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与唐史论集 - 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

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

杜甫作有《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卢氏是他的继祖母，也就是其祖父杜审言的继室。此文提供了杜氏家族的许多重要资料，记录墓葬情况十分详细，涉及唐代葬法以及夫妻合葬等问题。前人对此文是否为杜甫代作曾有争议，对文中其他问题则鲜有涉及。以下拟就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讨论。

一、薛氏、卢氏夫人及其子女

为便于讨论，先将全文抄录如下：

五代祖柔，隋吏部尚书、容城侯。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庐州慎县丞。维天宝三载五月五日，故修文馆学士、著作郎京兆杜府君讳某之继室，范阳县太君卢氏，卒于陈留郡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九。呜呼！以其载八月旬有一日，发引归葬于河南之偃师。以是月三十日庚申，将入著作之大茔，在县首阳之东原，我太君用甲之穴，礼也。坟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阳山二里。凡涂车刍灵，设熬置铭之名物，加庶人一等，盖遵俭素之遗意。茔内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则壬甲可知矣。遣奠之祭毕，一二家相进曰：斯至止。将欲启府君之墓门，安灵榇于其右，岂饰未具，时不练欤？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初太君令之，诸子受之。流俗难之，太君易之。今兹顺壬取甲，又遗意焉。呜呼孝哉！孤子登，号如婴儿，视无人色。且左右仆妾洎厮役之贱，皆蓬首灰心，呜呼流涕。宁或一哀所感，片善不忘而已哉！实惟太君积德以常，临下以恕，如地之厚，纵天之和。运阴教之名数，秉女仪之标格。呜呼！得非太公之后，必齐之姜乎？薛氏所生子適曰某，故朝议大夫、兖州司马。次曰升，幼卒。报复父雠，国史有传。次曰专，历开封尉，先是不禄。息女长适巨鹿魏上瑜，蜀县丞。次适河东裴荣期，济王府录事。次适范阳卢正均，平阳郡司仓参军。呜呼！三家之女，又皆前卒。而某等夙遭内艰，有长自太君之手者。至于昏姻之礼，则尽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为卢氏之腹生也。然则某等亦不无平津孝谨之名于当世矣。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二女，曰适京兆王佑，任硖石尉。曰适会稽贺，卒常熟主簿。其往也，既哭成位。有若冢妇同郡卢氏，介妇荥阳郑氏、巨鹿魏氏、京兆王氏，女通诸孙子三十人，内宗外宗寖以疏阔者，或玄玉帛，自他日互有所至。若以为杜氏之葬，近于礼而可观。而家人亦不敢以时继年，式志之金石。铭曰：太君之子，朝仪所尊。贵因长子，泽就私门。亳邑之都，终天之地。享年不永，殁而犹视。

文中的“前夫人薛氏”即杜审言的前妻，生杜闲、杜并、杜专和三个女儿。杜闲生杜甫。杜并，在杜集刊本中其名均误作“升”。《大唐新语》卷五、《旧唐书·杜审言传》其名作“并”。据称苏颋所撰《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在上世纪出土，我们可以根据《杜并墓志》进一步考察与薛氏有关的情况：

男子讳并，……八岁丧母，不胜其哀，……以圣历二年七月十二日终于吉州之厅馆，春秋一十有六。

杜并卒于圣历二年（699），年十六，当生于光宅元年（684）。八岁丧母，其母薛氏当卒于天授二年（691）。杜并之下有弟杜专和二妹，其上有兄杜闲和一姊。杜审言约生于贞观二十年（646），三十九岁生杜并，其前仅有一子一女，其初婚年龄似较晚。而薛氏在684至691年之间接连育有四个子女，处在生育高峰期，如果此前有较长婚期（例如十年以上）而只育有一子一女，显然不符合常理。另外，杜甫生于先天元年（712），当时杜闲已三十开外，而杜甫为长子，其下有弟颖、观、丰、占及韦氏妹，所以杜闲的生年也不宜过于前推。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姑且把杜审言初次结婚的年龄定在三十岁前后，而按唐代女子出嫁的一般情况，定薛氏出嫁在十六至十八岁之间，则杜审言约于上元二年（675）前后娶薛氏。薛氏至691年卒时，约三十二至三十四岁。由此将杜闲生年暂定为仪凤二年（677）至永淳元年（682）之间。

据《墓志》所载，卢氏卒于天宝三载（744），年六十九，当生于仪凤元年（676）。大约在长寿元年（692）十七岁时或稍后，嫁给年将届五十的杜审言。生子登和二女，景龙二年（708）三十三岁时丈夫去世。由于杜审言年事已高，她的三个子女出生时间不应过晚。当审言再娶卢氏时，杜并约九岁，杜闲约十一至十六岁。杜专和另两女在两岁至七岁之间，所以《墓志》称“某等夙遭内艰，有长自太君之手者”。

