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子奶奶
红楼梦中的主子奶奶有很多，然而，有完整家庭的却不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四个人，即邢夫人、王夫人、尤氏和王熙凤。透过她们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平日里在奴婢眼中极为尊贵的主子奶奶们，作为妻子，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实际地位。
传统的宗法社会，强调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
邢夫人、尤氏就是顺从的典型。第46回，邢夫人竟然为自己的丈夫贾赦做媒，意欲强娶鸳鸯，她的这种行为，连贾母都看不过去，说她“你倒也三从四德，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第64、66回里，尤氏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妹妹被贾珍、贾琏一干人侮辱、损害，却毫无办法。凤姐骂她：
“……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得闹出这些事来！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图贤良的名儿。总是他们也不怕你，也不听你话。”
由此，邢夫人、尤氏在各自家庭中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令人注目的是王夫人和凤姐，在这个家庭或家族的日常生活中，她们掌握着相当部分的家事管理权，在与各自丈夫的互动、博弈中，表现出颇为平等、独立甚至是强势的一面，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王夫人的家庭生活。
《说文》言：“妻与己齐者也。”意思是，夫妻是平等的。王夫人与贾政之间，厮抬厮敬、相敬如宾，给人感觉是非常平等的。其所在的荣国府“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就这些繁杂的事务而言，王夫人具有充分的管理权力，绝非像邢夫人、尤氏那样的家庭角色。贾母曾对邢夫人说道：“由于你兄弟媳妇本来老实，又生得多病多痛，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那么，王夫人主要管理哪些具体事务呢，我们不妨看下面几段描写：
第7回：
至掌灯时分，凤姐已卸了妆，来见王夫人回话：“今儿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进鲜的船回去，一并都交给他们带了去了。”王夫人点头。凤姐又道：“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派谁送去呢？”王夫人道：“你瞧谁闲着，不管打发着那四个女人去就是了，又来当什么正经事问我。”
第14回：
目今正值缮国公语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祭送殡；西安郡王妃华诞，送寿礼；镇国公语命生了长男，预备贺礼……
第36回：
王夫人问凤姐：“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凤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袭人。”王夫人道：“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
亲友间的礼尚往来、家庭内的事务安排……由此，王夫人的家事管理权主要限于家庭内部事务。可以说，荣国府的家庭分工，是一种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确，这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平等。然而，正如瞿同祖先生指出的，我们能不以丈夫尊敬妻子这一点，就推论夫妻平等。同样，“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模式也只是一种貌似平等而已。因为这种家庭分工，它的依据就是男尊女卑、女从于男的原则。这一分工，“似无不平，但所谓内，以事而言，指育婴、烹饪、浣洗、缝纫及指挥仆妇丫鬟洒扫清洁一类的工作，其中实包括妻对夫的服侍。”“家以内的工作就人而言，主妇所统率的范围以不出中门的妇孺为限——娣、妾、童年的子孙、在室的姊妹、侄女、子妇、侄妇及仆妇丫鬟等”，这不恰就是王夫人的生活天地吗？她的这些工作，都被定义为辅助性质，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丈夫贾政的。
言及贾政，第4回中介绍，他“公私冗杂，且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余事多不介意”。需要指出的是，贾政不怎么管理家事，并不意味着他不具有家事管理权。相反，与王夫人相比，这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管理权：是否进行家事管理，取决于他本人的兴趣。我们看到，在一些哪怕不怎么重要的议题上，王夫人都要听从或顾及贾政的态度或意愿。例如，第23回，写道：
