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告别危房”

20世纪以来，经济起飞与政治变革让这座城市旧貌换新颜，生活方式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北京那些古老的踪迹逐渐消失。这个过程的见证者们记录了城市魅力一点一滴的流逝与消退。

古老国度的首都“正对一切新生之物投降，这场保卫先祖传统的战争必输无疑”。1928年，当地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感伤概叹。“几乎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再经过一两代人，数百上千年积累沉淀下来的社会传统就将面目全非。”

“对文物的毁坏和彻底的熟视无睹甚嚣尘上，以至于在很多时候，作者们笔下还鲜活存在的建筑物与历史遗迹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在1935年问世的著作《探寻老北京》当中，作者们做出了这样的报道。他们还预测，过去作为帝王每年祭天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的天坛，“将会被夷为平地，改造成一个游泳馆、澡堂或是体育馆，要么就是其他的实用性建筑。”

在阔别北京十五年之后，一名比利时记者于1962年故地重游，想看看“变天”之后的中国首都。他写道，“到达北京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北京。这完全不是我离开时的那个城市。帝国时代古老北京的美已经消逝大半，其魅力也几乎荡然无存。这只是一个机械呆板的村庄，没有微笑的表情，没有曼妙的身姿。眼前的城市好似一场现代‘穷街陋巷’规划实验的可怕成果。她就像所有村庄初始之时那样冰冷可怖，完全没有了岁月赋予的沉静与美好，只是一味追求刻板与实用。而这村庄，是宇宙之最巨。”

古老城墙被大肆拆毁直至轰然崩塌，社会风俗也变得面目全非；对老建筑的忽视与冷漠迅速蔓延。这个所谓的“村庄”进入了工业化时代，成为一个比康涅狄格州更大的城市。

然而，旧时光的蛛丝马迹仍然有踪可寻。天坛并未被夷为平地改建成游泳池，而是成为了一个公园和历史博物馆兼具的空间。条条胡同贯穿连通的地方，人们的生活仍然接着地气，大栅栏就是其中之一。

为李警官完成贺卡的翻译之后，我从派出所返家，走在初冬黄昏的薄暮之中。一路上，我从未与之有言语交流的成年人喊着“梅老师”向我点头致意；三个学生跑上来，炫耀新到手的风筝。他们刚在取灯胡同和樱桃胡同都试飞过，不过总被纵横交错的电线挡了去路。一个商店小老板听着我们的谈话，插嘴问道，“五点钟啦，你们还不回家吃晚饭啊？”孩子们嘟哝着抱怨了几句，各自回家。“梅老师，您现在也该吃饭啦。”小老板又说道，“还有，脖子上围个围脖啊，别感冒喽！”

走出杨梅竹斜街，再过几条胡同，我就成了个陌生人。周围的胡同看起来很是眼生。我听闻和见证着自己居住的那条小街上的种种变化，比如砍倒了一棵树，拆除了一家餐馆；与此同时，也发掘了去其他胡同的新路线。一把大锤沉闷的敲击声就从不远处，一声一声地缓缓传来。

胡同地区地处北京市中心，这里就是往昔皇家都城的所在，也就是所谓的老城区。总面积大概在六十多平方公里，稍大于曼哈顿。其布局如同无数个星罗棋布，内部紧密连通的盒子，中间最大最华丽的盒子就是紫禁城。皇帝的宫殿外围，一圈城墙标出了皇城的地界，皇室成员就住在这城墙之内。再往外一圈的防护性城墙之中则是纵横交错的胡同，老百姓们就在其中安居。16世纪，这里曾经大兴土木，要再修建一圈防护性的城墙，但最后由于国库空虚而作罢，只完成了南面的工程，使整个城市的平面看上去好像汉字“凸”。“凸”字上面的四方地区被称为“内城”，而下面就相应地被称为“外城”。