二、《卢氏墓志》是否为代作

此文是否为代作，涉及到文中“某”字所指。宋代黄鹤注称：“先生作《志》云某等遭内艰云云，当是代叔父作”，“若以为是时（杜）闲犹无恙，《志》代其作，此后又不闻先生居父丧。”黄鹤谓“代叔父作”，即是代杜登作，但这与文中“某等夙遭内艰”之语明显矛盾（内艰指居母丧）。清钱谦益看出这一点，提出另一种解释：“此《志》代其父闲作也。……《志》曰某等夙遭内艰，有长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云并幼卒，专先是不禄，则知闲尚无恙也。（黄）鹤以为代登作，又疑闲已卒，何不考之甚也。元（稹）《志》云闲为奉天令，是时尚为兖州司马，闲之卒盖在天宝间，而其年不可考矣。”认为此文代杜闲作，并断定杜闲当时尚在世。但钱氏故意漏去“故朝议大夫、兖州司马”一句不说，显出他一向片辞强言的作风。

朱鹤龄虽与钱氏多有龃龉，在此处却有意弥缝钱笺之失，其注谓：“《志》云故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犹《汉书·李广传》所云‘故李将军’，非谓已没也。旧《谱》殆因‘故’字误。但闲时为兖州司马，而《志》、《传》俱云终奉天令。考奉天为次赤县。唐制京县令正五品上阶，闲自兖州司马授奉天令，盖从五品升正五品也。公东郡趋庭之后，闲即丁太君忧，必服阕补此官耳。”朱氏之说甚辩，近人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亦采其说，定杜闲卒年在天宝三载后。但钱、朱之说均存在明显谬误，洪业因撰文予以批驳：“《志》云‘登即太君所生，前任武康尉’；‘前任’二字乃因丁忧。‘故’字明是‘已故’。况且卢太君卒于天宝三载五月五日，当时杜闲如活着，他的官称宜为鲁郡司马，因为天宝元年已改兖州为鲁郡。况且奉天是畿县，不是京县，所以其县令的官阶是比兖州司马的官阶低，可见做奉天令在先，做兖州司马在后；而故兖州司马之去世必在天宝元年以前，兖州未改鲁郡之先了。况且《志》文说继母慈，长子孝，继母之得称县太君乃因长子之官。如此之言出于杜甫之口，则为母子双美得体之文。若出于杜闲，则是自夸自傲，不敬继母。如何可说此《志》乃杜甫代其父作者？”

唐代墓志称“故”某官者皆指已逝者，称前任不用“故”字，朱鹤龄引《汉书》之例不当。至于此《志》记杜闲终官“兖州司马”与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所记“奉天令”不合，洪氏认为二说有“亲疏远近之别”，当以杜甫此《志》为准。根据洪氏所考，此文署名杜甫无疑，非代其父或叔父作，而文中“某”字并不是作者自称，而是杜甫避父讳不书，所指即是其父杜闲。大概前人皆习惯于以“某”字自称，因此对本文“某”字出现误会。

三、杜氏大茔所在

卢氏所归为“著作之大茔”，可知此为杜审言之墓。由于杜氏远祖杜预墓也在偃师首阳山，所以后人有杜甫“祔当阳侯墓”之说。《通典》卷一七七《州郡·河南府》记杜预墓在偃师县西北。《太平寰宇记》卷五则记杜预墓在首阳山南，又记在偃师县西北山上二十里。杜预择墓之事在《晋书·杜预传》中有详细记载，但其后十几世子孙仍归葬其墓则不可想象。赵令畤《侯鲭录》卷六称：“偃师首阳山在官路，其下古冢累累，而杜元凯墓犹载图经可考。其旁元凯子孙附葬者数十，但不知孰为子美墓耳。”杜预墓到宋代已不可确考，赵氏所谓“犹载图经可考”不知何据，而见古冢便指为元凯子孙附葬，可知其出于臆测。雍正《河南通志》谓：“元凯墓最有依据，而云一在偃师、一在尉氏，此则可怪者也。”谓其皆不可信。所谓“祔当阳侯墓”，只能宽泛地理解为归葬于偃师首阳山一带。至于审言以上，其祖父鱼石、父依艺所葬，则不详。杜依艺官巩县令，有可能当时已在偃师营墓地，但杜甫此文和《杜并墓志》中都没有提及。据墓志述“坟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来看，当是首次择墓立阡陌，杜审言并非祔葬祖墓。《杜并墓志》记杜并“瘗于建春门东五里”。《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著录此志：“民国五年（1916年）偃师西土楼村出土。”《洛阳新获墓志》编者按：“建春门是指白马寺东汉魏洛阳城东垣之城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按墓志出土于偃师县杜楼村，距建春门约十公里，志载‘五里’当是约数。”今按，“五里”与“十公里”相差甚远，疑《志》文有脱误。也有可能杜并卒后先瘗于建春门之东，后迁葬此大茔。弘治《偃师县志》卷一村：“土楼村在县西寺庄保。谚云：民居以土筑楼，故名。”同卷保：“寺庄保在县西南五里，总四里。”乾隆《偃师县志》卷二：“县西北……土楼地方，领土楼村，离城十一里。”此土楼村，即杜诗中的“土娄旧庄”。韩愈《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从葬偃师之土娄。”雍正《河南通志》卷四九陵墓：“杜甫墓，在偃师县土楼村。”现为偃师市城关乡杜楼村。据介绍，当地俗称“土路”，即古之土娄。除杜并外，杜审言后人杜闲、杜甫也应葬于此地，但至今只有杜并墓志出土。

