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者与研究者

自14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畅销欧洲以来，德国和欧罗巴土地上的其他国家一样，对中国这个遥远富庶的东方古国倾注了无限的热情与渴望。几百年来，这种寄予了欧洲人乌托邦梦想的激情，尽管也曾因为中西格局的变迁和中国形象的震荡而冷却甚至消退，但总会随着一次次“中国热”的潮涌而再度高涨。德国著名翻译家卡尔·戴得尤斯（Karl Dedecius，1921—2016）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是一扇窗户，这扇窗户让这个民族向外观望他国人，他国人也可以透过这扇窗户瞥见这个民族的生活世界。”从最早传入欧洲的《赵氏孤儿》、《好逑传》开始，中国文学便作为德国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一扇窗户”，不断被翻译和引介至德国。

进入20世纪，中国从传统的“天下”转变为现代的“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当代文学因为见证和记录了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讯息，尤其是转型期中国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得到了德国汉学家以及从事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的重视。这些文本不仅是知识分子们“远去与归来”、“迂回与进入”思维途径的一个入口，也是决策者们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战略观察的起点和线索，同时还满足了普通民众对于异域东方和红色中国的好奇与想象，因而又受到了出版行业和图书市场的追捧。

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翻译和引介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大学学者，包括大学体制内相关的汉学研究机构、学者、图书馆藏书、杂志期刊；二是民间自由翻译者，包括大学体制外相关的民间组织、基金会、出版社、自由翻译者等。与前者相关的是大学学科设置、学者学术兴趣及其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反思，与后者相关的是译者的个人生计、中国文学偏好、出版社意志、读者反映及其背后的市场大手和商业规则。本章将从学院与民间这两条途径出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者和研究者以及影响他们的汉学传统与汉学现状进行考察和分析。

第一节 大学体系内的译介者与研究者

一、大学汉学系与汉学学者

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翻译和研究，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大学或研究机构里汉学学者的努力。德国汉学学殖深厚，学派众多，波鸿学派、波恩学派、汉堡学派、柏林学派、海德堡学派等，散布于各个大学。每个派别的研究重心一般与该校汉学系主任教授的研究兴趣密切相关，但由于教职更迭或者学者个人学术偏好的转移，学派的研究重心也并非一成不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有时是某个汉学研究机构的集体研究课题，有时是某位教授个人的方向所在，有时则只是零散地出现在某个学者的某个研究阶段里。

集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机构，主要有马汉茂教授（已故）所在的波鸿鲁尔大学汉学系、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所在的波恩大学汉学系和梅薏华（Eva Müller）教授所在的洪堡大学汉学系。

波鸿鲁尔大学的汉学系设置在其东方学学院中，教学科研重点为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台湾当代文学。该系拥有庞大的图书馆和电子资料库，这当然与曾经留学台湾的马汉茂教授关系密切。马汉茂一直致力于翻译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在他的主持下建立的卫礼贤翻译中心是世界上从事中国文献翻译的三大中心之一，很多中国当代作家如顾城、舒婷、阿城的作品都在此被直接翻译成德文或者间接地介绍给德国读者。马汉茂教授自己也因翻译六卷本的《毛泽东文选》、翻译和编辑《鲁迅文集》而享有盛名。他在1993年创立了《阿克斯·有关中国的论文》系列丛书（Arcus Chinatexte），与该系自1980年开始出版的系列丛书《中国诸课题》（Chinathemen）一道，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提供了诸多出版机会。马汉茂教授于1999年辞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随后转移到了波恩大学。

波恩大学汉学系前任主任陶德文（Rolf Trauzettel）教授在中西思想的比较上特别强调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独特性，1995年接任系主任的顾彬教授（现已退休），将陶德文的这一研究思路继承和延续了下来。顾彬是《鲁迅文集》德文版的译者之一，也是北岛、顾城、翟永明、张枣等中国当代诗人的德译者。他主持出版的两个小型文学刊物《袖珍汉学》（Minima sinica）和《取向》（Orientierungen），是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阵地。他还主持编撰了十卷本《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是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学史巨著。该系另外几位教师的研究范畴也包含中国当代文学。司马涛（Thomas Zimmer）曾经担任中德学院副院长，研究重点是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状况和中国小说的来源与发展，在阿诺尔德（Heinz Ludwig Arnold）编撰的《当代外国文学辞典》（Kritische Lexikon zur fremdsprachigen Gegenwartslitera tur）中负责撰写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介绍和评价。马雷凯（Roman Malek）是德国圣言会华裔学志研究院的院长和《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的总编辑；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则是《围城》的翻译者和钱锺书研究专家，对中国小说颇有研究。

