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石勒沟的温柔

人民日报记者◎乔栋

个人感言

端午节的晨雾笼罩在窗外，一个月的驻村生涯就要结束了。这一个月，有目睹农民辛苦的辛酸，有感叹基层干部不易的共鸣，也看到了这里人们奔向更美好未来的希望。清晨，村民们去给村头的那棵两百年树龄“老人家”上香，他们世代在这里，也世代爱着这里，衷心祝福他们一切顺利。

风卷着杨树叶子发出哗哗的声响，黑云笼罩在石勒沟的上方，终于要下雨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山上刚栽下的苗不用受罪了。这雨，今年来得格外晚。5月1日，我来山西省和顺县下石勒村驻村一个月，只是在刚来的第三天晚上挤了几滴雨，将将能把石勒沟干涸的黄土润湿一层。而这，对于刚从拱棚里转栽到山上的万寿菊苗来说，远远不够。这几天，暴晒而死的苗太多了。

“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农家不易，没来蹲点之前，只是会在采访的时候走马观花，看看农村的“新产业”，就以为农民们已经集体解放双手双脚了。

哪有那么容易。我驻的村，是石勒沟里经济底子搞得最好的一个，但是这里大部分农民，还是会每天下午两点顶着烈日暴晒，去地里栽万寿菊苗。虽然不是再种仅能维持温饱的玉米，而是回报更高的万寿菊，虽然不用像以前那样赶着牛、头挖渠、浇水干活，取而代之的是栽花器、自来水管等，，但受的苦依然不轻。

农民们是合作社成员，虽然成了“股东”，他们依然是最辛苦、最纯朴的人。看到我双手笨拙地拿着栽花器用力捶地时，他们会哈哈大笑，也会在我双手快起泡时，善意地接过我手里的农具，并在晚上邀请我去他们家吃一碗端午节的凉粉。

驻村故事：村第一书记是顶“责任帽”

这就是山里的农民，这些年来，也许他们一直是这样，又或许他们改变了很多。去年，石勒沟里的土路都硬化了，摁着喇叭穿行的小轿车越来越多，沟里两侧山上架起来的信号塔也越来越多，墙上的“电商进村”的标语刷得醒目。60岁的老农，也费力地划拉着手机要扫我的微信，尽管手上的茧子让他操作起触屏手机来不是那么顺溜。

时代裹挟着石勒沟和这里的人们，都在往前走。但其实，留守的人们都想走了的人回来。村支书杜继英点燃一根烟，一声长叹：“村里现在的主要劳力年龄都在50岁以上，60多岁都得顶一个‘硬劳力’，年轻人都走了，没办法。”

杜继英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包。他今年49岁，算是村里的年轻人。和他搭班子的村主任张瑞红年龄和他一般大，两人经常蹲在山上，边抽烟边望着平整出来的一块块土地：“钱都不愁，就愁没人。”

周边村镇的情况都大抵如此。隔壁沟里的梧桐掌村，最少的时候只剩下三户人家。他们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城镇化的洪流，但杜继英他们的理解比较微观：“学校撤了。村子里没了学校，孩子和年轻家长们就都跑到城里啦。”

我在《回村操起老本行》的文章里说：“下午六七点，合作社的老李等几个人吹着口哨，赶着20多头牛回来了，牛脖子上叮叮当当的铃声在夕阳里回响。村头，杨桃祝老人正在翘首盯着眼前的盘山路，儿子女儿晚上要开车回来看他。”

我没敢点出来的是，在这场城市和农村对人口的争夺战中，走与归，成了一个常态化的命题。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是矛盾的：觉得城里方便、生活水平好，但村子不能没有人、村子不能在他们手上消失。

村干部的难题还有很多。杜继英是个耿直、爽朗的人，在他家只吃了两顿饭，他说话也不跟我避讳：“县里光说让限时拆牛棚，说是为了搞好环境，但你看看，没有任何拆迁补助就算了，这几天能动的劳力都在山上栽苗，哪能顾得上这些！”

我还没敢跟他说接班人的事情。他看好村里的会计，想重点培养。但前几天和会计闲聊，这个38岁的年轻人表达了想走的意思，原因还是孩子上学需要人照顾，村里事多、杂，但挣得太少了。

村里的事确实杂。我刚来没几天，隔壁的义兴镇着了大火。当天下午，杜继英领着村里的森林防火队员赶去救援。晚上10点，我顺着他给我发的定位摸了过去，发现他们一堆人蜷在离着火处200米远的地方，庆幸着刚才跑得快，要不然就被突变风向的火给包围了。凌晨1点我下山的时候，他们才领到了县里送来的面包、火腿、矿泉水，有了这些干粮，他们能够撑到后半夜了。

滴答滴答，时间在走，雨还在下。明天就是端午了，这一个月，意犹未尽，收获满满。还没回去，已经开始怀念和感伤。其实我最怕的，是我在这里打搅了他们一个月，除了发了几篇关于村里的稿子、协调下石勒村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经济新闻联播播出，别的啥也帮不上。但杜继英、张瑞红老哥俩说，要给我颁发一个下石勒荣誉村民的证书，还让以后结婚的时候记得告诉他，他要跑到太原、北京给我上礼。

我想，让我最留恋的，应该就是这种村里的人情味了吧。而这种人情味，也将继续施力给出去的人们，让他们在心累的时候，看到归途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