文中交代了墓地所在：“坟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尺，北去首阳山二里。”此“大道”即洛阳东至开封之大道，自古至今无大差异。杜氏大茔背靠首阳山，坐北朝南。“百二十步”之数当是根据选墓“三会”之一的立阡陌法。《地理新书》卷十三“冢穴三会四福法”：

凡大葬之法，皆须三会四福。何名三会？一者从阡陌四交，地合甲丙庚壬，为阡陌穴。亦可立东西阡，南北陌，取吉穴，故名阡陌穴。……立阡陌法，东西千步，南北二百四十步为法。南北六十步为一隐，四六二十四，即二百四十步四隐。以六十步为法，凡四条，四六二十四，还得二百四十步。

由南而来“百二十步”，恰为二百四十步的一半。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下载：“杜氏坟在巩县西五十二里首阳山东。唐杜审言及子闲、孙甫三世墓皆在焉。”清代钱泳在乾隆末年记载：

乾隆初年，为村民所侵，耕为麦地。邑令朱公访出造营碑记，以复旧制。阅四十馀年，又复侵削。旧时墓前本有杜公祠，为乡民改祀土谷神。欲复其旧不可，乃于城西五里堡专建焉。前临通衢，过者易识。后洛水暴涨，栋宇摧颓。五十二年，邑令南皮汤公毓倬又为清理，广其兆域，崇其冢封。

今偃师杜甫墓，即清人重修之遗迹。

四、杜氏大茔的墓制规格及葬法

文中记述卢氏所葬：“我太君用甲之穴，礼也”，“茔内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则壬甲可知矣”，“今顺壬取甲，又遗意焉。”可知在此茔内，府君（杜审言）所葬为壬穴，太君（卢氏）后葬取甲穴。根据敦煌文献卜葬书以及宋代的《地理新书》等书，唐代墓葬所行六甲八卦冢法以甲、庚、丙、壬四穴为吉穴。其法是取步数长短将墓地横向、纵向皆七分之，得四十九穴，中心一穴称地心明堂。其外三重，为天、地、人穴。帝王用天穴（中八穴），诸侯用地穴（次十六穴），卿大夫以下用人穴（最外一重）。人穴依二十四方位，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北）乾、亥、壬、子、癸、丑，（东）艮、寅、甲、卯、乙、辰，（南）巽、巳、丙、午、丁、未，（西）坤、申、庚、酉、辛、戌。其中乾、艮、巽、坤为四维（四隅），子、卯、午、酉为四轴。这二十四穴中，寅、申、巳、亥为天丧，子、午为天关及天户、地户，卯、酉为地轴及雄辕、雌辕，辰、戌、丑、未为刑祸，艮、巽、坤、乾为廉路，乙为天狱，丁为殃祸，辛为地祸，癸为死丧，以上二十位皆不可用，所剩甲、庚、丙、壬，即为四吉穴。

图1 《地理新书》三灵七分擘四十九穴图

唐人墓志中提到的冢穴，大都取此四穴。壬穴在北，甲穴在东，府君墓在卢氏墓西北，左旋顺行，即所谓“顺壬取甲”。六甲八卦冢中的所谓“六甲”，亦称六旬，是将六十干支分为六旬，干为甲的六个干支作为每旬之首，计有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六旬。冢穴必须“因子上而名”，六旬中甲寅旬中无子，又戊在五行中属土，墓穴不可犯土，所以甲申旬中的戊子也被排除在外。这样，六甲冢就只剩下甲子、甲戌、甲午、甲辰四冢。甲子旬中甲子位第一，甲戌旬中丙子位第三，甲午旬中庚子位第七，甲辰旬中壬子位第九。因此其亩数个位数为一、三、七、九者，即分别为甲子冢、甲戌冢、甲午冢、甲辰冢，吉穴分别为甲、丙、庚、壬穴。

