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潦倒的人

《小青春》是一部有着浓厚历史记忆的成长小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秦文君多年的文学情怀、人生热望和历史态度在这部小说中得以完整呈现，它让我们读到了另一个秦文君，一个区别于常见的儿童文学作家标签的小说家，一部区别于寻常儿童文学作品的优质小说。

之所以用成长小说来描述和定位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秦文君写了一群少年的成长故事，更因为这个文学概念被有意无意地局限于成长中的人的“经历”，而对少年在成长过程所触及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鲜少提及。在西方学者对成长小说的阐述中，诸如塑造和内在塑造、教育和自我教育等概念常常被牵扯进来。与艾布拉姆斯强调主人公的精神危机不同，巴赫金从小说内部着手分析，认为成长小说与其他小说的不同在于，与主人公相对稳定的性格和形象相比，小说的空间环境、社会背景等其他因素更具有变化性。巴赫金的观点深刻地暗示了成长小说也可能对社会和历史进行记录、描述、反省，甚至为之发出声音。这正是秦文君在小说中有意识着力的内容，即“文革”中少年群体的学习、生活、友谊和难以分割的家庭，尤其是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如何展开。相比较而言，国内对成长小说的研究不算很多，可能是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类型切分中，“成长小说”这一命名并不受人欢迎，合乎讨论的文本自然也就少。况且仅仅从青少年的生理性成长主题而言，文本主力在青春文学那里，但那是研究者不太乐意巡视的空间。没有适当的命名，就难以抵达整体性的深入研究。从研究角度而言，文学的分类命名恰恰是为系统性深入研究寻找参照物的方便法门，而不仅仅是为了命名而命名。

有学者从词源学角度分析，提出成长小说最早始于德文“Bildungsroman”，其中“Bildung”的原意是内在塑造，后来才慢慢有了教育的意思，而教育显然包含知识传授。从内在自我塑造到外在知识传授的演变，看似一个词语内涵的缓慢变化，也说明了成长小说在处理主人公的性格和价值观的成长时，会将外在社会和时代的知识谱系，以及价值系统的触动和刺激考虑在内。当秦文君将少年人物放置在1970年代“文革”时期，小说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得以体现——“刚迈入七十年代，伟义所在的东风东校，处在风云变化的‘文革’浪潮中，校长和‘有问题’的骨干老师关在‘牛棚’里写交代。工宣队的白队长在管事，整个学校纪律混乱，气氛却严肃。报纸上提到的‘复课闹革命’，到了东风东校就走样，校工宣队和白队长更重闹革命，经常组织学生听传达，集体唱语录歌，搞‘忆苦思甜’，学工学农，参加各类集会和活动。”这段文字不仅是对社会环境的客观书写，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少年需要被教育，正常的价值观需要被培育的话，那堪称悲剧的动荡年代如何承担教育少年的社会功能？复课去“闹革命”肯定做不到，那还有谁能承担这个职责？外在社会知识传授的缺失可以有很多解读，小说家这里强调的是，在骨干老师被关牛棚、纪律混乱的学校，负能量的破坏性的价值观就会得以生长，何况这种生长还得到了合法的鼓动。如何对抗这种负能量，或者说怎样对抗人性之恶的流散？在这种形态下，人心的散乱和变异轻而易举，人心保持善良的动力又从何而来？作为小说的社会背景，秦文君对这个背景已有一种思考。

秦文君写到了成长的三个层面——生理性、心理性和社会性。作为生理和心理概念的成长意象，在文学作品中被演绎过无数次。阳光之下，真的没有多少新鲜事了。简言之，生理无非意味着欲望的出现，生理的、情感的渴求。秦文君写到了少年伟义的爱，纯净的、守候的、无私的感情，它的动人是内敛的，或者说是用来被怀念的。秦文君也写到少年爱情之殇。伟义喜欢的姑娘张靓，因为出身不好，家人常常遭受欺压。两人心生爱意，但这份爱在那个年代如此脆弱，挡不住外来的风暴。张靓需要一座靠山，帮她挡住风雨。一个年轻的姑娘，能拿出去置换的资本也就只有她的感情和身体——“张靓和孙大哥来往着，不久还和一个国际海员交往，那人常给她带来一些外汇，洋货和小婶婶需要的进口药物。再后来，她交往的男子更多，一会和这个谈，一会和别人谈。有人骂她‘拉三’，但她不在乎。”少年伟义对此无能为力，张靓是现实生活给他的一记重击。

同青春期的情感相比，心理层面的成长是小说着重书写的部分。少年时期经历一系列的人生磨难之后，获得足够的独立应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经验和能力，其价值观在经历中得以磨砺成型。重点不在经历本身，而是经历之后。少年伟义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帮同学老巴寻回丢失的日记本，一本裹着《战地新歌》封皮的私密日记本。老巴没有告诉他里面写的什么，只说不管写的什么，总是可以分析出罪名来的，必须要找到。伟义想到常在家里被爸爸唠叨，在学校里少说不中听对话，特别不要记日记，很多人就是因为记日记才被抓起来的，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心帮老巴一起寻找这本日记本。这就是少年们的日常校园生活，紧紧裹着一层少年们难以琢磨的政治意味。伟义二话没说就参与这场寻找日记本之旅，一则因为友谊的动力，少年时候特有的坦荡和热忱；二则因为伟义曾见过老巴爷爷被抓进班房的场景，这个平日里受人尊敬的老人家被定为反动的买办资本家，被抓时还被侮辱——“老实点，小心你的狗头”，小伟义为此激愤不已。

