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开宗明义理应为为文之正道。不过就“鲁迅与20世纪中国都市化进程”这一命题的研究而言，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尽管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智慧，20世纪以降尤其当下中国社会急剧进行中的都市化进程势必会引发思想界诸多知识、精神上的应对，而鲁迅作为20世纪最重要且复杂的文化先驱，对其精神遗产的阐释也应该有“都市化进程”的观察纬度。不过在我们就这一命题的研究请教为数不少的前贤时修时，他们脸上流露的迷茫和惊讶还是令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到匪夷所思。人们对将“鲁迅”与“都市”尤其“都市化进程”并置并加以研究的迷茫、疑惑使我们意识到，如果容许对学人们的思想、知识资源做苛刻要求的话，或许那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对“都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乃至精神现象的知识准备还不够深厚，直觉上感到此一研究有些莫名其妙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的确，如果我们细致检视过往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方面的学术著述，除去关于鲁迅辗转于诸个城市的生平史料的钩沉研究外，此一研究命题的学术积累还未臻完善，尤其深具问题意识的理论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出奇地寥落。这其中的缘由颇耐人寻味。当然，伴随着中国当下社会急剧的都市化进程，近年来对西方都市文学、都市社会学等研究领域知识资源的引进和借鉴倒是愈见驳杂，新的更具深度和拓展性的研究意识可能正在萌发也未可知。执古绳今虽然有诬今之虞，但学术史的考察毕竟还是可以钩沉些许启示。我们从下文辑录的零散材料中或许可见一些论者提到关于“鲁迅与都市”这一命题时的直观理解，它们应指引我们逼近问题的深层——到底何谓“鲁迅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

抵达问题之前，还需先对何谓“都市”略做必要的铺陈。

第一节　古今之变中的中国“都市”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今之变视野中的城市概念正呈现出多重意涵。

先说中国古代的城市概念。中国古代对城市有多种称谓，如城、邑、都、市等，主要体现的是其宗教、建筑、聚集、交易、战争、行政等方面的功能。从趋势上看，“城市”的内涵、功能也是不断累积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里所谓“聚”“邑”“都”就是规模逐渐变大的城市的不同称谓。“城”最早是指都邑四周用来做军事防御的墙垣，《说文解字》有“城，以盛民也”的说法。《诗经·邶风·击鼓》里谈到“土国城漕”，《左传·隐公元年》里讲“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土”与“城”用作动作，有守卫之意，这些早期的“城”的主要功能集中于军事防御。我们所熟悉的“城池”一词，城即是卫护之城郭，池则是护城河，最早的“城”的主要功能集中在军事防御上殆无疑义。

在中西城市变迁的过程里，“城”的起源均源于抵御敌人的军事需要，再由军事需要延伸至追求神权、政权秩序上的需求，所以古代的“城市”其实是一种大型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在西方的中世纪，这种“城池”多以星散的贵族城堡的面目出现。在中国，随着秦王朝六合一统、皇权钳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城”的军事意义自然被有意地削弱，它的行政、民生功能得以加强。约而言之，由于中国古代城市的世俗化程度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特别是自唐宋两代以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出现了不少以商业贸易为主的封建都会，商业规模较大，手工业发达，人民安居乐业，13世纪马可·波罗在游记里记载杭州城的繁华时，为之惊叹万分。

“城市”中的“市”最早是指交易或集中做买卖的地方。《战国策·燕策》：“人有卖骏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这里的“市”指的是交易场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讲到“及反，市罢，遂不得履”，这里的“市”指的则是交易或者贸易行为本身。《战国策·燕策下》中讲到“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这里的“市”也是动词，意指贸易行为。

西方的城市概念侧重点略有不同。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希腊文明本身就是城邦文明，希腊文明的许多因素，尤其公共生活、民主政治方面的词都与城市有关。比如“politics”（政治）和“polity”（政体）都来自希腊文的“polis”（城邦），“civilization”（文明）则来自拉丁文“civitas”（市民）。可以说，城市已成为西方文明最久远、最直接，也最具体的物质表现。如果我们对城市做一个宽泛的理解，城市无非就是一个群聚的所在。依据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欧洲历史上的城市聚落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从小自然村（hamlet）、村庄（village）开始，发展到小规模的镇（town），再到较大规模的城市（city）以至于现代社会规模巨大的大都市（metropolis）、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集群城市或城市群（conurbation）和城市带或城市连绵区（megalopolis）等。迄今为止，人们对“城市”（city）的定义有上百种，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随着人类的文明不断成长。《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城市的定义为：“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织化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乡村规模大，也更重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将城市定义为：“城市是规模大于乡村和集镇的以非农业活动为主的聚落，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城市”在西方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复杂的历史概念，小自然村、村庄、镇、城市都是古已有之的聚落，古典的城市多是因政治和军事的功能而产生。不过，城市作为一种现代现象是得益于工业革命的推动。欧洲的工业革命造成了大规模工人人群的聚集，农业人口的流失和大量进入城市，从而导致了欧洲城市的迅速聚合，形成了以伦敦、巴黎等为代表的世界著名的大都市。到1900年时，全球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就有11个，其中包括柏林、芝加哥、纽约、费城、莫斯科、圣彼得堡、维也纳、东京和加尔各答等。整体上看，西方的城市化是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形成的一种自发的社会演变进程。“工业化促发了都市的成型。它将松散的人口重新配置，使乡村人口在城市驻扎起来，并使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只有这样，规模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信贷才有可能。机器——无论是具体的生产机器还是整个城市机器——才会出现齿轮一样精密的分工。庞大的人口数量、中心性地域、交通、建筑、商业大街应运而生。”