洪堡大学是原民主德国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重镇，为民主德国读者译介过很多中国当代作品。两德的长期隔绝，导致常常出现一个作品有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翻译版本的情况，比如张辛欣的《北京人》，就有马汉茂和梅薏华（Eva Müller）分别翻译的两个版本。各中差别，细读之下，颇有意味。“女性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是贯穿梅薏华一生的汉学研究主题，早年她曾研究“‘白蛇传传说’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女性写作视角”等题目。她是张洁等当代女性作家的作品译者，也是《东亚文学传记辞典》和《中国文学辞典》的主要编撰者，同时还培养了如Folke Peil（苏童研究者、阿城小说的德文译者之一）、Dorothee Dauber等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和研究上有所造诣的学者。梅薏华的同事葛柳南是茅盾研究专家，他还编辑了王蒙等一些当代作家的小说集。他与梅薏华以及该系的学者尹虹（Irmtraud Fessen-Henjes）共同编写了《考察：16位中国小说家》（Erkundengen．16 chinesische Erzähler）一书，收入王蒙等16位重要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及其评价。尹虹还翻译过王蒙、陆文夫、邓友梅、冯骥才、汪曾祺、多多、高行健等诸多当代作家的作品。

二、译作、著作与自办刊物

在德国，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像上述几个机构一样把其当作群体目标是比较少见的，常见的是对其所进行的零散而带有较多偶然性的翻译和研究。这些成果有的展示于汉学系某些学者的译作和著作中，有的发表在其自办刊物上，有的则登载在定期出版的系列图书里。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瓦格纳（R．G．Wagner）教授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涉及中国当代文学，比如《中国当代新编历史剧——四个实例研究》和《服务行业之内——中国当代散文研究》等。特里尔大学汉学系的卜松山（Karl-Heinz Pohl）教授对1980年代诗歌有诸多精辟见解，著有《中国1980年代的抒情诗》等著作，他还是李泽厚《美的历程》的德文译者。图宾根大学汉学系的何致瀚（Hans Peter Hoffman）教授，曾经翻译了顾城、商禽、西川、吉狄马加等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对闻一多的诗歌也有较深入的研究，并主编了《诗人、学者、爱国者——闻一多诞辰100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科隆大学的鲁毕直（Lutz Bieg）教授，则常常在《东亚文学杂志》上对当代新近发表的文学作品做综述报道。古腾堡大学的乌里希·考茨（Ulrich Kautz）博士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引介中国文学，陆续翻译出版了邓友梅的《京城内外》、陆文夫的《美食家》和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作品，他还是德国汉学协会（DVCS）的创始主席。法兰克福大学的韦荷雅（Dorothea Wippermann）教授，是高行健小说《一个人的圣经》的译者，并负责出版了《法兰克福中国研究丛书系列》（Reihe Frankfurter China-Studien）。

文学史方面，除了上文提到的顾彬组织编撰的《中国文学史》，施微寒（Helwig Schmidt-Glintzer）教授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著作。此书资料全面、文笔通畅，是当时德语世界里内容最为丰富的中国文学史，不足之处在于二手资料使用较多、一手中文资料较少。与此对照，明斯特大学艾默力（Reinhard Emmerich）教授牵头编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则是一本针对中国文学“门外汉”或“初学者”的文学史。该书并非鸿篇巨制，然而从《诗经》到卫慧无所不有，对中国文学各个时期状况的概括简明扼要，篇幅适中（正文395页），使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因此该书在汉学学生中颇受欢迎。

各个汉学系主办的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和研究相关的期刊中，以波恩大学创办的《袖珍汉学》、《取向：亚洲文化期刊》，柏林Humboldt大学出版的《东方文学学报》，汉堡大学出版的《远东：远东国家语言、学术和文化期刊》，波鸿大学出版的《波鸿东亚研究年刊》以及《东亚文学期刊》、《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等杂志最为重要。哥廷根大学1954年创办专业丛书系列《亚洲研究》（Asiatische Forschungen），集中刊发亚洲民族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方面，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的论文。汉堡大学亚非研究所定期出版《汉堡汉学学会通讯》（Mitteilungen der Hamburger Sinologischen Gesellschaft）和《汉堡汉学著作》（Hamburger Sinologiche Schriften）等丛书，经常刊载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作。慕尼黑大学汉学系编有《慕尼黑东亚研究丛书》（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至今为止已出88册；另有《中国思想史与文学研究》（Studien zur geistes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in China），已经出版6册，都曾刊登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文章，最近一期讨论的内容是“海派文学”（Die haipai-Erzählliteratur）。柏林自由大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相关的工作见于1983年以来陆续出版的52册《柏林中国研究丛书系列》（Berliner China-Studien），由华裔汉学家郭恒钰（Kuo Heng-yü）创办，为年轻的汉学家提供博士、硕士论文的发表园地，其中不乏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论述和分析。

