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Mocky与我

Mocky是一只调皮的小猴。他有两个人类的好朋友：肯和安。他们总是去拜访一只被称为布吉叔叔的大猩猩，这位叔叔会在黑板上解释英文语法。这四个人物一起教北京的小学生学英语。我的学生们都很喜欢Mocky。他和他的朋友们比旧版英语教材中的人物好玩儿多了。原来书里的主要人物是学生马楠和张老师，每一节的标题都可以叫做“虚张声势的英语”。课里典型的对话如下：

“You’re late again，Ma Nan.”（你又迟到了，马楠。）^[1]

“I’m sorry，Miss Zhang.”（我很抱歉，张老师。）

“When do you get up every morning？” （你每天早上几点起床？）

“At seven.” （七点。）

“Get up earlier. Don’t be late next time.” （早点起床。下次别再迟到了。）

北京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学英语。每周都有三节四十五分钟的英语课，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毕业。Mocky的很多解释说明都是自动的，这样老师的作用就大大减少了，不用带领学生们去背诵英语对话。书中的对话也被做成生动的动画，刻成光盘，随书赠送。虽然Mocky说话很慢，但听起来尖声尖气，好像吸进了氦气^[2]。所以我和学生们都倾向于看字幕。

朱老师完全受不了Mocky的声音，所以她放弃了动画，采用自己备课的方式。和炭儿胡同小学其他的英语老师不同，朱老师的口语不错，而且上课采用了全英语教学。但是下课后，她还是喜欢和我说中文。英语不过是她用来工作糊口的工具。

朱老师十五岁的时候，中考失利，让她无缘上高中，也就断了通向大学校园的路。她的父亲建议她去做个女警察。

“我路过一个派出所，往里面看了看，”她说，“看见好多脑满肠肥的人无所事事地坐着，办公桌上摆着一罐罐茶叶和一摞摞报纸。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

于是她进了一家技校，接受教师职业技术培训。“我那时候很懒，只是完成布置的任务而已。我的英语相比起来还算不错，所以他们就培训我做英语老师。十八岁毕业的时候，他们把我分配到这所学校。那是七年前的事儿了。”

朱老师是炭儿胡同小学最年轻的老师。在学生和教职员工眼里，她也是学校里最漂亮的老师。她总是用中国人特有的谦虚拒绝接受这种夸奖。土生土长在北京的她没有一般北方人那样的大骨架子和红润肤色，而是细腰，小个，奶油色的皮肤。她有悉心修剪过的眉毛，但总是素面朝天，染成棕色的长发总是束在脑后。很多老师都穿千篇一律皱巴巴的运动服来学校，朱老师则总穿着充满活力的牛仔搭配上衣，而且每天都换。

她由爷爷奶奶带大，就住在附近一条胡同里。那个离学校很近的社区最近刚被一条八车道的大街与大栅栏分割开来。几座人行天桥飞架于大街之上，上面布置着醒目的红黄色塑料装饰，组成两个公式：F=GM₁M₂/R²和E=MC²。和我住的地方一样，她那里也是个俗称的“大杂院儿”。过去的富商宅邸经过多次划分之后，现在住了四十三口人，朱老师觉得这么多人没有一个能当朋友，还有些则纯粹就是惹人烦，特别是有的还养了整天狂吠不止的京巴。她那间单人房还是在几十年前，政府认为住房是一种基本权利而不是资产的时候，分给她一个亲戚的。后来亲戚搬进了公寓房，她就搬了进来，每月交三十元的房租。朱老师一个月的工资是八百元，低于北京的人均工资，和“废品王”挣得差不多。不过，好在学校还会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工作也比较稳定。

都市里人们的道德约束越来越宽松，不断发展的经济也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享受机会，但朱老师还是坚持着一个地道北京人的宿命论，觉得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她的人生。我说，她很幸运，分配的工作和分配的房子离得这么近。“这又不是我自己的决定，”她无奈地耸耸肩，“刚巧这么安排了。”