20世纪，这座古老都城的所有城墙全被拆毁，老城区的特色荡然无存。唯一幸存的一对城楼和箭楼就位于曾经的内城和外城接壤之地。前门的双楼之间曾有一座茶壶形的城廓，但这座砖石结构的建筑也被拆毁，被一条东西向的大街所取代。前门的飞角檐梁与大红漆木成为天安门广场南角最夺目的风景。而灰砖结构的箭楼上，一个个炮口正对着前门大街的牌楼。牌楼是一种装饰性的拱形建筑，过去屹立在北京很多条街的路口。和城墙一样，为了“让交通便利”，这些牌楼没有逃过被拆毁的命运。在过去成百上千的牌楼中，仅有四座幸存了下来。

1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从住所出发，向东十五分钟，走过前门大街。这条双车道的大街从天安门广场南端一直延伸到不到两公里以外的天坛。并将“凸”字下面这个老城的长方形区域分割成两个行政区。大街西边是宣武区，大栅栏的所在地。东边则是崇文区，这里有古老都城硕果仅存的未受破坏的胡同社区，沿着一条叫做“鲜鱼口”的胡同排布开来。我喜欢在那里信步走走，因为这一片的胡同稍稍有点弯曲，让你总是怀着探寻之心走上前去，看看下一个拐弯处到底有些什么。尽管与大栅栏不过隔着前门大街，仅数步之遥，鲜鱼口的命运却掌握在其他人的手里。

相信党和政府，不要听信谣言。四合院的灰色砖墙旁递进来一张彩色的传单。雕木的门廊上贴了一张通知，劝告大家“立刻签署搬迁合同；立刻选择新房；选择一套窗户朝南的好单元房。”通知上用最粗的黑体字承诺了“公开，公正，公平”。

“今晚警察把她从那间房子里拉出来了，”站在黄色警戒线后面的一个老人缓缓说道。我们眼前的四合院已经没有了外墙，一屋子的家具好像博物馆的展厅。“她看起来挺年轻，二十多岁的样子，应该上周就搬的，但一直不愿意走。她当时还尖叫来着，乱抓乱打。”老人扇动手臂模仿着，“他们给她带了塑料手铐，拉着她的头发就给提溜出来了。”他沉默地看了一眼地上的断壁残垣，又加了一句，“我们好多人都站在这里看来着，但什么也没做。”

这个老人就是老张。一头白发剪成短短的板寸，一张脸出奇的瘦削，眼睑与嘴唇永远沉重地耷拉着，让他时时刻刻有种昏昏欲睡的表情。右眼因为白内障的缘故，好像蒙着一层云雾。沙哑的声音揭露了几十年的烟龄。他穿着一件那个时代很流行的海军蓝哔叽呢外套。尽管已经退休在家，这位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还在积极地自学外语。

“警察打她踢她来着，”他磕磕巴巴地用英语说道。“你听懂了吗？”我们换成中文，边走边聊了起来。鲜鱼口通常是车水马龙，总有居民和游客在霓虹灯闪烁的餐馆前排着队，想尝尝烤鸭，或者来一碗饺子。然而，今晚唯一的光亮来自于头顶上的月亮，好似老张的白内障一般，发着雾蒙蒙的白光。

老张是50年代搬到这块儿来的，当时他工作的变压器厂给他分配了一个四合院里的房间。他沉默地见证了一个四合院的强制拆迁，而自己就住在几条街以外。接下来这周的某一天，老张走出大门，发现在自己酣睡无梦的一夜之间，无形巨手已经在墙上画上了触目惊心的。

尽管老张那条街张贴的海报上写着“建设新北京，迎接新奥运”，但鲜鱼口等胡同的命运在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

1956年之后，北京的住房供给基本都合并到政府名下统一管理，租金下调，不过几盒烟钱。80年代，中国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住房也从福利制度变成一种商品。1983年，北京将十年城市规划的条款进行了修改，指出首都将不再是一个工业基地，而要致力于建设“政治和文化中心”，吸引商业投资和各地游客。

同时，城市规划中也是第一次提到了“旧房翻新”和“危房改造”（危房改造这样的字眼如今还在中国无处不在，简称“危改”。）二十九个翻新和改造的目标社区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社区位于老城区。然而，由于花费巨大，这个项目被搁置起来。