以上德国汉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除了收藏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柏林国家图书馆等图书馆以外，大多数仍与大学体系密切相关，收藏于各个大学东亚研究所、汉学系等学术机构。当然，藏书还包括缩微胶卷上的资料。

附表1 德国大学体系内与中国当代文学相关的汉学研究机构基本情况表

附表2 德国大学体系内与中国当代文学相关的汉学学者基本情况表

第二节 大学体系外的译介者与研究者

除了大学汉学系以外，德国还有不少民间汉学机构。这些机构为中德文化交流和汉学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资助，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也因为这些机构而获益良多。最多的支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为中国当代作家、评论家到德国开办朗诵会和学术讲座提供机缘与资助，为中国作家与欧洲作家、为中国学者与欧洲汉学学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创造条件，这种交流及其所产生的后续效应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有所助益。二是资助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大学体系内获得的资助通常和教授个人的研究志趣相关，而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则往往受到图书市场和读者反馈的影响。因此，选择翻译何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难免带有学者个人倾向性或大众阅读品味的制约，而民间汉学机构为这些学院或市场趣味以外的作品翻译提供了出版契机，尽管这些资助比起需求而言总是不够的。

一、民间汉学机构

德国大学体系外与中国当代文学相关的民间汉学机构，主要有以下几家。

1．德国汉学协会（DVCS：Deutsche Vereinigung für Chinastudien e．v．Berlin）。该协会于1990年设立于柏林，为的是促进统一以后的德国对中国的研究。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为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提供发表论坛，年会主题一般与德国汉学界对于中国问题的新近研究成果有关，如“翻译中国”（China übersetzen）、“中国及其对世界的观察”（China und die Wahrnehmung der Welt）等。几乎每一年的会议都有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探讨，比如1997年由马汉茂主持的第八届汉学年会，就全面总结了德语地区汉学的历史，出版了《德语世界的汉学发展：历史、发展、人物和视角》一书，书中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章，既保持了欧洲汉学根据丰富的数据资料展开论述的严谨传统，同时也不乏对现实问题富于创造精神的见解。

2．德中协会（DCG：Deutsche China-Gesellschaft e．V．）。出版《德中协会著作系列》（Reiheschriften der Deutsche China-Gesellschaft）、《德中协会通讯》（Mitteilungsblat．Bulletin of the German China Assosiation）、《中国杂志》（China-Joural）等，这些著作和杂志经常涉及中国当代文学。

3．德国圣奥古斯丁华裔学志研究院（Sankt Augusstin Institue Monumenta Serica），出版以汉学研究为中心特色的学术性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这份刊物创办的宗旨就是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介绍给西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文化也多有涉猎。例如杂志所选录的顾彬教授在辅仁大学第三届汉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神人之间：寻找中国文学中失去的神或关注中国文学中的人”（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Gottheit oder der Mensch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即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人”的问题，而这个关注点也一直延续在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解读之中。

4．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Der Deutsche Akademische Austauschdienst），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教育交流机构之一。作为德国高等院校的联合组织，DAAD的主要任务是扶持德国和其他国家大学生、科学家的交换项目以及国际科研项目，中国很多当代作家、诗人如王蒙、北岛、顾城、舒婷、翟永明、王家新等都曾经通过DAAD的资助而前往德国写作、朗诵和交流，也有很多当代文学批评家受到该组织的邀请而在德国授课讲学。

5．柏林文学论坛（Literatur Colloquium Berlin）。如今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作家、翻译家、读者和文化界人士在柏林的重要聚会场所，每年举办逾百场（次）文学交流活动，很多中国作家都曾经参加此论坛组织的文学交流活动。

二、出版社

对于普通的德国文学爱好者而言，获取中国当代文学的信息，一方面是依靠各大公立图书馆，另一方面，也是更多的，是依靠各个出版社、电视和报纸等媒体所进行的宣传报道。因此，论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德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除了大学汉学机构出版的丛书系列和学院派刊物以外，出版社的民间园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德语世界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几家主要出版社如下。

1．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这是德国最负盛名的出版社之一。早在1980年代，苏尔坎普出版社就先后出版了巴金的《寒夜》、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老舍的《猫城记》、《茶馆》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它是德国的商业化出版社中最早大规模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社。

2．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岛屿出版社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但也有选择地出版了沈从文、钱锺书、萧红等人的作品。

3．卡尔·汉泽尔出版社（Hanser Verlag）。主要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中国当代作家戴厚英、北岛、王安忆、林海音等人的作品都曾由汉泽尔出版社出版。该社较早出版了《沉重的翅膀》的德文版，到1987年就已印行了7版。