墓地有大小。P.2831卜葬书列出了六甲冢大小不同等次墓地的长阔（宽）及亩步数：

表1

这些墓地大小不等，但其亩数均合于六甲冢的一、三、七、九之数。因此其长阔步数显然不是随机选取的，而是有一定规格。这些有一定规格的墓地是如何“七分四十九穴”的呢？《地理新书》卷十三“禽交六尺立成法”举了一些具体实例，经笔者比对，恰好就是P.2831卜葬书所列各种墓地。例如甲子冢小墓地是：“甲子冢甲穴，方十九步，右计得三百六十一步，当一亩馀一百二十一步，合天覆地载。四方各七分分之，得二步三尺五寸七分，馀一分不计。”以下所列六甲冢及八卦冢各墓地数据完整，足以补敦煌文献之缺。附注称：“右并因官书旧文参定，皆以步尺折吉，其能用之。”可见这是一个由唐以来沿用的墓地规格。所谓“七分之”，就是按墓地实际长阔步尺均分为七。

六甲冢外又有八卦冢。所谓八卦冢，其实只有乾冢甲穴、乾冢壬穴、震冢庚穴、艮冢丙穴。这是因为天干中的五个阴干乙、丁、己、辛、癸与八卦相配不可用，阳干中的戊犯土无穴，所以只剩下乾、震、艮三冢四穴。六甲冢根据亩数个位数确定，八卦冢则根据馀步数的个位数确定。

在六甲八卦冢葬法中，有一个由四吉神、六凶煞组成的十神煞体系，与十二建除以及六十甲子相配合。《地理新书》卷十三“取地合四兽法”的配合关系是：

表2

其中从四方起建除分别自甲申（东）、丙子（南）、庚寅（西）、壬午（北）起。按照葬法，取穴要“皆合满定成开，合甲丙庚壬，交于所用之穴上”。其办法是将“七分四十九穴”图再横向、纵向皆以十三均分（笔者理解，之所以要十三分，是为了留出地心，所以必须取单数）。十二建除中的满定成开分别在第三、五、九、十一位，从四个方向分别起建除，就会在由每个方向而来的第三、五、九、十一位上形成四个交汇点，满足满定成开交汇的要求。在“七分四十九穴”图上再加上四方所起建除，就成为《地理新书》卷十三的“禽交吉穴之图”：

图2 《地理新书》禽交吉穴之图

图中虚线表示七分分之，实线表示十三分之。在图上所形成的满定成开四个交汇点，恰好在甲丙庚壬四个方位的延长线上，也就是甲丙庚壬四穴的取穴处。从图上可以看出，无论是七分还是十三分，都是按照墓地长阔加以均分，步尺随各自墓地大小而不同。这一套墓制规格和取穴方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还不十分清楚。但从敦煌卜葬书和杜甫文章来看，它在唐代已得到实际应用。

由于杜甫文中明确称府君葬“壬穴”，下面将《地理新书》卷十三“禽交六尺立成法”中的所有壬穴墓地均列出：

表3

卢氏墓“茔内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这样取穴是采用的“卧马法”。《地理新书》卷十三“步地取吉穴”凡八条：“七曰卧马，谓旧墓是一穴之地，后丧拟相近葬者，即向后斜行，如雁行之势，即依血脉命步，如墩葬法。”又张谦《新图解》：“步地取穴，葬法有八，于内唯卧马一项，世常用之，盖以陪灵之多而然也。且不知卧马之法，亦有步数。……若于旧冢向东南行，则以北方为主，其冢名为壬，壬属于离，离冢以庚为生气，惟合庚字吉。……此上四冢所合甲丙庚壬虽吉，又合满定成开方可使用。”简单地说，后葬附前葬不能排成一行，而是要取斜向雁行之势。由壬穴向东南行，所得为甲穴，符合这一要求，因此用于后葬者。

杜甫文中给出了由甲穴到壬穴的斜向距离：二十四步。如图示：

图3

可知“二十四步”是一个直角三角形中斜边（弦）的长度。运用勾股定理a²＋b²=c²，可以大致推算出这块墓地的大小规格。经与“禽交六尺立成法”所列壬穴比对，此墓地与乾冢壬穴中的大墓地最为吻合。大墓地“东西三十九步，南北五十一步”，按“禽交吉穴之图”，可以采用对各边以七分或十三分两种方法来测算。七分之，甲穴与壬穴的横向（东西）距离为×39（步），纵向（南北）距离为×51（步）。十三分之，甲穴与壬穴的横向距离为×39（步），纵向距离为×51（步）。列式如下：

第二式（合于满定成开）所得数据与24的平方几乎相等，绝非偶然巧合。根据以上计算结果来判断，杜氏大茔属于乾冢壬穴之大墓地，合于唐代墓地规格，甚至取穴也符合满定成开。当然，这也反过来证明，文章作者对墓葬规则十分熟悉，掌握这些相关数据，并有一定的数学修养。

