einem Anhang über die Mandschustudien（《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Franz Steiner Verlag，1968，S．69．
参见Helmut Martin：Deutschsprachige Chinawissenschaften（“中国汉学”），Helmut Martin / Christiane Hammer：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和视角》），1999，S．1．
较为著名的有：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因为得罪了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Richthofen，1833—1905），于1902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汉语教授；贝特霍尔德·洛佛尔（Berthord Laufer，1874—1934），赴美在芝加哥博物馆任职。参见：Herbert Frank：Sinologie（《汉学》），A．Francke AG．Verlag，1953，S．21．
Otto Frank：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in Deutschland（“德国汉学家研究”），1911，Helmut Martin/Maren Echardt：Clavis Sinica（《汉文锁钥》），1997，S．206．
魏思齐：“德国汉学研究的现状”，魏思齐主编：《辅仁大学第三届汉学国际研讨会“位格和个人概念在中国与西方：Rolf Trauzettel教授周围的波恩汉学学派”论文集》，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
Otto Franke：Die politische Idee in der ostasiatischen Kulturwelt．In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Kolonial kongresses 1905 zu Berlin am 5.6．und 7．Oktober 1905（《东亚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概念，在1905年10月5、6、7日德国殖民大会上的谈判》），Berlin：Verlag Kolonialkriegerdank，1906，S．161-169，hier S．168．
参见马汉茂：“前言”，傅吾康：《为中国着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页。
其间《华裔学志》曾几度搬迁。1949年，《华裔学志》编辑部从北平迁至日本东京，1957年迁至名古屋圣言会所办的南山大学，1963年迁至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入该校东亚语言系，1972年《华裔学志》研究院才迁至德国波恩附近的圣奥古斯丁。最终，《华裔学志》研究院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虽历经辗转，但《华裔学志》也因此吸收了来自亚洲、美洲以及欧洲等各方学者的观点，从而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刊物。参见王德蓉：“辅仁大学与《华裔学志》”，《寻根》，2004年第1期，第49-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