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和“大师兄”聂荣的故事

那时候的聂荣，体型和现在大不一样，脸是长条形，身材也瘦瘦的，远不似现在魁伟健壮。他在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大块头”：几近两千字的《浅析〈河殇〉所推崇的文明》。因为那时候，全国批判《河殇》，校报也按上级要求设置了“大学生话《河殇》”专栏，聂荣的这一篇，是该栏目开栏的第三篇，发表在《重庆师专报》1990年4月25日第2版的头条位置。那之后不久，具体说是两个月之后的1990年6月25日，中国共产党建党69周年纪念日的前几天，他又在校报第2版发表了洋洋两千多字的《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发表“话《河殇》”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还是“中文系1989级1班聂荣”，发表这一篇“跟着党走”，他的署名已经更改为“校团委宣传部聂荣”了。作为一个大一新生，他靠着两篇文章快速打入校团委宣传部并很快成长为部长，这自然引起了我的关注。但实事求是地讲，喜爱写作并且急于进取的聂荣，还没有等我去找他，他就已经大大方方地走到我面前来了。这一次，他依旧先在方格稿纸上署好名并且规定了发表方式：“本报评论员聂荣”。

我看了看稿，只得告诉他，这恐怕不行，首先这署名就有些不妥，因为报纸发表评论员文章是有规定的，“再说本报也还没有聘请你当评论员……”

“哦——”或许根本没想到还会碰钉子，他的脸红了，但随即就和我争辩起来，大意为此前没聘现在可以聘——不是提倡毛遂自荐么，自荐在我聘不聘由你！

哟，这家伙个性好强！我只得耐下性子来给他讲了番道理，并且告诉他，他已经是校报的通讯员了，再努一下力还可以当记者——总之一句话面包会有的，说不定哪一天你真能做评论员。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聂荣倒真是个能干的记者，人勤奋笔头也快，常常是当夜发生的事情当夜就成稿，并且基本上是每稿必中——稍事修改就能发表。但即便这样，聂荣仍有红脸的时候，那是因为囊中羞涩，“羞涩”到甚至连当天的午饭都成问题了。

“夏老师，赊几块稿费钱给我买饭票嘛！”

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偏偏比一些家境富裕的同学更乐善好施，遇到“捐献”一类活动时竟生怕落后，手头如果没钱便连饭票也捐了。知道这些，对于他的上述要求，我便从未让他再碰过钉子。

1991年暑假，聂荣没有回家，留在学校跟我一起编印学校“纪念建党七十周年”论文集和“党在我心中”征文集两本内部资料性质的小册子。在当时这是大功一件，开学后学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作了表扬。他也因此产生了一点骄傲情绪，又由于他平时喜欢独自去驻守田径场上堆放体育器材的小屋（被同学们叫为土地庙），不大喜欢参与系里的事情——也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批评，幸亏我及时予以提醒，并在系里为他极力“斡旋”，才终未造成大的影响。

说句笑话，如果要说“善有善报”的话，1992年我坚持让聂荣留校工作得到的回报，就是当年便得以抽身脱产到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习了三个月——那是我在岗工作几十年中，脱产学习时间最长久的一次。在那三个月时间里，聂荣顶起了编辑部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可是由于板凳没坐热，干了事还要遭老同事挤兑，有委屈也只能写信说说——至今想起来还怪难为他的！

留校工作后，聂荣在把校报版面编辑得颇有特色的同时，还写了不少好稿，他最擅长的是述评性新闻和杂文两类文体，杂文《敢于俭朴》《有感于靳羽西反对接风宴》《蝙蝠衫·一步裙》等，曾让学校不少青年教师为之倾倒。1995年6月初写的时评《考试作假要严打》，被我用来作为本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在6月10日的校报头版上，荣获了重庆市高校好新闻一等奖和重庆新闻奖的评论类二等奖，并且对学校从此进一步严肃考试纪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将他当年撰写的评论员文章展示于下。

考试作假要严打

本报评论员

考试，是一种检测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果的重要手段。而长期以来，考试作假之风日益蔓延，由此而衍生出的假成绩、假文凭甚至假人才越来越多，已引起了广大师生员工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为此，国家教委高教司日前召开了“加强高校学风建设，抓好考试管理”的专题电话会议，要求各高校认真贯彻执行，力争三两年之内使学风有根本好转。考试打假已经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学校也不应例外。

考试打假，要切实认清和抓好“一个目的”“两个方面”和“三个环节”。打假的目的是端正考风、改善学风。考试作假，混得虚名，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败坏学风的关键性问题。而良好的学风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容易给学校创建“名牌效应”。大家要抓好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二是教师。一些学生平常不努力，考试作假，想蒙混过关，是为可耻；而一些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平常不严谨治教，考试“发水”，以保全声誉，更为可恶。教风不严，学风焉正？因此必须二者兼治。打假要抓好出卷、答卷和阅卷三个环节。考试前教师不能“勾重点”，更不能将原题漏给学生；考试中要严格制定和执行入场和监考制度；考试后要严格阅卷纪律，不能私自给学生更改分数，更不能“受人钱财，替人消灾”。

考试打假不能“假打”，要真打、严打。一是认识要严肃。要把学生作假看作是人生观价值观上出现的问题，把教师作假当成是违背职业道德和违反《教师法》的违法行为。二是处理要严明。不管老师学生、“皇亲国戚”、贫民子弟，出了问题，同等处理。三是处罚要严厉。据悉，山西大学学生一次作假不发学位证，二次作假开除学籍，还有的大学考试作假则把统招生转为自费生，等等，不妨借鉴一试。

学习要刻苦勤奋，复习要全面认真，考试要严肃审慎，才是上策。对此善意提醒，若有人要“假装”没听到，那就更该遭打！

1996年，聂荣承担撰写建校二十周年校史的主笔并顺利完成任务。1998年上半年，聂荣得到了一个于他个人发展而言极好的机会：市招办通过教委向学校要人去办《招考报》，其时学校刚决定独立设置处级建制的学报（校报）编辑部，我极不情愿失去他这个得力助手，但想到年轻人前途事大，即使留得住人也未必留得住心，便忍痛割爱放他走了。他这一走，于是有了后来的《招考报》编辑、《课堂内外》杂志副总编辑等一系列辉煌头衔。

我比聂荣年长20岁，共事时亦师亦友，师徒二人都是一副倔脾气，碰撞与争执在所难免，但更多的是精诚团结和通力合作。闲暇时又都爱抿几口老酒，前三皇后五帝的胡侃一通，他的酒量比我好，于是总揭发我猜拳赖酒——那时候就没有什么老少之分了。

如今，我和聂荣的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风雨的考验，这里边值得一提的事情太多太多。多年以来，他们夫妇视我和秦老师为师父师母，千金希子叫我“爷爷”，我的儿女却叫他们夫妇“聂荣叔叔”和“小宋阿姨”（就有点像我和石天河老师一家的关系，我叫石老师夫妇老师和师母，周独奇却要叫我叔叔……）。小宋是我儿女的小学老师，我儿女高考的成绩出来后，还是聂荣第一时间用电话告知的——从自重庆师专调市招办那时起，聂荣其实成了许多人的“及时雨”——帮忙看分数、帮忙择专业、帮忙调剂学校等政策许可范围之内的事情。他到底帮了多少人，真是数也数不清，这里边既可看出他的本性善良，也含有他对母校师长的一份深情厚谊。

2014年11月，聂荣率妻女返校探望并与本书编著者夫妇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