……如今挪出大观园来，贾政正想发到各庙去分住。不想后街上住的贾芹之母周氏，正盘算着也要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事务与儿子管管，也好弄些银钱使用，可巧听见这件事出来，便坐轿子来求凤姐。凤姐因见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势的，便依允了，想了几句话便回王夫人说：“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竟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说声用，走去叫来，一点儿不费事呢。”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贾政。贾政听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样。”即时唤贾琏来。
这里小和尚的问题，属于“元春省亲”的善后问题，本算不得多么重大的事情，然而，即便如此，王夫人也不能自己决定，而是要来和贾政商量，以便于听取、服从丈夫的意见。第72回，林之孝向贾琏建议：
“人口太重了。不如拣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爷，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
或许，恰是因为清楚荣府里的权力格局，作为资深的管家，林之孝并没有把王夫人作为汇报的对象。对于那些较为重大的问题，如子女的教育权、主婚权、家庭的财政权等问题，王夫人几乎没有任何主导权利。例如，第33回，贾政责打宝玉，王夫人闻讯后赶来：
王夫人一进房来，贾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松了手走开，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道：“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王夫人哭道：“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况且炎天署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贾政冷笑道：“倒休提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说着，便要绳索来勒死。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他死，岂不是有意绝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绳子来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敢含怨，到底在阴司里得个依靠。”说毕，爬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
在此，就惩戒宝玉这个问题上，两个人的意见出现明显分歧，由于自己在丈夫面前的卑微，要劝止贾政，王夫人显得非常无奈，只能诉诸贾母、贾政的健康乃至自己的生命这种极端的方式。由此，我们看到，“对子女而言，父亦为行使亲权之第一人。在家长与主妇、父与母的意志冲突时，家长权父权无疑是最高的。”
第36回，被袭人的忠心感动，王夫人提高了袭人的层级，她决定：
“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以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只是袭人的这一分都从我的分例上匀出来，不必动官中的就是了。”
从而使得袭人虽无姨娘之名，却得姨娘之实。一向善于讨巧的凤姐遂建议：
“既这么样，就开了脸，明放他在屋里岂不好？”
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则都年轻，二则老爷也不许，三则那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纵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如今且浑着，等再过二三年再说。”
这里，之所以不能公开认可袭人的姨娘身份，王夫人谈了三点理由，即年纪小、贾政不同意、害怕身份确定后，宝玉更不听话。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理由是第二点，其他两个理由，或多或少都有些牵强。第65回，贾琏的小厮兴儿言明：
“我们家的规矩，凡爷们大了，未娶亲之先都先放两个人伏侍的。二爷原有两个，谁知他来了没半年……”
由此可知，婚前纳妾本就是贾府的传统。如兴儿所说，贾琏在婚前就有两个妾。再如，第16回交代，在娶夏金桂之前，薛姨妈“摆酒请客”“明堂正道的”把香菱给了薛蟠作妾。由此，在这三项理由之中，贾政的反对，才是关键因素。这也就意味着，在宝玉的主婚权这一问题上，王夫人是没有多少话语权的。反观作为父亲的贾政，在这一问题上，他则无须考虑王夫人的意见。第72回，赵姨娘央求贾政把彩霞许给贾环，贾政道：
“且忙什么，等他们再念一二年书再放人不迟。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一个与宝玉，一个给环儿。只是年纪还小，又怕他们误了书，所以再等一二年。”
月钱问题，在小说里经常出现，这应该是贾府里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第3回，黛玉初入荣府，就听到王夫人问凤姐：
“月钱放过了不曾？”
第36回，王夫人道：
