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的细节主义者
即使过了六旬,程小莹依旧挺拔,一米八十几的身高,仿佛未曾受过时间的压迫一样。这是一个安静的人,谈天时,抽着烟,不忘递给你一根,谈得高兴,他会用手往后使劲地拢梳一下头发,再抛一根烟给你。多少年以来,他头发的长度未曾变过,一直都是可以被风吹乱的那个样子。这个细节,我始终记得,就像他的小说一样,都以细节取胜。
一
秦海花使饭铲,盛半碗冷饭,开水淘饭,第一潽开水,滗干;再倒一潽开水。饭就有了热气。一夜天,热得结棍。饭还是有点馊气味道。吃过泡饭,秦海花顺手到水斗洗了饭碗。
在长篇小说《女红》的开篇,程小莹写了一样食物——泡饭,说是女主角秦海花一早起来,准备去参加厂里的“砸锭”。所谓砸锭,就是把纺织厂车间里的锭子全部砸了,工厂停工,工人下岗,工人的身份结束了。这样堪称“悲惨”的重大事件,并没有改变女工秦海花的日常生活,照旧还是要吃一碗泡饭,可见日常生活的习惯力量。
开水泡饭,是上海人熟悉的食物,作为早饭吃,有历史。现在也有泡饭,但不像以前,是用剩下的冷饭作为正餐,如今的泡饭是特别制作,作为餐后主食的选项之一。如此一来,自然就多了一份刻意,少了一份自在。程小莹写得很熟练,寥寥几个字,就招来了生活气息和历史年代感。一来是因为小说家捕捉生活细节和写成小说细节的功力了得,二来是因为他对这样的食物的记忆很是深刻,过往的生活细节历历在目。经历岁月摩挲,这些细节更为扼要而醇厚了。这便是阅历的强大。
注意,我们不要轻易放过小说家使用的字词:潽、滗、结棍。小说家在这里和我们玩了一个小心机,一个他不免得意而读者可能滑过去的片段,就有了“潽”“滗”这两个有些眼生的字。如果不能够被发现出来,小说家多少会有点失望。来自上海话的两个音,经过正字后可以找到汉字来表达,正是方言入小说的路径,而金宇澄的《繁花》就是不可多得的文学范本。方言入小说,争论和意义一样引人注目。文学与南方的关系之所以没有那么密切,与南方的方言未能进入小说,有着莫大的关系。即便进了小说,因为不曾改造,吴侬软语,粤语闽调,也只有方言所在区的人听得懂,那于小说家来说,意思也不大。过了这条河,过了这座山,就听不明了,方言写作也就成了自娱自乐。如果不能借机进入非方言区的人群,那方言入写作也就失却了初衷。
方言的魅力,在于日常使用,进而成为思维习惯。人是用语言进行思考,用语言表达思考结果的。方言区的人自然使用方言进行思考,用方言进行表达。用普通话写作,就是用北方语言写作。这对于习惯使用方言思考和表达的人群,比如南方作家来说,意味着需要将方言翻译成普通话。翻译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遗漏和欠准确的艺术,从这一角度看,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别基本就是母语与外语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区的写作者和日常使用所谓普通话的写作者,在语言方面受限于先天的劣势。无论后天如何努力,一个作家要把京味写得跟老舍和王朔一样溜,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当年王朔称赞孙甘露的文字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写出来的一样,说的是孙甘露语言的雅致,显然指的是日常生活之外的现代书面语言,属于书写系统和纸上王国。
一写泡饭,一用几个方言字眼,程小莹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他在用方言进行思考。这种方言,叫上海话,与这座大城市的“大”相比,是一门多少显得甜腻和世俗的语言,其反差也正是上海给予观察者的提醒,或者说是一个入口,一种查看上海的入口。
作家阿城写过一篇文章,说海外老华侨的思乡多半都是馋虫勾起的,因为科学证明,人所有记忆里,味觉记忆是最牢固的。我爱吃大蒜,也爱吃辣椒,和小时候的生活习性有关系。生活记忆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被激活,就口水连连,馋得不行。阿城的话给我最大的安慰,是说明我的味觉记性还不坏,还记得住小时候的味道。口味源自记忆,记忆来自生活,可见记忆的重要。就像程小莹的《女红》,开篇写了泡饭,可以想见,在他的青春岁月里,泡饭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内容,滋味全在他的脑海里。就像绍兴人,不知道以前如何,反正现在满街都是臭豆腐味和梅干菜扣肉的味道。初来乍到者,实在受不了那醇厚而正宗的臭味,绍兴人倒是怡然自得。现在绍兴长大的孩子,未来的记忆大抵和臭豆腐有关,也是颇为有趣的事情,至于醉鸡、醉蟹、醉鱼、醉虾之类的醉品,抵不抵得过臭豆腐真未可知。
