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序

陈克文先生是我的朋友方正兄的尊人。记得大概在两年以前，方正兄告诉我，他正在开始整理克文先生的日记。我听了非常兴奋，鼓励他赶快完成这一重大计划，为中国现代史增添一种最可信的史料。2010年3月起，方正兄编校的《陈克文日记辑录》第一辑（1937年）开始在《万象》杂志上连载（第12卷第3期至第8期，又第10期至11期），我每期必读，而且越读越感觉我的最初期待得到了十足的印证。这部日记为什么具有这样高的史料价值呢？方正兄下面一段话充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父亲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和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地位并不高，但长期负责实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来观察政府运作和众多政坛人物言行；而且他刚出校门就入党、从政，与政界乃至学界有广泛接触和交往，他的观察、评论应该是很有兴味和历史价值的。（《陈克文日记辑录》“前言”，《万象》第12卷第3期，2010年3月，第1页）

这部日记共分七辑，再加上最后一章（尾声）；我已经读过其半；除已刊印的第一辑外，我又细读了第五、六、七辑的稿本。读后的整体印象完全符合上引方正兄关于日记的简要介绍。但是我还要增加一重理由，以凸显这部日记的特殊史料价值。正因为克文先生一直担任着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或立法机构的高级事务官，所以他上可以随时与中央首长（如行政院长和立法院长）直接沟通，中可以经常与同僚交换意见，下则可以通过低级部属而认识到整个科层系统的运作。我曾读过王世杰先生的日记，他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自然高于克文先生，但也因此之故，所见偏于最高层的小圈子之中，视野反而受到较大的限制。

我对于这部日记特别信任则是和我对日记作者的信任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和方正兄之间的友谊关系，事实上，我耳闻克文先生的大名远在认识方正兄之前。1950—1955年，我就读于新亚书院和研究所时期，已经开始接触香港的文化圈子，当时克文先生是这个圈子里面很受尊重的一位长者；他不但时时发表政论文字，而且还在50年代中期主编著名的《自由人》周刊。我虽然无缘拜谒克文先生，但从师友前辈等处听到的风评，即早已心仪其人。读过大半部日记之后，对他持论之公允和办事之认真，我更获得了亲切的认识。

正是由于公允和认真两种长处，克文先生主持的《自由人》很快便取得了舆论界的牛耳地位，让我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1955年8月《自由人》464期刊出了两篇文字，攻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把持学术资料”，不许外人借阅。胡适在美国读了这一期，认为这种指责有损史语所的名誉，因此立即写了一封信给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要他赶快设法补救（见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488页）。第二个例子也出于胡适。1956年1月《自由人》第511期和512期载有徐道邻《记丁在君》一文，胡适读后认为其中有几处严重的记忆错误，因此在2月1日写了一封给《自由人》“编辑先生”的信，一一作了更正（见同上，第2513—2514页）。不用说，这位“编辑先生”当然非克文先生莫属了。我想这两个例子充分证实了《自由人》在当时港、台和海外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

我又无意间在吴宓的日记里发现了克文先生办事认真的一则纪事。1946年8月下旬，吴宓在重庆寻找飞机座位去武汉大学任教，几处有关机构都不能给他任何确定的答覆。最后有人极力主张，他应该“往谒行政院参事陈克文”。于是8月24日（星期六）下午，他在行政院办事处见到了克文先生。日记中写道：

陈﹝克文﹞立命莫（按：科长莫子纯）办乘机申请表，核准宓乘中国航空公司班机，于八月三十日（星期五）飞汉﹝口﹞云云。陈出示二公函，知此事已交代与交［通］部项参事。陈对宓乃以友谊特助云云。宓谢出。（见《吴宓日记》第10册，三联书店，1999，第115页）

克文先生和吴宓素不相识，竟在星期六下午一二小时之内为他办好班机座位，效率之高已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

