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态与生态意识

“现在很少遇到单凭静穆，单凭自然景色就能使我感动的地方。那些地方没有一点人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那里的一切东西都完整地保存下来。那是可以使人们安静下来的地方(注：[荷]凡高：《凡高(插图本书信体自传)》(平野编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这是荷兰著名作家、哲学家与画家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注：为方便读者查阅，包括日本在内的重要国外研究者、作家的名字在本论文中初次出现时，均用英文或罗马字(日本作家名字用罗马字标注)标出读音。生卒年也一并列出，但因资料不足，个别未能标注。)19世纪发出的对人类文明的感言。自地球上诞生伊始，为了生存，人类就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的有机关联之中。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从畏惧自然、顺从自然的农业文明，进入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时代。文明的特征难以悉数，物质丰富、交通发达，教育普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以更快的速度确立了对大自然的掠夺和控制。

仰望日月星空，遥望高山大海，已成为现代人的奢求。江河不再澄净，天空不再湛蓝。自然在人类的非法攻击下，端庄的外表遭受了凌辱。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物质富足的满足感之外，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生态破坏并非始于20世纪，但其严重化却始于20世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趋严重，水土流失、山体滑坡、土地沙漠化、盐碱地增多、全球变暖、海水污染、地下水枯竭、废弃物泛滥、臭氧空洞等，环境不断恶化。人类非科学性、无限度的经济开发活动成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主因，人类的生活环境陷入了危险境地。

在这种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自然科学领域的“生态”概念成为学者讨论的焦点。

“生态”大致有如下几种解释：①显露美好的姿态(注：南朝梁简文帝《筝赋》载：“丹荑成叶，翠阴如黛。佳人采掇，动容生态。”《东周列国志》第17回曰：“(息妫)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长短适中，举动生态，目中未见其二。”)。②生动的意态(注：唐朝杜甫的《晓发公安》诗中说：“北城击柝复欲罢，东方明星亦不迟。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出门转眄已陈迹，药饵扶吾随所之。”)。③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我国历史上将“生态”解释为“显露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而“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意义上的使用却是近代的事情。生态(注：英文：Eco。论文涉及的重要学术概念、学术著作尽量在注中列出英、日文原语或原作书名。以下同。)一词原本为生物学用语，源于古希腊字，意为家、住宅、家园、住处或我们的环境。在西方科技文明传入亚洲之后，我们方从生物学角度重新领悟了“生态”的另一内涵。在自然科学领域，生态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或它们与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注：百度百科(2012-9-1)10-10].http：//baike.baidu.com/view/10382.htm。)。

“生态”本为自然科学领域术语，“生态学”(注：英文：Ecology。)亦如此。“生态学”是由德国医生、比较解剖学、生物学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于1866年首次在《有机体的一般生态学》中提出的，是作为“研究生物体同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全部科学”的称谓。“生态学”最初被视为生物学的分科(注：[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1895年东京大学教授、理学博士三好学(Miyoshi Manabu，1862—1939)从欧洲留学回国后著书《欧洲植物学晚近之进步》(注：[日]三好学：《欧洲植物学晚近之进步》，敬业社，1895年版。)，首次将生态学引进日本。而中国的生态学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1979年中国生态学会才成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生态学得到了长足发展。随着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越来越广，“生态学”术语的意义也愈发广泛，以致涵盖了地球上所有生命学科。广义的“生态学”指的是“在个人生存方式上保护环境的生活态度和积极保护自然环境的运动”(注：[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与伦理》(马雷、李欣荣、尤维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如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生态神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等。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与探讨，已不仅限于自然科学的生态学领域，亦开始涉足社会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由“生态”、“生态学”还衍生出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生态意识”。生态意识作为人类思想的先进理念，产生于20世纪后半叶，是现代社会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注：余谋昌：《生态意识及其主要特点》，载《生态学杂志》1991年第8期，第68-71页。)。

1983年，苏联哲学家Э.В.基鲁索夫(ГирусовЭдуардВладимирович，1932—)在《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佳相互作用的条件》中提出“生态意识”的概念，认为“生态意识是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注：[苏]Э.В.基鲁索夫：《生态意识是社会和自然最优相互作用的条件》(余谋昌译)，载《哲学译丛》1986年第5期，第31页。)。

生态意识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变化的哲学反思，是对现代科学发展成果的概括和总结”(注：李万古：《现代科学“生态学化”和社会生态意识》，载《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9-13页。)。生态意识强调，人和其他一切生命都是大自然系统中的普通一员或公民，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自然也不是人类的奴隶和消费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发展，互利共生的关系。生态意识强调，要充分认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因为自然是一个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共同体，子系统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破坏其中的某一部分必然带来生态系统整体运作过程的不协调，进而干扰人类的正常生活，带给人类生产、生活上的灾难。所以人类应该以人类社会的持续、全面发展为重，从长计议，自觉地限制自身的活动。

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就呼唤着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为了保护自然，呼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倡导生态文明，人文学者们从生态视角着手人文社科研究，其中也包括文学研究者。他们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探讨文学创作及研究的发展方向，生态文学便应运而生。

2.何为生态文学

20世纪以来，人类挥舞着科学的武器，在对土地与财富的追逐中，享受着物质富足的快乐。空中的大雁不再是春天的使者，大雁秋飞也不再为人关注，电视让枯燥的夜晚充满了生趣，人类惊叹科学技术的神奇。现代技术能够战胜自然，能够创造财富，人类对技术力量崇拜有加且无条件听从它的驱使。无知的傲慢使人类背弃了自然母亲，曾经生机勃发的大自然开始流泪、流血。在对自然无限度的剥夺和征服之中，生态危机渐渐逼近，并彰显了它的杀伤力。人类不知道科技不能创造人类的精神世界，正亲手将自己渐渐逼上死路。

一批有志之士欲探寻这种危机的根源，想知道“我们该如何生活”。他们在纯粹的科学技术中寻求解决的办法和力量，却大失所望，因为他们发现，技术的介入反而有时会令人类陷入更为困苦的境地。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作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注：英文书名：Silent Spring。)，犹如炸雷击醒了迷惘中的人们，引发了人们对生态环保的关注。蕾切尔·卡逊通过文学作品警示人类，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自然观。因为生态危机不仅是环境危机，更是道德危机、思想危机和文化危机。《寂静的春天》被公认为西方现代环保运动的开山之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世界生态文学时代的来临。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传统的继承与延续，它拥有观照现实和世界的特质。文学与社会、历史密切相连，是社会的缩影、历史的见证。然而曾几何时，文学不再是醍醐灌顶、拯救灵魂的思想明灯，它在逐渐淡出人们的关注视线，甚至有人提出“文学无用论”。《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一部分人，让人们认识到文学的重要价值所在。生态不是文学关注的焦点，但它却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古今中外历来不乏写景状物的千古名篇，但传统文学中关于自然山水、风花雪月的景物描写不能称之为“生态文学”，生态文学应该是反映生态环境危机或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是探讨生态危机、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的文学形式，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目前，反映生态环境危机或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其术语界定较为混乱，存在“自然书写”(或“自然写作”)、“自然文学”、“环境文学”、“公害文学”、“生态文学”等多种称谓，在此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