好的文学,总是和记忆绑在一起的。沈从文早年的湘西记忆,是他写《边城》和《湘行散记》的素材。鲁迅先生笔下的鲁镇、孔乙己和社戏,也离不开少时记忆。老舍先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老北京的遗老遗少,莫不如是。也不仅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也一样,福克纳笔下衰败的美国南方,马尔克斯、奈保尔笔下的世界都与作者的记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读奈保尔的《米格尔街》,里头各色人等,相互交叉,彼此碰撞,命运多舛,但掩不住印度特有的氛围,虽然增加了许多夸张成分,但人物的命运总是神奇地牵引着读者,也泄露着奈保尔的生活记忆。记忆乃文学之母,慷慨的作家总是像个勤奋无私的矿工,不将那份记忆挖掘殆尽誓不罢休。
缺乏记忆基础的虚构就是空中楼阁,与基于记忆建构起来的文本建筑,分属不同的领域,两者谈不上孰优孰劣,各有各的依靠。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个人记忆,而档案、语音、图片、他人的回忆录等所有来自他者的物质记忆,同样可以提供给一个虚构者虚构的通行证。如果此人的技术足够高明,虚构出来的文本完全可以与任何个人的文本相媲美,甚至可能超过个人的经验城堡。这样的作家,当前最好的就是上海作家小白了。他的作品诠释了一部虚构作品该有的样子,根据历史遗留下的线索,还原好历史情境,然后挖开一个小切口,将小说人物放入进去。游戏规则制订好了以后,剩下的就是游戏了。譬如《租界》和《封锁》,只有小白写得出,真的独一无二。小说写到这个地步,其乐趣自然非一般消遣可以比拟,难怪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说小白会炼金术。因为小白选择站在常规经验之外,评论者才常常会犯愁,不知该从哪里下手去谈论小白。挖掘记忆的办法有很多,小白的方式是去到档案馆,翻开那些尘封的档案,依靠各种各样或许支离破碎的素材——物质记忆进行缝合,凭着不可或缺的想象力和同样不可或缺的运气,去虚构“真实”的故事。
程小莹的记忆在哪儿呢?除了挖掘脑子里的往事余温,他是否还征用了其他的记忆来源?十二年的工人生涯,十六七岁进厂,到而立之年离开工厂,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工厂度过,而且是纺织厂,都是女工。这段经验何其独特,又何其珍贵!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经验,特别是少年到青年的经验,与性觉醒相切合的生命的身体的体验和经历,往往会成为写作者提取自我经验的一号仓库。
二
工厂就像一只大火锅,它不断在消耗能源,加热;人是鲜活的——男人像荤菜,女人像素菜,荤素搭配着进入锅里,男女调和着形成各种各样的纠结,像上海菜里的百叶结……工厂就是这样,搅和着各种形状的结头,做各种各样的产物,汤汤水水,和着高温,粉尘、棉絮,是料作和杂碎。
对于程小莹来说,工厂就是这样,有时候是一只大火锅,如引文细节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记忆,个人视角下的集体经验,也是集体记忆,只不过在程小莹的笔下,这种集体经验显得个性化,但依然还是集体经验,是一种对于工厂既具象化又抽象化的定义。
保存记忆是文学的一项重要功能。无论是集体记忆,还是家族记忆,或者是私人记忆,都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直接或者间接地得以保存,然后等待后人在阅读中激活。这是我读程小莹长篇小说《女红》想到的第一条价值。程小莹用文学的方式,保存了一份关于上海工厂,特别是上海纺织女工人的历史记忆,也保存了他个人对工厂里那些姑娘们的记忆。阅读是讲究缘分的,有缘分就能够激活尘封的记忆,没有缘分就感觉不到精妙,甚至索然无味。学术一点讲,是经验共同体在起作用,共鸣就因此而来。从积累历史经验的角度来说,程小莹的小说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关于上海建国后的工厂和工人历史,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学图谱,程小莹占据了独特的位置,一如他的多篇小说呈现的那样,他记录的是温情细节。