90年代初，北京市宣布要竞标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对1983年的城市规划进行了修正，制定了新的目标：到2010年，北京将有一座新机场，一座新火车站，市区有五条环路，十三条地铁线路，更多的绿化空间，以及和历史遗迹“保持和谐”的新建筑。规划中同时还提到，要“加快推进危房改造”。

1990年4月，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对老城的改造方案，波及二十二个胡同片区，十万居民的家。根据规划中提到的“旧房危房翻新改造工程”，这些片区将会得到分阶段的修补和改建。根据“先易后难”的策略，工程将首先在老城区外围人口较少的地区开始，逐渐向中心地区推进。位于前门外的大栅栏和鲜鱼口社区被规划入工程的第四和最后阶段，计划在2000年完成，届时北京将有可能作为奥运会的东道主。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财政困难迫使中央政府停止了对城市建设发展的资源分配和拨款。如此一来，地方政府就承担起负担本地开销的责任，并且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与刺激经济方面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1988年，国家政策修改之后，地方政府得到允许，可以通过房地产市场筹集资源。这是自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土地首次被商品化。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使用权可以转让。比如，市政当局或其代理机构将一块土地放诸市场；土地开发公司对其使用权进行竞标；赢得竞标的公司出钱，得到一张通常为期七十年的租约。开发商可以在这块土地上修建大楼，或对其进行自由分配，卖给其他的开发商。

房地产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产业。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市政府将近百分之二十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土地权的转让，平均每年的金额达到三亿六千一百万元之巨。1993年，北京市将旧房危房翻新改造工程扩展到二百二十一个地区，受其影响的人数多达九十八万六千三百。到1995年，几乎所有在该工程改造范围内的老城片区都被出售给了开发商。其中很多开发商要么附属于某个区政府，要么就是与区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旧房危房改造工程开始之初，北京市市长就承诺说居民们的生活水平会得到提高，但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里的居民。在开发商购买了一个旧房危房片区的使用权之后，只要居民都搬迁出去，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对其进行自由的“翻新”了。有条例规定，如果原社区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房子在当地进行重建，土地转让费用就会减少，但没有任何条例明确指出要让居民们在翻新之后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

随着旧房危房改造工程的实行，房地产价格也一路飙升，房产市场的根基渐渐稳固。1990年到1995年间，北京的房地产公司从二十家激增到六百家。尽管北京市中心的楼高限制并没有增加多少，城市规划还是进行了反复修改，宣布要建立一个“中心商业区”和一条“金融街”。

延寿街，我们那片儿的“商业中心”。

仅仅对平房四合院进行改建或在北京市中心已有房产的基础上进行公寓增建，远不如开发商业空间来得有利。根据法律规定，如果一个搬迁户在离过去住房约二十公里的范围内得到安置，开发商就不用额外对其进行住房补贴。在利字当头的标准之下，旧房危房改造工程的开发商们在离市中心尽可能远的地方购买最廉价的土地，修建质量低劣的高层公寓。北京城周边的房地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纷纷耸立起来，那些地区通常都缺乏最基础的机构与设施，比如医院、学校、市场和公共交通等等。

尽管大多数居民都热切期盼能搬出岌岌可危，拥挤不堪的大杂院，搬进属于自己的现代公寓中，还是有数量可观的人们不愿意被“放逐”到城市的远郊，离开土生土长的老城。在胡同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句话，“盼拆，怕拆”。

天通苑，位于北京市郊，是一个典型的胡同居民搬迁地。这片区域居住着将近两百万人。

这个工程的初衷本是美化北京城，为居民提供符合标准，质量过关的居住条件；到头来却助长了政府认可的土地投机买卖。不愿意搬迁的居民得不到什么帮助，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这个不透明的“片区翻新”过程中，政府官员与商业公司之间的联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更别提要去揭发和打破了。在他们手中，各个社区不过是一串串数字罢了。“无形巨手”在深夜画上字标志，再贴上一张告示，宣布将在九天之内开始一个社区的“再开发”。速度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人们就没有时间组织反对拆迁的抗议活动了。