朱老师教一、二、四、五这四个年级。校长让我们俩人“互相学习”。在接下来的两年，我们将合作教学。

如果去造访一个学校，并且和它只得一面之缘，可能会感觉那里全是表现良好，听话乖巧的神童。在和平队的时候，我常常去观摩受训教员的课堂。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整整齐齐地坐着一排排干净听话的孩子，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是……哇！都是对的。

然而，我亲身执教的炭儿胡同小学却完完全全是个反例，没有丝毫修饰，孩子们尽情展现着天性。他们会大声喊出错得离谱的答案，随便和彼此讲话，并发出孩子特有的，无忧无虑的大笑。他们都住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每天都低着头进入教室，头发很久才洗一次。大多数小男孩都剪着平头，女孩子们则用发圈把头发束起来。教室前面齐腰高的地方都漆成了灰绿色，而上半部分的白色墙面上，则单调地装饰着一面塑料的中国国旗和一张打印出来的单子，标题是“奥运文明礼貌准则”。第一条，就是热爱祖国。

老师们的名字带着过去时代影子：红军、东强、建国。而孩子们的名字则反映了新一代的愿望和理想：鑫龙、文启、萌萌。一个父母离异的女孩，母亲是个服装设计师，她的名字取佛家的禅意，叫做“尘一”。她也是班上唯一有英文名字的学生，她叫自己“Cher”（雪儿）。

墙上的一张表格列出了孩子们的名字，还有对他们各项身体指标的评估：

身高（上等、中等、下等）

体重 （上等、中等、下等）

肺活量（上等、中等、下等）

视力（近视、正常、远视）

沙眼 （有、无、可疑）

龋齿（有、无）

牙周病（无、牙龈炎、牙结石）

贫血 （有、无）

营养评价（肥胖、超重、较低体重、正常体重、营养不良）

综合体质（较好、一般、较差）

一班二十四个学生当中，有四个的综合体质是“较好”，其他的孩子要么“肥胖”，要么“营养不良”，要么“较差”。身体素质和英语学习能力之间好像有某种联系。一个孩子的身体素质越糟糕，英语成绩就越好。

我们班最优秀的学生是毛毛，一个胖胖的女孩，有一头蓬乱的长发。她的特长是吹长笛，平时总是问东问西：“绿头鸭英语怎么说？叉车怎么说？河马怎么说？长颈鹿怎么说？”这些在中文里由几个意思独立的字组成的词语在英语里都只是一个单词（Mallard，forklift，hippopotamus，giraffe），毛毛觉得英语没什么逻辑。

每当朱老师问谁愿意起来读课文的时候，小刘总是第一个举手。她希望自己在进高中的时候，英语已经没有中国口音了。进入四年级的时候，小刘才九岁。她眼镜的镜片很厚，有些歪斜地架在鼻梁上，因为她的左眼上有一块蓝色的罩子。这是为了训练她右眼的视力。而她也总是把露在外面的那只眼睛眯成一条线才能看清。四根皮筋把她的黑发向后竖起来。小刘看上去活像一个惊叹号。

每天，她都会带领大家一起背当天的课文。今天是Mocky在思考自己将要从事的职业。他面临着农夫、医生、护士、飞行员和舞蹈家等一系列选择。在尝试杂耍受伤之后，Mocky发现自己对兽医这一行肃然起敬，这就成了他未来的职业理想。

孩子们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要成熟，仿佛他们长大后要穿的衣服就挂在衣橱里，等着他们随时穿上。我让他们造个英语句子，谈谈自己未来的职业。小刘郑重其事地念道，“长大后，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因为那样就能救死扶伤。尽管我的眼睛很痛，但还是希望继续为集体做贡献。”

她的一个同学大声说出自己的句子，“等我长大了，我想做个老外！”

其他的学生有想当护士的，有想当兽医的，还有想当老师的。大家开始争论什么职业才是最好的。宇航员！消防员！导游！士兵！司机！没人想进政府去当官。

朱老师让学生们谈谈自己父母的职业。Mocky的词汇表上没有这些职业的英文，于是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帮工英语怎么说？”

“修手机的怎么说？”

“理发师怎么说？”

