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

先父克文先生（1898—1986）辞世已经足足四分之一世纪。他留下了十二册日记，载1937—1952十五年间事，主要是八年抗战和国共战争期间他在国民政府的见闻，特别是国府两度撤离南京的始末。这些六十年前旧事已成沧桑，所牵涉人物绝大部分也都物故，相信现在是将日记公之于世的适当时候了。父亲在1923年加入国民党，经历北伐、农民运动、宁汉分裂等重大事件，1935年加入国民政府，历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和短暂的立法院秘书长。他地位不高，但交谊甚广，又长期负责实际政务，得以从内部和中层观察政府运作以及政坛人物的言行，更与不少学界、文化界人物相熟，因此日记中对那十余年间惊心动魄事件的记载和评论，是很有历史价值和兴味的。

然而，父亲虽然以谦和、忠厚、谨慎自持，亦以此知名，却绝非庸碌无为、缺乏主见之辈。他有政治抱负，胸中更有是非智愚贤不肖的尺度，因此在日记这样的私人空间抒发感慨，月旦人物（包括至亲好友），是十分坦白、直率甚至尖锐的。如今当事人虽然已经辞世，但他们后代子孙见到某些片段，也还可能受伤害。因此我对发表日记曾经颇感踌躇，权衡再三之后，方才决定出版。这主要是意识到保持历史真实及其丰富、多元面貌之重要，以及相信六十年前想法如今已成明日黄花，再没有现实意义，而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了。无论如何，日记中的评论并非经过深思熟虑，而只是当时私底下自然流露的反应、感想，因此偏颇、过激、不成熟、前后不一之处在所难免，不应该视为定评。这点相信克文先生在生，也是会颔首的，读者鉴之。

克文先生于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广西岑溪县一个颇有新思想的自耕农家庭，原名尧蕙，排行第五，字用五。岑溪虽是穷乡僻壤，但地处西江上游，航运可通广州，风气不算闭塞。他中学毕业后不久，受了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在五四运动那年只身远闯广州，考入免费的广东高等师范，自此脱离农村，成为现代知识分子，这是他生命中第一个转折点。二十年代广州是革命中心，孙中山先生经常到“高师”演讲，父亲深受感染，毕业后与同学成立“知用学社”，开办“知用中学”，但此前已经加入国民党，遂投身革命事业，这是他生命中第二个转折点。在1923—1927年间，他先后在粤省党部、中央党部和农民部任职，1927年初在武汉以国民党代表身份，与毛泽东、周以栗组成三人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又在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鲍罗廷等人组成的土地改革委员会中担任记录；其后见证了当年夏天的“分共”，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第一个高潮，但转瞬就过去了。由于受到1927年底广州事变的牵累，他在1928年远赴欧洲游历，随后到香港定居，任《南华日报》总编辑，又曾在1932年赴南京担任侨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数月后返港。这些经历颇为曲折，可惜有关日记在1937年撤离南京时散失，只能够从晚年的回忆文章得知一二了。

1935年父亲进入行政院担任参事，其后在这岗位上工作了整整13年，历经七七事变、迁都、重庆大轰炸、艰苦抗战、还都南京等变迁。1948年初他当选立法委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该年年底国民政府已是风雨飘摇，他临危受命，出任立法院秘书长，迎来政治生涯第二个短暂高潮。翌年4月国府再度撤离南京，迁往广州，他在10月初辞去秘书长职务，结束四分之一世纪政治生涯，到香港定居，其时刚好年逾知命，这是他生命中第三个转折点。香港是旧游之地，有不少亲朋戚友，故旧相知。其初他有意利用这些关系做小本生意，融入社会，可是头脑和气质都不相宜，不到几年就亏输蚀本，只好重拾本行，回到中学担任教职。自此春风化雨，淡泊明志，度过平静自得的二十六年教学生涯，但行有余力，仍亟亟以国事为念，除编辑《自由人》半周刊之外，还撰写不少政论和回忆文章，迄1986年以八十八高龄辞世。以上是他生平轮廓，具体细节见本书年表。