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将房屋产权转让给了区政府或者开发商，那么对拆迁稍有微词的职工就有可能遭遇“被下岗”的命运。最底层的政府机构——社区居委会接到上级命令，要和开发商站在一边，不要对拆迁中产生的居民争议进行调解。尽管中国允许进行集体诉讼，但政府官员败诉的先例寥寥无几。很多起诉都以法律程序上的理由被驳回了，一次由多达一万零三百六十五名四合院拆迁户发起的诉讼也没能逃过这样的命运。这其中有很多的回扣可赚：到1999年，官员和开发商们通过旧房危房改造工程而收入囊中的金额高达一百五十亿美元。

“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成为对老北京未来面貌影响最大的因素，”1997年，一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发出如此警告。“尽管这个市场还远不成熟……现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发展从业人员对翻新和改造对城市面貌潜在的社会与文化影响的认识与了解还十分有限。”

胡同开始一条一条地消失。在“旧房危房改造工程”的许可下，清拆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负责历史遗产保护的机构根本无力阻止这种破坏与毁灭。开发商一旦“买下”整个片区，那么所有人，甚至是那些对自己的房屋不仅仅拥有使用权，还有其他所有权利的人们，都不得不仓皇离家。北京官员宣称，从1991年到2003年，从市中心搬迁出去的人数是五十万；然而很多非官方的估计都超过了这个数字。一个勇敢的新闻记者列出详细的表格，显示仅仅在1998年到2001年之间，就有五十七万二千人次遭到强制拆迁——这个数字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总人口相当。

北京并未赢得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旧房危房改造工程也并未按原计划那样如期在新世纪伊始完全清除掉老城区的危房。各个区政府独立行事，速度不一，但都争先恐后地要吸引投资。拆迁工程都是一阵一阵地进行。到20世纪90年代末，东城区原有的四十一个破败的胡同片区中，有二十二个还顽强地存在着。西城区已出售使用权的五十四片土地中，只有十片被成功夷为平地，完成拆迁。而宣武区所在的大栅栏，只有牛街清真寺周围的穆斯林社区完成了清拆和重建。

2001年，北京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同年，旧房危房改造工程中拆迁户的补偿制度也起了变化，居民不再被分配到一套新的公寓，而是根据原有的居住空间，每平方米获得至少八千零二十元的赔偿。他们可以随意支配这笔补偿金：租住另一间四合院，买一套二手房，或者搬到新的公寓去。这笔钱能买得起的新房都位于市郊，比如大兴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城里需要三到五个小时。2007年，位于四环路以内的一套新公寓的均价达到了每平米一万三千元。然而，从2001年开始，搬迁补偿费就维持在八千零二十元不变。

尽管鲜鱼口和大栅栏这样的社区占据了市中心的“黄金宝地”，要将其中庞大的人口搬迁出去，开发商还是需要支付巨额的搬迁费。过度拥挤本是这些地区的弊病，现在却成了救命稻草，让它们暂时免于拆迁。

然而，周围的胡同还是在锤打斧凿中灰飞烟灭。2004年，我亲眼见证了花市胡同周边地区的清拆，就在鲜鱼口以东约两公里。拿着一天四十块钱工资的六个工人，手持锄头与大锤，在短短一小时之内，就将一个四合院拆解得七零八落。裸露的白色内墙上，一名已经搬迁的访客用黑色墨水留下了一首诗：

身在恶城，苦为贫户；

无家可归，无处居住；

财无踪迹，富在何处？

眺望远山，关爱无路。

一年后，那里被形形色色的购物中心和一座万豪四合院酒店占据了。清拆工程如同逐渐推进的波峰，从古城区的外围逐渐长驱直入到人口更为密集的中心地区。鲜鱼口便是下一个目标，接着，就该轮到大栅栏了。