为了这件事，我特别查证了克文先生同一天的日记，可惜没有留下记录，但在两天前，即8月22日，我读到下面一段敘事：

下午四时出席中央党政军各机关代表五十余人联名柬请，在胜利大厦举行的慰劳茶话会。他们于会席上说了不少对我个人奖饰慰劳的话，并且很郑重的送给我一本各代表亲自签名的纪念册，册里开首一页题著“平允周至，任劳任怨”两句话，跟着一片单简的叙文，述说我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办理复员运输的工作经过。他们把复员运输送走了卅万人的成绩算作我的功劳，实在使我惭愧万分。

由此可知克文先生自1945年8月中旬起，便全力承担着复员中央各机构的繁重工作，一年之内竟安排了三十万人从重庆回南京的旅程。明白了这一背景，他在片刻之间为吴宓解决了机位的问题便不足惊诧了。前面我已经指出他具有“持论公允”和“办事认真”两大特长，现在看到“平允周至，任劳任怨”八个大字，我觉得这确是对于这位高级事务官的一个最准确的评价。

基于对克文先生人格的认识，我读他的日记，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信任感；无论是记事或是评论，我反复参究，都觉得是可信的。可信度是和日记的史料价值成正比的。有些日记虽然是重要原料，但由于其中存在着讳饰、曲解、偏见、谎言等等缺点，我们引用时不免要小心翼翼，甚至必须先作一番考辨的功夫。近十余年来，我读了大量的日记，从清代一直到20世纪，不是为了专业研究，而是为了从种种私生活的视角去认识历史的变动；这一角度不但与所谓“正史”不同，而且也和专史或地方史大有分歧。在这一长期阅读过程中，我发现日记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基本上可以信任的，另一类是未可尽信的；前者可以《吴宓日记》（正、续两部共二十册）、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十册）为代表，后者则以《郑孝胥日记》（五册）、《周佛海日记》（两册）最有典型性。克文先生的日记便属于前一类，而且是其中的上乘作品。

最后，我要对《陈克文日记》的史料性质略作说明。《日记》始于1937，即抗日战争开始的一年；终于1950，即国民党完全撤离大陆的一年。因此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部日记是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从“衰”到“亡”的一个相当可观的提纲。一般的看法以为国民党的衰落始于抗战后期，事实上，自1937年11月中旬以后，由于“八一三”上海战争的最后失败，不少中上层的官员对于国民党领导抗战的能力已经发生动摇。《陈克文日记》1937年12月23日条记载：

战败后，许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渐次消失。张伯勉到四明银行接洽公务，便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彦远、介松在旁边，也附和此说。这分明是自信心已经动摇了。战败不足怕，自信心动摇了，才是真正可怕。

张伯勉名锐，当时是行政院参事，他对毛、朱及其党未必有任何认识，竟发出这样的议论，并且得到他同事的附和，可见国民党在精神上已经开始溃散了。《日记》同年同月17日又记下了罗君强如下的议论：

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

克文先生接着说：

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最【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

这又是自信心动摇的另一表现。罗君强说的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的想法，所以第二年便追随周佛海到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去了。如果我们一读周佛海在同一时间的日记，则更可见国民党内部已因抗战失利而深陷在悲观的气氛中。（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1937年11月13日及12月3日两条）许多中坚的干部失去信心显然标志着国民党衰落的开始。

国民党在大陆灭亡的过程，集中在1947—1949那三年之中，这也在《日记》中有清楚的迹象可寻。我为什么把这一过程的展开放在1947年呢？这是因为《日记》在这一年的元月和2月各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元月25日条：

下午到李正偏寓，贡华、介松、宜山、予遂诸兄均在座。谈到最近数日国军在鲁败绩，他们都一致认为国民党再无法和共产党打了。

这些人大概都是克文先生的行政院同事，他们对于山东战事失利的心理反应和上引1937年12月“八一三”失败的情形先后如出一辙。军事逆转是政权崩溃前的一个确实的信号，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便是在1947年写的。同年2月15日，《日记》保存了王宠惠关于时局的一些意见：

他说：“以前听到许多外国朋友批评政府贪污无能，以为是过火的话，现在耳闻目击，确是上上下下，大大小小无不腐败，无不贪污。”又说：“在重庆时即预料战后国民党必不免与共产党龃龉斗争，却不料有今日这样厉害，更不料战后的经济灾难会有今日这样，比战争期间更为严重十倍百倍的情形。”对于经济灾难，他再三慨叹说：“现在真是活不下去了。”