根据墓地亩数大小来看，八卦冢的规格要逊于六甲冢。而杜氏大茔选择了八卦冢中最大者，这与杜审言中层官员的身份也是吻合的（当然，财力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如果墓地更小，连八卦冢的规格也达不到，则属于“便地取葬”。接下来的问题是：杜氏为什么选择乾冢壬穴？唐代盛行五姓五音说，将各种姓氏划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姓，六甲八卦冢的设置，就是为五姓规定其适宜冢穴。但五姓说出于堪舆书，“事不稽古，义理乖僻”，本无多少理据，且互相矛盾，“亦有同是一姓，分属宫商”，唐初吕才就曾痛加批驳。根据现有材料，杜姓的五姓所属有两说，一说为羽姓，见《地理新书》；另一说为商姓，见《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属羽姓，在发音上有一定根据。属商姓，则不知有何理据。也许是因为杜与唐同氏，唐为商姓。但杜氏又为刘累之后，刘姓则为宫姓。

六甲八卦冢分配给五姓，说法也有不同。敦煌文书P.3647葬经：“凡用吉穴，宫姓丙、庚二穴，商姓庚、壬二穴，角姓丙、壬二穴，［徵］、羽姓甲之一穴。”

《地理新书》卷十二所列为：宫、羽姓，甲子冢甲穴、乾冢甲穴；商姓，甲辰冢辛穴、乾冢辛穴；角姓，甲戌冢丙穴、艮冢丙穴；徵姓，甲午冢庚穴、震冢庚穴。其中的“辛穴”应为壬穴。

《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载张景文《大汉原陵秘葬经》称：若犯玉堂（壬穴），商、羽姓利；若犯麒麟（丙穴），角（当为宫）姓吉；若犯凤凰（甲穴），角姓利；若犯章光（庚穴），徵、商、羽利。

杜姓如果属商姓，则与以上三种文献中商姓宜壬穴之说相合；如果属羽姓，则仅与《大汉原陵秘葬经》中商羽姓利壬穴之说相合。有关这一点，还有待其他材料佐证。

五、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

杜审言先娶薛氏，后娶卢氏，薛氏卒于前，审言卒后与其合葬。卢氏卒于审言之后，未能与其合葬。杜甫为卢氏撰此墓志，最用心之处就是要交代清楚这一点，并尽力为卢氏美言。

历史上的夫妻合葬是由异穴合葬发展为同穴合葬。唐代夫妻合葬即是指葬于同穴，葬于同一墓地的他穴则是祔葬。尽管在文字表述上时有含混，但唐人在观念上对两者区分是很清楚的。虽然唐代夫妻合葬是普遍现象，但唐墓考古报告中有关夫妻合葬的内容并不多见，遗址所能提供的信息也很少。相比之下，墓志的文字记述则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因此，已有不少学者根据墓志来考察唐代夫妻合葬问题。

在唐代，女性由于难产在22至27岁之间有一个死亡高峰期，因此男性前后多娶的情况是十分常见的。尽管中古时代合葬已被普遍接受，但礼法对此并没有作出正式规定。当遇到男性前后多娶的情况时，如何安葬便成为不大不小的难题，也给当事人留下了一些选择馀地。有学者认为“元配最重要之权利，则为合葬与祔祭”，同时又承认“然母以子贵，继室之合葬并祔者，例亦夥矣”。此论合于一般人情，但并未针对合葬与祔葬的区别展开讨论。陈弱水引清河崔氏小房崔群家族之例，该家族认为：“窀穸之制，取象平昔；且平昔之礼，并无列则。”因此规定男子只与其前妻同穴合葬，后妻则在同茔中别选一穴安葬。陈氏也引了杜甫此文作为类似例证。

万军杰共调查了119个墓志中的多娶事例，将其区分为与诸夫人合葬、单独下葬、与前室合葬、与前室合葬后室祔之、与后室合葬五种情况。五种情况之比为：531039107；所占百分比分别为：44.54％，8.4％，32.77％，8.4％，5.88％。截止到目前，此项调查最为全面，提取样本数量最多，只是其中有些材料处理尚存在问题，对其统计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此项调查特别有意义的是提供了与后室合葬的若干实例，恰可与崔氏家族及杜甫此文的情况进行对比。与后室合葬又包含三种情况：1.前室无子而后室子承嫡，有3例；2.前室嫡子早亡，后室子继嫡，有1例；3.继室母家亲属主持合葬，有2例。看来，在仅有的夫与后室合葬事例（实只4例）中，承嫡子或后室母家的介入起了决定作用。

万军杰总结上述调查认为，以玄宗朝为界，与诸夫人合葬呈下降趋势，与前室合葬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可。尽管其统计数据有一些问题，但结合杜甫《卢氏墓志》和崔氏家族的情况来看，这种观念变化是存在的。杜甫在《墓志》中要特意解释为何卢氏不能与其祖父合葬，说明在这之前确实有前室、继室同与夫合葬的某种习惯。崔氏家族则进一步从礼法上对合葬加以规范，显然不是别出心裁，而是代表了士族内得到较多认可、较为通行的一种做法。其基本观念就是要将“元配为尊”原则体现到葬法中，保持礼法的彻底性。