与西方不同，近代中国都市的发展则是在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的外力作用下形成的。“在那些和外部世界市场有密切关系的城市的经济中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现代’部分，和这种经济发展有关的是，社会发生了变化，产生了诸如买办、工资劳动者和城市无产阶级这样一些新的集团。而且，由于各种西方制度的‘示范影响’以及和外部世界交往的增长，社会变动过程必然在本地居民中发生，它逐渐破坏了他们传统的态度和信仰，同时提出新的价值观、新的希望和新的行动方式。”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和侵略改变了中国传统城市的自然发展进程，传统的中国城市大多是依托某一农业发展区域聚集的某一中心城市，而近代城市则多分布在海岸线上，显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向性。

值得留意的是，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发展的自然进程。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帝国主义列强以开辟贸易之名，逐步向中国的沿海城市渗透，首先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领土与行政管理上的特权，接着在城市日常管理上引入、建立更具欧洲文明特质的制度，这些都在逐渐改变中国城市原有的社会空间及生活方式。在外来的文明、强权同步压力下成长的第一批城市有天津、汉口、重庆、青岛、厦门……而其中堪为殖民城市代表的就是被称为“东方飞地”的代表——上海，它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东方巴黎”。晚清以降上海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最迅猛、公共领域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成为各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

除此以外，辛亥革命对中国早期都市形成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学界对中国城市发展过程的研究较少从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入手，但事实上，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廓清了政治制度上的最大障碍。因为，中国古代规模较大的城市往往难逃一种厄运——“城市作为权力象征和行政中心，便成为连绵不断的王朝战乱和外地入侵的首要打击目标”。辛亥革命肇始于武昌城，迅疾席卷其他城市最终终结了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城市不再集中为某个超大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尤其北京作为传统帝制的政治中心，在八国联军的入侵和辛亥革命的风潮席卷之下，鄙夷天下的皇权气概日渐颓败，上海则裹挟着西洋的现代文明色彩迅速走红，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最具活力的地方，催生了海派的商业奇迹和文化传奇。

近代中国都市的形成颇为复杂，既不再完全是古典意义的军事、行政功能的城市，也不完全如欧洲城市那样由现代工业革命催生而成，而是在适逢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或慢或逼促被抛入了现代城市滋生的轨道里。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具有独特的“古今之变”的特点，诚如一论者指出的：“在现代性的历史大漩涡中，中国是在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么一个窘迫的历史尴尬下才卷入的。传统的中国封建城市，只有量的增减，没有质的变化，城市类型普遍属于韦伯意义的消费城市理想类型而非生产城市理想类型，城市往往是围绕统治阶级的服务而兴起，其兴衰大多取决于其行政中心地位的变化。”鲁迅生活过的几个中国城市，其特征各有不同，空间上地域、文化多有歧异外，更重要的是古今之变中的老派与新锐，充分显示了近现代中国都市发展的复杂性与不平衡。特别是京沪两地，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一内陆城市，其皇城气味自然浓烈异常，皇朝旧都里新思想、新文化的裂变自然有着特别的压抑感，反抗的重负也更沉重些；而上海，这个1930年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其迅疾的国际化、城市化进程实质是“飞地”上的奇迹。上海由海边一个小渔村膨胀而来，西方殖民宗主国短期内无时差地输入大量的工商业文明与现代文化，呈现出别样的魔力。再加上浸润着江南文化的流风余韵，“老大中国”的人情事礼，芜杂的上海俨然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最斑驳多彩的所在。

鲁迅可谓恰逢其时，无论是早期置身于正在沉滞与蜕变中的北京，还是生命后期笔耕于喧嚣与摩登中的上海，抑或其他短期停留的城市如厦门、广州、香港等，都为鲁迅观察变动中的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鲁迅作品中的描摹和思考，也成为我们思索20世纪中国的都市化进程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

第二节　“鲁迅与都市”研究述略

一、乡土气与都市气

从社会公众朴素的理解上看，鲁迅的个人生活、艺术创作中的乡土气看起来似乎是很显豁的，鲁迅研究界恐怕也多持这种理解。张定璜早在1925年的《鲁迅先生》一文中就称：“他的作品满薰着中国的土气，他可以说是眼前我们唯一的乡土艺术家。”日本学人原野昌一郎在1931年的《中国新兴文艺与鲁迅》里也称鲁迅为“乡土文艺家”——“菲力普专描写都市方面下层印贴利更追特及小资产阶级的苦闷，鲁迅的作品则多致力行农村农民的写实，很少写都市生活的东西。”鲁迅在世时诸如此类的意见已不胜枚举。鲁迅身后相当长时间里我们也乐见鲁迅这种更贴近乡土气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的传播，且有意为之。许广平写于1959年的如下生动的描摹可作一生动的佐证：“鲁迅是一个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绝不会引起一个人的注意。论面貌、身段、外面的衣冠等，都不会吸引人的。至多被人扫射一下，留下了淡漠的印象：在旧时代的一位腐迂，或者是一个寒伧的人，一个行不惊人的朴素得连廿世纪的时代似乎也遗忘了的从乡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这是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北京旧社会一般的人所容易看到的，实则是一个被旧社会压得连气透不过来的，反抗这阶级并要带领着大家奔向前的战士。”这里所谓“从乡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的表述是传神的，而“朴素得连廿世纪的时代似乎也遗忘了”的说法应该是想凸显鲁迅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疏离。许广平还在《欣慰的纪念》一书中对鲁迅乡土化的日常生活习性有过生动的描写：

他爱那爽脆夹些泥土气味的农民食物。

衣服他是绝对要穿布制的，破的补一块也一样的穿出来。

……

他欢喜吃硬的东西，饭炒起来也是要焦硬些，软绵绵的有些不大爱吃，好像丝绸的衣服不爱穿一样，他是彻头彻尾从内到外都是农民化的。

请读者诸君留心的不仅是上述对鲁迅生活细节的描摹，还有许广平的笔端里对“农民化”的情感和道德态度，在这些言辞里它显得既清晰又浓烈。笔者以为，这其实是我们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都市化进程”这一命题时如影随形的情感记忆甚至道德本能，它源于现代中国本质是依然是乡土中国的历史事实，也源于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强化。无可否认的是，它自有其相当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也客观地揭示了鲁迅复杂精神世界中亲近乡土的一面。这些都不由得提醒我们，务必清醒地认识到所谓“20世纪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限度。