“失业的怎么说？”

我在黑板上写下fried-food cook （卖油炸食品的），road repairman（修路工），clothing saleswoman （衣饰店老板娘），accountant（会计），bookseller（卖书的），还有雪儿妈妈的职业——fashion designer （服装设计师）。小刘指着一个同学，用中文说道，“他爸爸是个犯人！”

朱老师对我耳语道，“他想抢银行。”

那个小男孩胆怯地瑟缩在座位里。他的同桌名叫吴吴，是个有着玫瑰色面颊的小女孩。当我问到她父母职业的时候，她无动于衷，因为没听懂我的问题。另一个孩子用一种“我是老师小帮手”的语气得意地说，“别跟她费事儿，梅老师，她特别笨！”

学校总是灌输对权威绝对尊重和服从的思想，所以学生们都对老师有着超乎寻常的尊敬。进入教室前要先大声喊“报告”，还得敬个礼。不过，说到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各管各的了。计划生育政策让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孩子们结成了规矩严格，关系紧密的小团体，以此替代计划生育政策让他们缺失的兄弟姐妹。班主任鼓励孩子们互相打“小报告”，并指定了一些学生干部，形成了一套“班级管理系统”。班干部们有不同的职责，一个专门负责收作业，并写下迟到旷课的名单；另一个则带领大家排好队参加晨练，警告那些不好好下蹲和弯腰的同学；一个负责组织和监管班级大扫除；一个把说脏话的同学名字记下来；一个每天带领全班做保护视力的“眼保健操”，只要看到有人没使劲卖力地“轮刮眼眶”，他就把那孩子的名字写在黑板上。

我停止上课，换说中文，告诉孩子们，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都要学同一本教材，所以成绩好的同学应该帮助那些学不懂的同学，不应该嘲笑和责骂他们。而我为之说好话的吴吴，这个脸颊绯红的沉默女孩抬起头，用轻松欢快的语调对我说，“不，是真的，梅老师。我就是特别笨。”

吴吴的家也在一条胡同里，不过是一栋四四方方的两层水泥楼，旁边则是摇摇欲坠的危房，有着斜斜的瓦屋顶。如果四合院过分老旧，甚至倒塌，代替它们的总是用最原始的建材搭起来的简易棚户。如此一来，胡同整齐划一的建筑面貌便不复存在。虽然无形的邻里社区联系仍然存在，但在外人看来，这块地方已经是支离破碎、破旧荒芜了。

吴吴的父母以装裱字画为生。两层小楼的第一层就是裱画的作坊，第二层则用作卧室厨房等生活场所。这条胡同里有很多字画装裱店，同种的营生集中在一起，这也是大栅栏的一个传统。“每个人我都认识，”她父亲指着面前的小街。“我们都是浙江来的，一个村儿的。”

他请我留下来吃晚饭，我答应了。可吴吴却有些尴尬地扭了扭身子。我说起英语课上发生的事情，她突然打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就吴吴的学习能力问过其他老师，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吴吴很笨。”不过学生档案中唯一的文件只不过记录了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上面只是写着吴吴有龋齿。

“我向学校反映过老师们对我女儿不好，但没人理我，”她父亲说，“所以我索性不打电话了。她能去学学写字和算术已经不错了。我知道她是没那么聪明。但这不代表她就没用。我也没那么聪明呀。”

他展开一张画有精美中国画的宣纸，小心地把它放在一块刷了胶的绢本上。吴吴一动不动地坐着，观察着爸爸的举手投足。他一边做事一边对我说，“我挣的钱不算少。在这里过得比以前在家好。”他的目标很简单：在北京能待一天是一天。如果“无形巨手”将漆在了这条胡同的墙上，那么他就到另一条胡同去另起炉灶。他非常固执地说，回乡下去简直不可想象。“我们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首都。她当然得在这里上学，”他往吴吴那里抬抬下巴，“她的机会会多得多。谁知道她将来会不会干大事呢？”

我问吴吴长大想干什么。

她表情严肃，用中文回答道，“我不想当英语老师。”