回到《卢氏墓志》来看，尽管杜甫文中称当杜审言与其前妻合葬时“太君令之，诸子受子，流俗难之，太君易之”，卢氏之葬“顺壬取甲，又遗意焉”，似乎一切完全出于卢氏旨意，但其实这只是为卢氏美言。因为这是为卢氏作墓志，从卢氏态度入笔交代此事，应该是最好的一种处理方法。所谓“太君令之”，真实意思是说卢氏并没有反对这一安排；实际情况是，卢氏没有理由、恐怕也没有能力阻止其夫与前妻合葬。卢氏身后选择祔葬，有可能是卢氏顺从某种惯例留此遗意，也有可能是杜氏后人决定如此安排。但按照杜甫文中给出的说法，应该是最圆满的。这种行文技巧，是撰写墓志者十分熟悉、很乐意采用的。

在杜审言与薛氏合葬以及卢氏下葬时，按照最好情况设想，杜氏家族没有因安葬问题产生争执，家族内部可能早已形成约定。但不可忽略一点，在杜审言卒后，这个家族的主导人物是其长子杜闲，因此也是此约定的主导者（即便不是制定者）。杜审言和杜甫在历史上皆享有重名，相形之下杜闲属于无名之辈，似乎不足挂齿，但在家庭事务处理上却不能忽略他作为承嫡子的存在。更何况以官阶论，杜闲在家族中也属翘楚。

按照前文的推算，杜闲生年约在677至682年之间。其卒年洪业定为开元二十八年（740），约五十九至六十四岁。他的年龄只略小于继母卢氏，当杜审言卒时也已三十岁左右，应该已步入宦途。杜闲终官兖州司马，为上都督府司马，官阶从四品下，其散官阶朝议大夫为正五品下。对比可知，杜闲是家族三代中官品最高者。杜审言终官修文馆直学士，不过官六品。按唐代制度，五品以上为贵阶。杜闲进入了五品以上的贵阶。杜甫称：“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就是享有杜闲的官荫。杜甫在此文中又称卢氏“贵因长子”，即卢氏的“太君”封号也是因杜闲而赠。杜甫行文至此，固是惯例，但其实也是在暗示杜闲在这个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在父亲去世时，由嫡子杜闲主导家事，自然按照通行作法将父亲与其生母合葬，卢氏应予以赞同。当卢氏卒时，前妻之子杜闲兄弟皆已去世，但有嫡孙杜甫在，有关祖父母合葬这样的重要事情也不能轻易更改，只能按家族内部的约定去做。卢氏虽有子杜登，但以其地位来看，似乎也无法对此提出异议。