如果说许广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那么以下几位的观察或许可以做些必要的补充。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里也写有：“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瞿秋白在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一文中同样提及鲁迅身上的农民气质，“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得到的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同样倾向于鲁迅在本质上是乡土性的，在他看来，“在革命文学走上正常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轨道之后，鲁迅被看作农民文学的开拓者，他描写农村的作品被当作现实主义的典范。”他甚至认为：“与他的农村题材的作品相比，他的城市题材的作品较少，也都没有成功。他好像意在用讽刺的或者是揭露的笔调，描写小市民在自己的空间内的不平和自我满足的生活，可是这些都没能在作品中被再现出来，而是变成半透明的虚像，缺少现实的味道。”

毋庸赘引辞费了，张定璜、许广平、萧红、瞿秋白、竹内好等诸家的以上观察自有其道理在。其实，就是鲁迅自己也曾自陈：“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这里的自述凸显的是鲁迅的生命经历、艺术创作的丰厚的乡村背景、浓郁的情感寄托，这一方面的种种史实及意义业已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阐发，可以说学术界在此一面相上已经有相当的积累。

不过，也并非没有对鲁迅的个人行止及创作与都市生活的内在联系加以勾连的人。曹聚仁就明确主张：“鲁迅在乡村住得并不久，他的意识形态成熟于大都市。”他对鲁迅的如下观察和上述张定璜、许广平、瞿秋白、竹内好的看法可以构成某种对话的关系：

说鲁迅能过刻苦朴素的生活，那是不错的；说他过的是刻苦朴素的生活，那就可以保留了。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者，是从田间来的，知道稼穑之艰难的，但也懂得都市的资产阶级的种种物质享受，在许多场合，我看见他肆应自如，和“洋人”一起，也显得从容自在，毫无拘谨之态。

曹聚仁的观察和理解与许广平笔下“从乡下初出城的人士一般”的鲁迅形象略有不同，他看到的是鲁迅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者”对“都市的资产阶级的种种物质享受”的熟稔和与都市社交生活中“肆应自如”的一面。曹聚仁的观察也颇有些细腻之处，譬如：“鲁迅也爱吃糖果，吃的也是几角钱一磅的廉价品。他也爱洋点心，北京东城有一家法国点心铺，蛋糕做得很好，他偶尔也买来享受一番的。我们有一回谈起生活享受的下意识作用，如他《在酒楼上》所写的‘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对于他是永远的蛊惑，要骗了他一辈子的。同时，一个乡下人对于城市型生活的欣羡，一个贫穷中过来人对于阔老的享受方式的神往，也在我们心胸盘旋着。这便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意识。’”曹聚仁此处总结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意识”的两个方面：城与乡——“一个乡下人对于城市型生活的欣羡”，贫穷与财富——“一个贫穷中过来人对于阔老的享受方式的神往”，不正是20世纪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两个异常触目的问题吗？如果把曹聚仁的以上眼光与许广平等人的观察综合起来看，大概才可以更全面看待鲁迅的行止和创作。

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当人们讨论鲁迅身上的“乡土气”而有意回避“都市气”时，那种强烈的道德上的认同感，是否合宜？相应的，对“都市气”的揶揄、讥讽乃至诅咒往往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理解，这是绝对合理的吗？众所周知，现代都市作为一种从器物、风景、风俗、法权制度等都高度择取西方文明的新的产物，在20世纪中国的存在形态的确有其复杂的面相，文明与野蛮齐生，摩登共颓败一色。然而，“但这个新世界正如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那样还不具有一个完全的现实性；这一点从本质上是不能不考虑的……新精神的开端乃是各种各样教养形式的一个广泛变革的产物，乃是用尽各种办法并作出各种奋斗和努力而取得的报偿”。现代都市正是这样一种“新精神的开端”，那种简单的指责和鄙夷是否恰恰显示了，对都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精神现象的隔膜？“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事是作出评判，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这恐怕正是我们的研究应该反思的。

二、创作与都市生活

鲁迅一生自绍兴出走至南京，其后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短暂停留后独自逃离去仙台学医，又回返东京投身自己的文学事业，惨淡经营咀嚼失败的痛苦后回国在杭州、绍兴两地任教谋生，之后赴南京、北京工作，人到中年后选择南下，经过在厦门、广州的短暂学院生活，最终卖文为生栖身于上海，可以说见证、感受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形态。如果再加上短暂游历的天津、西安、香港等地，就更可做如是判断。

目前对鲁迅的创作与都市生活关系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侧重生平史料的发掘和考证。其中关于鲁迅创作中的诸种细节与所置身的都市日常生活的关联，虽有学者不乏此方面的努力，但仍以鲁迅胞弟周作人的钩沉最为沉实。他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里就提供了难得的实证性的材料。笔者略做梳理整理如下表：

由于周作人与鲁迅曾长期生活在一起，加之毕竟曾经有过多年的兄弟怡怡，他提供的点滴记忆都值得留意，一些用意非经由他提醒简直无从措意和勾连，譬如上表他提及的鲁迅小说《明天》里的“单四嫂子”“这名称是北京式的”就令我们颇感意外。