“正要问你，如今赵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
凤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两。赵姨娘有环兄弟的二两，共是四两，另外四串钱。”
第45回，凤姐儿调侃李纨，笑道：
“亏你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们原交给你带着念书学规矩针线的，他们不好，你要劝。这会子他们起诗社，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罢了，原是老封君。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银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又有个小子，足的又添了十两，和老太太、太太平等……”
由此，我们看到，上至贾母、王夫人这样的主子，下至赵姨娘、袭人、晴雯、佳蕙这样的奴才，每个人都有数目不等的月钱。那么，我感兴趣的问题是，贾政有没有月钱呢？考察当时的社会制度，我认为，贾政应该没有月钱。理由很简单，因为整个荣府的财产都是他的（当然，他是和兄长贾赦共有的），他也就无须月钱。按照当时的法律，作为妻子的王夫人，并不享有财产所有权，“妻虽负处理家事之责，但财政方面，只是按时从夫处领得定额的家用，然后在一定范围内支配这些资财而已。换言之，她只有行使权，并无自由处分权及所有权”。虽然管理“月钱”，但并不享有这些“月钱”所有权，她也要从丈夫那里按月申领自己的那一份“月钱”，这就是王夫人在家庭中的财政地位。再者，第36回，关于月钱的发放，王夫人和凤姐有这样一段对话：
……
王夫人道：“前儿我忧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吊钱，是什么缘故？”凤姐忙笑道：“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是人各一吊。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钱，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这也抱怨不着我，我倒乐得给他们呢，他们外头又扣着，难道我添上不成。这个事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倒说了两三回，仍旧添上这两分的。他们说只有这个项数，叫我也难再说了。……”
这里，凤姐口中的“他们外头”是谁呢？是荣府负责财务的账房先生？显然不是，就其身份地位而言，他们拥有的至多是一种财务改革方面的建议权而已。由此，这里的“他们外头”实为贾政等人。由此，我们看到，贾政、贾赦、贾琏等人在家事管理方面上的强势，他们改革了“月钱”的分放方案，都没有知会王夫人！再或者，我们也可以推测，凤姐这里说的，或许并非事实，她只是编造了这么一个理由来搪塞王夫人，是掩盖自己在家务管理上的越轨行为的权宜之计。即便如此，有趣的是，王夫人竟然相信了凤姐的说辞，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进一步地，即便像贾母这样的“老祖宗”“老封君”，也不享有荣府的财产权，因为按照传统的制度，“根本否认妻有继承夫财的权利，继承遗产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儿子或嗣子。在子未成年之前她只有行使管理权的资格。”第35回，宝玉想吃小荷叶莲蓬儿的汤，凤姐儿遂“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另外添了东西，做出十来碗来。”并说：
“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单做给他，老太太、姑妈、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势儿弄些大家吃，托赖连我也尝个新儿。”
贾母听了，笑道：“猴儿，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钱你做人。”
这里，“官中的钱”表面上看是属于大家的钱，然而，较真儿地说，就法律层面而言，实专属于贾赦、贾政兄弟的财产。
论及王夫人，早期的评论家涂瀛说，王夫人“一怒而死金钏，再怒而死晴雯，死司棋，出芳官等”。然而，这种气魄只是在下人面前才有的，作为妻子，面对丈夫，单是考虑到贾政的心情，她宁可推迟迫在眉睫的家庭省俭计划。如前文所述，第72回，当林之孝向贾琏提出家庭精简方案时，贾琏道：
“我也这样想着，只是老爷才回家来，多少大事未回，那里议到这个上头。前儿官媒拿了个庚帖来求亲，太太还说老爷才来家，每日欢天喜地的说骨肉完聚，忽然就提起这事，恐老爷又伤心，所以且不叫提这事”。
综上，贾政和王夫人之间，貌似平等的表面下，尊卑的红线一直在。
接下来，我们审视一下王熙凤和贾琏的关系。
红楼梦的世界里，王熙凤是最聪明的女性（第45回，李纨称她“真真是水晶心肝玻璃人”），也是在与丈夫的相处中表现最强势的。第2回，冷子兴言道：
“……谁知（贾琏）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第15回，馒头庵里的老尼净虚求王熙凤办事，凤姐自信满满地说：
“我是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