校长不知道是谁在申请书上敲下了大红印章，准许我来炭儿胡同小学教书的。一切的决定都是老百姓看不见的“上头”做出的。

一天清晨，电锯的轰隆声叨扰了我的美梦。一名伐木工戴着不太结实的面具，正要挥刀结束一棵杨树的性命。这是杨梅竹斜街上两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之一，每天都为这条胡同撒下绿色的浓荫和斑驳的树影。胡同太窄，没有足够的空间，不能采取整体砍伐的方法，所以这个伐木工就从树干下端开始，一点一点地把这棵老树“凌迟”。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砍这棵树啊？”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他回答。

老寡妇站在四合院的门前看着眼前的一切，一言不发。

“废品王”看到我脸上的疑惑不解，好心地解释说，“这人要把这树砍了。”说着转过身去称一摞废纸。时候不早，都该专心工作了。

这是五十年来北京最暖和的11月，但全城的中央供暖系统还是一如往年地早早开启了。教室里闷热难耐，一直到12月初，室外温度从摄氏七度骤降到零下九度，这种状况才有所缓解。不过，教室里有二十五个活泼好动的“加热器”，窗户上依然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白气。朱老师和全北京城的很多人一样，打开窗户给教室透气，让那无法忍受的热气稍稍散去一些。

这可太浪费了。我真希望能接根管子，把这些热气输送进我屋里。夏天的时候这里凉爽宜人，到了冬天简直就成了个冰窖，要把人活活冻死。于是，即使没课的时候，我也往学校里钻。本来屋里有个电热器，我满心以为可以靠它熬过严冬，结果，一打开就烧了全院的保险丝。一片黑暗中，老寡妇大骂了一声“傻子！”接着没敲门就摸索着进了我的房间，唠唠叨叨地抱怨自己看不成京剧节目了。但短短一瞬间，她的注意力就转移到电热器的包装上，那是一摞厚厚的纸板。“那个还值点钱嘞，”她认真地对我说。“废品王”给了我一块五的回收费，够买一瓶燕京啤酒了。对于冻得发抖的我来说，这瓶冷冷的啤酒好像一杯热巧克力，将温暖的液体灌注到我的五脏六腑。

相比之下，老寡妇过得暖和而舒适，因为她房间里的铁炉子里随时都烧着“蜂窝煤”，就是一种不大不小的圆柱体煤球，中间有十六个洞。我从不烧煤，味道闻起来不舒服，而且还让这片儿笼罩着一层带有硫磺气息的薄雾。另外，对这玩意儿的安全性我也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胡同里的大红横幅上，起政治宣传作用的标语已经被撤下来，换成几个显眼的黄色大字：“创建和谐社区，登记狗只，防止煤气中毒。”一天早上，我像冻僵的木乃伊一样裹在三层毛毯中瑟瑟发抖，一阵狂乱的敲门声将迷迷糊糊的我唤醒。

“你没来上课！”朱老师惊叫道。“校长叫我来看看你怎么回事。我们还以为你被闷死了呢！”去年冬天，学校里一个学生就在睡梦中遭遇了危险。“她妈妈是学校的舞蹈老师，很受学生们喜爱。家里的煤气炉漏气了，屋子里通风又不好。那个学生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了，但她父母却没醒过来。任凭她使劲摇使劲喊，他们就那样去了。”

说着朱老师环视了一下我的房间，“连煤都不烧！你不冷吗？”

地图对Mocky来说就像天书，孩子们也和他一样。学校里一个地球仪都没有，墙上也没贴一张地图。翻开中文课本，这两样东西也不见影踪。那天的课上，Mocky盯着一张地图寻找附近的超市、电影院和公共厕所。这些我们这片儿都有，但他接下来找的游泳池和公园就没有了。他的朋友肯和安要去动物园。“我不喜欢动物园，”Mocky害怕地大叫起来，“我想回家！”

孩子们和大约五万七千个人住在一起，再加上偶尔来访的中外游客，他们喜欢大栅栏便宜的民间旅社，以及清闲安静、有益健康的夜生活。这种状况孩子们毫不担心，但他们对鬼魂的惧怕有增无减。