一个总体的研究趋势是，鉴于围绕着绍兴鲁迅、仙台鲁迅、北京鲁迅、上海鲁迅、厦门鲁迅、广州鲁迅等的命题，在史料的爬梳已无太大突破可能性的情况下，关注鲁迅的思想、创作与其置身的具体都市文化、社会环境的关系，做文化社会学性质的阐释就成为研究的重点。朱崇科的近著《广州鲁迅》、梁伟峰的《文化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可视为这一倾向的最新成果。这一类研究的难点在于其阐释易流于文化决定论式的窠臼。体会、还原历史的语境与生发、阐释文化社会学的意义之间，略显因果论式的直接论述往往令人心生疑虑，从字里行间嗅出“为文造情”、敷衍成章的情况所在多有。笔者注意到，近来青年学人陈洁关于北京鲁迅的研究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陈洁对鲁迅在北京时期的创作与创作地北京的文化氛围的关系，北京对其创作所起到的作用有过一番细致的梳理，她以“起兴”来定位二者的关系。陈洁曾以鲁迅的杂文集《热风》为例，探讨了北京生活对于鲁迅杂文创作的“起兴”，还制作了如下细致的对照表：

陈洁意识到：“鲁迅在北京描写绍兴风土，常以北京为起兴，再引出对乡土的追述。北京的时务刺激了他的思考，从而引发出对乡土的深思。鲁迅对城市建筑淡漠，关注的是人事。在北京考察历史，关注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立足于北京观察，考虑的是中国问题。在北京发生的事件，激发鲁迅的思考，经过分析和总结，常上升为对中国的认识。”“鲁迅的思想与在北京所观察的社会现象和经验形象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经典的文本。鲁迅的思想是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思想，不同于哲学家的理论体系，这在鲁迅的杂文写作中很明显。”更可贵的是，陈洁处理鲁迅“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的思想”时，以“起兴”这一更具有弹性而非决定论、因果式的逻辑论证来努力尝试重绘都市文化环境与经典文本的关系。

当然不难察觉，诸如陈洁此类的研究旨趣已不同于周作人那样刻意拘囿于史料钩沉的层面，而是透过对鲁迅文章里各个细节的留心，努力捕捉北京等都市文化氛围、文化场域对鲁迅潜移默化的影响。此类研究看重的并非实体的地理学意义上的都市，而是文化空间意义上的都市，是都市生活中物质载体的文化意味。1990年代末彭晓丰、舒建华在研究鲁迅笔下北京城里的“S会馆”时，就明确提出过：“S会馆是京城某处一幢操着绍兴口音的房子，它的位置和建置并不是我们的关注的焦点，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地理方位而是它的文化容量，不是它的物质外壳而是它的精神空间。”

有意思的是，一旦进入对都市的文化、精神空间的描述、理解和判断，在如何评价鲁迅的创作与都市文化气质的关系上，学人们必定出现较明显的价值分歧。不吝赞美之词的论者所在多有，尽管那论断的逻辑其实大可推敲——“鲁迅小说中存在一个由‘S城’、‘京城’及无名城市所构成的空间谱系。涵盖了市镇、城市、都市等不同类型和多元的书写方式。鲁迅惯于描绘远离现代文明的本土城市。不挟带地域文化色彩，拒绝根据现实原型进行城市写真。其文化内涵在于，祛除城市魅影，聚焦底层社会，揭示出欲望压抑、道德困境、看客心理等等城市精神状况，在20世纪中国文学形形色色的城市书写模式中独树一帜。”这论断里褒扬的是鲁迅的“远离”，但其他论者的眼里鲁迅的笔致恰恰又是“近距离”的——“鲁迅放弃了一贯成功的回忆叙事，潜入到租借上海的日常生活，在殖民体验与民族意识的纠结中，更多地选择篇制短小、直观显示的杂文作为战斗的武器，放弃了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走向了与普通市民喜好更为合拍的日常叙事。弄堂视角的选择，不仅有利于鲁迅对上海镜像的具体书写，而且可以明显接近普通市民生活，展开对常态生活的近距离描写，避免对上海浮光掠影般的模糊性描述”。检视诸如此类颇有自家体贴的论断，让我们不得不感慨鲁迅的精神资源经由阐释过程后的复杂变形。这也有其内在原因。20世纪下半叶以降，鲁迅作为独特的精神资源，其所言所语、围绕他的诸种论定都在深刻介入、影响着几代中国人的好恶、趣味乃至价值观念，甚至当代社会政治文化体制的形成、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倾向等都有阐释中的鲁迅的影子。

舒芜在《鲁迅：在城市中战斗》一文，注意到了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一文里的如下描写：“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边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在舒芜看来，“街灯的光穿窗而入”这一句话就抓住了现代大城市上海的弄堂房子的特征，这对于鲁迅的一生，也有总结的意义。舒芜认为，鲁迅对上海弄堂的直觉性的把握是异常精准的。舒芜高度肯定鲁迅生命后期选择的居住地上海的先进性和历史意义，这里的“所谓先进，不是伦理的道德的意义上的，而是历史的意义上的。”他还提出：“鲁迅选定上海和离不开上海，不仅是一个地点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身份的问题。”舒芜的这些直觉、带有浓郁的个人感受性的论断都是可以深度开掘的命题。例如为何“街灯的光穿窗而入”这一场景可以隐喻鲁迅一生的生命价值？所谓“历史意义”是否意味着鲁迅的精神遗产的扬弃必将在更具都市化的文化空间内进行？笔者以为，舒芜本能地触及了鲁迅的写作与现代大都会的内在精神，鲁迅精神遗产与20世纪以降的中国的都市化进程等关键问题。而且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舒芜是对这种关系持很正面的看法：鲁迅足够现代，非常都市。