第65回，兴儿向尤二姐报告说，王熙凤“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的确，在与丈夫贾琏的互动中，凤姐一度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以至于在家庭权力格局中，贾琏几乎成了微不足道的配角。例如，第16回，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要为自己的两个儿子讨事做，求了贾琏几次都没有结果，只好求凤姐：
“倒是来和奶奶说是正经，靠着我们爷，只怕我还饿死了呢！”
并且当着贾琏的面奉承凤姐：
“从此我们奶奶做了主，我就没的愁了。”
对此，贾琏只有“讪笑吃酒”的份。
第24回，一心要进荣府谋个差事的贾芸，早先求了贾琏，“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先出来的差事按照凤姐的主意给了贾芹。随后，机敏的贾芸马上改变策略，转来求凤姐，遂得到在大观园里种树的工作岗位。
这两个例子不但说明了凤姐的办事能力，也生动地说明了贾琏和凤姐之间的权力格局。贾琏和凤姐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家庭中男尊女卑的局面，几乎是对“夫为妻纲”一种解构或颠覆。然而，“一从二令三人木”，凤姐的强势只是阶段性的，并没有也不可能持久，甚至，她的这种强势，在那样一个年代，由于缺少了制度性支持，同样是虚幻的，而非实质意义的。相信凤姐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我们看到，在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她都会在贾琏面前表现出刻意的谦卑。例如，第16回，贾琏护送黛玉奔丧归来：
凤姐便命摆上酒馔来，夫妻对坐。凤姐虽善饮，却不敢任兴，只陪侍着贾琏。
进一步地，在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上，凤姐的这种表面上的、脆弱的强势显露的更加明显。第44回，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被凤姐当场捉住：
凤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又听他俩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愤怨语了，那酒越发涌了上来，也并不付夺，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又怕贾琏走出去，便堵着门站着骂道：“好淫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儿过来！你们淫妇忘八一条藤儿，多嫌着我，外面儿你哄我！”说着又把平儿打几下，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骂道：“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
我们看到，在这一事件的处理上，一向精明的凤姐把事件的整个责任不公平地归责于鲍二家的，并把怒气错误地撒在平儿身上，而对于贾琏，她竟没有丝毫指责、更没有责打。我觉得，这非常不符合凤姐留给我们的干练、泼辣形象。丈夫通奸这样的事情，依据常规思维，依据凤姐霸气的性格，她对丈夫贾琏应该有更激烈的方式才对啊。那么，为什么凤姐打了奴才鲍二家的，打了自己心腹丫头平儿，而竟丝毫没有指责、厮打丈夫贾琏呢？究其原因，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佩服凤姐的法律常识。传统社会里，“夫为妻纲，断没有夫反从妻，服妻管教的道理，犹之尊长有罪，卑幼不但没有责打的权力，就是加以指责也是逾分的行为”。具体而言，按照《大清律例》：
凡妻殴夫者，但殴即坐。杖一百，夫愿离者，听；须夫自告乃坐。至折伤以上，各验其伤之轻重，加凡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死者，斩；故杀者，凌迟处死。其夫殴妻，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二等。须妻自告乃坐。先行审问夫妇，如愿意离异者，断罪离异；不愿离异者，验所伤应坐之罪收赎，仍听完聚；至死者，绞监候；故杀亦绞。若夫诬告妻及妻诬告妾，亦减诬罪三等。
由这则律例，我们知晓，①无论何种原因，只要妻子殴打丈夫，不管有伤还是无伤，但殴即成立殴罪，都要受到法律惩罚，而且丈夫还可以因此休妻，解除两人的婚姻关系。②丈夫殴打妻子，只有造成伤残，法律才予以追究。且以妻子的主动告发作为司法介入的前提。这也就意味着，“丈夫可以随意殴打妻子，只要不是折伤便无法律上的责任，假如妻柔顺不愿告官的话便是折伤也不要紧。”夫妻之间的殴斗，“法律上完全根据尊卑相犯的原理来处理，分别加重或减轻。”妻子殴打丈夫，要比照凡人加重处罚；而丈夫殴打妻子，则采取减刑主义，比照凡人之间的犯罪情况，从轻处理。由此，凤姐可以打平儿，可以打鲍二家的，这些都没什么，不会引发任何的法律责任，然而，如果她指责，甚至打了丈夫贾琏，在法律层面上，就有可能被追究责任，并面临被逐出贾府、离婚的境遇。由此，相信你也开始理解凤姐为何唯独对事件的真正责任人——贾琏这样“淡定”，这就是凤姐，即便盛怒之下，也恪守了理性，恰当地控制着自己的行为，使其没有逾越法律的航标。
那么，贾母是如何评价“贾琏通奸”这件事情呢？当王熙凤失魂落魄地来求助贾母，她道：
“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
