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夫妻情深数十载，七妈当年痛失爱子，身临险境，伯伯机警地救她脱险。

我从12岁来到伯伯周恩来、七妈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我的维世姐姐。我和弟弟妹妹们来到中南海西花厅他们的家中，两位老人家对我们都是谆谆教诲，严格要求，同时又关怀备至，疼爱有加，就像是亲生父母。

1962年4月的一个周末，我照例回到了西花厅。只见院子里几株海棠树盛开着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这古朴的院落增添了热烈、欢快、繁荣的气氛，一片生机盎然。

伯伯从来没有什么周末休息，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要做，现仍在外面办事，尚未回家。

1940年8月8日，伯伯和七妈在重庆迎来了他们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看，他们有多么的恩爱与自信！

七妈见到我，很高兴地听我谈了些工作、生活及我的父母弟妹的近况后，又不无伤感地对我谈起了一些我从未听说而又非常遗憾的往事。

“秉德，你一直以为我和你伯伯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吧？其实1927年4月我在广州时生过一个男孩，因为这孩子体重太大，有10磅（注：相当于9.09斤），超出正常标准，我在医院难产，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德国的教会医院，条件算是好的，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因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不然到现在也有35岁了，比你整整大10岁呀！”

听了这话我实在非常惋惜，不然我这位大哥在伯伯、七妈的培育下，如今一定会是位刚毅、果敢、英俊、热情、足智多谋的好大哥，他会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勤奋地工作……想着想着我就不由得大叫：“太可惜了，太遗憾了！那当时伯伯见到自己的大胖儿子了吗？”

1950年8月8日，伯伯与七妈在西花厅迎来了他们的银婚纪念。维世姐姐给他们戴上了大红花，并请侯波同志拍了照。

七妈从容地说道：“那是大革命的年代，你伯伯已在1926年12月由广州调到上海的党中央去工作了。我在医院的生产过程由我的母亲陪同。”接着七妈又严肃地回忆起这之后的往事：

“孩子没保住，我的身体虚弱，但却无法安心调养。当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突然大量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各大城市一片白色恐怖。你伯伯在上海已经转入地下，我在报纸上已经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广州也已吃紧。

“这时，一位打扮入时的贵妇人戴着耳环，涂着口红，走进我的病房。我以为她走错了房间，再定睛一看，原来是陈铁军，她和我都是在我们党的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她平时着装简朴，现在形势紧急，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才有意这样装扮，专门来通知我：现在上海、广州都发生了反革命事变，党组织让我来通知你，赶快设法离开广州！随即我母亲在外面刚好收到你伯伯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我们设法到上海，以我母亲的名义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找他。

“我在分娩时，孩子没能存活，我虽然难过，但对医生、护士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说：我知道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医生、护士们对我很同情，很尊重，关系处得非常好。这时我只好把这紧急险恶的形势告诉了我的医生王德馨，这位医生马上帮我想办法：医院定期派护士乘坐德国领事的船只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她们可以把我打扮成护士，让我母亲扮作工友，乘坐德国使馆的小电船去香港。

“但还没到日期，当前怎么办？随时可能有军警来搜捕。这位医生又把我们安排在后院的一间小屋中，反锁着门，一天三餐都是护士送进来。

“果然，那天我刚离开病房，就有一名军官带了几十名士兵冲进医院，追问邓颖超在哪间病房？王德馨医生回答他们：是有位姓邓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军官就指挥士兵搜查，这时德国院长听到吵嚷声，走过来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决不允许中国军队搜查！一见洋人出来，那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士兵灰溜溜地走了。

1955年8月，伯伯与七妈共同登上了八达岭长城，这时正值他们结婚30周年。

“几天后，我和母亲在巡逻军警的眼皮底下顺利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又买船票去上海。海上风浪大，船颠簸得厉害，我又身体虚弱，真的把黄水都吐出来了。”

1970年5月20日，伯伯和七妈留下最后一张正式合影。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他们已共同生活了45年，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奋斗着，更显出他们夫妻加战友的崇高境界。

七妈又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边走边说：“我们是5月1日到的上海，马路上到处都是巡捕在巡逻，气氛很紧张。我们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母亲就去上海最大的《申报》登了寻人启事——伍豪（注：伯伯的这个代号、笔名，当时国民党还不知道）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某某旅馆来。岳母振德。

1960年8月，伯伯和七妈在密云水库。他们也在回味35周年并肩战斗的伴侣情。

“你伯伯住在工人家的小阁楼上，仍在紧张地工作，那天他看到这则寻人启事很高兴，认为我总算脱险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仔细一看旅馆名字，却又大吃一惊。正是前一天，就在那个旅馆里刚刚抓走几个外地到上海来找党中央的干部。你伯伯马上派人赶到那个旅馆，把我转移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过了两个星期，伯伯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我这才跟他见了面。”

这段几度脱险的经历，当时已过去整整35年了。七妈讲起来已经很坦然，但我听了之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至今都无法不为伯伯、七妈痛失爱子而惋惜，也为七妈几次脱险而深感慰藉。

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伯伯会在七妈怀孕六个月时调离广州吗？如果伯伯在七妈临产前守在身旁，完全可以提醒医生，使用产钳时，动作轻柔些。那么，我的这位大哥该给伯伯、七妈带来多大的快慰与幸福啊！退一步说，大哥未能成活，至少伯伯可以亲眼看到自己肥肥胖胖的大儿子一眼呀！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伯伯和七妈共同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难险阻。到了晚年，当癌症向伯伯袭来时，他们又携手同疾病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这是伯伯最后住院期间，与七妈在香山双清别墅回忆往事。

伯伯与七妈既是夫妻又是战友，他们之间那种纯洁的爱、专一的爱、永恒的爱，真是令人羡慕！

七妈在这过程中的几次遇险，如果不是她对人友善、可亲，几位医生、护士会冒着风险为她做掩护吗？如果没有陈铁军烈士当时冒险送信，没有医生、护士的掩护，七妈在白色恐怖下能脱离险境吗？在上海，如果不是伯伯及时发现那一旅馆的危险性，立即设法将七妈转移，她可能也同前一天的同志一样被抓捕而牺牲了。

这件事固然显示了伯伯高超、丰富的敌后斗争经验，可同时也显示了伯伯对七妈极其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

伯伯和七妈互赠花叶释念。

这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伯伯、七妈经常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参加革命，是随时准备牺牲的，必要时，是不能考虑个人安危的。我们这几十年的革命，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同志，是那些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他们英雄的壮举，用他们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安宁。他们的光辉形象在人民革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伯伯和七妈经常讲：我们能活到今天，只是革命队伍中的幸存者，我们要时刻想到他们。这样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考虑个人的得失呢？有什么权利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身心地为人民服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