但并非所有学者都会作如是观。李欧梵曾细致阅读过《申报·自由谈》上的游戏文章，对鲁迅在现代都市传媒——报纸中所操持的笔法不敢苟同。相反，他肯定的是当时报纸的“副刊”上的众多“游戏文章”的文体特点和社会功能：“游戏文章的长处正在于此，它既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文体，也和这个时期的媒体——报纸——关系密切。………报纸读者的阅读兴趣，是经由文体的游戏而带动，读者越多，报纸越流行。而流行的功用不仅是商业上的利益，也可以在文化层次上转移社会风气。”“过渡时期”“文体的游戏”“流行的功用”“商业上的利益”“文化层次”“社会风气”，这些都是现代都市文化空间的紧要元素。当然，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历史语境——鲁迅置身的彼时中国的都市生态，包括报纸也是畸形的，并非正常的商业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到政治权力的极大影响，李欧梵并不回避这些，但他的问题意识是——“问题是：这一个逐渐独立的报纸言论，并没有完全生根结果，国民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后，在言论上采取检查制度，遂把这个言论空间又缩小了。”“然而，言论的压制政策也造成另一种对抗的形式，这种压制和反抗的模式，反而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津津乐道的传统，而这个新传统开创者之一就是鲁迅。”李欧梵对鲁迅开创的这一新传统并不以为然，他批评说：“事实上他（指鲁迅——引者）并不珍惜——也不注意——报纸本身的社会文化功用和价值，而且对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他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两极化的心态——把光明与黑暗划为两界作强烈的对比，把好人和坏人、左翼与右翼截然区分，把语言不作为‘中介’性的媒体而作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逐渐导致政治上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而偏激之后也只有革命一途。”从李欧梵批评鲁迅“事实上他并不珍惜——也不注意——报纸本身的社会文化功用和价值”，可以明显感觉到在他看来，鲁迅与现代都市传媒——报纸的现代性在本

质上是有隔膜的，其结果是鲁迅对“言论自由”的悲观和苛刻，它的杂文笔法透露出的“两极化的心态”都是不足取的，并不适应现代都市的媒体生态，因而也失去了建设性的功能。李欧梵在其有着广泛影响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一书中对鲁迅的着墨甚少，大概他以为鲁迅的“两极化”的左翼笔致并不能传达上海的都市摩登气息吧。

李欧梵的尖锐批评引人深思。如何在畸形的商业与政治铸造的都市媒体生态里发出知识分子的声音，迄今仍是个聚讼不已的话题，鲁迅的选择是否是唯一有智慧的选择当然是可以商榷的。同样直率地批评鲁迅对都市文化的某些事项的隔膜和过激抵制的还有资深的鲁迅研究学者张梦阳。他写道：

鲁迅对城市文化中的资产阶级和西方文明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今天看来是不足效法的。这与他的东方文化背景和破落绅士阶级的出身以及与下层农民情感联系有关，也与他缺乏西方文明和民主思想的洗礼，不能从商品和市场促进社会发展的视角观察城市文化相连。因而他不可能看到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积极的一面。在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对都市文化中必然出现的角色——资本家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不仅不会再对曾经诋毁自己的“创造”社的简单化倾向提出批评，而是倒向左翼一边，以自己特有的锋利刀笔，助“革命文学”阵营一臂之力，给并不是主要敌人的梁实秋等文人、学者戴上“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帽子。甚至于不让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些小作家、小文人有存身之地，批之为“第三种人”。……

正是这种个人和时代的种种原因，使得鲁迅上海十年杂文发生了这样的复杂情状——既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海派都市“世相”，做出了极为精彩的刻画，称得上是从整体上反映中国近代社会世相的巨幅画卷；但又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对资本家或企业家的兴起和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采取了一味批判和讽刺的偏执态度。

张梦阳提出的“鲁迅对城市文化中的资产阶级和西方文明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的原因——“这与他的东方文化背景和破落绅士阶级的出身以及与下层农民情感联系有关，也与他缺乏西方文明和民主思想的洗礼，不能从商品和市场促进社会发展的视角观察城市文化相连”，同样是大胆而亟须深入论辩的命题，正是“鲁迅与20世纪中国都市化进程”所要回答的。

事实上，已有学人以更加不屑和鄙夷的态度认定，所有的这一切不过是鲁迅的文人习性罢了。在一本激赏德国右翼法政思想家施米特的小书里，刘小枫就曾语带讥讽地把鲁迅类比作德国知识界不谙世事、徒操文人笔法搅乱人心而已的文人恽格尔。恽格尔何许人也？“文人界中的国魂代表”——“恽格尔是文人，以语言料峭、思想恢奇的小品、散文著称，迷倒好几代德国知识人，堪称文人界中的国魂代表，或者说是德国的鲁迅也可以。虽然施米特与恽格尔一直通信，却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位文人，日记中多次轻蔑有加。”至于说到中国“市民社会”里的鲁迅，在刘小枫看来，他虽遭遇了中华民国的书报审查的麻烦但也并非死路一条，“1911年共和革命以后，中国进入了所谓军绅政权时期——据说，这也是中国近代最为自由的时代。国家政权疲弱不堪，国内政治力量四分五裂，却不乏市民社会的‘自由’—鲁迅可以骂很难听的政治怪话，虽然遇到不少麻烦，还不至于没有地方发文章或干脆被押起来”。总之，在刘小枫看来，享受着中国近代“市民社会自由”的鲁迅，只是会抖落出政治怪话的骂客罢了，“徒有文人笔法搅乱人心”而已，不足为虑。

我们更愿意过滤掉刘小枫言辞里同样浸润着文人笔法的讥讽，认真思考：如果我们愿意尝试从更丰富的譬如法政的知识背景——譬如他提及的“市民社会”的思想资源出发审视鲁迅的精神特质，或许可以更切实、深入地理解鲁迅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关系，探究一下所谓中国的“市民社会的‘自由’”究竟是何形态，鲁迅与中国的市民社会究竟是何关联。至于由此揭示鲁迅思想的短板、匮乏都是不必介意的。反倒是，靠仅仅给鲁迅贴上“文人”的标签一顿痛批了事，那恐怕也是思想懒惰、心怀怨恨的做派。