贾琏通奸，在贾母眼里，就像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一样，无足轻重，按照她的说法，这样的事情，每个女性都会遇到，像家常便饭一样，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假设，有奸情的不是贾琏，而是王熙凤，情况会是怎么样呢？《大清律例》规定：
凡妻、妾与人通奸，而本夫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止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和奸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凌迟处死，奸夫处斩刑。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绞。
由此条获知，通奸，在男人而言，纯粹只是一项游戏；在女人而言，就有杀身之罪。这样不平等的制度面前，除了隐忍地吞下这枚生涩的苦果，凤姐又能如何呢？
事情的结局同样耐人寻味。回到家中，凤姐仍然没有也不敢批评贾琏，指出其行为的严重性以及对自己情感上带来的伤害，她只是自哀自怨：
“……可怜我熬的连个淫妇也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过这日子？”
而贾琏呢，堂而皇之地派人去找王子腾——凤姐的叔叔，帮他打点、处理通奸事件的善后问题。
第68回，尤二姐事件爆发。
与之前的通奸不同，在行为性质上讲，贾琏这一次是“包二奶”。在去见尤二姐的时候，凤姐儿的穿戴是这样的：
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
按照一般的逻辑，合法的妻子去见非法的“小三”，差不多都要精心地打扮一番，穿着上尽可能地要光鲜亮丽一些，防止自己的外表成为对方嘲笑的对象。然而，凤姐并非如此，她刻意地穿了一身自色的衣服，甚至连饰品都是白色的。之所以如此打扮，她意在提醒尤二姐，在国孝、家孝期间同贾琏结合的违法性。这次，王熙凤巧妙地利用法律，使自己处于战略制高点的位置，从而在与尤二姐的对决上，取得了气场上的优势。有意思的是，即便如此，面对尤二姐，凤姐并没有像“通奸事件”中那样，抓住对方大喊大叫、进行厮打，相反，凤姐刻意低调，用谦卑的语气一再恳请尤二姐搬进大观园：
“我今来求姐姐进去和我一样同居同处，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谏丈夫。喜则同喜，悲则同悲，情似亲妹，和比骨肉。……若姐姐不随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服侍姐姐梳头洗面。只求姐姐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
且在尤二姐搬进大观园后，凤姐把她风风光光地介绍给贾母及众姊妹认识。那么，用小厮兴儿的话说，“别人是醋缸，她就是醋瓮”的王熙凤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想，这当然不是凤姐的本意，而是凤姐的聪明之处，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制度并没有给她强势作为的空间。如果和尤二姐厮打在一起，那么，她就会给人以“妒”的口实。而按照当时的法律，妻子本身无子而又妒悍不许丈夫纳妾，这是一件性质恶劣的事情，且构成丈夫休妻的理由。就像她大闹宁国府时说的，“我既不贤良，又不容男人买妾，只给我一纸休书，我即刻就走。”丈夫私娶，作为妻子的凤姐一定要表现的宽容、大度，才符合作为一个妻子应该具有的素质和标准。把尤二姐拽入大观园，凤姐的企图心有二：一来洗白了自己“妒妇”的嫌疑，二来也方便“温水煮青蛙”，用钝刀杀人。只不过后来秋桐的出现，使凤姐改变了开始时的策略，转而借刀杀人。
与之相应地，在骗尤二姐进大观园的同时，凤姐还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场官司。她通过来旺指使张华状告贾琏：“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杖财倚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等语；令张华只管去闹，“若闹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够平服的。”继而大闹宁国府，理直气壮地指责贾珍、尤氏、贾蓉等：
“国孝家孝两层在身，就把人送了来。”
“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违旨背亲。”
“这事原是爷做的太急了。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
应该讲，凤姐罗列的这些罪名基本上都是成立的。可问题是，为什么她暗中指使张华去告，而自己不去提起诉讼呢？聪明的凤姐应该清楚（后来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这样做的后果是授人以柄，会留下隐患，第105回，我们看到，东窗事发，王熙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那么，凤姐之所以甘愿冒着被别人抓住把柄的风险，也不亲自提起诉讼，究其原因，同样是无奈之举。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那个时候女性的诉讼地位，清律规定：
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