4．菲舍尔出版社（Fischer Verlag）。菲舍尔出版社曾经出版北岛、高行健、虹影等人的作品。

5．联合出版社（Union Verlag）。瑞士的联合出版社是德语世界里翻译和出版中国文学的活跃者，除了最令他们自豪的六卷本《鲁迅文集》，还出版了阿来、莫言、张洁等人的作品。

6．项目出版社（Projekt Verlag）。项目出版社翻译和出版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一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从冯骥才到李锐，从残雪到莫言，从西川到商禽，其涉及当代作家作品之多，在德国出版社中格外引人注目。

7．诺沃尔出版社（Rowohlt Verlag）。诺沃尔出版社更注重作品的可读性，他们选择了莫言、苏童、李锐等作家的当代小说出版。

8．建设出版社（Aufbau Verlag）。建设出版社重点推出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虹影，把她当作图书市场上的品牌作家。这样的推广的确在市场上获得了不菲的经济效益，但虹影的创作遭到了汉学家诸多诟病。

与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执行密切相关的，是这些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除了一部分由大学学者承担，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自由译者、兼职译者完成的。这些译者与出版社的编辑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孜孜不倦地做着翻译工作，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传播不可缺少的力量。

三、自由翻译者

德国翻译中国当代文学的自由译者有以下一些代表性人物。

1．施华兹（Ernst J．Schwarz），1916年生于柏林，作为主编、译者、诗人在民主德国享有盛名。作为纳粹极权的受害者，他得到了一份养老金，也因此成为民主德国为数不多的拥有稳定收入的自由翻译者，这自然也使其能更加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他所喜爱的文学和翻译事业。他曾编译《崩开的墓穴：中国短篇小说》，翻译出版《舒婷诗集》等当代作品。

2．史华兹（Rainer Schwarz），1940年生于柏林，1978年由于和莱比锡的Kiepenheuer和Insel出版社签订了可以保证他经济独立的翻译合同，于是做出了辞职当自由翻译者的决定。他的《红楼梦》译本合同持续了九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为止。在中国当代文学方面，他翻译了张贤亮的《习惯死亡》等小说。

3．Anja Gleboff，1949年生于柏林。她在1986年到1991年是自由翻译者，曾翻译阿城、高行健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并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剧本。

4．卡琳·哈赛尔布拉特（Karin Hasselblatt），是当代德国最为勤奋和多产的译者之一，翻译了大量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其中有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阿来的《尘埃落定》，以及虹影、黑马、姜戎、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

5．彼得·韦伯-舍费尔（Peter Weber-Schäfer），曾在波鸿大学东亚政治系任教职。他在业余时间翻译了大量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酒国》，苏童的《罂粟之家》、《米》，等等。

6．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1989—1994年在台湾大学任教，回到德国后从事自由翻译工作。她对中德文化交流有深入研究，译有张爱玲、沈从文、张贤亮、莫言、张大春等人的作品，并把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等人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了德国读者。

第三节 两个体系的独立运作与交叉互动

如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和研究存在着大学内外的“学院”和“民间”两个体系，其翻译的对象虽然有时重合，但都有着自身独立的选择标准。他们的评价结论有时一致，但更多的则是南辕北辙、相距千里。典型的例子比如卫慧及其作品。在民间体系，出版社认为卫慧有望被打造成畅销作家，于是组织译者翻译其作品，又不惜重金举办读书会、签名会等宣传造势活动，书籍封面上极具中国女子特色的丹凤眼、“中国新锐女作家”、“中国大陆遭禁”等夺人眼球的宣传图文更是随处可见。然而，在学院体系，汉学学者对于卫慧多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认为所谓“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与当下流行的某些欧洲文本并无两样，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深度与美感，更无法给予当代德国反思自我缺失的借鉴与拯救自我困顿的希冀。两个渠道对于同一译介对象评价的巨大反差与其影响因素关系密切，与学院体系相关的是大学学科设置、学者学术兴趣及其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反思，与民间体系相关的则是译者的个人生计、中国文学偏好、出版社意志、读者反映及其背后的市场大手和商业规则。