“他们只有晚上才出来，”小刘睁圆了那只露在外面的眼睛。“他们的身子白白的，能看到那头去。要是他们来抓你，你可没辙了。反抗是没用的。他们会把你带走的。”

“他们把你带到哪儿去？”

“带到他们住的地方去。”

“然后呢？”

“你永远也没法回来了。永远也不行。你再也见不到朋友、爸爸妈妈和家人了。他们死了之后也见不到。”她像演戏似的打了个夸张的寒颤。

我放下手里的英语书。“你们知道吗，北京还有皇帝的时候，菜市口就是个刑场，用来给犯人砍头的。”

小刘和其他的孩子都惊奇地瞪大了双眼。“那个地儿很近啊！就在我们这片儿！”

“一天晚上，一个药师听见有人敲店铺的门，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央求他给点止痛药。药师开了门，看见……一个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自己被割下来的头！”

教室里尖叫声此起彼伏。我赶紧关上门。孩子们强烈要求再讲个故事，比如前门那个狐妖，每到半夜城门关闭的时候，就会变成人形。她会等着一个醉醺醺的男人游荡过来，邀请他坐下一起喝一杯。接着，她就会变回轻飘飘的圆形，然后……把这个男人掳走！

更多的孩子尖叫起来，“哎呀，那她把人都带去哪里啊？”

我自然是不知道的。孩子们会觉得被带去了哪里呢？

“也许是带到郊区去了，”小刘煞有介事地说。

毕竟，从胡同里被迫搬出去的人们，几乎都把那里当成了最后的去处。

我把一张北京地图展开在学生们眼前，问他们北京动物园在哪里。教室里一片沉默。我们这片儿呢？还是没人回答。那城中心那一串湖呢？七十五个孩子中，只有三个去过那里。雪儿答对了，说那块地方离大栅栏有三公里左右，另外两个孩子一个蒙了个五十公里，一个甚至说有三百多公里。

这些九岁孩子的数学能力和记忆力能把我打得落花流水，但他们对区域和空间的感知却被限制在四四方方的胡同街巷里。朱老师也和他们一样懵懵懂懂地长大。活了二十多年，她还从没去过附近的湖区。那些地方是游客们热衷的，也是为游客而建的。在我眼里，这片区域是地球上最特别的城市空间之一，并且正在我们的眼前渐渐消逝。而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过就是“家”；精神上灵魂上的家，而不是硬邦邦的“房子”。孩子们用画画表现自己住的地方时，从来不会诚实地画上大红双开门的灰墙，门口两边相对的石雕，以及需要修缮的斜屋顶。他们会按照卡通动画里的样子，在天空画上一个笑咪咪的“太阳公公”，阳光下是绿草地，瘦瘦的小人儿们住在两层楼房里，一楼有扇小门，墙上开着两扇窗户，房子有个三角形的屋顶。那些瘦瘦的小人儿们，眼睛都由圆圈简化成线。画上的所有内容都充满了西方的气息。

即使拿厚厚的黑布蒙上眼睛，我的学生们也能够游刃有余地穿梭在这片迷宫般的胡同里。他们知道哪里能买到鲜牛奶，哪个店里有最好玩的溜溜球。他们也知道那些所谓的理发店里实际上全是“小姐”——“那些坏女人就在这里干活儿，”一个小男孩边说边指给我看。而一个小女孩在路过彩票售卖处时，摇了摇头长叹一声，“男人可真会乱花钱啊！”

比起看地图，要让孩子们抽象地来表现这里是个更大的挑战。我和朱老师本来准备进行一个星期的计划最后花了整整三个星期。班上没有一个孩子画过地图。原来教室里剑拔弩张、各管各家的气氛有所放松，因为那些英语好的孩子都得求助画画不错的孩子，甚至还需要去请教那些对胡同里标志性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清二楚的孩子，比如吴吴。孩子们各自标画了超市、书店、理发店、肉店、宠物店、邮局、清真寺、麻将馆、博物馆、银行、酒吧、美发店、旅馆、天桃市场、餐馆、公厕和九棵大树。没有哪两张地图看起来有相似之处，而每一幅毫无疑问都是孩子的笔触，没有家长因为怕孩子落后而代笔。