《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十，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7页。
最早见罗振玉所编《芒洛冢墓遗文续补》，收入1917年刊《唐风楼碑录》。顾燮光《梦碧簃石言》（1925年排印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点校本）卷二有著录考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李献奇、郭引强编《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录有图版。有关研究有胡可先《杜甫叔父杜并墓志铭笺证》，《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2期。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长安〇〇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94页。
杜甫为其姑所作《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兄升，国史有传”，嫁“河东裴君，讳荣期”。则此姑为杜并妹，其下还有一妹。《宋本杜工部集》卷二十，第15页。
此从陈冠明《杜甫亲眷交游年表》说，载《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又所著《杜审言年谱》，《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杜审言卒年据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参陈冠明《杜审言年谱》。
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年谱辨疑》，影印《四库全书》本，第1069册，第20页。
《钱注杜诗》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第699页。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文集卷二，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29页。
洪业《我怎样写杜甫》，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68年，第30页。又《再说杜甫》（收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中亦有提及。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九，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第503页。
《侯鲭录》卷六，中华书局点校本2002年，第163页。
雍正《河南通志》卷八十辨疑，影印《四库全书》本，第538册，第710页。
“建春门”《唐代墓志汇编》录文误为“津春门”，此据图版。
《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第410页。
《洛阳新获墓志》，第227页。
魏津《偃师县志》卷一，明弘治钞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52册，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22—23页。
孙星衍、汤毓倬《偃师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排印本，第41页。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0页。
《河南通志》，影印《四库全书》本，第537册，第66页。
王元明《杜甫墓新考》，《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6卷第3期（1996年）。“土楼”改“杜楼”，不知起于何时。
郑慧生《杜氏家族与偃师杜甫墓地》，《寻根》2001年第5期。
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篇伍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94页以下。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054册，第98页。
《河朔访古记》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7页。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九《唐工部郎杜甫墓》，第503页。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六甲冢名杂忌要诀二卷”。有关葬法和敦煌写本葬书的研究有：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年；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民族出版社2007年。
敦煌文书P.2831《卜葬书》：“凡葬，择得吉地，又卜穴定，然后依算，须取步数长短七分之，立门陌，卌九穴之，合所卜穴，当甲庚景壬四字之下，逐年月所宜安冢。甲为麒麟，景为凤凰，庚为章光，壬为玉堂。当内心一穴是为地心明堂，外三重，正当子午卯酉名四轴。当四维，名廉［路］。比地心、四轴不可安冢穴，远者凶。”（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第249页）《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四“坐穴次序”：“凡兆域既作七分，則有八祸四福。凡甲、庚、丙、壬冢各有三穴，甲有天穴、地穴、人穴，丙有天穴、地穴、人穴，庚有天穴、地穴、人穴，壬有天穴、地穴、人穴。天有四祸，地有四祸，人有四福，故曰八祸四福也。先王能伏天祸，故用天穴。诸侯能消地祸，故用地穴。大夫已下求福而已，故用人穴。”（第110页）同卷有“三灵七分擘四十九穴图”（如图1，第112页），表示最明，然以次十六穴为人分、外二十四穴为地分则与他书不合。
宋代苏颂《秘书丞赠太师刘君神道碑》（《苏魏公集》卷五四）：“故茔封植久矣，比岁数有河患，乃谋改卜，三世同圹，用甲庚壬穴。”仍采用这一葬法。《唐代墓志汇编》贞元〇六九《□田府君□□并序》：“有亡妹附于墓之甲，异茔也。二新妇穴于墓之癸，同茔也。”（第1886页）这里提到“癸穴”，较为特殊。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二“开三闭九法”：“六甲冢穴皆曰在子上名。甲子旬在甲子，其数一，故曰一亩、十一亩、二十一亩皆为甲子冢。甲戌旬有丙子，从甲戌至丙子，其数有三，故曰三亩、十三亩、二十三亩皆为甲戌冢。甲午旬有庚子，从甲午至庚子，其数有七，故七亩、十七亩、二十七亩皆为甲午冢。甲辰旬有壬子，从甲辰至壬子，其数有九，故曰九亩、十九亩、二十九亩皆为甲辰冢。所以用子为冢穴者，子在北方，鬼神所居。如士庶之葬，止依四穴数立步亦可。”（第89页）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第249页以下，今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校改。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三，第99—101页。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二“六甲置丧庭冢穴法”引孙季邕说：“或问八卦冢，其实三卦四冢，独乾甲、壬二冢，馀五卦无冢者何也？答曰：干有十，卦有八。卦配甲属乾，配乙属坤，配丙属艮，配丁属兑，配戊属坎，配己属离，配庚配震，配辛属巽。又配壬属乾，配癸属坤。其戊虽为阳，无穴位，亦不用也。”（第86页）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二“六甲置丧庭冢穴法”引孙季邕说：“其墓田顷亩合于一、三、七、九之数者，即是六甲冢也。若馀步合一、三、七、九之数者，即是八卦冢也。若一步即为乾冢甲穴，馀三步者即为艮冢丙穴，馀七步者即为震冢庚穴，馀九步者即为乾冢壬穴也。”（第86页）步是唐代的田亩计量单位。《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有四十步为亩，亩百为顷。”《新唐书·食货志》：“唐制，度田以步，其阔一步，其长二百四十步为亩。”在卜葬书和《地理新书》中，步的乘积（平方）称“积步”，但也省称为步。“馀步”即是指不足一亩的积步数。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三，第98页。