第三节　“鲁迅与都市”研究的反思

毋庸置疑，20世纪中国思想、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是以城市辐射农村的方式进行的。鲁迅作为这一过程中的杰出知识分子，他对都市生活的感受、隔膜、记录和批判，对都市与乡村关系的情感记忆和理性思索，都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但如前所述，如何切实地理解、陈述、转化这份精神遗产，我们仍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鲁迅早年的名文《破恶声论》里在讨论社会思潮时曾有“崇智抑心”的说法，这是为鲁迅批评的当时诸种社会思潮——“恶声”之表现。我们以为，纵览鲁迅研究的学术史，“心”与“智”的对峙实则是学人们在面对鲁迅这一精神资源的根本性分歧。略而言之，“崇心”一派的问题意识多是“文人式”“美学式”“感发式”“生命体验式”的，也多视鲁迅的文学性体验（“心”）为鲁迅全部思想、精神世界的源发地，以此来统摄鲁迅的社会性表达；“崇智”一派则倾向于模糊鲁迅小说与杂文乃至与其他应用性、学术性文字的界限，常常选择从鲁迅的全部著述那里抽离出各种思想命题加以演绎，其问题意识是“学院式”“意识形态式”“社会学式”的。

此两种问题意识其实皆来自鲁迅本身的影响。前者长于鲁迅个体精神深渊的探幽，多“真诚的怜悯”；后者则长于公共领域内的思想论辩，多“庄重之姿态”。可以想见，讨论“鲁迅与都市”进而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都市化进程”这样的命题，“崇心”一派大多会着眼、延续鲁迅对都市之恶的愤慨之意，以鲁迅的诸种感受作为讨论的起点和归宿，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大多数涉及“鲁迅与都市”这一命题的著述大多可划归此类；“崇智”一派则较为复杂些，既有与“崇心”一派趋同的一路，更有援引其他思想资源审视鲁迅的一路，相信随着西方都市社会学等思想资源的引进，这一进路的研究会逐渐增加。我们以为，思索“鲁迅与20世纪中国都市化进程”时，需要特别注意两点：

1. 现代都市本身即是精神命题，一如德国哲人西美尔（现多译为“齐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阐发的，其特质既有鲁迅炯眼所及之处，也有着鲁迅隔膜的特质。一味地凸显前者难免有强烈的护教意味，且有重复之感，真诚地面对，疏解后者才是严峻的挑战。

2. 应尝试将鲁迅与现代都市、鲁迅与其他现代都市文化的感受者互为对照的论述方式。鲁迅的价值偏爱，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需注意进入现代都市公共空间的鲁迅，有一个“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化问题，不可简单地以叹服代替审慎的思考。譬如，关于对民国时期鲁迅对上海的感受，鲁迅对海派文化的殖民性、消费性、压迫性等特征的犀利批判众所周知。其后的张爱玲的感受则温和得多，在她看来，“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张爱玲的论断中“传统的中国人”“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的观察角度其实在鲁迅那也并不缺乏，甚至会更深刻，区别在于张爱玲感受并褒扬到的“奇异的智慧”在鲁迅那里怕就成了“才子加流氓”“二丑艺术”等伎俩了。价值判断的分歧是触目的，我们需做的工作是探究鲁迅如此判断的理据，其启用的情感记忆及思想资源究竟是什么？这才是研究的暗区，相反，那种刻意贬低他人如张爱玲等以烘托鲁迅之正确的做派看似思想正确，其实并无实质意义。

2007年在上海召开了以“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海当代作家王安忆就鲁迅对上海的尖锐批评仍显得真诚又小心翼翼：“我不以为先生是爱上海的，在先生的小说里——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我不由地要特别留意先生的小说——先生的小说，并没有关于上海的人和事，多是写绍兴和北京，那里似乎有着更为先生直面的思想和感情。”可以看出，鲁迅对上海都市文化尤其其消费性、殖民性的激烈批判，已经成为一种体现“生活的严肃性”的重要文化遗产，大多数研究者面对这一文化资源时敬畏里包裹着内怯，难有更有力的思想资源与之对话乃至争辩。不客气地说，鲁迅研究界面对鲁迅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点滴感受与批评性意见时，更多的是采取仰视、跟随的姿态将鲁迅的论断加以重复，还缺乏更丰沛的思想资源、更坦率的态度、更强悍的意志来直面鲁迅的精神遗产。

很长一段时期里，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规训和文化传统的惯性，我们简单地以凸现鲁迅身上的农民气质来批判现代都市文明、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而在另外一段时间里，知识阶层又在单纯地附会、认同鲁迅对于乡村的批判，譬如李书磊在《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一书中的论断即是：“鲁迅派的乡土文学与沈从文的乡野抒情在立场与取向上恰恰相反：前者是对城市的认同，站在城市的立场上批判乡村，因而获得的是黑暗、封闭、愚昧的乡村视野；后者是对城市的反抗，站在批判城市的立场上想象乡村，因而创造了充满美感的乡野画面。”这恐怕仍是鲁迅研究界迄今为止较为主流的看法。

自然也有学者努力挖掘出了更为复杂的一面，彭晓丰、舒建华二人在《“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一书里提出，鲁迅在北京的创作，是“在市民文化走向成熟和扩张的时代，它却开始逃离城市走向乡土”，他们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将都市与乡村二元对立，当然也不再唯现代都市文化马首是瞻，而是自觉在都市与乡村之间的互相映照、双向互动，乃至在都市、乡村各自的内在变异中寻找鲁迅的精神特质，这是值得称道的。陈方竞也从1930年代身处上海文化界纷争旋涡的鲁迅对来自边缘省份、出身底层的文学青年的接纳和鼓励，注意到了现代都市文化与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关系：