“我可不想离开这片儿，”老张一边说着，一边和我沿胡同信步走下去。他就住在这条胡同里，男女老少都相知相熟。他不时停下来，和路边拉着板车兜售蜜橘的女人聊两句，再和卖烟的小贩打个招呼。“能便宜几毛钱吗？”老张问道。小贩喊着他的名字，递过来一包“熊猫”，爽快地少收了几毛钱。

这条胡同叫草厂胡同，因为以前位于这里的一间间草垫子仓库而得名。这些草垫子在旧时酷寒飘雪的冬日，让北京的土城墙免受湿气的侵袭。直到15世纪大兴土木，土墙变砖墙，才退出历史的舞台。一座四合院外墙上贴着一张通知，老张驻足停留，细细读下去：

“经过上百年的风雨侵蚀，房屋质量一年不如一年，危险房屋数量更是逐年增加，各种隐患长年威胁着老街坊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其实这些，也一直是市、区领导关心和关注的问题……”

不知是谁用一支黑色马克笔龙飞凤舞地写了一个醒目的“反”字，覆盖了整个通知。旁边一张通知上则印着市政第87号规定，写明市政府拥有土地征用权，这张通知上有刀片留下的划痕，又长又直。最后的几张通知列了一串胡同的名字，还有即将拆迁的门牌号，比如，“西打磨厂胡同：95，97，99，101，103，104，106，108，110，114，141，145，159，165，169，175，181，197，201，205，211，219，231，237，239，241。”

一群老百姓围在那几张通知前，像大考后的学子看成绩放榜一样，仔仔细细地看着那张名单，他们的手指摩挲着胡同名与门牌号，一个也不放过。老张缓缓地走进专注的人群。名单上甚至还包括了一些私人住宅，那些住宅的门上还镶嵌着一块小小的蓝色金属牌，上面写着“保护院落”。当然，也有旅馆、杂货店一类的水泥建筑，以及老张的家。

鲜鱼口里围观拆迁通知的人们。

拆迁通知周围贴满了诸如“专业搬钢琴”之类搬家服务和房地产代理的广告。最便宜的新建公寓都位于北京远郊，每平米大概三千元。按规定，以老张现在的住房，能得到每平米八千零二十元的赔偿金。但他居住的空间实在窄小。广告上的公寓面积基本都是他现在所住的三倍。他买不起。

老张说鲜鱼口的居民们可以购买地产开发公司修建的“福利房”，但这样一来，拆迁补偿费就成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老张离开市中心的家，拿到开发公司的赔偿，接着又为了买远郊一套自己并不中意的公寓，将这些钱拱手放回开发商囊中。

“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老张用英语说道，“也许以后会有答案。”他在拆迁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门牌号。打印的表格上有他家人的名字、居住的房间数量、那座四合院的总面积，以及他们实际的居住面积。他得到的赔付是根据最后一个数字决定的，还要减去储藏所占的空间。“这个算错了，”他伸出食指把那个数字戳得“啪啪”响。

一张落款日期为“2005年11月1日”的布告命令居民停止家居装修、增建和对外出租。落款为“11月20日”的布告则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居民“在1月21日前完成搬迁”。两个月似乎太过短暂，完全不够妥善完成搬家。但我却亲眼见证过其他几个区域在两周之内就搬迁一空。

开发商希望居民能迅速但又分期分批地搬迁出去。一条口号这样说道，“住前门大杂院已是老黄历，搬现代新公寓做个好邻居”。另一张布告则不无威胁地警告说，“每个家庭都要认清自己的利益，听信谣言只能自挖陷阱”。

如果一户人家在12月30日之前完成搬迁，能在应得补偿金的基础上，额外获得五万五千元的“提前搬家奖”。对于在12月31日和1月9日期间搬迁的家庭，额外奖励金额下降至两千五百元。在之后完成搬迁的居民则拿不到一分钱的额外奖励。