自然书写(注：“自然书写”译自英文Nature Writing，日译：ネイチャーライティング。)是关于自然的非虚构形式的随笔。其主要特征是“以自然为主题”，具有“非虚构性”特点，有三个基本要素：

①关于自然的科学信息(注：英文：natural history information。)。即关于自然的客观、正确的信息。

②作者对自然的个人反映(注：英文：personal reaction。)。自然书写作品更重视主观性，所以属于文学范畴，而非科普读物或论著。自然书写重视“自我”的实际感受和个人视角。

③关于自然的思想、哲学研究(注：英文：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指在客观知识和主观反映的基础上，探讨“自然是什么”的问题。

在日本，也有将“自然书写”译成“自然文学”的。但“文学”不含“非虚构”表现之意义，所以在日语中“自然书写”这个词多用片假名标记(注：[日]野田研一：《感受自然之心——自然写作入门》，筑摩书房，2007年版，第149-151页。)。

“自然文学”术语的使用不太多。我国学界一般认为“自然文学”偏重于写实类作品，其在“体裁上的非虚构性限定，将小说、戏剧、诗歌等领域内反映生态环境危机的作品排斥在外，这就无法涵盖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现状；同时也有将这一文学思潮引向写实类报告文学的危险，这将导致对作品艺术深度的消解”(注：史元明：《论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载《东方论坛》2008年第6期，第57页。)。

那么“环境文学”又如何呢。日本学界一般认为，环境文学是以自然环境与人之关系为主题的文学。自然书写限定在非虚构随笔的形式上，与此相对，环境文学是一个广泛的、可适用于文学所有形式的概念。戏剧、诗歌、小说(虚构)、随笔皆可，不限于文学体裁，只要是将自然环境作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即可称为“环境文学”(注：[日]野田研一：《感受自然之心——自然写作入门》，筑摩书房，2007年版，第151152页。)。不过，“环境”是一个人类中心和二元论的术语，有世界环绕着我们人类，人类处于世界的中心的含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环境文学”的逻辑起点既不是生态整体观，也不是生态整体主义，而是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注：王诺：《生态视角的人文社科研究之关键问题》，载《跨文化对话(26)》2010年第7期，第90-106页。)。

“公害文学”是公害+文学的复合词。在日本使用较多，但正如《公害对策基本法》被《环境基本法》取代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该称谓因其偏狭的视野，而渐渐被其他名称取代(注：1967年8月3日，日本《公害对策基本法》出台。法令规定：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声，震动、地基下沉、恶臭等均属于公害。到1993年11月该法律废止之时，共有至少7种公害被列入其中。该法令后被《环境基本法》替代。)。

我国学界较多倾向于“生态文学”(注：英文：Eco-literature。)这一术语。笔者曾试图在日文文献中查找类似名称，仅发现了一例。2010年5月，日本市川市举办了一场中日研讨会，会议名称定为“生态文学”，与会者有李佩甫、范小青、朱晓平、邱华栋等中国作家和几位日本学者。该研讨会的海报简介将生态文学解释为：“生态文学”是以野生动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注：会议日文名称：シンポジウム生態文学。会议时间：2010年5月26日。)。该会议的中心议题可能是有关野生动物的内容，但由此就这般界定“生态文学”的概念，笔者认为有些欠妥。

厦门大学教授王诺在中国学界率先介绍了生态批评及生态整体主义等生态哲学思想。他的著作《欧美生态文学》，对欧美生态文学做了概括性及前瞻性研究，有一定权威性。王诺认为：“自然书写”对写作对象的限制过于狭窄。该术语在思想上和题材上涵盖面又太宽。只要写的是自然，就算做自然书写，甚至包括非生态甚至反生态的作品。而且“自然书写”指一切以自然为对象的书写，广义而言，并非专指文学作品，“科普读物、工具书，以及哲学、自然史、政治学、宗教学、文化批评等著述亦可属之，从而大大超出文学研究范畴。而生态文学并不仅仅是单纯地描写自然的文学，它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即它主要探讨和揭示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人对自然或自然对人的影响、自然万物与人的联系等。”“有的作品甚至可以完全不描写自然景物，但却因其深刻地发掘了导致人类破坏自然的社会原因而堪称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注：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那么，该如何定义“生态文学”呢？王诺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得到了我国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可，即“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注：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该定义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既避免了“自然书写”的笼统，否定了“环境文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同时也脱离了“自然文学”和“公害文学”的局限。它较好地反映了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文学探讨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表面上是探讨自然生态危机问题，而深层挖掘的则应是精神生态层面的问题。

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其内涵都应具备有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质。如上所述，“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生态文学的特征可概括为“八性”，即文学性、表现自然性、绿色意识性、立体视角与多元文化性、风格依赖自然性、绿色效应性、永恒性和全球性(注：杨文丰：《论绿色文学的特质》，载《南方农村》2001年第3期，第51-52页。)。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文学”是当代人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忧患意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审视文学赋予文学作品的一种新型称呼，是文学领域中新的表述形式和表现技巧。虽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通常被认为是生态文学时代来临的标志，但这并不等同于认定《寂静的春天》是世界上第一部生态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1)、庄子(公元前369—前286)，日本的松尾芭蕉(注：松尾芭蕉：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俳谐师，其功绩是把俳句形式推向顶峰。)(Matsuo Basho，1644—1694)、美国的梭罗(注：梭罗：19世纪美国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哲学家。)(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他们已较早地领悟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其作品为现代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万古长青的思想启迪。其中的生态意识虽然有些是无意识、浅层的，有些是主动的、深层的，但仍然可以得出生态文学是由古代朴素的生态文学和近现代意识的生态文学构成的这一结论。古代朴素的生态文学是从传统农业文明的角度挖掘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统一，近现代意识的生态文学则是在工业文明背景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概括起来，生态文学应当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

生态文学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中心，仅关心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自然成为人类任意挥霍的资源库。同时，生态文学也批判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强调生物圈范围的整体性，强调生物平等，包括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但由于过分强调自然，往往容易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地位。

(2)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最高利益，呼唤“生态人文主义”精神

生态整体主义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呼吁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认可与尊重。“生态人文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综合与调和。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当代激进的生态主义者过分强调自然的绝对价值，并与传统的人类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生态人文主义”则能克服这两种理论倾向的偏颇并将两者加以统一(注：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同时，生态文学还注重人类精神生态的建构，认为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才是根本解决生态危机的核心手段。