“五四”文学革命发生在中心城市北京，发生在北京大学这座“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新文学作者和读者更多来自学府和都市，这时候的都市文化和学院文化对于新文学的发生也更有意义，但同时这也带来新文学不可避免的局限，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迅速拉开都市与乡村的距离，加大了文化中心与文化边缘的差距，带有都市文化和学院文化特征的新文学更是适应中国社会这样一种状况发展起来的，即使是1923年出现的“被故乡所放逐”、“侨寓”北京的“乡土文学的作者”，表现的也不过是作者“侨寓之地”即都市文化体验中“隐现的乡愁”，是站在文化中心向故乡的边远之地的回望，他们并没有建立起立足于边缘之地社会人生形态的独立视角，反思更依附于都市文化发展的新文学。这就是说，当新文学视野中的都市与乡村、文化中心与文化边缘之地更趋于截然对立，由此所导致的，是新文学对社会文化关切难以从都市和内地向占有更高人口比例的农村和边缘之地延伸，是新文学难以从对都市知识分子自身境遇和命运的关怀，向对其他阶层、其他成员的生活命运和精神发展需要的关怀延伸，在这时候，拘囿于有限空间的新文学就潜伏着危机，更体现政治、经济中心意义的都市可以迅速蒸发新文学原本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使之变化为一种职业或者生存温饱的需要，成为一种都市流行文化，成为都市文化人茶余饭后用以“消闲”的“故事”和“文字符号材料”……

现代都市文化既是新文化的发源地，有其引领乡村的作用，但其自身的滋生也会带来对乡村的压迫。陈方竞的这段观察提醒我们，在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都市文化自身其实也有一个自我否定、自我蜕变的过程。尤其如果我们从整个20世纪中国的都市化进程来看，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确存在着互为映照、冲撞、激发的关系，简单地以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思路难以把握其复杂性。在这个过程中鲁迅的情感、道德和理性所呈现的复杂面相，何以如此的原因及其精神遗产的影响等的确需要深长思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鲁迅自己的思致也常常有着在“心”与“智”之间摆荡的特点，他既有着文学家敏锐的浸润着情感温度的感受力（“心”），又有着冷眼阅尽人间沧桑的冷静的判断力（“智”），且两者互为激发，这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研究的方法论上，我们以为可以参照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精神社会学”的思想资源。曼海姆所谓“精神社会学”，其精义在于对具体历史语境多因素交互作用的认知，“是对处于行动脉络内部的各种心理功能的研究”，如此着眼的原因之一在于他发现“发生各种矛盾的场所既不是心灵，也不是已经被预先决定的历史节奏，而是各种具体的社会情境——这些社会情境导致不断发生冲突的各种报负，并且因此而导致互相对立的对现实的解释……”，所以，“精神社会学并不是一种对各种理智过程的社会因果关系的探究，而是一种对那些其流行状况并没有揭示，或者说并没有恰当地揭示它们的行动脉络的表达之社会特征的研究”。曼海姆宣称自己的“精神社会学”反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那样因果关系式的“历史哲学”，但又继承了《精神现象学》中对精神的社会、历史维度的强调，瞩目于特定的社会处境中某种观念的具体意义和社会职能，这是一种方法论的扬弃和更生。这些论断对于我们讨论“鲁迅与20世纪中国都市化进程”这一命题无疑有着特别的启发意义。

第四节　本书的旨趣

本书可以说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意识与三个具体研究命题展开。一个核心问题意识是：

20世纪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其实质是正在走向中国的市民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鲁迅精神产生、继承的意义与价值。

三个研究命题是：

一、梳理鲁迅的创作与20世纪中国都市社会生活的关系。（第一、五、六、七、八章）

二、审理鲁迅对20世纪中国都市社会生态、都市化进程的感兴和思考。（第二、三、四、九章）

三、整理鲁迅逝世后鲁迅文化遗地对鲁迅思想文化资源的继承与使用。（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

就研究旨趣上，我们在把“都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乃至精神现象的知识学的准备上自当努力，西方都市文学、都市社会学等研究领域的知识资源也多有借鉴与转化。毕竟，正如前文提及的，现代都市的器物、风景、风俗、法权制度等都是高度择取西方文明的新的产物，相应的思想、知识学的反应和累积虽不免有芜杂浅陋之作，总体上还是要丰富深入些。当然，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更重要的依然是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在20世纪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审理“走向中国市民社会的鲁迅精神”才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批判性的反思也是我们心向往之的。我们的研究对象，鲁迅本人的精神特质里就极具反省精神，他以“奴隶”意识烛照起全部的中国历史，以“吃人”的恐惧审判全部的中国文明，以“精神胜利法”统摄起全部的中国的国民性，以“近官”“近商”论定京派、海派……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理解鲁迅这些批判性的反思，尤其如何理解鲁迅对都市市井生活的诸多犀利论断，尤其是那论断里存在着的明显的“片面性”。我们以为，一味地附和、崇拜鲁迅的具体论断其实大可不必。应该留意的倒在于，切实的承认、体味这些论断的“片面性”反而会让我们真切地看到这些真实的“片面性”的论断大多有着自我反讽、出离自身的内在自否定动力，每每极富内在的生长性，深具黑格尔所说的“从其片面性中解放出来或保持其无片面性”的内在精神力量，不可视为凝固的乃至教条主义的结论。（见第四章）

鲁迅的观察和思考除了透辟之外，其实常常伴随着浓重的苦楚、疑惧和感伤。传统道德的颓败在鲁迅那里激起的并非尽是精神更生的欢悦，毋宁说更多是深情的缅怀和惆怅的挽歌。何以如此？他的点滴感兴，他看待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时或激动或隐微的情绪波动，也是我们应体味的。在鲁迅那里，他的论断常常不仅是思想的修辞，还是精神的、生命的叩问。我们感到，鲁迅感受、论断世界的方式有很强的整体性，可以说他把现代中国也看作了一整体的精神问题，他想挑明的是传统中国在最高道义合法性上的亏欠——只见“奴隶”不见“人”。他所致力的，则是现代中国在最高道义合法性上的证成——人何以为人的精神命题。所以，鲁迅的思想表达里有着内在的生命冲动，这和一般的文化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对我们的研究方式产生了极大的挑战。我们以为，如果说以传统的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可以就相关的思想文化命题做出恰当的阐释，那么在涉及更具深度和生命感的精神问题时，采用前文提到的“精神社会学”的研究思路或许更为理想。