学院和民间两个体系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在独立运作之外也有交叉互动，常常体现在翻译行为的互补与翻译人员的流动。一个普通德国读者想要获取中国当代文学的信息，一方面可以依靠各大公立图书馆，另一方面，更多的则是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各个出版社通过电视和报纸等媒体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因此，论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德国的传播，除了大学汉学机构出版的系列丛书和学院派刊物提供的登载园地以外，出版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作品的选择和翻译工作，作为出版的首要环节，有一部分由大学汉学系的学者承担，还有很大一部分则由出版社选择的知名或不知名的自由翻译、兼职翻译完成。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象牙塔里埋头书案的汉学教授，与世俗社会相距甚远，也显得有些高深和神秘。他们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似乎与一般民众大相径庭，加上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繁重，未必有时间进行文学翻译。这时候，文学审美更接地气、翻译时间更为充足的民间译者显得至关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自由译者和兼职译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也曾以学生身份构成了德国汉学“学院体系”的一部分。只是德国汉学从其发展之初，就存在一部分汉学学习者的职业前途问题，大学汉学职位的稀缺以及个人天赋的不均衡，使得成为汉学家和在大学谋得教职的概率极小，小部分人成了专职翻译，大部分人最后跨行从事中文与其他学科交叉运用的行业，或者直接转行做了别的与中文无关的工作。

那些成为专职翻译的学生，实际上仅有个别译者专事文学翻译，更多的人以政务翻译和商务翻译为主业，然而有一些译者在主业之外始终对于文学葆有翻译的热情。而那些跨行或转行的学生，即使他们的职业与汉学无关或者关系不那么紧密，大多数人仍对中国保持着高度关注，其中的文学爱好者们对中国文学的阅读也一如既往。毕业后无缘学院生活的汉学系毕业生们，就这样成了或专业、或业余的自由译者或兼职译者。他们与出版社的编辑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孜孜不倦地做着翻译工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德语翻译不可缺少的力量。从其工作场所、立场、服务对象而言，民间译者似乎已经与大学体系相距甚远，但从其学术根源来看，又与大学体系中的学者、图书馆、期刊等各种组成要素多有交叉与汇通。由此可见，所谓“大学”与“民间”，并非两条从不交叉的平行线。

第四节 影响译介者和研究者的汉学传统与现状

现在的德国汉学，研究人员众多，机构规模庞大，研究选择课题涉及面广泛而精细，无论是与其自身过去的薄弱实力相比，还是与现今欧洲其他国家的汉学力量相比，都无愧为世界的“汉学重镇”。德国汉学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些传统在当今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演变为其汉学现状，而德国汉学的传统和现状共同作用，最终成为促进或制约译介者和研究者的重要因素。

一、德国汉学学术研究的传统与现状

当今的德国汉学，和百年以前相比，在规模、范围、路径等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然而，研究的学术偏好和展开方式等依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传统的影响。所谓传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这些传统的坚守，也体现在对传统的反叛，更重要的是，在对传统的保留与捐弃、延续与对抗的博弈和磨合中，产生了新的学术生命力，也建构了德国汉学“在坚守与改革中艰难前行”的现状。

（一）汉学研究的对象与重点

“重历史、轻当代”是德国汉学的传统观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汉学界里强调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和诠释的文化语文学派都占有主导地位。1950年，福兰阁仍然把汉学定义为“根据中文史料，采用语文学方法对中国及其历史和文化进行的研究”。尽管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赞成把古代与当代结合起来，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联邦德国的汉学仍然没有改变以研究古代、文言为主的学风，对于当代中国尤其是现实问题很少问津。海尼士在慕尼黑大学执掌汉学系时甚至不教口语，只研究古文。对于“当代中国”问题，汉学家们好像更多地把这一领域留给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亚洲学家”了。在一些关于中国和亚洲当代问题如“文明冲突论”、“儒家文化”、“亚洲价值观”、“亚洲民主制”、“半民主制”的争论中，汉学家们的反应是迟缓和零散的。这与美国汉学更多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学术兴趣有着明显的不同。