敦煌P.2831卜葬书开头也有一段文字讲起建除，但以十步为单位，东、西方向至五百步，南、北方向至一百二十步，似是指立阡陌法。应与《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三“步地取吉穴”之“二曰金车龙影”一节参看，第97页。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三“取穴合四兽法”，第98页。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三，第102页。
按，此取穴处实际不在“四十九穴图”的最外一重（外二十四穴）上，而在其内侧，即“次十六穴”所在。诸书对此矛盾均未有解释。《地理新书》“三灵七分擘四十九穴图”将次十六穴标为“人分”，也许就是因此之故。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三，第100页。按，该书此节所列满定成开的干支、步数与“禽交吉穴之图”不合，也不要求满定成开四者交汇，尚不知其规律如何。姑列出备考。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三，第97页。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一“五姓所属”，第14页。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十八类姓门：“杜，京兆，商音。”影印《四库全书》本，第940册，第511页。根据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整理的五姓姓氏表，缺少杜氏。见金身佳《敦煌写本宅经葬书研究》，第78页。
《旧唐书·吕才传》引吕才《叙宅》：“至如张、王等为商，武、庾等为羽，欲似同韵相求。”《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一“五姓所属”：“若以五姓皆因口势呼而配之，……口偻窭者为羽音，则吴卢平声同韵，口势则近于偻窭，卢乃属商，吴乃属羽矣。”（第12页）
《敦煌写本宅经葬书校注》，第263页。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二，第89页以下。
《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第3824页。
韩国河《试论汉晋时期合葬礼俗的渊源及发展》：“秦汉魏晋时期，正是夫妇异穴合葬向同穴合葬过渡的时期。”《考古》1999年第10期。
据不完全调查，在1950至2008年间，约有30例左右考古报告提及。最近的例子有李岗等《西安南郊唐贞观十七年王怜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文博》2012年第3期。一般是根据尸骨和墓室情况，判断属夫妻合葬，也有根据同时出土的墓志才确定为夫妻合葬。
陈忠凯《唐代人的生活习俗——“合葬”与“归葬”》，《文博》1995年第4期；段塔丽《从夫妻合葬习俗看唐代丧葬礼俗文化中的性别等级差别》，《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陈弱水《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万军杰《唐代女性的生前与卒后——围绕墓志资料展开的若干探讨》第五章《丧葬与唐代女性》第一节“唐代多娶习俗之下的夫妇丧葬问题”，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以下。日本学界的研究有：加藤修《北魏から唐代の墓誌に見る夫婦合葬の分析》，《女子美術大学紀要》31号（2001年3月）；张琼文《唐代の墓誌から見た夫婦合葬》，日本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修士論文，2003年。参陈弱水文。
参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7页。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岳麓书社1998年，第147—148页。
陈氏据高桥继男《洛陽出土唐代墓誌四方の紹介と若干の考察》所引《唐故金部郎中崔府君夫人王氏墓新记》，《東洋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2集（1999年）。类似的说法亦见于另一崔氏家族成员的墓志中。《唐代墓志汇编》贞元〇九六《唐故河南府河南县主簿崔公墓志铭并序》：“且闻生无并配，葬宜异处，先长同穴，情合礼中。君子以为宜。故后夫人之墓共域并阡，列于西次。”在此例中，后夫人卒于夫先，但也不能与夫合葬。
首先，“与诸夫人合葬”所列53例中，包括同时娶多个夫人而非前后继娶者，如《汇编》仪凤〇一五《大唐故周君墓志铭》、《续集》仪凤〇一六《唐处士杜君墓志铭》均是。《续集》久视〇〇九《周故郭公墓志文并序》墓主有四个夫人，张氏、雍氏二人未卒，显然也非前后继娶。《汇编》开成〇五三《唐贝州永济县故马公郝氏二夫人墓志铭》，文意不明，疑亦非前后娶。这种情况不合礼法，应排除在此项统计之外。另，《续集》显庆〇四四《张君墓志》原文为“弟讳（阙字）……春秋五十，卒于家。妻李，六十有一”，乃张亮与其弟同一墓志，在墓志中十分特别，而非张亮有前后二妻。尤须注意的是，这些墓志的行文大多只有简单的“合葬”、“同祔”、“合祔”、“合迁祔”，表达模糊（“同祔”、“合祔”有时是指同祔于祖茔），有的用“终焉同穴”，也只是用典，无法了解其具体葬法，统计对合葬、祔葬也缺少仔细甄别。如《汇编》景云〇二五《唐故孝子朝议郎行大理司直上柱国郭府君墓志铭》原文为“迁合于洛阳北部乡之原，陪葬先茔之壬地”，明显为另择穴祔葬，与杜甫此文情况类同。因此，统计所得“与诸夫人合葬的比例最高”的结论尚须推敲。其次，“与前室合葬”的39例中，只有2例（韩愈《薛君墓志铭》、《汇编》咸通〇四二《唐故邓府君墓志铭》）可以肯定为继室先于夫亡故，其他各例夫亡时继室尚在世，无法得知以后的安葬情况。因此，也无法将其与第一、第四种情况进行数据对比，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万军杰前引书，第150—153页。然第一种情况中，《续集》乾符〇三〇《唐故白府君墓志铭》原文为“府君与夫人”合葬于先茔之右，并未明言仅与后室合葬。第三种情况中，《汇编》元和一〇〇《唐故殿中侍御史陇西李府君夫人范阳卢氏墓志》原文为“合祔于殿中府君北邙先茔”，明显李府君与前妻合葬在前，卢氏只是祔葬，所以另立墓志。此2例应排除。万氏又另举“前室承嫡子主动扶继母丧与父合葬”一例，即《续集》元和〇〇八《唐故陇西郡太夫人李氏墓志铭》，然该例李氏“合祔于”夫之墓，夫与前室亦合葬于前，李氏另择穴祔葬，故另立墓志。
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和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均记为修文馆学士，或卒后有加赠，则官五品。但未必可靠。
《唐律疏议》卷二《名例》“五品以上妾”疏：“议曰：五品以上之官，是为通贵。”同卷“官当”疏：“议曰：九品以上官卑，故一官当徒一年。五品以上官贵，故一官当徒二年。”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38、44页。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依《赋役令》，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若郡王期亲及同居大功亲，五品以上及国公同居期亲，并免课役。”第241页。
《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外命妇之制：……五品若勋官三品有封，母、妻为县君。散官并同职事。勋官四品有封，母、妻为乡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字。各视其夫及子之品，若两有官爵者，皆从高。”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38—39页。凡命妻、封母，皆以五品为限。这也说明杜审言的官品未达五品，其妻不能因夫而得封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