秘密日记本情节的设置，很好地串起了小说的整体性，这是训练有素的小说家所擅长的布局。有了这根贯穿始终的线索，小说就变得更为规整，情节波澜起伏，可读性得到了最大保证。在情节安排方面，秦文君显然向她喜欢的马克·吐温学到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他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就是范本。因为这根线的存在，小说才得以张弛有度地写少年人的其他生活——抓蟋蟀和抢马桶等。以“将军”蟋蟀换取情报，这符合少年人的行事逻辑。这几章抓蟋蟀的情节是小说中难得的轻松段落，诙谐风趣中有点胡闹，是印象中的少年生活。在这些内容方面，秦文君按着少年人的心思写，是紧张窒息的“文革”生活也难以压抑的少年们天真闹猛的生活。维持伟义他们热情的是所谓的少年人的正义。这份正义也许来自人性本身，来自少年人的天真，包括来自家庭的熏陶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本能的伦理。

少年人正义的多元化来源，给了秦文君对日常市民生活进行关注的理由。在成长的社会性这一点，秦文君写出了让人赞叹的章节。白师傅六十大寿摆酒水请街坊们吃饭，伟义跟着妈妈去参加，受到了白师傅家人的热情招呼，他开席时说：“我这人臭脾气，讲不来空口话。长处就一个：肯吃苦。老法讲，一个人怕吃苦，苦一辈。一个人不怕苦，苦一阵。谢谢大家帮衬我，成全我凭手艺吃饭，不低头，不昧心……”小说中写到，“他这么牛，是觉得心安，有尊严。也是的，他把最琐碎的落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凭手艺吃饭、不低头、有尊严等词语都是历史风云背后普通市民的自我价值要求，把琐碎的落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则是市民日常生活最好的注释。

当找到日记本的伟义被“造反分子”朱刹胚抓住时，白师傅的儿媳妇挺身而出：“我这人不怕麻烦，就怕不麻烦，伟义妈妈是我请来的干姐姐，她儿子自然是我的干儿子，你和我干儿子过不去，我这当干妈的能不管吗？”然后招呼伙伴把朱刹胚堵了起来。这几个章节结构之紧凑，语言之鲜活准确，市民生活气息之浓郁，叙事之镜头感，显出了秦文君扎实的写作功力和独到的细节还原能力。从白师傅的话语到他儿媳妇的野性表达，脱离政治氛围的市民日常生活得以在此呈现，特别需要提出的，儿媳妇的挺身而出闪现的就是世俗伦理和价值观。加上小说中写到的许多老师，都还保存着为人师者的尊严和正直，这才是大社会背景之下的伦理小生态，少年们的意气和正直来源于此。大运动裹挟下的百姓日常生活始终在继续，人与人之间也总有利益不相交的时候。与滚滚的时代车轮相比，这是缓慢、安静流淌的生命内河。日常生活作为普通百姓的身心所在，承担着伦理和普遍善念的继承和传递，是独立于政治生活之外的空间。

让人印象深刻的这部分内容，放开手写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可以写得自如。在中国儿童文学写作水平多少存有争议的今天，儿童文学如何书写时代真是一个问题。保持童真、童心和童趣并没有那么复杂，并不需要写作者们刻意地放低身段装作孩子那样说话。何况放低也是刻意的放低，是一种假扮的真诚。理想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是既写得出给成人看的优秀作品，也写得出给孩子看的好作品，而不是倒过来光迁就孩子。文学是相通的，并不真的存在一套完全给孩子看而成人却无所适从的写作规则，如果真有这样的规则，我更愿意相信那是写作者创作水平还不够的借口。

小伟义的成长最终完成了，恶势力的去世，秘密日记本的寻回，老巴一家的秘密也解开了，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不过，小说留给读者的余味显然不止于这些，如果说伟义的成长让他认识到，世界和人生存有善意，值得奋斗，不要被过去和别人所困，那小说呈现出来的成长意味则更为丰富。当承担外界教育职责的社会和时代失效时，小到一个少年，大到一个社会，完成内在性格和价值观建立的工作会由谁来承担？体制的激发下，人性之恶又怎样得到遏制？像朱刹胚这样身上带有一种不可理解的毒的恶魔怎样才不会再出现，谁又能真正收拾得了他们？进一步说，恶从来就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它永远是当下的，永远会有新的其他的恶产生，与恶的对抗没有一劳永逸的窍门。

秦文君在伟义身上寄托正义力量的同时，她关于老巴爷爷、老巴妈妈、伟义父母以及白师傅等市民的书写和记忆，才是真的人心之善的来处，犹如微暗不绝的火种燃烧在人的心中，那才是真的希望所在。当王建生最后坦白自己是纵火犯而不是救火英雄，被拉去游街时，伟义不顾车上民兵的阻拦，迅速爬上卡车，把王建生衣襟拉下来，盖住肚子，还将军帽脱下来，按在王建生的头顶上。我以为这就是人格的成长。即便在最为困苦潦倒的时候，也有一群人不肯潦倒下去，少年伟义自己耳闻目染，见证了这些，这便是成长的全部意义。

写于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