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楹书

随着“官二代”、“富二代”的流行，衍生出很多类似“血统论”的词汇，所谓“学二代”即为其中之一。对于文史学者来说，除了所从事的专业和领域之外，世代相传的，还有家里的藏书。所谓“书香传家”，形象地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看到有同行朋友，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对其家中藏书的艳羡，总是超过了他的家学熏陶。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书是最好的老师。爸爸、妈妈的传授，其实和老师教是一样的，关键在你自己是不是喜欢学。喜欢学，就爱读书，但并不是每一个少年在需要的时候都能读到想看的书。这有些像小苗要浇水，错过了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再怎么浇，效果也不会特别理想。

在小学、中学“填表”，都有“成分”一栏。这不是讲你的生理构成要素，比如腱子肉抑或囊囊膪，而是你父亲乃至祖父一辈的“阶级”属性。在针对农村人口划分出来的标准序列里，由下到上，一般的排列次序是：贫农、下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越往上越是坏“成分”，是坏人、坏家庭。每次我都是大大方方地写上“贫农”，这是党所要依靠的神圣劳苦阶级，感觉已经很是不错。但父亲每次看到我填的表格，都很不高兴，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他从我爷爷那里获得的阶级成分是“雇农”，要求我马上订正过来。

雇农，是农村中常年靠给人做工亦即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的人，东北叫“扛长活的”，书面语是“长工”。一个雇农与贫农的区别，在于雇农一点儿土地也没有，甚至没有租种的农田，因而属于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分子，是国家领导阶级中的一员；而贫农则拥有少量的土地，属于有产者，所以只是我党的主要依靠对象。这么一讲，你就会明白，虽然贫穷的程度，不一定差别特别巨大，但这两种人的社会属性，是有根本性差别的。

这么值得骄傲的出身，爸爸当然老早就告诉我了，但填表时，我总还是想填“贫农”，这是因为东北漫山遍野都是荒地，很少有人，家里会穷到竟无立锥之地的地步。雇农太少，没人知道还有这么一档子人。不管官方，还是民间，当时最顺口的说法，是“贫下中农”，即“贫农”和“下中农”，同学以至老师，对“雇农”都很陌生，填写上了，大家看着都很怪异。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祖上当然不会流传下来什么藏书，甚至没有家谱，也没有《三字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爸爸和爸爸的爸爸都没有读过书。我那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勤劳不停的母亲，常常唠叨对做家务活儿缺乏积极性的父亲，说“你们辛家人都是‘秧子’”，这是包括东北在内北方一些地方对好逸恶劳之人的恶称。对此我很难理解，给老地主扛活儿的雇农，怎么能是“秧子”？妈妈解释说，我爷爷在辽宁开原老家的时候，就好逸恶劳，每天手捧书本，骑着大白马在村子里转。这当然有很多演义的成分。只要见过马跑的人都明白，骑马和看书，是很难兼而事之的。但这个故事说明两点，第一，祖父年轻的时候，在原籍辽宁开原，家境还是不错的；第二，祖父是很喜欢读书的，家里当然也应该有一些书。

但不管什么时候人，若是一迷上读书，往往就不善经营。后来，终于把家产弄没了，又遇到饥荒，爷爷就由辽宁这块“下荒”之地，再往北面更荒的“北大荒”去逃荒，迁徙到今内蒙古东部一个叫阿荣旗的地方，居住下来，并且在这里开始了一个雇农的生涯。大白马没了，书也没了。

爷爷由“逃亡地主”跌落成给人“扛长活”的长工，遭受了很多苦难，四十几岁就去世了，但也给我爸爸留下了一个引以为自豪的好成分。北大荒的人，即使是地主，也未必读书，何况一个雇农的儿子，通常是不大可能上学读书的，但爸爸却很不一样。爷爷病故以后，伯父继续做长工，不知是爷爷去世前有过嘱咐还是怎样，扛长活的伯父，硬是撑着送爸爸上学读书了。勉强读到小学毕业，就在再也无力继续念书的时候，共产党来了，帮助穷人闹翻身。东北农村读书的孩子很少，雇农的儿子能读到小学毕业，更是凤毛麟角。无产阶级新政权刚刚建立，党急需培养家庭出身好的孩子来参加建设。于是，就招收爸爸上中专，学习财会，这同时也就算参加了革命工作。母亲的家庭，经济状况稍好一些，土改时是中农，其他情况则大致相似，那时与爸爸同时学习财会，同时取得了中专毕业的文凭。

爸爸、妈妈一生都是搞财会，只是爸爸中间还做过一小段时间的人事工作。尽管没有机会受更多的教育，爸爸却一直很想读一些书，吸取知识。拮据的生活，没有条件买书。在小时候留给我的记忆中，家里有一个小小的“书立子”，安放在墙上一个掏空的龛洞里（这种东西通常都是放在书桌或办公桌上），上面放着十来本书。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两本小说：一本是《牛虻》，另一本是《虹》。

《牛虻》现在人们依然十分熟悉，而《虹》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作者瓦西列夫斯卡，是一位波兰籍的女革命作家。1942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她以德军占领下的一个乌克兰村庄为背景，创作了这部反映侵略者暴行和当地人民不屈反抗事迹的小说。小说原文是波兰文，1943年，曹靖华先生就通过俄文译本把他翻译介绍给了中国。当然，这都是我现在重读此书才了解清楚的情况，况，当时年龄小，只能了解大概的故事情节。