意思很明显，法律否定妻子对丈夫的诉权。如果妻子状告自己的丈夫或丈夫的长辈，就要承担“杖一百，徒三年”的法律责任。“自来的伦理和法律的观念认为卑幼告尊长是干名犯义的行为，皆当予以社会的法律的制裁，妻告夫亦为干名犯义，与卑幼告尊长同样治罪。”即便不考虑家族、家庭的和谐，个人的名声，仅是考虑到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凤姐还可能亲自起诉吗？
《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说：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在一个以“男尊女卑”为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语境里，女人，无论是谁，其实都处于弱势的、附属的位置，没有人成为例外。相敬如宾的贾政夫妇之间，其实存在着实质的不平等，而王熙凤在贾琏面前的强势也只是一种假象。
“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也可以认为，红楼女儿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不公正的法律制度造成的。这样的制度，使夫妻之间的权力资源失衡，从而助长了丈夫的残暴，极易使其人性中恶的一面得到最大程度的显现。迎春的遭际，便是最好的例证：
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
第21回，在贾琏的住处，平儿发现了多姑娘的一缕头发。她对贾琏说：
“这是我一生的把柄了。好就好，不好就抖落出这事来。”
我想，平儿的想法，其实是幼稚的。她只是看到了生活的表象，而没有看清楚生活的实质。正如元春是贾府不能一直仰仗的冰山，凤姐亦如此，她也是平儿无法永远依附的“冰山”。谁又会想到，“清流一带、势若游龙”，每个角落都流淌着青春气息的大观园，有一天也会萧瑟到闹鬼。“人生斯世如清尘。”其实，不但是平儿，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只是看到开始，却没有猜透这结局。
- 福柯说：话语即权力。话语所隐含着不同群体的深层次价值取向、利益立场与诉求。那么，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有关妻子的“话语”：第3回，林如海把妻子称为“拙荆”；第4回，门子把妻子称为“内子’；第10回，贾蓉把秦可卿称为“贱内”。这些五花八门的对妻子的称谓，是不是妻子家庭权力或地位的某种映射呢？
-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9．
-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0．
-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0．
-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1．
-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2.
-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3．
-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4．
- 小说里还写到，事发后，贾琏仗着酒劲要杀凤姐。明、清律规定：殴妻至死者绞，较妻殴死夫之处斩轻一等。存在过失的情形下，夫过失杀妻例得不问，因疯杀妻自亦不问。可是，妻因疯杀夫，便仍须按杀夫本律问拟斩决，只准由内阁双签进呈，奉旨敕交九卿议奏，才能议改监侯。
- 不怎么识字的凤姐，或许不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一语成谶”。
-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3．
- 当然，传统社会里，妇女也并不是不具有独立的诉讼权。就诸如谋反、叛逆、杀伤、盗作等重大事项，妇女具有独立起诉权。《大清律例》：“若妇人，除谋反、逆叛、子孙不孝，或己身及同居之内为人盗作、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
- 没有人会怀疑《红楼梦》的高度写实性。乾隆年间，一个丈夫的暴行震惊朝野。乾隆五十一年，江苏巡抚报裴秉若杀妻妾牌七人案。裴先后娶五妻，元配陈氏被逼自缢；继妻张氏被逼溺死；继妻卢氏被裴缢死；继妻汪氏病故。又纳四妾：李氏被鞭棍打死；王氏被殴逃回母家；黎氏被棍殴及烧红火又烙下体而毙。继妻汪氏及妾顾氏被虐更悲惨：“该犯平日屡因顾氏房事不遂其欲，辄于酒后用小刀割其背肉，每岁三两次，率以为常。十八年冬间，因汪氏不善办菜，用刀割其右耳轮，又因不听说话，用刀割其背肉炙食下酒，又用火叉烙其手腕。二十五年，该犯自城中回，唤顾氏同宿，怒其来迟，该犯用绳绷开顾氏手脚，用火烧红火叉，烙其下体。婢女曾氏拉劝，亦被烙伤腮颊。”另有牌仆二人惨死。但按本律仍不足以判裴死刑，地方官只得按杀死卑幼二人以上拟绞立决。刑部批曰：“此等残暴之徒淫凶不法，实出情理之外，仅拟缳首殊觉法轻情重，若驳令改拟，又未免稽迟时日，转使凶徒藉以苟延，应将裴秉若改照光棍例拟斩立决，迅即正法，以快人心，以昭炯戒。”裴被“从重从快’实属特例。（程郁．由清刑律中有关妾的条法看妇女地位的复杂性．史林，2010（6）：82．）
- 第5回中，和凤姐有关的画即是：“一片冰山，上面有一只雌凤。”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