而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正统”的汉学家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练笔。老派的学者们认为现代汉语有损于他们的尊严，有个很典型的例子，汉学家翁有礼（Ulrich Unger）翻译了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但不愿意署上自己的真名，只肯以笔名理查德·荣格（Richard Jung）示人——对鲁迅的作品尚且如此，对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消极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厚古薄今”的汉学传统，在当代德国大学汉学系中仍然有着一些坚定的支持者，当然，也为越来越多的青年汉学学者所反对和改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中国，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为重的传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缺位以及解释能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德国汉学在保持对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也越来越重视当代中国研究，增设了一些关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课程和项目，使学生和民众能够更了解现在的中国。特别是在民主德国，汉学因为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早在60年代就被纳入了社会科学的领域，相比之下，更注重对当代中国的研究。总之，从关注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到逐渐包容、吸纳当代中国研究，德国汉学在对传统的坚守和与时俱进的发展中，逐步探索到了学科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正是在这种对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中，获得了普及和深入。德国汉学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汉学学者的努力，他们正是德国建立“专业汉学”以来所培养的人才。如前文所述，德国的汉学机构散布于各个大学，各个机构的研究重点往往与该校汉学教授的研究兴趣密切相关，而每位教授的研究兴趣在各个阶段也有不同，因此，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学者曾经做过“中国当代文学”的相关工作，只是关注的轻重缓急、投入的时间长短、创造的成果数量不等。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或许只是零散地出现在某个学者的某一个研究阶段，或许是某个教授毕生的研究重心，甚至是一些汉学研究机构整体的研究重心——尽管这种情况并不常见。集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机构，最典型的是马汉茂教授主持的波鸿大学汉学系和顾彬主持的波恩大学汉学系。这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在这两个汉学机构里是一种群体性的工作，是相关教授、讲师、硕博士研究工作的焦点或者至少是焦点之一。以近年来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为例，其主编顾彬既是《鲁迅文集》德文版的译者之一，也是北岛、顾城、翟永明、张枣等中国当代诗人的译者。该文学史的其他几位主要作者也都无一例外与波恩大学极有渊源，如卜松山，曾经任教于波恩，后来任教于特里尔大学汉学系，著有《中国1980年代的抒情诗》等，对1980年代文学有精辟的见解和阐述；莫芝宜佳，任教于波恩大学，是《围城》的翻译者，也是德国的钱锺书研究专家；司马涛，任教于波恩大学，翻译过多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阿诺尔德编撰的《当代外国文学辞典》中负责余华等作家的撰文介绍和评价。

（二）汉学研究的范畴与方法

德国汉学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视与转向，必然带来汉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更多的交叉与融合，这便引来了汉学学者争论得较多的一个话题，即汉学研究的范畴、方法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如上文所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国大学内的多数汉学家对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很少问津，当代中国研究颇有与汉学两分天下的势头。

主张将汉学社会科学化的学者把社会科学的学科叫作“母学科”、“方法学科”，汉学研究在他们眼中更多的是一种验证和补充。他们要求就汉学的对象和方法“无禁区地加以讨论”，并对传统的文化主义学派进行批判。他们认为“文化主义”是以一个一成不变的、孤立存在的中国文化为前提，忽视了这一文化内部的不均质性，而这种方法论上的先入之见，如同一个“文化滤色镜”，歪曲了有关中国的信息。依照其观点，汉学的对象是模糊的“庞然大物”，没有自己的方法，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方法。他们一方面要求汉学对内实行严格分工，对外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也承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仍然是中国研究的基础研究，但质疑花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及其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是否过于奢侈。科隆大学现代中国所的托马斯·沙尔平（Thomas Scharping）教授就认为：“一百多年的汉学研究已经足够了，方法很多，结果全无，该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中国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然而以上对传统汉学的批判，特别是方法论上的严格态度并没有赢得所有学者的赞同。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认识的对象往往是界定一门学科的决定性因素，这在其他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中也很常见，其方法都是综合性的，对于汉学或区域研究来说也是如此。史料的研究是基础研究，这里使用的主要是语文学、考古、金石及语言学的方法；在研究历史和文化现象的时候，使用的是诠释的方法，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如以现代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科技为课题的研究，则采用相关社会学科的方法，主要是功能主义的方法。哥廷根大学施微寒教授指出，汉学、日本学和其他类似的小学科是历史地形成的，有明显的文化特色，是科学传统中不可放弃的一部分。

这一争论始于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或许还将继续争论下去。事实上，在德国汉学学者中，有很多人并非一开始便从事汉学研究，他们的知识结构并不仅限于传统汉学的研究对象，他们的多种学科背景已然证明汉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融合并非前无古人。早期代表如卫礼贤。他于1899年来到中国时是德国同善会的一名传教士，后来却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传入德国。他甚至对朋友说，他最感欣慰的事情就是自己从未让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著名翻译家库恩（Franz Kuhn，1884—1961）的经历更是有趣，他在柏林大学求学时因为对《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爱不释手，执意要将它译成德文，被当时的汉学研究所所长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教授赶出汉学系，失去了成为职业汉学家的机会。但他不屈不挠，连续翻译了《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等古典长篇小说12部、中篇小说34部，成为大学之外的一代名家。业余和职业汉学家的角色转换，不仅在专业汉学初建时期时常发生，在当代汉学家中，半路出家者也比比皆是。比如哥廷根大学的罗志豪教授起先攻读的是医学博士，后来才又转入波鸿大学攻读了汉学博士学位。又如顾彬教授最初在明斯特大学学习的是神学，准备以后成为牧师，但接触过诗人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李白诗歌“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后，开始转攻中国文学，从追随救主耶稣转而追随诗仙李白。