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笔下的我们这片儿。中间旗子的旁边，就是炭儿胡同小学。

校长第一次“大驾光临”我们的教室，她表扬了朱老师把孩子们的作品挂在墙上展示的做法，说这给学校开了个好头。她坐下来听学生们解释自己的画。

毛毛照着自己画上的文字读道：“I go to school at half past seven every day. If you are at Three Wells hutong，go straight，then turn right at the toilet，and then go past the shop and the restaurant，and then turn left again. You can find our school. Our school is between the police station and toilet. I never go to the police station.”（我每天七点半去上学。如果你在三井胡同，直走，在厕所那里右转，然后经过商店和餐馆，再左拐。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学校了。我们的学校在派出所和厕所之间。我从来没去过派出所。）

于是，当李警官给我打电话让我立刻去他办公室见他时，我手里有七十五张手绘地图，告诉我该怎么走。

接到警察“传唤”的效果，就像被妈妈从夜店里当众拽出去一样，你本来是个遵纪守法的“良民”，可就会在突然间担心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大罪。

李警官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个典型的北京片儿警。他没有啤酒肚，瘦高瘦高的，浓密的黑发梳成整齐的右偏分。脸上没有皱纹，也没有忧虑，整日乐呵呵的。但和所有北京警察一样，他也应该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们好像永远不变老的样子。

我搬进杨梅竹斜街之后的一个星期，李警官出现了。他打电话来，是想表示对我所选择的住家的担心。四合院的大门很容易打开，没人在家的时候，唯一的一道防线就是一把小锁。我向他保证，我屋子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他哈哈大笑，露出“你知我知”的表情。毕竟，我怎么说也是个“老外”啊。不过接着他又猛然想起我只是个教书匠，这意味着我不仅仅囊中羞涩，而且还有点可怜兮兮。不过，他还是告诫我，住在胡同里不是什么好主意。没有哪个外国人会在大栅栏长住的。我也应该搬走。“这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他说。这不过是一句托辞，潜台词是他可不想负起我这么个责任。

最终我们俩达成一致，我的四合院不过是个“书房”，而不是需要登记在案的住房。不过，我还是需要他在我那张巴掌大的住房登记证明上盖个大红公章。北京要求所有常住的外国人必须持有这张单据。以前的我，就因为少了这么张纸，曾经被多次“扫地出门”；有一次，我甚至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打包卷铺盖滚蛋，不然就要缴纳很重的罚款，甚至差点被遣送回美利坚。

李警官算是比较通情达理的。但北京的整个官僚管理并不符合这个城市的现状。对于那些体制外的人们，生活在此仍是障碍重重。要是没有“工会”或者接纳你的机构，比如一个大学之类的，那么办理各类手续文件的时间就会十分漫长。如果有了组织，你就算有了一个可以登记在册，划入不同范围的身份。李警官非常欣赏和崇拜“志愿者精神”，听说我还在研究当地的历史，就更对我刮目相看。但令他稍有点心烦的是，我居然在一个破败的片区选了那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学校。他可不住在这儿，他的家在北京的另一个区。

北京人不会因为同属于一个团队就把自己和别人划分为“一类人”，也不受社会因素比如学区之类的影响。互相介绍的时候，没人会问你读的是哪个高中，这可显不出你的阶层和背景；因为孩子们升高中通常是通过考试，也许会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人们会问你是在哪个区长大的。大栅栏位于宣武区，北京市中心的西南角。熟悉北京的人一听这个名字就会想起悠久的历史和长期的贫穷，这两者都体现在破旧衰败的胡同之中。宣武区还有个尽人皆知的特点，外来务工人员几乎都住在这里。

他们被称为“外地人”，这个词通常带着贬义。比如，外地人让北京挤死了；外地人说方言，普通话不标准；外地人爱说脏话，没有礼貌。“本地人”带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在北京，有不为人知的另一个世界，而外来打工者们把这里称之为“家”。