(3)强调“处所”及“处所意识”(注：英文：place、sense of place；日译：場所、場所の感覚。“place”、“sense of place”分别有“地方”、“处所”、“位置”和“地方感”、“处所意识”等译法，笔者选用“处所”和“处所意识”。)

“处所”大小不一，小到家园大到地球、宇宙，然而具体的几何空间，也可以是人类精神和心理意义上的归属地。在生态文学中建构处所意识，审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谐性，有助于人类对所处地域表现出关怀和亲近，把所处地域看作灵性的存在，进而产生责任感。

(4)契合“科学性”与“文学性”

生态文学与“虚构”成分较多的传统文学不同，也与“写实主义”倡导的写作不同。它是将“非虚构”的“科学性”与具有一定的艺术性的“文学性”结合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

生态责任与道德关怀要求人类必须将地球视作全人类的家园。“殷鉴不远，莫待临崖勒马收缰晚；今事可追，何须船到江心补漏迟。”现代工业化文明碾碎了人性的慈悲，生态文学在这生态危机四伏的地球上，承担着守望精神文明的角色。生态文学警示人类，生态危机不仅仅是生态学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文明的风暴席卷之中，少数人对自然以及对多数人的掠夺与剥削将会毁灭全人类。

3.生态批评的发展轨迹

生态批评研究是文艺学与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种新兴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生态批评的发展经历了三次明显的“浪潮”。第一次生态批评呼吁加强与科学知识的联合，第二次重视生态批评的文化价值，第三次强调生态批评的全球化语境(注：赵光旭：《生态批评的三次“浪潮”及“生态诗学”的现象学建构问题》，载《外国文学》2012年第3期，第141页。另外，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学者格伦·A.洛夫(Glen A.Love)认为，第一次可大体归为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第二次可称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具体参见：[美]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胡志红、王敬民、徐常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不过这三次浪潮并不是有序而清晰的前后发展，有交叉重叠甚至并行的时期，无法界限分明地划分。所以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生态批评重要的开拓者之一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1939—)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用“羊皮纸重写本”这个词作隐喻要比“浪潮”更恰当(注：羊皮纸重写本：palimpsest；浪潮：wave。)。

20世纪70年代末，生态批评这种文学研究中的环境转向带着初生的莽撞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萌生。1974年，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Joseph W.Meeker)(注：出生年不详，比较文学专家，人文生态学家。目前在美国联合大学任教。)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注：英文书名：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中最早使用了“文学生态学”这一术语，标志着生态批评的兴起，1975年，日本的欧美文学研究者越智道雄(Ochi michio，1936—)将此书译成日文(注：当时书名译作：『喜劇としての人間——文学的エコロジー序説』，1975年由日本文化放送中心出版部出版。1988年又由日本法政大出版局再版重译，书名改为：『喜劇とエコロジー：サバイバル原理の探求』。)。同年美国学者克洛伯尔(Karl Kroeber，1926—2009)将“生态学”和“生态的(注：英文：ecological。)”概念引入文学研究(注：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注：出生年不详。)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注：英文书名：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术语。威廉·鲁克特认为，生态批评指的是“把生态学和生态概念应用于文学研究”。起初，也有将生态批评称之为“生态的文学批评”的(注：英文：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日译：エコロジカルな文学批評。在日本“生态批评”多译作“エコクリティシズム”，个别译为“环境批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 O.Waage，1943—)(注：Frederick O.Waage的名字有如下几种翻译：弗莱德里克·威奇、弗莱德里克·威奇。日文译作：ペーパーバック。该书名也有译作《讲授环境文学：材料、方法和文献资源》。具体参见：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学位论文，2005年版，第2页。)出版了《环境文学教学：材料、方法和文献资源》(注：英文书名：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该书的出版，极大激发了美国学者在文学领域探讨生态与文学教学的热情，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日本的立教大学也效仿美国高校的做法，开设了生态文学讲座。

1992年，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文学与环境学会(ASLE)”，标志着生态文学批评的成熟，学会由美国“西部文学学会”创建，随后，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中国等国家也先后成立了“文学与环境学会”分会。这是国际上第一个生态批评学术团体。该学会于1995年6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首次学术会议。同年，《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注：英文：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简称ISLE。)作为第一家生态批评刊物问世。这些标志性事件成为生态文学批评流派地位确立的重要史证。

1994年，美国生态批评家克洛伯尔出版专著《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注：英文书名：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提倡“生态学的文学批评”(注：英文：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注：英文：ecological oriented criticism。)。1995年，劳伦斯·布伊尔出版了被称为“生态批评里程碑”、生态批评第一次浪潮的代表作《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注：英文书名：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日译：『エコロジカルな想像力——ソロー、ネイチャーライティングとアメリカ文化の形成』。)，该著作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生态批评学术作品之一(注：[美]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胡志红、王敬民、徐常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1996年，美国首位文学与环境教授切瑞尔·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lty，1958—)和哈罗德·弗罗姆(Harold Fromm)(注：出生年不详。)主编出版了第一本生态文学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注：英文书名：Writing the Environment：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中文另有译作：《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成为生态批评入门的首选著作。

1998年，理查德·克里治(注：出生年不详，现任教于英国巴斯斯帕大学人文科学与文化产业学院。)(Richard Kerridge)和塞梅尔斯(Neil Sammells，1957—)主编的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和文学》(注：英文书名：Writing the Environment：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出版，这是英国重要的生态批评论文集之一。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第一次大会的会议论文集《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注：英文书名：Reading the Earth：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亦出版发行。1999年夏，《新文学史》(注：英文书名：New Literary History。参见：王宁：《新文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出版了生态批评专辑，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1958—)、劳伦斯·布伊尔等人的生态批评论文皆收录其中。

进入21世纪以后，生态批评著作亦如雨后春笋般充斥文学界。2000年，乔纳森·贝特出版了生态批评专著《大地之歌》(注：英文书名：The Song of the Earth。日译：『大地の歌』。)。贝特在《大地之歌》中把生态批评的视野扩展到整个西方文学史，对生态批评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2001年，劳伦斯·布伊尔的“生态批评三部曲”之二《为濒临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注：日译：『絶滅危機の世界のために書くこと文学·文化·環境アメリカとアメリカを超えて』。)问世。2002年初，弗吉尼亚大学出版了名为“生态批评探索从书”的第一套生态批评丛书。2003年，美国俄勒冈大学资深教授、美国生态批评的开拓者之一、当今著名的生态批评学者格伦·A·洛夫(Glen A.Love，1932—)出版专著《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态学与环境》(注：英文书名：Practical ecocriticism：literature，biology，and the environment。)，该书被认为是第二次生态批评浪潮的代表性作品之一。2004年，英国巴斯思帕大学学院(现更名为巴斯思帕大学)的加勒德(Greg Garrard)推出专著《生态批评》(注：英文书名：Ecocriticism。)。2005年，劳伦斯·布伊尔的第3部生态批评专著《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注：英文书名：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日译：『環境批評の未来環境危機と文学的想像力』。)出版，成为2005年生态批评学术领域的一大盛事(注：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研究》，山东大学学位论文，2007年版，第25-26页。)。