冬日的冷风中有猎猎作响的红旗，上面镶了白色的大字：市政工程，修路为民。保护古都特色风貌。为百姓创造财富。

老张摇摇头，拿过我的笔和笔记本，写下一句俗语：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2002年，鲜鱼口和大栅栏都被列入“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名单。这是一个保护规划，拟定方案的权威委员会由教授、建筑师、工程师和某些相关领导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并且得到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认可。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总面积超过十平方公里）覆盖了老城区百分之十七的面积，再加上古时的帝国花园与宫殿等原本就在保护对象之列的地区，老北京城共有百分之三十八（总面积超过二十三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列入保护范围。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则逃不过被拆迁和开发的命运。

被保护的区域中，居民住宅只占了不到五平方公里，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二被划为危房。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共有一万五千一百七十八个四合院，住了九万五千户家庭，二十八万五千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居住的不过是方寸之地，每人的居住面积不到九平米。远低于北京规定的十五平米的最低人均居住面积水平。

北京旧城地图，阴影地区就是“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

“改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居住条件，首先要降低居住人口密度，”保护规划中建议道。“因此，疏散人口是保护规划的目标之一，也是保护规划实施的关键。”规划中的“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总人口是十六万七千人，这意味着，在这些北京城最脆弱的地区，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也就是十一万八千人需要进行搬迁。

尽管很多居民迫切想要搬出摇摇欲坠，破败不堪的四合院，强制搬迁依然成为中国首都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即使是在旧房危房改造工程将赔偿方式改为现金之后，整个过程依然漏洞百出，风波不断；以至于在2003年，北京市政府很罕见地对自己制定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北京市政府要求所有相关部门正确处理首都的建设和发展，保护人民的具体利益，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如此报道。“拆迁工作有时处理得太过简单，态度太过粗暴，某些工程过于急进，有时（住房的）清拆和（居民的）搬迁在手续完全齐备之前就开始了。”在一些拆迁户企图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示威之后，有关部门做了如上批示。

最令居民们怨声载道的一点是开发过程缺乏透明性，改造计划并未公之于众。离老张鲜鱼口附近的住家不过几分钟步行距离的北京市规划展览中心里张贴着连篇累牍的公告，明示已经修建的工程，并持续放映一部3D影片，将观众带入未来的北京：没有了交通拥堵的烦恼，居民们可以在草地上行走，地铁月台上还有供休息等待的长椅。然而，接下来要对哪片区域进行拆迁的信息却不在“展览”之列。在收到很多参观者的意见之后，中心在售票窗口贴出一张通知：“展览不包括有关拆迁的内容，请谨慎购票。一经售出，概不退票。”

在展览中心礼品店紧锁的玻璃柜中，我看到一本泛着光泽的昂贵图书，书中列出了“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中重点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原则：

（1） 要根据其性质与特点，保护该街区的整体风貌。

（2） 要保护街区的历史真实性，保存历史遗存和原貌。历史遗存包括文物建筑、传统四合院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及建筑构件。

（3） 其建设要采取“微循环式”的改造模式，循序渐进、逐步改善。

（4） 要积极改善环境质量及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5） 保护工作要积极鼓励公众参与。

2002年，在“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出台后不久，有通知提到了规划中的地区之一，位于北京老城“心脏”紫禁城东护城河沿岸的南池子。该区区政府宣布，要保护南池子，就必须先对其进行拆迁。

附属于区政府的开发公司在“致居民的一封信”中写道，“除了拆除临时房屋之外，还要在南池子部分地区建设楼高为两层的商用建筑，为历史遗迹区域的保护工作筹款。”整个南池子约有九百座四合院，其中只有九座能安然无恙，其他的都难逃烟消云散的命运。

“这都是房地产商使的诈，”一位居民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他们说我们的房子太老了，要塌了，又不许我们自己修补，因为他们想要土地。最让人不能忍的是我们几百年的老房子没了，却要修新的仿古的两层楼，真是历史保护区的羞耻。”