我读程小莹的长篇小说《女红》时,就常常胡思乱想,脑子经常飞出去,跟着作者描述的细节,跑出身体,像是站在小说人物身边看热闹一样。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没有经历过作者笔下的生活,没有做过工人,没有遇见过年轻的女工们,更没有过和她们调过情。原本可以十分过瘾,而今就只有七八分了,还是作者的文字好,不然七八分也难有了。文学作品的存在价值,客观上的确可供后人了解当时的世界,但要身临其境,那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对当下的文学作品尤为钟爱,正是因为这些作品里有我们熟悉的生活。经典文学,是用来学习的,得冷坐板凳,认认真真学习,会损失很多乐趣。
在人们普遍健忘的今天,历史记忆尤其显得珍贵。人们大多只顾埋头往前奔,并不愿意往后看,遗忘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比如当年沸沸扬扬的上海百万纺织女工下岗大潮,至今不过二十年,似乎一转眼的时间,已不再有多少人提起,不少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连当事人似乎也不愿提起,就像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一座城市的遗憾,一个人群的遗憾。当程小莹的《女红》以纺织女工为人物图谱,试图重新激活人们对纺织女工群体的记忆时,怎能不激发我的好奇,1990年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纺织女工又是怎样的一群人?深陷女工群的男孩又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在程小莹的笔下,呈现出了一个热气腾腾的1990年代,一个欲望和迷惘交织的年代,一个纺织工厂开始衰败的年代,一个百万纺织女工开始下岗的年代。作为昔日上海城市的第一支柱产业,上海纺织业造就了一支赫赫有名的产业工人大军,甚至造就了一些“工人贵族”。然而,一旦纺织业没有了,这支大军也就溃不成军,失却了舞台,“工人贵族”瞬间跌落为社会闲杂人员,这里头的百般滋味,与谁诉说。小说里有个比喻,说纺织业的衰落,就像一只恐龙轰然倒地,很是悲壮,也实在可怜。即使大如恐龙,说倒也就倒了,说灭也就灭了,称得上是溃败。能够从这份窒息般的困境重新站起来的人,真有劫后余生的感觉。今天再看“下岗”和“再就业”这两个词带着浓厚时代况味的词语,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当时下岗工人的屈辱乃至绝望。小说家怎么面对这种情感呢?
《女红》记录下了这段灰暗的纺织历史,在上海文学的轨迹中,这是新鲜的,是独特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是我们以前常见的工人小说中不具备的内容。作为后来者,不可能假装这段历史不存在,也不可能漠视这群女工下岗之后各种参差不齐的生活。能够选择写这段城市记忆,《女红》就已经有其价值,能够写得如此温和,甚至带一些悲悯,更为难得。或许只有在时过境迁后,才能平复心境坦然面对过往的伤痛,才会给本来已经足够残酷的生活增加一些温情。
我完全能够理解,程小莹将当年轰动一时的纺织厂砸锭、工人下岗写得看似云淡风轻,一点都不残忍,只因为那里有他的青春,有他最好的年华,有他的爱情在。同样还能够理解的是作者塑造的一对纺织厂姐妹秦海花、秦海草,姐姐坚守工厂,妹妹早早选择离开。姐姐试图带领工人重新创业的事迹,我更愿意理解为程小莹的工厂情结,他还是不忍心看纺织厂和纺织女工彻底烟消云散,于是赋予了一点崛起的希望。对于那么巨大的蕴含泪水的历史事件,程小莹没有选择正面对接,有他的原因,这不是回避,而是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呈现离开工厂之后的人物命运成了程小莹的重点。没有了工厂,几乎所有的人都过得不好。这大概就是作者对曾经的工厂最为深切的悼念。
三