20世纪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充满坎坷。“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其本质上就是古老的中国走向市民社会的一个精神启蒙的环节！遗憾的是彼时内忧外患的历史处境使中国走向市民社会的历史进程被不停地扭曲或中断，只是在个别都市里催生了畸形的果实，迄今为止自由精神的定在——市民社会的制度性法权秩序依然未有应当的发育。在20世纪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中，鲁迅已给予“人”的尊严、权利提供了强烈的道义及理性上的论证，构成了最具影响的现代精神传统；当然现代市民社会的构建，还需要更具制度性的法权秩序方能现实化——这一点或许是鲁迅措意不足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后者的滞后加剧了前者的焦虑与激愤。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难以回避的苦涩感受。它让我们对鲁迅更加敬佩，也让我们深感我们祖国的都市化进程还“浮艳在肤，沉著不足”，“精神萧索”的问题远未解决。本书的用意措辞怕也大抵如此，即将展开正文之论述，不禁觉得羞愧之至！

具体都市与鲁迅的关系的研究，可参考者如邓云乡的《鲁迅与北京风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萧振鸣：《鲁迅与他的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朱水涌、王烨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朱崇科：《广州鲁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这些理论资源中，就我们阅读所及，援引最为频繁的应是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的系列著述，如《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等。至于英语世界尤其美国学术界关于20世纪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研究的文献线索，以近来董玥在《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绪论里梳理得较为周详，此处不赘引。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6页。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
汪民安：《步入现代性》，摘自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吴聪萍：《南京1912：城市现代性的解读》，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张定璜：《鲁迅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7页。
原野昌一郎：《中国新兴文艺与鲁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42、644页。“印贴利更追特”即intellectual的音译。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89页。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100、89、78页。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96页。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20、827页。
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1页。
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1页。
鲁迅：《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页。
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79页。
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64页。
曹聚仁：《鲁迅评传》，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69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页。此处引文使用的是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一卷的译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118页。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页。此处引文使用的是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一卷的译文，第69页。
鲁迅在厦门和广州停留时间虽不长，却是其思想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厦门鲁迅感到异常孤单。在广州，鲁迅在现实生活的刺激下深入思考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对鲁迅在厦门、广州时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著作中：房向东：《孤岛过客：鲁迅在厦门的135天》，崇文书局2009年版；朱水涌、王烨主编：《鲁迅：厦门与世界》，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中文系图书馆编：《鲁迅在广州》，山东师范学院1977年版；等等。
主要有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资料丛抄》（包括《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南京》《鲁迅在日本》《鲁迅在杭州》《鲁迅在北京》2卷，《鲁迅在西安》《鲁迅在厦门》《鲁迅在广州》《鲁迅在上海》3卷；陈漱渝：《鲁迅在北京》，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孙瑛：《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张竞：《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中山大学中文系编：《鲁迅在广州》（资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单演义：《鲁迅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伟江：《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周国伟、柳尚彭：《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刘丽华、郑智：《鲁迅在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例如王瑶在《鲁迅和北京》一文中曾指出鲁迅小说的取材背景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取材于他的故乡江南农村；另一个就是取材于北京。而取材于这两个地方的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北京作为创作地，有激发灵感的作用。如何采用文史互证的方式将类似王瑶先生的这些思考的触发点进一步做系统的、实证性的研究，应是“鲁迅与都市”研究的努力方向。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朱崇科：《广州鲁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梁伟峰：《文化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陈洁：《思想如何表述：都市的“起兴”——论鲁迅的创作与北京文化氛围》，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1期，录自张克、崔云伟主编：《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1页。
陈洁：《思想如何表述：都市的“起兴”——论鲁迅的创作与北京文化氛围》，录自张克、崔云伟主编：《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73页。
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王传习：《前现代梦魇中的市民空间——论鲁迅小说的城市书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丁颖：《殖民体验与都市书写——以鲁迅上海十年的创作为中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6月，第14卷第3期。
舒芜：《鲁迅：在城市中战斗》，《舒芜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舒芜：《鲁迅：在城市中战斗》，《舒芜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舒芜：《鲁迅：在城市中战斗》，《舒芜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05页。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0页。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0页。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6页。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7页。
张梦阳：《“世相”·局限·问题——鲁迅对中国海派都市“世相”的精彩刻画与历史局限以及由此推演的发生学与接受学问题》，《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刘小枫：《现代性政治思想争纷中的施米特》，《现代人及其敌人——公法学家施米特引论》，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刘小枫：《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现代人及其敌人——公法学家施米特引论》，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250页。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0页。
当然，从思想资源上援引更多西方都市社会学的思想资源也有可能仍是“崇心”一派。
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录自《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99页。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录自《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王安忆：《在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的致辞》，《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我们注意到，本雅明、西美尔、列斐伏尔等西方对都市文化有深切理解的知识资源正在得到越来越恰当的援引和使用，但援引并不意味着面对鲁迅的精神遗产时更有力量。
李书磊：《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彭晓丰、舒建华：《“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陈方竞：《1933年的左翼青年作家·周文·地缘小说》，《纪念鲁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369页。
卡尔·曼海姆：《走向精神社会学》，录自《文化社会学论集》，艾彦、郑也夫、冯克利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4、51页。

导言

第一节 古今之变中的中国“都市”

第二节 “鲁迅与都市”研究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