政治腐败和经济灾难一时并发，以致连王宠惠这样的中央大员都发出“真是活不下去了”的慨叹，则政权之摇摇欲坠，可以想见。把这两条日记放在一起作观察，1947年国民党南京政权衰亡史上的特殊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从1947到1949年，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而终至全面溃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陈克文日记》对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都留下了或详或略的记述和观察，但可惜我已不能在此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我在前面指出，这部《日记》可以看作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衰亡史的一个客观的提纲。现在让我再对“客观”两字的涵义稍加澄清，以结束此序。正如方正兄在上引《前言》中所指出的，克文先生在党内属于汪精卫的系统。在《日记》（1937—1938）中我们也看到，他很得汪的信任；例如汪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交换关于与日本谋和问题的意见，克文先生即是少数在场证人之一（见1937年10月31日条），又如汪与蒋两人私下讨论时局的纲要，他也得到单独阅读的机会，《日记》云：“临别，（汪）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见同年12月19日条）这一亲密关系一直维持到汪在1938年底发表“艳电”为止。而且克文先生公私分明，胜利以后仍对陈璧君和汪氏子女表现出真挚的关怀。（见《日记》1947年元月7日、19日和3月9日条）

另一方面，由于《日记》作者是广西人，李宗仁的桂系也一直在拉拢他，而李竞选副总统时，他也曾为之“奔走选票”（1948年4月25日条）。1949年李任代总统期间，他对李的民主风度很是欣赏。3月16日的《日记》说：

谈话会的进行异常和谐，发言异常坦率，大家吸烟吃茶，也异常随便无拘无束。代总统倾耳静听，说话极为客气。做结论的时候，亦极合民主的原则，绝无专断命令的神气。使人想起从前当着蒋总统面前那种严肃拘束的空气，说话顾忌保留的场合，真是两种极不兼容的作风。

正因为如此，克文先生和国民党中的自由分子曾一度希望另组政团，拥戴李为领袖，以造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反共新势力。（见《日记》1949年5月24日和11月9日两条）

像这样一位与汪系和桂系都有关联的人，我们通常大概会假定他在私人日记中对蒋介石及其嫡系一定抱很深的成见，笔下也必多斥责之辞。但这样的假定用在《陈克文日记》的个案上却恰恰适得其反，克文先生非常不满蒋介石的专断和集权，这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对于蒋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他始终不改其尊重的态度，并且时时表现出一种同情的理解。抗战爆发后，他虽体谅汪精卫的谋和苦心，但民族的尊严感却使他成为蒋介石坚持抵抗的积极拥护者。1937年10月9日他听了蒋的国庆广播词后，记道：

词意声音，均不失为全民族艰难苦斗中最高领袖之表现，室中人均肃静倾听。最后蒋委员长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者三，室中人亦不禁随声高呼，并继之以“蒋委员长万岁”也。（参看《日记》同年12月19日条）

1947年以后蒋的政权已进入最后崩溃的阶段，克文先生在日记中对他仍然时时流露出一种维护的情意，决没有半分讥笑或呵斥的意味。1947年3月蒋在三中全会总理纪念周上作了一次“极沉痛的演说”，有人认为蒋是“独裁或随意骂人”，但克文先生则说“其实如没有他这样的领导，国民党真不免要分裂或没落的”。（见《日记》1947年3月24日条）甚至在下野前几天，蒋还在新年团拜时说大话，强调“只要我们恢复自信心，一定可以转败为胜”。听者自然不免暗笑，克文先生当然也不会相信这种夸张之言。但是他的观察角度与一般人不同，他说：“不过在我看来，他是确有信心的。看他今天的精神十分健旺，绝无悲观颓丧的样子，不失为一个造时势的英雄。”（《日记》1949年1月1日条）克文先生把问题从客观的形势转移到蒋个人的主观形态，他的观察还是经得起考验的。总结一句，作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一部衰亡史提纲，《陈克文日记》的历史客观性具有最可靠的保证。保证何在？在于作者彻底跳出了党派意识的牢笼。

二〇一二年一月八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