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身残志坚的大师姐林梅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学校做了几年杂事之后，开始在重庆师专校报从事编辑工作，并且从1990年起“大权独揽”，在党委宣传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校报的组稿、编辑和印刷出版等全方位的工作。在那之前，我守过资料室，也学着编过学报和《书法教与学》报，基本上没有和同学们打交道。可现在不同了，校报直接担负着育人的责任，况且其作者和读者都多半是学生，想不和他们打交道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自己都还没有出师的文字学徒又当起了师傅，得抽出时间给人改稿和讲解写作知识，必要时还得带领他们到现场采访和写稿。最先跟在我身后跑的是两个小女生，一个是数学系1988级的林梅，另一个是外语系1988级的周黎娜。

在我的印象里，那时的林梅是个忧郁的女孩，沉默寡言且多愁善感，但心细如发并颇知感恩：感谢国家的残疾人政策好，感谢重庆师专能破格录取她，感谢老师和同学对她的关爱，还说最应该感谢的是辅导员刘灿国老师：在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她在写作上的一点专长，于是介绍她进了校报编辑部这个第二课堂。因此，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聚精会神地听讲观摩，专心致志地写稿改稿，即便是拆个邮件装个信封这样的琐屑事情，她也是一丝不苟。

“好了吧林梅，剩下的事情让周黎娜来处理。”

“没关系老师，黎娜还在做别的事儿呢——”

一事刚完，她便站起身，用没拄拐杖的那只手去拿扫帚。而这时周黎娜便会跑过去，把她先扶回椅子上，再抢夺她手中还握着的扫帚：

“看你好强的，把活路抢完了我做啥子呢，哈哈哈。”

是的，周黎娜十分活泼且爱笑，两个人若都在编辑部，那气氛便真是说不出的舒适与美好。

1990年暑假，家住重庆主城的周黎娜深入江津四面山山区做社会调查，在采访一位扎根山村的女教师后，写了一篇题为《绿化沙漠的人——记一位无怨无悔的山村女教师》的通讯，在赞颂山村教师为绿化文化沙漠默默奉献的同时，又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山村教育的窘迫状况。而林梅撰写的调查报告《来自残疾人世界的报告》更是旗帜鲜明，其主要内容包括三段经典的人物和事件描写，第一段是走访幽默风趣的聋哑技术员杨照强的笔记，第二段写了身残志坚的主治医生黄维乾，第三段则现身说法地向大家介绍了她自己的家庭。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走了她全家六口人的健康，十二根拐杖取代了六双健步如飞的腿脚。但是，飞来的横祸并没有把这个家庭摧毁，他们擦干眼泪，齐心协力与残疾和偏见抗争，无数个煤油灯下的苦读和无数次晨露中的苦练，父亲不但找回了自己强健的体魄，还成为了一名律师，四个子女中有三人相继跨入了大学校门，母亲和留在家中的儿子共同经商……林梅是用自身的经历向世人诉说，“残疾是人类的悲剧和缺陷，但绝不是人类进步的阻碍，因为残疾人总是在以千倍的毅力和勇气弥补和超越他们身体上的缺陷，用激情演奏着‘奋进’这样一首永恒的歌……”

1991年林梅大学毕业，正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护法》颁布，她被分配到了重庆市永川县（即现在的重庆市永川区）残联工作，兢兢业业地一干就是二十几年。2013年世界残疾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都纷纷报道了她的动人事迹，《人民日报》赞她“为残疾人撑起一片晴空”；《光明日报》说她“用残疾身躯温暖残疾人的心”。并且，她的家庭生活也十分美满，丈夫左国全二十多年来坚持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女儿左雨婷留学归来后在父母的母校重庆文理学院工作——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且将林梅当年撰写的散文摘录一篇于后。

大约在冬季

林梅

在风雨潇潇的冬季，送她已有两年多。每当想起她，我心中便会涌起一股难言的酸楚和甜蜜……

她是我初中和高一时的化学老师。那时她已二十五、六，可看起来实在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她秀气、小巧，一言一行都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她是我们女生羡慕崇拜的偶像，那时我常把她当做我成人后的模特儿。我渴求有她的飘逸，有她的学识，有她的长发和白色连衣裙。