“生态批评”一词传入日本是1993年以后的事情。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美国内华达大学(里诺)英语系文学与环境教授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自1993年始，从北疆的北海道到南国的冲绳，在日本花费一年时间举办了多场生态批评讲座。可以说，日本文学界对生态批评的认识是源于斯科特·斯洛维克的介绍与启蒙。日本生态文学研究者、金泽大学教授结城正美(Yuki Masami，1957—)即是被斯科特·斯洛维克的讲座所感染，毅然赴美留学，投入生态文学研究的阵营中(注：[日]结城正美：《水音的记忆》，水声社，2010年版，第265-266页。日文书名：『水の音の記憶エコクリティシズムの試み』。)。

2001年，中国学界首次使用“生态批评”这一中文术语。该术语来自清华大学教授王宁选编并主持翻译的《新文学史1》。论文选包括《新文学史》1999年夏季专刊的几篇重要的生态批评文章。全书论文15篇，涉及以下5个专题：修正主义研究、理论探险、诗歌与诗学、文化研究、生态批评(注：王宁：《新文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我国学界第一次翻译国外生态批评文献。

生态批评是一种言人人殊的文学批评形式，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见解，其中劳伦斯·布伊尔、切瑞尔·格罗特费尔蒂、斯科特·斯洛维克，以及我国学者王诺的学术见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程虹在译介并研究欧美生态文学方面业绩非凡。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美国自然文学研究专著《寻归荒野》。2009年又推出英美自然文学散论《宁静无价》。并出版“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醒来的森林》、《遥远的房屋》、《心灵的慰藉》、《低吟的荒野》)，还发表了多篇有关自然文学及生态批评的论文，对中国生态批评、环境诗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劳伦斯·布伊尔曾在2005年出版的著作《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想象》一书中强调用“环境批评”替换“生态批评”，他的观点是：首先，“生态批评”在某些人心目中仍为一个卡通现象——知识肤浅的自然崇拜者俱乐部。这个形象树立与这项运动的青涩时期有关，即使曾经属实，今天也已不再适用。第二，“环境”这个前缀胜过“生态”，它更能概括研究对象的混杂性，即一切“环境”实际上都融合了“自然的”与“建构的”元素。“环境”也更好地囊括了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关注焦点。其种类不断增加，对大都市和受污染的景观，还有环境评估等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它们突破了早期生态批评对自然文学和着重提倡自然保护的环境主义文学的关注。第三，“环境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中的跨学科组合——其研究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近年来，它与文化研究的合作多于与科学学科的合作(注：[美]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页。)。不过，劳伦斯·布伊尔也指出，在美国之外，“生态学运动”(注：英文：the ecology movement。)有时被用作环境主义(注：英文：environmentalism。)的同义词，由此来看，把文学研究中评价环境的工作称为“生态批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注：[美]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刘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事实上，劳伦斯·布伊尔虽然建议用“环境批评”替换“生态批评”，但在一些场合，他自己仍然使用“生态批评”的表述(注：方丽：《文学与“环境的想象”——论劳伦斯·布尔生态批评“三部曲”》，载《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第3期，第60页。)。学者们也普遍认为，“生态批评”术语早已为学界认可，没有替换的必要。

关于生态批评的概念，大致有如下几种界定：“生态批评是将生态哲学最基本的观念引入文学批评”(注：王诺：《生态视角的人文社科研究之关键问题》，载《跨文化对话(26)》2010年第7期，第90-106页。)；生态批评“是从不同学术角度对明确的环境文本的研究，对所有文学文本中的生态蕴涵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注：2010年6月10日，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邀请，美国内华达大学英语系教授斯科特·斯洛维克在北京语言大学作了题为《生态批评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 of Ecocriticism)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生态批评的概念界定问题。)；“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注：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66页。)；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将生态批评定义为“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注：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64页。)。因该定义措辞宽泛，视野开阔，在学界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生态批评的内涵建构，对寻求通过文学批评缓解生态危机，重新认识生态危机的本质与根源的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生态批评的内涵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①树立生态意识，构建精神生态。

②具有跨学科性。

③术语含义复杂。

具体而言，生态文学研究者在环境运动实践中开展研究，是人文学者，同时也是环保主义者。他们关注人类生态意识的建构，尤其关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情况下的人类精神生态的建构；生态批评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相关学科汲取阐释模型，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生态批评研究者的研究各异，但在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这一点上是达成共识的；随着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入开展，“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愈发复杂。使用它的不仅包括初期的研究自然写作及自然诗歌的文学学者，也包括了一切“有形式的话语”(注：韦清琦：《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第6-566页。)。

生态文学的研究，基本以跟踪式评介、译介式研究、回溯性挖掘和理论体系构建等四种方式进行(注：高旭国：《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的四种模式》，载《中州学刊》2009年第11期，第231页。)。生态批评除了要探寻作者的生态创作意图外，还要通过再创性地解读来“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需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注：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63页。)。生态批评作为新兴文学批评形式，拥有独特的美学原则、标准和哲学思想基础。其批评格调也告诉我们它是以生态主义整体主义为指挥棒为文学重新确定了方向。

当然，作为新兴的文学批评，生态批评并非很完美，正如结城正美所言，生态批评是对过于偏重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象的抵抗或者说怀疑过程中产生的，它以建构基于冲破传统理论结构的理论和实践的有机关系的理论框架为目标，由此，存在理论性的脆弱或者说对理论的回避。这也是生态批评未被广泛认可的最大原因(注：参考了结城正美2005年1月在日本美国文学学会中部支部活动上发表的论文《生态批评的理论(不)可能性》。)。

虽然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仍属新军，但生态批评作为审视文学作品中人与自然关系，挖掘生态思想的新兴文学批评形式，应当是未来文学研究的新走向之一。日本的生态文学研究是基于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框架下的文学工作，明晰该框架和内涵，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文本解读角度重新审视日本文学。

4.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现状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的日本，战后奋起直追，在60年代后半期，就取得了远远超过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西德，仅次于美国而居“自由各国”的第二位。1966年以后的五年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为12.1%，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则仅仅分别为3.1%、4.7%、5.8%和2.2%(注：[日]小林义雄：《(孙汉超、马君雷译)战后日本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3页。原作于1978年由日本评论社出版。)。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期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一千多万人，即从3738万人增至4826万人；日本平均每千人的汽车拥有量从1959年的3.4辆增至1975年的15.0辆。1969年平均每100公顷平地面积有各种汽车达1300辆以上，次于日本居第二位的西德为750辆(注：[日]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马成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1页。)。当时日本刚刚摆脱战败后的贫困生活，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工厂烟囱喷出的浓烟，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成为憧憬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发展模式的人们引以骄傲的风景。