二、德国汉学组织结构的传统与现状

瑞士汉学家加斯曼（Robert H．Gassmann）教授曾把德国的汉学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外行和专家并存的混沌阶段，汉学尚是东方学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汉学从东方学中分离出来，开始自成一家；第三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段时期，是汉学内部开始专业化的阶段；第四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自我解体阶段，即汉学研究的课题与其他社会学科的课题相冲突，或者说相融合的时期。今天的德国汉学处在一个重新整合的时期，“走合理化的道路”、“建立几大汉学中心”的呼声很高，这种呼吁与德国汉学在组织结构方面的传统与现状密切相关。

（一）学派林立、各自为政

德国的众多汉学机构零散地坐落在全德二十多个大学里，尤其在过去的联邦德国，几乎是在地图上平均分布——这与1970年代以后“每一个州必须有一所综合大学拥有汉学系”的规定有关。这意味着每一个机构的运行，都受到国家、州、学校等几方主体政治走向和财政状况的影响，因此集中而系统地管理这些机构几乎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各个汉学机构又因为研究方向和学术理念的不同，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派别：波鸿学派、波恩学派、汉堡学派、慕尼黑学派、明斯特学派、柏林学派、海德堡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各有千秋。每个学派的研究方向和思路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和个性，松散而自由的管理方式为各个机构的自由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学派林立正是德国汉学学术繁荣的标志之一。但是繁荣的同时，也意味着各个机构的各行其道、各自为政，尤其在近年来德国政府财政紧张、科研资金缩减、统筹规划困难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实在让人担忧。不夸张地说，在当下德国汉学宗旨尚不明确的状态下，汉学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并非易事，对于一些力量较为薄弱的汉学系而言，甚至连维持现状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马尔堡大学和基尔大学的汉学系就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关闭。

学派林立、各自为政的汉学传统深刻影响了德国汉学的发展，学者们也看到了其弊端，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努力避免，组织化的行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代汉学界。组织机构方面，德国汉学研究学会（DVCS）和德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ASC）多年来始终保持活跃，并通过年会的方式将不同大学、不同学科的汉学学者集聚在一起，德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会正在日益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学者方面，汉学家们在学术研究上由个体化向较高的组织化程度的发展，顺应了现代学术研究团队化的发展趋势，德国汉学学者在国外汉学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团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加入欧洲汉学学会（EACS）、欧洲中国学术网络（ECAN）、欧洲台湾研究学会（EATS）、欧洲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大会（ECARDC）等学术团体，通过跨国界的学术交流，加强国际学术研究的合作，推动学术成果的产生和共享，提升了学术研究的水平。

（二）教授治校，晋升困难

教授治校是德国大学的一个传统，不单单存在于汉学学科之中，然而这一传统对于汉学学科以及学者的发展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教授治校，首先意味着各个汉学研究机构基本上会以该校历史上的汉学主攻领域和目前在职教授的个人兴趣为主形成研究方向。每个大学汉学系内部的专业分工完全视学者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而定，这也是学生在专业定向、博士论文、指导教授选择以及确定研究课题时的主要参照点。如果一个研究所中有数位教授，则有一个大概的专业方向的划分，通常是分为古代、现代两大重点，或者把历史与文学区别开来。对于年轻的汉学学子而言，想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波恩大学或波鸿大学汉学系会是很好的选择，对古代哲学感兴趣的，可以去慕尼黑、汉堡或洪堡，有意攻读宋史或中国科技史的学生，则应去维尔茨堡大学，专攻医学史的学生应当去慕尼黑，学习明史或对孙子兵法感兴趣的学生应该去弗莱堡，对清史感兴趣应该去科隆，对语言文字感兴趣可以去莱比锡，如果想研究妇女史最好去基尔（2008年该校汉学系被关闭前），攻读东亚艺术就应选择去海德堡。当然，这些只是个大方向，并不是说为某个题目非去某个教授那里不可。但这些信息表明，一个德国汉学学者想要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所成就，与所在研究机构现有的研究重点关系密切，学生如此，教师也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者和研究者，应该选择在以当代中国或以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机构中学习，才能获得更多专业资料和学术指导，才能得到博士候选人、讲师、教授等职位，在得到职位之后才有可能拥有更多的学术上升力与影响力。

