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编集在这里的文章，主要是去年秋冬季这一个学期里写的。写这些相对比较轻松一些的文章，客观上，是自从2004年秋天到北大教书以来，平均每个学期每周都要讲10个课时左右的课，再加上写很多比较艰涩的学术论文，工作一直比较紧张。而这个学期，给自己放假休息，没有安排课程，也就多少有了一些闲情逸致。于是，一边翻看书籍，一边随手写下一些心得；另一方面，主观上，年龄越来越大，在紧张的工作中稍一松弛，难免忆起一些往事，从而记下一些与藏书、买书相关的经历。

集子里讲“书”的部分，学术性比较强一些，但也写得比较随意。

做文史研究的人，常常接触古代典籍，其最外在的特征，就是书名和作者的姓名。前辈学者所说“书衣之学”，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也就是了解书名和作者的姓名。看似很简单的书名，有时却并不简单，既带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寄寓着作者的旨趣，同时有些书名也有着特定的衍变过程和因缘。有的古书，说不清作者的姓名，甚至连作者的时代都说不清楚；有的被作者本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标记为别人的作品；还有些人又把自己的姓名标记在别人的作品之上。这些还都只是最常见的现象，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不管是澄清书名，还是辨明作者的姓名，都是目录学研究中最一般的内容。

譬如，陈寿撰著的《三国志》，缪钺先生曾特地说明，这一书名，乃“千载相承，并无异议”，可按照我的研究，实际上却是名为《国志》。《三国志》只是一种俗称，而“国志”这一称谓，上承自《国风》、《国语》、《国策》等书籍命名方式。这一“国”字，不过是用以表述“国别”的涵义。略晚于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北魏时人崔鸿撰著的所谓《十六国春秋》，本名也只是《国春秋》，而在它的前面加上“十六”两字，乃和《三国志》一样，也是一种俗名。

收录在这部文集中的文章，有三篇是讨论欧阳脩撰著的《五代史记》是怎样演变成为今中华书局本之《新五代史》这个名称的。其实，新印古籍时，在保存古书原名与兼顾世俗通称之间，本来是有合理的处理办法的，即内文各卷卷端仍题署原名，而在书衣、也就是书的外皮上题写世间通行的俗称。在中华书局点校本问世之前，绝大多数版本的《五代史记》，也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种合理的做法，并没有得到继承。我希望从事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读者，能够对此给予关注，并且认可上述比较合理的处理方法，从而挽救那些随时都有可能被出版社改变原名的古代典籍。

同样是这部《五代史记》，不仅书名已被今人改成《新五代史》，而且作者的名称，也被写成了“欧阳修”，甚至现在从常用辞书《辞海》，到中学课本和大学教科书，几乎无一不是如此书写，而欧公原名本来是写作“脩”字。今中国大陆通行的简化字方案，既然还保留着这个“脩”字，没有废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非要把欧公之名改写为“修”字不可。其实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简化字的推行，而是牵涉到一个对古籍版本题名的认识问题。从明末开始，版刻《五代史记》，或是欧公与宋祁主持修撰的《唐书》（即通常所说的《新唐书》），就妄自将其姓名题作“欧阳修”，进而影响到清代的殿版等各种刻本，直至中华书局过去点校的《二十四史》。于是积非成是，致使现在很多专门研究欧公的专家，也都误以为他的名字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写法，怎样写都没有关系。最近中华书局重新修订出版的《新五代史》，虽然保持了古本中“脩”字的固有写法，但就连与事者也未必十分清楚其衍变过程，一般读者更不知所以然了。文集中有三篇文章，即专门辨析欧阳永叔的本名。同样希望各方面学者和出版物，尤其是学校的教材，能够了解相关情况，并尊重历史事实，恢复“欧阳脩”的写法。

另有两篇文章，讲述“孟元老”是很正常、也很普通的人名，不必如时下一些人所为，非要另求他人来做《东京梦华录》的作者，而宋人习惯以“老”为名，自有美好的祈愿。阐述这一问题时，正赶上好友胡宝国先生即将迎来六十寿辰，而他在网上的微博号名“北京同老”，熟悉的朋友私下里也都是以“同老”相称，与孟元老的名字颇为形似，于是，就以戏谑的形式，将其中一篇题作《同老名号考》，为之娱寿，并借此切入问题。这篇文章的实际内容，是非常严肃地论证，宋人以“老”为名，犹如汉唐间人取名千秋、万岁。若是再往大了说，这也是所谓“唐宋变革”当中的一个很具体的事项：老百姓的性命，不过寿老正寝而已，只有君临天下者一人，才能被谀颂为“万岁”。

讲“人”的部分，分为四组。第一组，是讲自己的父亲和恩师黄永年先生；第二组，是讲买旧书的友人；第三组，是讲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期间，与几位师长的书缘；第四组与买书、藏书无关，是追忆北京大学历史系两位离去的师友。岁月无情，年齿日长，不管书情，还是人情，都想多记下来一些，也都有自己的感触。

文集篇末，附上一篇自己的小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年初刚刚策划的《当代学人精品》丛书中，印行了一册《辛德勇卷》。这篇小传，是按照丛书体例的要求而随这部书一并印行的。现在把它附在这里，是把自己也算在了“那些人”中的一员，并留下自己过往的经历。

由于文章写得都比较随便，很率性，即使因书、因人而谈及自己的学术见解，也都是不大“正规”的文章写法，所以，起初只是发布在自己的新浪微博@Xin Deyong上。发布后，一些文章，被新闻媒体做了转载，更蒙《南方都市报》的戴新伟先生垂顾，约去了尚未公布的多篇文稿。这样一来，大多数文章，也在自己微博以外的其他一些报纸或电子媒体做过刊载或转发。最后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郭建中先生的热情帮助，促成了这部小书的编录和出版。在这里，谨向郭建中以及戴新伟先生等各位友人，致以由衷的谢意；同时也衷心感谢新浪微博上各位给予关注和支持，特别是那些帮助指出原稿中各种差误的朋友。

2016年1月23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