李警官建议我去另一个学校教书，那里没有外地人的孩子，英语老师也都有大学文凭。这所学校就位于大栅栏片区外，隐没在一栋栋千篇一律的公寓楼中。我们驱车前往，八车道的马路被汽车堵得水泄不通。李警官违反了交规，来了个非法左转，带我逃离了堵车的命运。如果你手中握有权力，北京就是另一座截然不同的城市。那所学校有电动折叠大门，打开的时候不会像铁艺雕花门那样吱吱呀呀地响，奥运倒计时是用一个电子钟，每天自动准确地计算着。篮网也崭新崭新的，不像炭儿胡同小学里，篮球架老朽破旧，篮筐隐藏在柿子树的枝条之间。这所学校每间教室的墙上都挂着一盏钟。

校长慷慨地表示，可以给我办工作护照，发工资，并在那条一棵树都没有的路上找间公寓让我栖身。路的两旁没有任何商店或餐馆。只有闭路安全摄像头细细的光线扫过喇叭震天的车流。公寓楼周围有高高的围墙，门口守着个十几岁的保安，进进出出都需要他来操作那扇摆臂门。从公寓小小的窗户看出去，可以看到一条环城公路。正是诸如此类的新建住宅区将我推向了胡同的怀抱。回去的路上我们堵车被困，就连李警官也没辙了，于是他和我聊起来，说理解我的决定，也知道我是铁了心了。不过他的语气却在说，“你应该还会改变主意的。”我怀疑李警官不会放弃，还会再次试图将我从大栅栏“引开”。

但奥运会的临近让他暂时无暇顾及我了。北京宣布在08年奥运开幕之时，全城要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掌握基本的日常英语，其中包括六千个警官。

警察们的教材叫做Olympic Security English （《奥运安保服务英语》）。里面的对话包含了“Dissuading Foreigners from Excessive Drinking”（劝阻外国人过量饮酒）和“How to Stop Illegal News Coverage”（如何制止非法新闻报道）。句型练习里有诸如“I’m afraid we’ll have to detain you temporarily”（恐怕我们需要对您进行暂时拘留）之类的字眼。

课本里非常强调礼貌用语：

come to my office （来我的办公室）

Would you be able to ______？ （请问您能______吗？）

Excuse me，would you ______？ （不好意思，请问您能______吗？）

Sorry to trouble you，could you ______？ （麻烦您了，能______吗？）

Do me a favor and ______？ （帮个忙，______一趟，好吗？）

同时也教了如何保护当地女性的名誉：

Please don’t ______ .（请不要______。）

be too familiar with the girl （和女孩子过于亲密）

be so rude to that lady （对那位女士太粗鲁）

take too many liberties with the waitress （对服务员太随便）

take pictures （照相）

take photographs （拍照）

do that （那样做）

但也有些直截了当的：

Don’t ______. （别______。）

Pretend to be innocent （假装无辜）

try to fool us （想骗我们）

play any tricks （耍花招）

《奥运安保服务英语》一共两百页，教警官们如何用英语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比如在宵禁后将游荡的少年遣送回家，审问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以及击溃文物走私的团伙。

教科书对话里会有外国人出现，他们说的话都不堪入耳，“So what if I’m drunk！ Waitress！ I want a girl to drink with me！”（我就是醉了怎么着！服务员！找个女孩陪我喝酒！）还有“You will not convict me！”（你没法给我定罪！）（此话出自一个足球流氓之口，他用体育馆的座椅把一个球迷打得脑浆迸裂。）其他的“坏人”还包括一个叫“穆罕默德·阿里”的穆斯林。第十五课中，一个窃贼在北京饭店一名美国住客的房间中被逮捕。书里的中国警官问他为什么在那里。

Foreigner： Because my family was killed when the U.S. bombed Afghanistan. I became homeless and I hate Americans. （外国人：因为美国轰炸阿富汗的时候我的家人遇难了，我无家可归，我恨美国人。）