教授治校，同时还意味着汉学学者在学习结束之后就业和晋升的困难。这种困难与德国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的特点密切相关，并不只限于汉学，但在汉学专业体现得格外明显。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青年学者一旦拿到博士学位，就具备了申请在大学工作的资格。但是在德国大学里，博士毕业生很难在大学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有继续撰写教授论文并通过评审、拿到教授资格之后，才可以获得在大学申请教授职位的权利。而汉学系的教职尤其是教授职位，数量极少，长期处于极度稀缺的状态中。现在已经被撤销的马尔堡大学汉学系和基尔大学汉学系，关闭之前都只有一位教授在支撑，即使力量较为强大的柏林自由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汉学系，在2009年年底之前，也不过只有两三位正式职位的教授。汉学系在整个大学体系中规模小、边缘化的特点，决定了成为汉学系教授难上加难，如果现有教授不退休，年轻学者就无法进入和晋升，即使现有教授到了退休年龄，也面临着汉学系被取消、合并的可能性。在这种职位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汉学系博士毕业后，申请并被聘用为教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直接导致很多青年学者被迫在学业中途或者毕业之后改弦更张，去学习一些更为“实用”、社会需求量更大的社会科学学科，从事和汉学没有太多关系的职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造成了汉学人才培养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对汉学学科本身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了伤害。

（三）德国血统，影响式微

与美国汉学相比，德国汉学在中国学界的影响相对要小很多。就论文发表数量而言，德国汉学在西方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不过，德国各个大学情况差异很大，其中部分大学发展到了拥有三至四名汉学教授的规模，如柏林自由大学、汉堡大学、科隆大学、慕尼黑大学、特里尔大学等，在拥有一定专业特色的同时，也保证了研究方向的多元化。但也有许多大学举步维艰，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德国财政问题的突出，汉学专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即便是赫赫有名的波恩大学汉学系，1995年以来也仅有顾彬一名教授。而哥廷根大学在2005年罗志豪（Erhard Rosner）教授退休后，为缩减经费甚至一度准备关闭汉学系，直到2009年才正式重设教席。

德国汉学影响式微的原因，一方面如前文所分析的，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德国大学的汉学研究总体上还是恪守传统路数，走的是严格的兰克式考据学道路，不似美国汉学热闹，新理论迭出，新思路纷呈。另一方面，德国的大学体制对于大学教授的血统、身份的相关限制以及极为保守的用人机制，也是造成德国汉学影响有限的一个重要因素。德国大学将教授定为公务员编制，拒绝或很少给德国籍以外的学者教授席位，这一传统严重影响了德国汉学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竞争。与拥有大量华裔学者的美国汉学不同，德国历史上的华裔学者屈指可数，整个20世纪从“二战”以来，德国大学汉学系中的中国教授仅有四位：1971年到1994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的郭恒钰（Kuo Heng-Yü）教授；1972年到2000年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的张聪东（Chang Tsung-Tung）教授；1967年到1980年在汉堡大学任教的刘茂才（Liu Mao-Tsai）教授以及1984年到1991年在特里尔大学任教的乔伟（Chiao Wei）教授。这一时期德国汉学共有102个教授职位，也就是说华裔学者在德国汉学系教授中仅占不到4％，这一点和美国汉学开放性地接受中国移民的学术智慧有很大不同。而目前，德国大学汉学系中在任的华裔教授只有特里尔大学梁镛（Liang Yong）教授一人而已。与此同时，随着英语在世界范围的普及、流行以及强势扩张，非英语写作的汉学论文很少有人能懂，也很少有人去读，这或许也是欧洲汉学越来越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在当下以英语作为国际汉学主流用语的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德国汉学学者开始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来表达学术观点，发表研究成果，从而也扩大了自身以及德国汉学研究的国际影响。

1. Karl Dedecius：Vom Űbersetzen Theorie und Praxis（《翻译的理论与实践》），Frankfurt/M．：Suhrkamp Verlag（suhrkamp taschenbuch 1258），1986，S．13．
2. 弗朗索瓦·于连：《（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张放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5页。
3. Helmut Martin，Christiane Hammer：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和视角》），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9．
4. 很多德国汉学家年轻时代决定学习汉学时，即使没有遭到家人朋友的反对，至少也被认为选择另类而古怪。
5. 参见Herbert Franke：Sinologie（《汉学》），Bern．1953，S．9．在该书中，他还把汉学分为浪漫主义的汉学、经验主义的汉学和社会科学的汉学三个学派。
6. 参见王维江：“20世纪德国的汉学研究”，《史林》，2004年第5期，第7-13页。
7. 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少见，例如：汉学家嵇穆（Martin Gimm）在翻译现代文学作品时使用笔名Dschi Mu，当时他还是西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莱比锡大学中国教师丁元（Ding Yuan）在翻译现代文学作品时便使用笔名元苗子（Yuan Miaotse）。
8. Thomas Scharping：Probleme der westlichen China-Forschung（《联邦东方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报告》），1988，S．56．
9. 参见林笳：“库恩和中国古典小说”，《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2期，第84-96页。
10. 参见关山：“德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