北风……身体挺直地坐着,双腿往前伸,脚背直直地相交而叠,很漂亮的脚弓,脚尖指向他。……圆圆的臀部,鼓起来……这一切,都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提取的隐喻,演绎着女人全部的淳朴和温情。……到现在,他[1]还是对身材高挑的女孩,有着莫名的爱慕。到冬天,他会怀念北风。
这是《女红》里,马跃晚上见心上人北风时的场景。这一段文字里的视角别有匠心,先是马跃的视角(又何尝不是小说家程小莹的视角),描述了一个“性感”的女人:挺直,脚背,脚弓,臀部,一个会跳芭蕾的高挑的女人。但是,注意小说家使用的词:淳朴和温情,分明是挟带欲望的身体叙事,被总结为淳朴,足见小说家的狡猾和得意。不过,温情的氛围显然是对的,这也是程小莹钟情的词语,他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作《温情细节》。视角并不一直在马跃这里,意外的但对程小莹来说又是必然的,是对北风坐姿描写之后,随之而来的一句点评和归纳——“这一切,都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提取的隐喻”。不合情理,但确是神来之笔。小说家如此急迫地从马跃视角跳开,并迅速地掉头回去对马跃的叙事进行评论,由此可见,北风式的性感在他心中多么重要,以至于他不得不严肃认真地撇清这一点,从而归结于日常生活的隐喻,多么意味深长。“到冬天,他会怀念北风”,注意程小莹用的词——怀念,一个如此重视小说细节的人,关键时刻用的每一个词都是深思熟虑的。与其说他怀念北风,不如说他怀念当年的自己。
程小莹所在的工厂年代,当然少不了这些男女情爱,但他用的方式,却要委婉文艺得多,也更有情调。马跃喜欢女工北风,俩人要约会,会干什么呢?为她绷绒线。这个小说细节让人叹服,夜里去女人家里,帮她绷绒线。绷绒线为的是结绒线,北方叫打毛衣。作者选择这样一个约会的细节,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既怀旧,又透着记忆的沉甸甸。我更愿意将这部分文字命名为情境,细节包含不了这么饱满的情感。这种情感,介于性爱与婚姻之间,不多走一步,不越过雷池,但彼此又懂,不暧昧,但也不缺情调。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因为一个空间,变得极为柔软,这类情感是文学中很稀少的东西。
如果说女工题材是一种集体记忆,那程小莹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情感更加令人动容。显然,他是有工厂情结的,或者进一步说,像程小莹这样有工厂生活背景的上海爷叔,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对已经逝去的工厂生活有着某种眷恋:身体的眷恋和心理的眷恋。这份眷恋在经历岁月沧桑的过滤之后,越发醇厚,也越发干净,穿透了工厂倒闭下岗的痛苦,甚至对伤痛还有所舒缓和修复,直接回到工厂生活本身。他们的青春年少,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梦想,甚至他们对女人的渴望与想象,统统与工厂有关,尤其在纺织厂这样女工扎堆的地方,青春的荷尔蒙一直在汹涌,即使在多年以后,不再年轻,再见当年的那些女人,风流依旧漫过心头。
这份单纯的情感记忆,就是《女红》传达出的第二层记忆——私人记忆。相比集体记忆,私人记忆更加灵动,犹如无轨的列车、脱缰的野马,任意飞翔,随意穿梭,作者是自由的,是有幸福感的。这层私人记忆还有着更为温婉的内容,就是男女情爱了。小说里有个比喻,在工厂,男人像一只螺栓,旋入一只螺孔里;女人像一只螺母,旋在一只螺栓上。当然,那只螺栓或螺母,旋在那儿,即使生锈,也仍然是生动的。同食物记忆相比,螺栓和螺母的记忆更为私人,也更为生动。附着于时代之外的情愫,无论哪个年代,都有相同的部分,这大概也算是亘古不变的人性之一。区别在于,不同的年代里,螺栓旋入螺母的方式和程度,也有不同。赤裸裸和羞答答,在螺栓与螺母相遇时,有着相同的指向,这显然非常有趣。
集体记忆,为的是这座城市,私人记忆,为的是舒缓自己,与纺织女工有关的记忆,彼此交融,也相互冲撞和纠缠,像我这样不曾见过纺织厂风光和纺织女工发光的人,都会被这本小说迷住,我开始相信,那些有过纺织生活的人们,比如当年的男人们,当年在工厂里捉弄青年男工的女工们,如果能读到这本书,将会怎样泪流满面,甚至放声大哭。这是文学的魅力,更是生活本身的魅力。
写于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