然而，随着新的工业和农业技术的介入，环境恶化也不断加剧。战后，日本经济异常高速增长带来的不幸现象之一就是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损害健康的情况在战后高速增长的早期就发生了。但20世纪60年代仍然是“单纯增长主义”的十年，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还只为少数相关的科学工作者和直接受到影响的居民所认识(注：[日]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马成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3页。)。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熊本和新泻的“水俣病”、四日市的“哮喘病”、“痛痛病”等工业公害疾病接连爆发，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日本各地反对公害运动的浪潮此伏彼起。公害运动终于迫使政府认真处理环境问题。1967年7月，日本政府起草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主办了讨论环境破坏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国际论坛，在闭幕时通过的“东京决议”中提到了保护环境与人权的关系。

“我们强烈要求，特别重要的是把下述原则确立到法律体系当中去，即作为一种基本人权，人人皆有权享受不被有损健康和福利的因素所破坏的环境，皆有权分占包括自然美在内的、现代人应该留给后代人的遗产——自然资源(注：[日]都留重人：《日本经济奇迹的终结》(马成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4页。)。”该宣言促使日本重新修订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删掉了有争议的部分。1970年，国会通过了修订案。虽然镉中毒引起的“痛痛病”事件、汞中毒引起的“熊本水俣病”事件和“新泻水俣病”事件、“四日市哮喘病”事件等四起重大诉讼事件均以原告——环境污染的牺牲者的胜利而告终，但公害诉讼之艰难，是这些受害者始料不及的。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公害运动中，一批文学工作者积极呼吁并投身于运动之中的壮举，加快了日本环保事业的良性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写出了一系列反映人们忧虑生态危机的文学作品。水上勉(Mizukami Tsutomu，1919—2004)发表了生态预警小说《大海獠牙》，获第十四届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大奖。女性作家石牟礼道子(Isimure Michiko，1927—)以战后最大的公害事件为主题，创作了“苦海净土”三部曲，即《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神灵的村庄》和《天之鱼》，这三部作品将关注点集中在水俣地区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受尽磨难的人身上，描写了水俣病患者的苦痛及其灵魂深处的呐喊，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此外，有吉佐和子(Ariyosi Sawako，1931—1984)历时十年，于1975年创作了《复合污染》(注：又译《死神悄悄来临》。参见：有吉佐和子：《死神悄悄来临》(王记卿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该书是佐和子读了美国生态文学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之后受启发而作，被誉为日本版《寂静的春天》。这期间，还有西村京太郎(Nishimura Kyotaro，1930—)的生态预警小说《污染海域》等。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的公害和污染逐步得到控制，但公害污染带来的后遗症以及核电站泄漏等问题仍在困扰着人们，一批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家在80年代以后继续通过文学创作，揭示现代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期望通过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解决自然危机和精神危机等层面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美国首开生态批评先河，开创性地将生态思考引入文学领域。美国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内华达大学(里诺)斯科特·斯洛维克教授1993年始在日本巡回讲学长达一年。源于斯科特·斯洛维克的启蒙，日本文学界对“生态批评”有了最初的认识与了解。日本的一些欧美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生态文学研究，通过介绍生态文学这一新型的文学形式、译介美国为主的生态文学作品等方式，将生态文学研究逐步在日本推广开来。

日本本土当代生态文学的产生及美国生态批评的传入与影响，催生并加快了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的步伐。日本的生态文学研究受美国的影响较大。在研究初期，以对美国生态文学研究成果的整理、介绍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转向对欧美及日本生态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评论阶段。简言之，日本生态文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十年。主要以对生态文学形式与体裁、美国生态文学诸学说介绍、生态文学基本术语的译文界定为主。日本文学·环境学会等研究机构的成立，是生态文学研究在日本扎根的里程碑式标志。

1994年，“日本文学·环境学会”(ASLE-Japan)成立，这是一个从生态视角研究文学的学术组织，除了定期举办国际会议之外，学会每年秋季还举办日本本土的学术会议。会员200余名，包括英、法、德、日等语种的文学研究者，从事环境教育、环境研究的人士以及新闻工作者、作家、编辑等。学会会刊为1998年创刊的《文学与环境》，主要介绍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最新研究成果，每年一期。该杂志每年还发行通讯两期，主要刊登活动信息、学会信息、书刊信息、会员的随笔等。日本文学·环境学会成立后，成为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迄今为止，该学会共主办三次国际学术会议，首次会议于1996年8月在夏威夷召开，由日美双方共同主办。作家日野启三(Hino Keizo，1929—2002)和石牟礼道子作为日方代表作了大会发言，这也是日本文学·环境学会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标志。

日本的另一生态文学研究机构是“生态批评研究会”(注：日文名称：エコクリティシズム研究会。英译：The Society for Ecocriticism Studies in Japan。)，会刊为《生态批评评论》(注：日文名称：エコクリティシズム·レヴュー。)。据说该研究会的设立是源于1994年6月22日斯科特·斯洛维克在日本广岛大学为该校社会科学研究科国际社会论专业的学生做的《关于自然书写》的演讲，之后日美几名学者共同策划了“关于生态批评”(注：英文：On Ecocriticism。)研讨会，后又成立了“生态批评研究会”，但其影响力要弱于“日本文学·环境学会”。

日本文学·环境学会的会刊《文学与环境》虽是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的重镇，却不是最早介绍生态文学的杂志。1993年，文学杂志《FORIOa》第二期以“‘自然’之文学形式——美国自然书写”为题发行特刊。开创了日本介绍美国生态文学的先河。日本的英美文学期刊《英语青年》(注：日文刊名：『英語青年』。1995年2月号刊出。具体参见：[日]野田研一：《交感与表象》，松柏社，2003年版，第10页。)、野外杂志《山与溪谷》(注：日文刊名：『山と渓谷』。1995年2月号刊出。)、环境问题专门杂志《全球网》(注：日文刊名：『グローバルネット』。1995年3月号刊出。)、诗刊《发现》(注：日文刊名：『ユリイカ』。1996年3月号刊出。)等陆续以专刊介绍自然书写，引起了世人对生态文学的关注。1996年3月，青木社发行了Eureka第28卷第4号增刊《增刊专集自然书写》，这也是早于《文学与环境》介绍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学术杂志。这一时期，欧美的自然书写作品也陆续被译介到日本，如安妮·迪勒德(Annie Dillard，1945—)的《溪畔天问》(注：英文书名：Pilgrim at Tinker Creek。)等。

(2)第二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生态文学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拓展。研究内容从对欧美生态文学的译介转向对本土生态文学的挖掘，同时在吸收、消化了欧美生态文学理论之后，立足本土文化特征，建构了日本“处所意识”下的生态文学批评范畴。