《牛虻》与《虹》

放在自己家里，随时可以看到的小说，只有这么两部。所以，尽管内容很不好懂，这两部书还都是正体竖排，我在小学五年级以前，就看了多次，而且从来没有觉得字体繁简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不过这两部书，都给我一种很恐怖的印象，想看，又怕看。对《牛虻》的恐惧，来自封面，感觉阴森森的。根据这一印象，现在知道，那是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版本。相比之下，小的时候很喜欢《虹》的封面，简洁素雅，也是根据记忆来比对，知道那是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印本。但这部书让我更感恐惧，恐惧的是它的内容。大概是出于反侵略“战争文学”的实际需要，书中很细致地反复描摹德国军人的种种暴行，读了感觉很不舒服。小的时候看这书，总是看了几页就不得不放下，很难连续读得下去。这两部书，在后来随着父母工作调动而不断迁徙搬家的过程中，都早已不知去向。现在，凭着对封面的记忆，又重新买来，帮助我追忆少年时期读书的心境。看着书的封面，就像看到了自己踩出的脚印。

爸爸经常翻看的书，是两部古典诗词著作：一部是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另一部是同一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林大椿编《唐五代词》。两书都是正体竖排，小注双行夹行，与现在排印的古书相比，殊显典雅。这两部书，也是父亲留给我的仅有的文史书籍。

爸爸酒量不是很大，但高兴的时候，常常会让我炒两个菜（十几岁我就在家里做饭），陪他喝两杯酒。醉意朦胧间，有时就会翻开书，读几首唐诗，或是五代的词。爸爸这一喜好，给我很大影响，对诗文的节奏和韵律，一直比较敏感。虽然能读懂的不多，但心情轻松时，也常常抑扬顿挫地读上一段古代的诗文。1977年参加高考，初试的作文，被我写成了篇一韵到底的“白话韵文”。《唐诗三百首》和《唐五代词》这两本书虽然都很普通，但却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古人著述，吸引我对古代诗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我接触到很多研究历史的学者，对古代的诗词毫无兴趣，看到我书架上的诗集、词集，往往很不理解。我想，他们在小的时候，或许未曾有过像我这样的经历。

父亲留给我的《唐诗三百首》和《唐五代词》

家里购置的书籍，虽然非常有限，但喜欢读书的爸爸，还常常从工作单位借书回家来看。因为自己喜欢，爸爸努力促成一些他所工作的单位，设立图书资料室。给我印象最深、同时也是让我获益最大的，是高中时期，爸爸从单位图书室一册册借来《史记》、《汉书》阅读，看完一册，还回去一册，前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仔细看完了中华书局点校的《史记》和《汉书》。当时学校大多只有半天上课，在家的时间很多。爸爸上班后，我就看他放在家里的《史记》或是《汉书》。这样，我就随同他一道，读过了这两部重要史籍。

记得当时字典辞书都很少，我常翻看一部《汉语成语小词典》。看到《史记》、《汉书》以后，发现其中有很多四字短语，和通常所说的成语，十分相似，却不见于《汉语成语小词典》。于是，就用一个小本子，抄录出来很多，以备日后使用。现在想起来有些可笑，当时却是花费了很大力气。大学本科读的是理科，不了解科班历史系学生读书的情况，到读研究生以后，接触念历史系的人，才知道绝大多数学生在本科阶段，甚至很多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硕士、博士，直到拿到毕业文凭，并不会像我中学时那样，去一本一本地读《史记》、《汉书》。了解到这样的情况，不禁为自己能够在上大学之前就在家里优哉游哉地享用过这两大史学经典而感到庆幸，庆幸有这样一位父亲，给了我这样好的机会。虽然不是自家的藏书，却一样给我知识的熏陶；更重要的是，爸爸这一阅读爱好，带给了我探知历史真相的好奇心，而这种好奇心，是我研究历史问题最大的驱动力。

爸爸借阅的书籍，有一些比《史记》、《汉书》原本还要专门很多。比如，他在罹患癌症接受手术治疗和化疗以后，还从单位图书室借回几册张星烺编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来看。去世后整理遗物，我要把这些书退还，单位的叔叔阿姨说：“单位里这么专门的老古书都是你爸爸张罗买的，除了他，再没有别人看了，你就留下，做个纪念吧。”这样，这几册爸爸摩挲过的书籍，就连同前面谈到的《唐诗三百首》和《唐五代词》一道，一直郑重藏储在我的书房。

父亲读过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和我从没有见过面的爷爷一样，爸爸去世得也很早。思念早逝的亲人，人们总是有很多哀伤，很多遗憾。对于我的爸爸来说，最大的遗憾，是他酷爱读书，却没有很好的读书条件。现在我有满屋子的书，要是他还在，每天读书，一定比我还要着迷；而且不仅读书，还一定会尝试写文史研究的文章。当我一个人在自己的书堆里展卷翻检的时候，这种景象，便时或浮现于脑海。人年龄一大，往往会混淆现实的生活与内心的期愿。想得久了，在自己的心中，就如同真事一样。

2015年9月9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