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应该说，由第一代章回小说所开辟的民间化、大众化、通俗性的创作道路，在后世得到了继承，绵延不绝，代有新作，屡见不鲜。如明代中后期有《西游记》、《金瓶梅词话》、《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百家公案》、《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有夏志传》、《列国志传》等；进入清朝，有《混唐后传》、《吕祖全传》、《后七国乐田演义》、《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评演济公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女仙外史》、《东周列国志》、《说唐全传》、《说唐后传》、《说唐三传》、《清风闸》、《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吴三桂演义》等，这些作品，同样继承了早期章回“宣讲式”的叙事手段。

在题材上，如同第一代章回小说，这些作品可谓深得章回体所从来的宋元说话艺术之嫡传：“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¹⁰⁾《金瓶梅词话》是“银字儿”的发展，《百家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等继承了“说公案”的传统，《说岳全传》、《说唐全传》、《说唐后传》、《说唐三传》等是“说铁骑儿”一派，《封神演义》等属于“灵怪”一脉，《西游记》、《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等是“说经”的新变，而讲史一类，更是小说史上的大宗。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也是这些小说的主要创作方式。《西游记》所写的玄奘取经故事，在晚唐五代，已经成为寺院俗讲的题材。在甘肃安西榆林窟发现的西夏壁画中，有“唐僧取经图”三幅，图上同时绘有唐僧、猴行者、白马，且穿插在“普贤变”中。欧阳修《于役志》也记载他在寿宁寺曾见到“玄奘壁画”⁽¹¹⁾。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则为五代或者是宋人的讲经话本。元代出现的《西游记平话》，应当是已经具备了今见吴本《西游记》的雏形。在《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送”字韵“梦”字条中保存的《西游记平话》“梦斩泾河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其与《西游记》中“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一回相较，所增添的，也仅是渔翁、樵子的诗词唱和，还有具体文字上的增饰。约在元朝末期成书的朝鲜《朴通事》，其中保留了“车迟国斗圣”的内容，后有注本《朴通事谚解》，其注中记载了《西游记平话》的大体情节：“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钩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¹²⁾所有这些情节，均存在于今天流行的吴本《西游记》中；此外，其书正文及注释中提到的孙悟空出身、大闹天宫等，与吴承恩《西游记》也多有相同的地方。其他，如《封神演义》之有平话《武王伐纣书》；杨家将故事、岳家将故事、说唐系列、济公故事等等，也均为世代累积，毋庸置疑。

即如《金瓶梅词话》，在有确凿证据发现之前，称其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自然勉强，但其书中大量借鉴或采用别人的作品，拼凑成书的情况的确存在，对此，国内学人已经多有指出，而美国汉学家韩南《金瓶梅的原材料》则有更详细的阐述。其列举《金瓶梅词话》来源，计有八种：（1）长篇小说《水浒传》；（2）白话短篇小说；（3）公案小说；（4）文言色情短篇小说；（5）宋代历史；（6）戏曲；（7）俗曲；（8）间有诗词的讲唱文学，特别是“宝卷”。在词话本中，共选用了20组散套和120支小令⁽¹³⁾。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主要的原因，是作者将其创作定位于大众化通俗性创作的缘故。这一点，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已有所揭示：“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以宣扬轮回报应的市民大众道德，来达到惩恶扬善的教化目的，显然是此书创作的重要动机之一。

以市民百姓所喜欢的故事题材、所欣赏的传奇情趣、所认同的大众道德，来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注重民间化、大众化与通俗性，在这些作品的各类序跋中，都得到了阐释，如熊大木《大宋武穆王演义序》中说：“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馀意矣。”陈继儒《唐书演义序》中说：“往自前后汉、魏、吴、蜀、唐、宋咸有正史，其事文载之不啻详矣，后世则有演义。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又陈继儒《叙列国传》中说：“顾以世远人遐，事如棋局，《左》、《国》之旧，文采陆离，中间故实，若存若灭，若晦若明。有学士大夫不及详者，而稗官野史述之；有铜螭木简不及断者，而渔歌牧唱能案之。此不可执经而遗史，信史而略传也。”如莲居士《说唐全传序》中说：“今日见藏书阁中有《说唐》一书，自五代后起，至盛唐而终，历载治乱之条贯，兴亡之错综，忠佞之判分，将相之奇猷。善恶毕具，妍丑无遗，文辞径直，事理分排。使看者若燎火，闻者如听声，说者尽悬河。能兴好善之心，足惩为恶之念，亦大有裨世之良书也。”演义就是“俗书”，就是要以通俗的形式，以市井百姓都能读懂的文字，以正史不载的具体细节、家长里短，让普通的读者明白是非正邪、善善恶恶，知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树立忠孝节义的人伦道德观念。从而达到教化世俗的目的。

而叙写明代开国史事的《云合寄踪》，东山主人《序》中亦称：“于一代之治乱兴衰，贤佞得失，多能津津称述，使闻之者倏喜倏怒，亦足启发人之性灵。其间谶谣神鬼，不无荒诞，殆亦以世俗好怪喜新，姑以是动人耳目。……夫邪妄煽惑，何代无之？使于愚夫愚妇之前，谈经说史，群且笑为迂妄，惟以往事彰彰于人耳目者，张皇铺演，若徐寿辉、陈友谅之徒，乘隙窃发，莫大智勇自矜，乃不数年身死族灭，邪术无灵，险众失恃，徒为太祖作驱除耳。倘鉴于此，人人顺时安命，不为邪说之所动摇，斯演义之益，岂不甚伟！”而出自附会虚构的《续三国志》，在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也说：“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其虽然与前举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在创作方式上有某些区别，但以通俗而行宣扬教化、传播市民大众道德的宗旨没变，由宋元说话以来形成的扬善抑恶的传统尚在，其属于民间化、大众化的通俗性小说一支，也没有疑问。

至于所谓的明清之际产生的一批“时事小说”，如乐舜日《皇明中兴圣烈传序》中所说：“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以通世俗，使庸夫凡人亦能披阅而识其事，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矣。”元九《警世阴阳梦醒言》中所说：“长安道人，知忠贤颠末，详志其可羞可鄙、可畏可恨、可痛可怜情事，演作阴阳二梦，并摹其图像以发诸丑，使见者闻者人人惕励其良心，则是刻不止为忠贤点化，实野史之醒语也。”吟啸主人《近报丛谭平虏传序》中所说：“第民间之义士烈女，报人视为细故不录者，予闻之更实获我心焉。忠孝节义兼之矣，而安得无录！……间就燕客丛谭，详为记录，以见天下民间亦有忠孝节义而已。”其羽翼信史、扬善惩恶，以通俗教化世俗，以及“宣讲式”的写作性质，决定了它们一样属于通俗小说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