2009年，日本文学·环境学会在网站发布了《十年历程——“文学与环境”学术期刊目录总览》，汇总了该期刊1998年9月创刊号开始至2008年10月共11期的目录。期刊主要介绍日本最新生态文学研究动态，每期2~3个板块，各期内容稍有不同，但主要都由论文、书评构成。其中2004年的第7期为日本文学·环境学会创立十周年专集。此目录总览大体反映了该学会近十年的研究动态和趋势。

除日本文学·环境学会等专门的研究机构之外，部分大学也开始从事生态文学研究。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院文学系的日、中、英、美、法、德等五个文学专业于1999年8月合作推出《环境学开端》(注：日文书名：『環境学事始め』。由川村晃生编写。)学术专著。学者们跨学科地从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物理学、伦理学、法律学、政治学、日本文学、德国文学等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并在书末列出了著者推荐书目，如蕾切尔·卡逊、宫泽贤治(注：宫泽贤治：日本诗人、童话作家、农业指导家、教育家、作词家，代表作有《银河铁道之夜》、《一个规矩繁多的饭店》、《过雪地》等。)(Miyazawa Kenji，1896—1933)、柳田国男(注：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者，日本从事民俗学田野调查的第一人。)(Yanagita Kunio，1875—1962)的作品等，并对酸雨、森林破坏等现实生态问题进行了评述。2001年，作为续篇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院又推出《自然与文学——从环境论的视角》(注：日文书名：『自然と文学——環境論の視座から』。由柴田阳弘编著。)一书，被誉为《环境学开端》的文学版。该书收录的论文大多从文学的视角探讨了自然问题，前半部分以欧美文学、后半部分以中日文学为主，时间跨度从中世纪到现代，该书绪论概述了思想史方面日本人自然观的变迁。

21世纪以来，日本文学·环境学会举办了两次国际会议，2003年3月，在琉球大学召开了第二次国际会议，会议论文集为《国际研讨会冲绳2003自然与文化的对话——城市·田园·野生》。会议特点有三。其一，打破传统的以野生(原生态自然)为对象的研究范式，将都市自然、田园、荒野等纳入自然环境范围内，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畴。其二，与会者不仅来自日本、美国，还有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学者参加，韩国诗人高银、中国台湾生态文学研究者刘克蘘在会上作了主题演讲。在全球化视野之下，日本学者与亚洲其他国家学者共同探讨了东亚自然观与环境问题，同时以亚洲、美国的相关研究为对象，做了比较文化论研究的尝试。其三，从文学的视角探讨了日本环境教育的现状，重点讨论了在青少年环境教育方面文学发挥的作用。其四，从日本文学到英美文学，从都市、田园到野生，日本研究者做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在促进学者们多样化地思考日本对自然的理解和处所文化的意义方面，该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注：[日]山里胜己等：《国际研讨会冲绳2003自然与文化的对话—城市·田园·野生》，彩流社，2004年版，第23页。日文书名：『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沖縄2003　自然と文学のダイアローグ都市·田園·野生』。)。第3次国际会议于2007年8月在日本金泽市召开，由日韩双方共同举办。会议论文收录于《“处所”的诗学——何为“环境文学”》(注：[日]生田省悟等编，2008年3月由藤原书店出版。)一书。

在日本，除学术论文外，生态文学研究论著也接连问世，虽然论著数量较少，且多属于论文集，但从内容来看，研究已经从初期的懵懂，过渡到对欧美以及日本文学作品的生态视角分析阶段。

正式出版的著作如下表。

表1.1　日本生态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

书名(注：日文书名依次如下：『楽しく読めるネイチャーライティング作品ガイド120』、『自然と文学環境論の視座から』、『交感と表象ネイチャーライティングとは何か』、『越境するトポス環境文学論序説』、『自然と文学のダイアローグ都市·田園·野生』、『ロマン主義から石牟礼道子へ』、『自然を感じるこころネイチャライティング入門』、『場所』の詩学環境文学とは何か』、『水の音の記憶エコクリティシズムの試み』。)

日本生态文学研究从最初以介绍、评论欧美生态文学作品为主，发展到对本土生态文学作品的研究，批评理论也逐渐形成本土特色。宫泽贤治、国木田独步(Kunikida Doppo，1871—1908)、泉镜花(Izumi Kyoka，1873—1939)、高田宏(Takada Hiroshi，1932—)、石牟礼道子、中村草田男(Nakamura Kusatao，1901—1983)、有吉佐和子等作家的作品都得以从生态批评角度被重新解读，给世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研究者中英美文学研究方向的占多数，日、中文学研究方向的较少，甚至非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也在其列。

《快乐阅读自然书写——作品120部导读》(注：详见：(日)文学·环境学会：《快乐阅读自然书写——作品120部导读》，Mineruva书房，2000年版，第202241页。)是日本第一部将欧美、日本自然书写作品汇总的学术著作，介绍作品120部，其中欧美100部、日本20部。每部作品由作品介绍、作品导读、作家简历、读书指南、原文引用等部分构成。书后附有关键词集、文献指南、自然书写年表等。日本作品在全书中占1/6，数量较少，有松尾芭蕉的《奥州小路》(1702)、菅江真澄(Sugae Masumi，1754？—1829)的《菅江真澄游览记》(1822)、铃木牧之(Suzuki Bokushi，1770—1842)的《北越雪谱》(1835—1842)、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1901)、小岛鸟水(Kojima Usui，1873—1948)的《山岳纪行文集日本阿尔卑斯》(近藤信行编，1903—1927)、南方熊楠(Minakata Kumagusu，1867—1941)的《十二支考》(1914—1923)、知里幸惠(Chiri Yukie，1903—1922)的《爱奴神谣曲》(1923)、宫泽贤治的《一个规矩繁多的饭店》(1924)、柳田国男的《山之人生》(1926)、中西悟堂(Nakanishi Godo，1895—1984)的《与野鸟共生》(1935)、井伏樽二(Masuji Ibuse，1898—1993)的《河边垂钓》(1952)、野尻抱影(Nojiri Hoei，1885—1977)的《星星的民俗学》(1952)、石牟礼道子的《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1972)、有吉佐和子的《复合污染》(1975)、野田知佑(Noda Tomosuke，1938—)的《畅游日本河川》(1982)、三木卓(Miki taku，1935—)的《海边博物志》(1987)、山尾三省(Yamao Sansei，1938—2001)的《圣老人——作为百姓·诗人·信仰者》(1988)、高天宏的《与树邂逅》(1988)、池泽夏树(Ikezawa natsuki，1945—)的《自然母亲的乳房》(1992)、幸田文(Koda Aya，1904—1990)的《树》(1992)(注：松尾芭蕉，略，见论文第7页；菅江真澄，江户时代后期的旅行家，民俗学家；铃木牧之，江户时代后期的商人、随笔家；国木田独步，日本的小说家、诗人；小島鸟水，日本的随笔家、文艺批评家；南方熊楠，日本近代的生物学家、民俗学家；知里幸惠，日本北海道登别市出生，爱奴族人，1922年去世；宫泽贤治，略，见论文第19页；柳田国男，略，见论文第19页；中西悟堂，鸟类研究家、诗人；井伏樽二，日本的小说家；野尻抱影，日本的英随笔作家、天文民俗研究者；石牟礼道子，略，见第3章；有吉佐和子，略，见第4章；野田知佑、山尾三省、高天宏等略，见第6章；三木卓，日本的小说家、诗人、翻译家；池泽夏树，日本的诗人、翻译家、小说家；幸田文，日本的随笔作家、小说家。)。2000年左右，从生态批评视角对日本文学的重新解读在日本才刚刚开始，所以作品的界定方面存在诸多亟待探讨、解决的问题。该书的问世如同茫茫大海中的指路明灯，为有志于日本生态文学研究之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日本生态文学批评的特点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1)“交感”论