由于土地的转让价格和危旧老房的实际价格之间存在差异，开发商出售位于南池子这样的市中心地区的一栋仿古住宅，所赚的钱将是赔付给拆迁户的很多很多倍。

2002年6月，在居民、保护主义人士和当地媒体一起发表群众呼声，表达了拆迁户对不公平补偿金政策的不满之后，南池子的拆迁暂停了。负责对历史文化遗迹授予世界遗产称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该处的开发工程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南池子位于世界文化遗产紫禁城附近，属于间接保护范围。“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将居民和当地的建筑与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官员指出。该组织驻北京的代表宣布，“我们已经向北京市政府表达了对此情况的忧虑，并要求停止南池子地区的拆迁活动。”教科文组织从未接到官方的回复。南池子地区的拆迁暂停六个月后又热热闹闹地开工了。

2003年8月，南池子居民完成搬迁之后，东城区政府带一群记者进行了“新南池子导游”。一名官员宣称该地区的翻新是一个“先锋工程”，代表了一种“保护北京历史和文化区域，美化老城区”的好办法。

重建后的南池子有三百座两层公寓，搬迁出去的家庭可以用每平方米四千五百元的优惠价购买。根据那位官员的介绍，这个地区的人均居住面积翻了一番，每套公寓都拥有中央供暖系统和齐备的室内管道。过去，五个公共厕所要供约一千人使用。接下来会修建三十一座新的四合院，外观和风格都仿照它们取代的那些老四合院。完工之后，将以每座一百万美元的价格上市出售，是开发商付给搬迁户赔偿金的五倍还多。

想想被取代的各色老建筑，“新北京”的开发工程看起来就略显枯燥无味。有些地区，比如重建后仍然拥有众多通宵餐馆的簋街，迅速恢复了旧时熙来攘往的人气。其他很多区域则变得面目全非。

2005年完成改建的南池子则介于两者之间。批评者称其为“假古董”并认为这里已经完全丧失了过去的人气。然而，退一步想想，要是没有区域改造的限制规定（比如建筑限高等）和媒体报道施加的压力，改建的结果可能更糟。至少，这里还没有高层的公寓，改建后的道路入口处也没有不伦不类的摆臂门。安静狭窄的街道上密密麻麻地停着私家车，重建后的普渡寺就在这之间拔地而起。过去各式各样的民居无影无踪，富有胡同特色的市井生活也彻底消失了。南池子变成了北京心脏地区一个平常的高级住宅区，静悄悄的没有声息。

2005年冬天，前门大街两旁的商店都关门大吉，外墙罩上了三米高的金属外罩。上面是电脑喷绘的即将实地修建的两层灰砖楼房。一条大字口号十分醒目：保护古城风貌。图中，在未来的前门步行大街上悠闲漫步的并非中国人，而是白皮肤的“老外”。唯一明确出现在绘图中的店名是“必胜客”和“星巴克”。

另一条口号则做出承诺，前门大街和鲜鱼口的再开发能够“寻回历史的文化脉搏”，但并没有说明是哪段历史。要找寻北京古时候的城市风貌，需要在长达八个世纪的漫漫历史中做出选择；比如，去罗马，看到的基本都是教宗文化遗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风貌，再加上一些罗马帝国时期的蛛丝马迹。根据前门大街未来蓝图上那辆在中心大道上行驶的老式有轨电车，这一地区将会按照其19世纪20年代的外观进行重建。原本在无形中存在的社区构造将会被一个露天的购物中心所取代。

“如果前门大街成为一个购物中心，而不是进行拓宽和正确的建设，”颇具影响力的清华大学城市规划和设计学院在提交给上级的一份规划中警醒道，“就会隔断交通与空间的延续性，导致中轴线的阻塞。”

这种情况会影响首都的风水，而好风水正是古中国所有帝都在建设中遵循的第一原则。根据风水学上的说法，由于南方是阳气的来源，所以一个城市中轴线的南边必须畅通无阻，而北边由于阴气汇集，则需要有所隔断和遮蔽，来阻止阴气的蔓延。

然而，北京城中轴线上类似的关键环节早就遭遇了很多破坏。天安门广场东西两翼的大门早已被拆毁，而广场上本来古色古香的大门现在被毛主席纪念堂取代。前门大街如果阻止车辆通行，那么就不得不在周围的胡同片区开辟辅路以便交通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