我在抗战之初出生于重庆，当时物资匮乏，日机肆虐，大事轰炸，父母抚育提携的艰困可想而知。但记忆中父亲在周末从重庆市内回到龙井湾家中，却总显得那么轻松、诙谐、自得。他腹中有无穷的《三国》、《水浒》和公冶长故事为我讲述，手上会造出奇妙的弹弓、水枪、泥人种种玩意令我入迷，在山林间散步时又会撮唇模仿各种鸟类叫声，如此种种，都为我的荒山童年打破枯燥沉闷，带来惊喜、欢乐与阳光。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人回到南京，其后短暂两年间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情：首先，是在父亲带领下游览中山陵、灵谷寺，到玄武湖划船，荡到荷花深处采摘莲蓬剥吃；其次，是他买回来的大量儿童读物，和姊姊的娓娓讲述，其中有百听不厌的《苦儿流浪记》、《格列佛游记》、《爱的教育》，也有始终不得要领的《艾丽斯漫游奇境》、《表》和马克吐温《顽童流浪记》；最后，则是消息一天坏似一天，街上纷乱紧张起来，双眉紧蹙的父亲日益繁忙，以至姐夫带我坐船离开南京奔赴桂林，那是一九四八年底的事情。

将近一年之后，我们一家人分批到了香港，跟着在港岛南端的赤柱找到住所安顿下来。那是一排为渔民建造的小屋其中一间，狭隘简陋，但面临大海，环境清幽，有朝晖夕照之胜，当时不啻世外桃源了。不几年，父亲重拾教鞭，日子清苦而规律，但公余仍然写文章，办刊物，议论时政，朋侪往还，不减书生意气豪情。我虽然在学校寄宿，周末跟随他远足、游泳、拜访朋友、出席婚丧宴聚，春秋丽日参加知用学社郊游，寒暑假期在他督促下学习古文和英语，也还尽多亲炙机会。父亲生性淳厚，按中国传统士人的习惯，孩子长大后，就不苟言笑，沉默相对，心中的欢愉或者不快，都不轻易流露。他对我教诲不多，然而影响非常巨大，可以说是贯穿、笼罩我的一生。我对于国家民族怀有感情，以及立身处世自有宗旨，不因环境时势而改变，都应当是由于他的潜移默化，特别是他那朴拙倔强气质熏陶所致吧。

日后我有幸到美国留学，但毕业后和大部分同学不同，未尝逗留一日就返回香港担任教职。这从发展事业的角度看来固然不很明智，就个人志向而言，则理所当然，此后近二十年间能够与父母共聚天伦，承欢膝下，诚可谓人生莫大幸福。在此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令人振奋的翻天覆地变化，因此从1973年开始，我就多次回大陆访问、讲学，参加会议以及其他活动。父亲对此不置可否，但很显然，北望神州，他对往事仍然耿耿于怀，无法释然，因此始终不为我的婉转劝说所动，不愿重临故土。事实上，自1949年来港之后，除了1952年短暂的印尼之旅以外，他就宁静度日，颐养天年，再也没有离开这海隅小岛一步了。父亲一生并无赫赫功勋和名声，但高风亮节，去就分明，无愧为时代洪流中有为有守之士。在他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中国历史上万千读书人的操守与抱负，感觉到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五四传统）力量的伟大。这套日记记录了他生命中燃烧得最旺盛的一段，展示了他一生坚持不渝的精神和信念，它的出版无疑是我所能够献给父亲的最佳纪念了。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谢本所下列诸位同事：所务室的严桂香、邱玉明和李洁儿女士，特别是李女士以极大耐心和一丝不苟精神将日记全文录入计算机，又花费大量功夫帮助编纂人名索引；以及郑会欣博士，他通读本书全稿，指出许多错漏，又惠然代为撰写多条人物注释。南京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和新店“国家历史档案馆”^[1]、台北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为我查阅克文先生的资料提供方便，台北党史馆惠允本书影印刊出两通毛泽东致陈克文的珍贵函件，俱在此表示深切谢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慷慨同意出版本书，是这套日记得以公之于世的主要原因，我谨在此对近史所、黄克武所长和张力副所长致以最诚挚谢忱。张力教授对本书的编纂、出版以及某些图版版权的洽商等细节费神甚多，余英时兄对本书的出版自始即不断鼓励，又不惮繁忙惠赐序言，俱盛情可感，在此拜谢。最后，我对本书的出版一度颇为犹豫，内人林雅尚和外甥梁其姿的支持最终令我能够下决心进行，是此书得以面世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应当在此说明并志谢。

2011年冬日于用庐

[1] 引号为中文简体字版编辑所加。此类情况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