率先以生态文学研究者姿态现身的是立教大学教授野田研一(Noda Kenichi，1950—)。野田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文化和生态文学。在其著述中他经常提到“交感”。交感也译为“契合”、“通感”、“照应”、“呼应”、“感应”。本是一种神秘主义玄学，18世纪时由瑞典哲学家斯威斯登提出，他认为，无论是在人与人之间还是在人的各种感官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隐秘的、交相呼应的关系。法国著名诗人卡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接受了这种观念，并在其诗歌创作中运用了“自然应和”的理论。

“交感”原本是捕捉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间相对关系的古代宇宙论概念。在近代欧洲文学中，成为捕捉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外表与内心、自然与精神、世界与自我等事物之间的呼应、关联的概念(注：[日]野田研一：《交感与表象——何为自然书写》，松柏社，2003年版，第40页。)。野田将交感定义为捕捉人与自然之间某些对应关系的感觉或思考(注：[日]野田研一：《感悟自然的心灵——自然书写入门》，筑摩书房，2007年版，第152页。)。指出人与自然现象之间产生各种“交感”关系，这种关系也可称为人与自然的对话。此外，我们可以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看做是自己的精神、情绪和内在价值的比喻或象征，从而了解自我，表现自我(注：[日]野田研一：《感悟自然的心灵——自然书写入门》，筑摩书房，2007年版，第31页。)。换言之，人在与自然的交感过程中，认识自然，认识自我。野田将“交感”的风景置于视觉的捕捉。如《感悟自然的心灵——自然书写入门》中占全书2/3篇幅的“为什么审视自然——‘交感’的思考”和“为什么审视动物——化身、同化、他者”两章，都在论述如何从视觉上感受自然，与自然交流。

与他不同的是，结城正美则是强调“音风景”，通过听觉勾画的“交感”世界。如结城正美分析《苦海净土》时认为，青年小屋的老渔夫和江津野老人因水银污染视力下降，双目浑浊，于是，石头牟礼道子便将他们描写成听力敏锐的水俣渔民，其目的是在听觉上营造人与自然的灵性往来(注：[日]结城正美：《水音的记忆——生态批评初探》，水音社，2010年版，第110页。)。

(2)越境的“处所”(注：取自野田研一与结城正美合著的《越境的处所——环境文学论序说》(彩流社，2004：3)中“越境的处所”的说法。)

“处所”、“处所意识”是美国生态文学研究使用的理论概念之一，同“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环境正义”、“生态批评”等一同传入日本。金泽大学教授生田省悟(Ikuta Shogo，1948—)指出了处所与生态的关系，认为“生态”在古希腊语中的词源为“家”，而“家”本身不含有任何意义。因为“家”中有人居住，才具有了“家”的意义并发挥“家”的价值和作用。家是人生活的基础，人维系、管理“家”的同时经营自己每日的生活，关于“家”的记忆也在不断积累。这时，可以把“生态”看做本来就内含关系性的一个概念。进而言之，“生态”可以导出“地球整体”、国家、地域等概念，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处所”。我们在特定的处所生活，在处所中构建居民之间、居民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社会、文化、历史也被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处所”是经历时间洗涤的。换言之，空间层面与时间层面交错，孕育的关系性的综合即是“处所”，进而可以将之理解为“生态”。生田还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处所的不同而显现出多样性。这种关系因处所不同而形成各自固定的形态，以此为表象，人与自然关系的语言也无疑获得了固有的表现形式。此外，若从关系性层面探讨生态文学，也可称为“处所”的文学，生态文学研究归根结底应当与处所文化和环境的想象力等问题相关联(注：[日]生田省悟等：《“处所”的诗学——何为环境文学》，藤原书店，2008年版，第274-275页。)。

处所作为环境，是扎根于自然、与自然密切相连，并作为一种文化表象而固化的事物(注：[日]野田研一、结城正美：《越境的处所——环境文学论序说》，彩流社，2004年版，第3页。)。日本研究者没有照搬美国的生态文学研究理论，而是在参考借鉴的基础上，立足日本岛国的“处所”，勾勒出本土生态文学研究的框架。那就是，带着“处所意识”，在文学中挖掘日本民族生存处所的特点以及日本人生存处所中蓄积的文化与历史特质。

美国从起源上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生态文学中的“处所”和“处所意识”也具有一定的移动性，而日本人却是自古即在岛国繁衍生息，长久居住的民族，他们具有强烈的对群体、集团的归属感和依附感。生田省悟在分析日本代表性生态文学作品《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时就指出，石牟礼道子对共同体与处所、人与自然关系状态做了深刻反思(注：[日]野田研一、结城正美：《越境的处所——环境文学论序说》，彩流社，2004年版，第29页。)。生田省悟从日本文化特点出发，将美国处所意识下的“人与处所”发展为具有日本特点的“共同体与处所”。

结城正美还将《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中的水俣方言称为“描述处所的语言”(注：[日]结城正美：《水音的记忆——生态批评初探》，水音社，2010年版，第77页。)。石牟礼道子的创作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因为方言属于能代表处所特点的言语。换言之，方言是描述处所特质、未受现代文明浸染的文化表象。方言的使用，体现的是作者对崩溃的处所的痛苦追忆和惋惜。

人都要在特定的处所生活、思考，处所意识在体验与感受中产生，处所意识的缺失意味着“自我定位”的缺失，对人和环境关系的忽视。处所意识帮助人们消除对所处处所的隔膜和错觉，认识自我，促使人对自己与其所处环境关系的重新思考，增强人们的环境责任感。增强处所意识有助于人们保持对环境的责任感。如果对自己所处的处所没有全面的了解和敬畏，不把它当被认识、被感觉的所在，而是当作抽象的、机械的物质世界，那么人必定会肆无忌惮地滥用这个地方的资源，直至最终毁灭(注：刘蓓：《生态批评的话语建构》，山东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5年版，第142页。)。