Police： We feel sympathy for your misfortune. But your behavior to deliberately hurt an innocent American is against our law，and you disrupted our social order，especially during the Olympic Games. You caused a disturbance and damaged the reputation of our country，so you should shoulder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ies. （警察：我们对你的遭遇感到同情。但你蓄意伤害一个无辜美国人的行为违反了我们的法律，扰乱了我们的社会秩序，尤其是在奥运会期间。你引起了骚乱，破坏了我国的声誉，所以你必须负起刑事责任。）

Foreigner： I didn’t consider that much. And I didn’t intend to make trouble for China. （外国人：我没想到那么多，也没想给中国惹麻烦。）

Police： You must tell all that you did. Don’t make any trouble for yourself. （警察：你必须把一切所作所为老实交代。不要给你自己找麻烦。）

Foreigner： Yes，ma’am. （外国人：是，长官。）

李警官是个求知若渴的学生。他请我去吃饺子然后让我把英语里所有的脏话都教给他，因为“要是有老外骂我，我可不想没事儿人似的”。我们喝了一轮又一轮的啤酒，其他桌的客人都对我们侧目而视。我把李警官比作身体器官，让他跟自己“那个”一下，还“评价”了他老妈。他高兴地点点头，让我再多说一些。

后来，李警官又往炭儿胡同小学打电话找我，声音听起来很严肃庄重，我就把Mocky交给了正往优秀作业上贴红旗图案的朱老师。李警官在他的办公室等我，看起来有点忧心忡忡。他挥手示意我坐在他办公桌旁，接着离开了那个小小的房间。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没有任何装饰，水泥墙上一片白晃晃的油漆。我的幽闭恐惧症犯了。李警官这次找我是真有事。

他回来了，两边各站着一个女警察。“谢谢你来，”他用硬邦邦的英语说，一边关上了门，把他的椅子转向我。然后用中文开始解释，“是贺卡的事。”

中间那个词我一点儿也没听懂。谁是贺卡？她说了什么吗？我心里升起不祥的预感，这应该不是什么好事。

李警官接着说道，“贺卡让我们很伤脑筋。”他指指自己的鼻子，又指了指那两个女警察。她们撇着嘴，发出赞同的声音。我想这个“贺卡”可真是个大麻烦。

李警官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张笔记本用纸，发出脆脆的“哗哗”声。他双手递给我。“我们需要把这个故事翻译出来，写在我们的圣诞贺卡上。”

啊，原来如此！问候卡啊。我顿时放松下来。纸上打印着一段中文，标题是“圣诞袜传奇”。

“我们想把这个故事的英文版印在我们的圣诞贺卡上，”李警官解释说。

童年时代，我会在平安夜挂一只袜子在壁炉上，因为第二天里面就会装满巧克力。我不知道这项传统的起源。而根据警察们（从互联网上下载）的“调查结果”，这项传统起源于一个鳏夫，他有三个漂亮女儿，但却给不起嫁妆。一家人洗过袜子之后，就会挂在壁炉上。圣·尼古拉斯路过此地，在袜子里装满了黄金。女儿们终于顺利出嫁了，父亲也终于欣慰地永久长眠。完。

我打完之后，三个警官凑到我背后。“这是什么意思？这儿，‘once upon a time’（很久很久以前）。”

在国外生活总能让人用全新的目光去审视熟悉的事物。我们一起不断重复这个短语，听起来竟有点儿咒语的味道。茶杯一次又一次地填满，香烟一支接一支地点燃，红色的印泥盒也从一个抽屉里现了身。“你真的应该待在大栅栏，”李警官说，脸上露出微笑。他说可以给住房登记证明盖章，允许我合法地住在四合院里。“你对这片儿感兴趣是件好事。这一带可全是历史。”李警官说他一辈子都看着这里，却还是看不完。

[1] 书中涉及一些中国教材中英文课文的状况以及其他“中式英语”，作者展现在作品中有一定的目的，因此这些地方会出现英文原文的内容，括号中是译者的翻译，并用与正文不同字体表示。以下同。——译者

[2] 人吸入氦气之后声音会变得奇怪。——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