不知什么时候，她成了我知心的朋友；而我竟然也走进了她的内心世界。

我想，大概是那个雨天。我摔在稀泥成浆的路上，她悄悄扶起我，掏出洁白幽香的手绢，擦去我脸上的污泥，然后默默地扶着我往前走。我的手和心一起颤抖了，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她的善良和美好。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我那一跤是摔对了，若不是那一跤，也许我永远不可能得到她这个良师益友。虽说我们有同样的性格、同样的追求，可是没有碰撞的机会，再相通的心灵也不会产生共鸣。我一直很自卑，一是因为有张不怎么好看的脸，二是因为有双不健全的脚。尽管当时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令诸多男生也望洋兴叹，可我却缩头缩脑犹如一只呆小鸭。为了帮助我摆脱自卑，她常常带着我出入公众场合，故意让我在隆重的聚会上抛头露面。每当我为自己的双脚感到难为情时，她便对我说：“别人拥有的，你同样也能拥有，甚至还会比别人拥有的更多更好。”在她的鼓励下，我克服了心理的弱点，惊喜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与她亲密的交往，最初只让我感到得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的不断成熟，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们的友谊已经历一个又一个难关。每每想起，这句铮铮话语总会给我一种崭新奇异的力量。

感情是相互给予的，理解也是相互给予的。她能使我从困境中解脱，而她也能使我从迷惑中醒悟。她的爱人——陈老师是我们高三时的化学老师。我说过她人是漂亮的，而大凡漂亮的人都爱发脾气。一次学校举行篮球比赛，陈老师当裁判。比赛刚进行到下半场，她突然到操场叫陈老师回家打水，陈老师没动，她便吵开了。这件事我没亲眼看见，事后听到许多同学都在议论，我便对她说：“同学们平时都很佩服你，可大家认为今天这件事你有点不对……”她红了脸。尽管她在家里偶尔发脾气，可她在课堂上却始终面带笑容。一次她母亲病得很严重，在教室外，向我提起时还险些掉了眼泪，我真有些担心她上不好那堂课。可一踏进教室，她依然轻松自如，谈笑风生。有时候，我问她怎么能有这样大的自制力，她反而有些不解地问我：“你们有什么过错？学生没有看老师脸色的义务。”我沉默了，想起了那些受了点气便对学生发泄的老师和因奖金少了便罢课的老师，如果他们也能这样该有多好！

十年寒窗，她是唯一走进我内心深处的老师，又是第一个让我和她分别时流泪的良师益友，两年多了，那滴亮晶晶的泪珠儿还挂在我记忆的闸门上。

她早已嵌入了我的生命之中。高二时，我和班上的一位男生遭到了流言蜚语的袭击。无辜的我不堪忍受谣言的攻击，倔强的我又不愿向谣言示弱。为此，我被班主任在班上不点名地大骂了一通，我委屈、愤慨甚至仇恨，我不明白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为什么说话如此不负责任。在我情绪极端低落的时候，她找到了我，一反平常温柔的模样严肃地对我说：“你怎么这样没有勇气？人们的议论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把握好自己！”正是这句话，让我勇敢地度过了一个学期。

“等你结婚的时候，我再回来。”分别时她突然一字一顿地说，脸上闪着圣洁的笑容。我羞红了脸，可又庄严地点了点头。我想，那样的时刻大约也是在冬季。因为冬季多雨，而雨又多情。

这篇文章，忆林梅和她中学老师的深情厚谊，发表于原《重庆师专报》1990年11月15日第4版，至今读来仍颇有情致。

而今幸福的林梅一家三口

再说当时，林梅和周黎娜都很勤奋，但稍嫌美中不足的是，她们更擅长写作的是诗歌和散文。在办报实践中我开始意识到：在学生中培养写作人才得有针对性，校报需要好的副刊作者，但更需要能干的新闻记者。基于这种认识，中文系1989级的学生聂荣进入了我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