5.国内研究现状

严格说来，日本学界真正开始接触生态文学及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以生态批评为理论指导，以生态整体主义为逻辑起点审视日本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起步。如上所述，日本生态文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十年，主要以对生态文学形式与体裁、美国生态文学诸学说介绍、生态文学基本术语的译文界定为主，日本文学·环境学会等研究机构的成立，是生态文学研究在日本扎根的里程碑式标志。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生态文学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标志着第二个阶段的开始。研究内容从对欧美生态文学的译介转向对本土生态文学的挖掘，同时在吸收、消化了欧美生态文学理论之后，立足本土文化特征，建构了日本“处所意识”下的生态文学批评范畴。《快乐阅读自然书写——作品120部导读》是日本第一部将欧美、日本自然书写作品汇总的学术著作，其中介绍了日本作品20部。

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日本的文学作品，在日本本土也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已有的学术成果并不多。结城正美的《水音的记忆——生态批评初探》(2010)、岩冈中正(注：日本熊本大学法学部教授。)(Iwaoka Nakamasa，1948—)的《从浪漫主义到石牟礼道子》(2007)、生田省悟(注：日本金泽大学教授。)等人的《“处所”的诗学——何为环境文学》(2008)等可算作代表性著作(注：具体参见表1.1。)，其他研究成果仅零散见于个别论文。总体而言，21世纪以后，日本学界虽然开始转向对本土生态文学内涵的关注与挖掘，但因日本文学专业研究者参与度低，所以研究力量不足仍是不争事实。

文学言及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似有悖于日本文学之传统。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铃木修次(Suzuki Shuji，1923—1989)曾指出：日本文学传统具有明显的超政治倾向，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将政治带进文学是庸俗之举(注：[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文学研究室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应仅适用于社会问题不足以危害人类生存的时代。言及生态危机，控诉人对自然的残虐，势必或明或暗地表达出对现行社会法则、道德规范的不满，从而表露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自古以来日本文学作品中，不乏描写人与自然之作。触及日本人自然观的文学作品或著述并非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日本文学有着对大自然特别的关爱，文人以自然为友，从《古事记》、《万叶集》到《枕草子》、《徒然草》，从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到川端康成的《睡美人》……中国文学也如此，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从《易经》、《诗经》、《老子》到贺知章的《咏柳》、韩愈的《晚春》……在中日文学里，大自然一直是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歌咏自然，托景言情之笔随处可见。

应当说，日本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世界生态文学而言具有珍贵的启示价值。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还属于潜意识的，缺乏主动性。一些关于人回归自然的吟唱，要么是对人生漂泊不定的感叹，要么是以趣味为导向，是一些不在乎思想主张的消遣游戏。20世纪50年代以后，当公害问题危及日本人的生存，人与自然的矛盾达到即将崩溃的边缘时，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方变得主动和自觉。日本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以石牟礼道子、有吉佐和子为代表的反映公害问题的创作活动，即是最有力的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公害等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一定遏制，环境教育在日本逐渐开展，日本生态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思想、生态意识逐渐变得隐性和含蓄，不见那种爱憎分明的批判和高声疾呼，这也是当代日本生态文学的特点之一。

中国的生态文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对国内相关著作、博士论文及期刊论文进行考证，不难发现，国内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较好的起步。如对生态批评内涵、建构原则、发展走向的思考，对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译介和评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生态批评话语资源的转化等。较为典型的代表研究有：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的空间》、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与心态》、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张晧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等。曾繁仁、徐恒醇等人在生态美学方面也有突出的研究成绩。不过，上述研究成果无一例外以欧美、中国本土文学为研究对象，日本生态文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凤毛麟角。2008年，《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5期)上刊载了结城正美的《池泽夏树生态小说中的可持续性发展逻辑》(英文版)；2010年，《世界文学》(2010年第2期)开辟“日本环境文学”专栏，刊载了部分日本生态文学作品的节选译文；2010年，《鄱阳湖学刊》刊出山里滕已的《宫泽贤治和加里·施奈德：对人类与星球未来的构想》(注：[日]山里滕已：《宫泽贤治和加里·施奈德：对人类与星球未来的构想》(姜长荣译)，载《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3期，第118-123页。)，由姜长荣翻译。

我国的生态文学研究阵营，日语学界学者参与度极低。从近几年的国际会议参会名单也可窥见一斑。精通日语的研究者未能参与其中，使得原典实证研究不能有效开展。日本学者偶有到中国参会。2008年11月，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结城正美作了题为《池泽夏树生态小说中可持续性的逻辑》的发言，介绍了日本当代生态文学作家池泽夏树的两部生态小说。此外还有几位日本研究者参会。2009年8月，北京大学举办了“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亚洲跨文化论坛”，从参会名录获知，日本方面仅有日本“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前任主席山里胜己(Katsunori Yamazato，1949—)参会。上述会议基本以英语为沟通工具。语言的障碍使得我国学者与日本学者间不能展开细致、深入的交流，限制了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界与日本的学术交流。

不过，可喜的是，2014年8月，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第一人、立教大学教授野田研一先生应本人邀请来到中国，这也是他的首次中国之旅。8月20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举办“日语教育日本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本人介绍野田研一教授参会，野田教授应邀作了大会发言。之后，又随本人来到大连，在大连工业大学作了“日本生态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学术讲座。野田教授的到访，标志着日本生态文学研究走向中日学者对话的新阶段。

本人领衔的大连工业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以日本生态文学研究为主，兼顾欧美、中国的生态文学批评与研究，并逐步扩展到生态角度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多年来我们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赢得了中日学界的尊重。然而，生态批评体系庞大，内涵丰富，需要更多有识之士共同参与。为了繁荣我国的日本生态批评、自然写作研究，我们必须合纵连横，充实队伍，扩大影响。我们关注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教育机构有一大批优秀的同行对日本生态批评、环境诗学抱有浓厚兴趣，因此我们经过磋商决定组建跨地域日本生态文学译介与研究联盟，开展网络作业，逐步推出相关成果。联盟以开放的格局吸收志同道合的学者加盟，成员大多是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界、翻译界一线学者，我们以生态批评、自然写作为兴趣点结成学术共同体，资源共享，协同创新，共同开展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活动。眼下，考虑到国内学界对日本生态文学研究了解不多，经过与日本生态批评界野田研一等学者商量并达成共识，我们决定系统地筛选出日本相关学者的部分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翻译成中文，并作简明介绍，以译介方式呈现给国内同仁，以期筚路蓝缕，为我国生态批评与环境诗学的建设作一些理论贡献。此书的问世若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幸甚矣。

杨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