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描绘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1949年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中共中央将筹建新中国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河北平山西柏坡期间，毛泽东向米高扬畅谈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基本主张和方针政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要求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并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提出规划和设想。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筹建新中国的目标和任务。为了澄清人们对新中国政权性质的疑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和特点进行了说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规划了新中国各项建设的基本蓝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挥了临时宪法作用。

提出“建立新中国”目标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北平香山。从此，筹建新中国的工作进入新的阶段。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在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新政协筹备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他充满诗意地表达了对新中国的期望和信心：“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a

建立一个崭新的强盛的新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目标。为了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落后面貌，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奋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历艰难险巇，以坚毅不挠之精神”，救亡图存，推翻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这曾经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以很大希望。但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连续上演，以及北洋政府的频繁更换，使人们悲观失望、彷徨歧途，不由得感叹“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鲁迅的诗句“城头变幻大王旗”，实际上是当时政局的生动写照。

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建立一个不同于旧中国、旧社会的新中国、新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提出“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b。中共一大在制定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明确宣布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将共产党人的纲领及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设想写入其中。中共二大提出了现阶段的革命纲领，那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c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进一步提出：“歼灭军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d

大革命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奋起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序幕。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在进攻大城市失利后转兵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e的主张。1928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宣言，再次强调“建立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苏维埃中国共和国”的主张。f1931年11月，工农专政性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正式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仅存在5年多时间，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初步实践，为之后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照。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指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地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g

为了“联蒋抗日”，中共中央又于1936年秋季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h。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所谓“三三制”，是指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同时，“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即“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i“三三制”民主政权比工农民主政权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为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划和描述，明确指出，未来建立的新中国将既不同于欧美国家，也不同于苏联，而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他还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他认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j《新民主主义论》明确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阐明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建国理论的奠基之作，为建立新中国指明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重申，党的主要任务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他说：“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k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形势发展，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建国理论。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在重庆谈判和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曾一度做出让步，打算参加国民党主导的联合政府，提出“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鉴于全面内战的爆发，国共和谈已无可能，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呼吁“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新的中央政府问题，主张“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4月底，“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廖承志，从驻地河北涉县西戎村发来电报，向中共中央询问“五一劳动节临近，中央有没有什么重要指示发布”。

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到达河北阜平的城南庄。考虑到内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有必要向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目标和主张，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个建议十分重视，并迅速起草了“五一口号”初稿，共24条。拿到初稿后，毛泽东斟酌再三，将原稿第五条内容“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原稿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画掉，将原稿第二十四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毛泽东修改后，“五一口号”共23条。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于4月30日由新华社播发。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据原《晋察冀日报》编辑陈春森回忆：“当年4月30日那晚，我是值班编辑，由于这个任务特别重要，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也来到编辑室和我一起值班。从下午等到傍晚，稿件一直未到，我们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晚上10点刚过，毛主席审定的稿子终于送到了。我们翻开稿子，看到其中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写在原稿上的。”“‘五一口号’被安排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发布，文前标的是‘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其实，当时新华社已经随中央到达晋察冀解放区，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战争期间，对党中央、毛主席驻地（在阜平城南庄）保密的需要。”l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地报刊都纷纷刊登、转发。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m。晋察冀电台也用延安呼号，连续进行广播。

“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虽然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是，其性质和内容都已经不同。“五一口号”提出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表明中共中央一开始就主张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政府。这是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提出的。

“五一口号”发出后，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立即热烈响应，纷纷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为筹备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共同努力。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等人致电毛泽东，指出中共的“五一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n。

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指出：“结束独裁混乱的旧中国，创建民主和平的新中国，其唯一途径，我们认为仍旧只有走本盟一向所主张的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以实现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其第五项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正与本盟历来一贯的主张相符合，本盟当然愿为这一主张的早日实现而积极奋斗”。o

6月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发表声明，认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诚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这一建议完全符合二十四年前孙先生所提出的预备会议和国民会议的精神，亦为本会行动纲领所明白规定的”p。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等民主党派，以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妇女界代表、海外华侨也发表宣言，表示赞同和支持 “五一口号”。q

尽管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在认识上不尽相同，但是对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却有着高度的共识和认同。

就在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积极准备时，战争形势的发展也日趋明朗。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军事上继续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在各战场发起新的强大攻势，并且初步具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能力。截至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发展到280万，其中正规军由118个旅增加到176个旅，正规军人数由61万增加到149万。人民解放军在前线缴获了大量武器，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90万支，重轻机枪64000余挺，小炮8000余门，步兵炮5000余门，山野重炮1100余门。r这都使得人民解放军不仅在总兵力上同国民党军队的差距在缩小，即由原来的1∶3.39，上升至1∶1.3，而且在武器装备和战斗火力等方面都具备了打攻坚战和阵地战的能力。

大决战前夕，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做了重要准备和动员。会上，毛泽东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来代替过去所提的工农民主专政，并强调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论已经越来越清晰。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发言说：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来计划了。现在我们是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它两三个兵团。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s

就在九月会议召开之际，济南战役已经打响。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在司令员许世友、政委谭震林指挥下进行济南战役。济南战役全歼守敌10.4万余人，争取国民党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起义，俘获王耀武等23名高级将领，开创了人民解放军攻坚并解放大城市的新纪录，使华北和华东各解放区连成一片。这在国内、国际舆论界引起巨大震动。闻知此事后，蒋介石嫡系将领陈诚说：“济南为山东心脏，济南一失，整个山东就全成了一块死棋。……其在共军方面，既已掌握了山东，自可抽调山东的共军，转移使用于其他战场，于是无论东北、华北、华中，均将造成我军之力日消、敌军之力日长的趋势。”9月26日，美联社评论道：“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同一天，日本《朝日新闻》写道：“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t

济南战役，拉开了大决战的序幕。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仅仅用52天就歼灭东北国民党军队47.2万人，解放了全东北。辽沈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达到300万，国民党军队总兵力降到290万。敌我力量的变化极大鼓舞了人民解放军的士气，进一步坚定了人民解放军进行大战役的决心。

继辽沈战役之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于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11月29日，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发起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共歼灭或改编国民党军队150余万人，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主力，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也推动了新中国建立的步伐。正如毛泽东在1948年11月14日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u

胜利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为了不使革命队伍的一些人被国民党释放的“和平”烟幕迷惑，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全国民众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的决心，指出：“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在新年献词中，毛泽东强调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v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播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党内外、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更加坚定了打败国民党军队的决心，而广大民主人士更加增强了参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热情和信心。

1949年初，中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决战取得节节胜利，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在1949年继续向全国胜利进军；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w。

一月政治局会议，具体规定了解放全中国和筹建新中国的各项任务，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露出地平线。

同米高扬谈新中国蓝图

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十分关注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各项方针政策，曾多次致电中共中央询问。为了能同斯大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毛泽东曾打算在1948年底访问苏联，但是战争形势发展迅速，前线战事激烈，毛泽东离不开。经过同斯大林商量，苏共决定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来中国同毛泽东会谈。苏共要派遣的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米高扬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颇得斯大林信任，访华目的就是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国计划及具体方针政策。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米高扬的访问，全力以赴做好接待工作。为了保密，毛泽东复电斯大林，建议米高扬先到石家庄，他说：“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似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到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x

1949年1月30日，春节刚过，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迎来了米高扬。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以及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兼翻译叶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柯瓦廖夫。y

据负责接待工作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回忆：“1月底，剑英同志来电，要我到北平去，筹划把中央机关迁入北平。恩来同志对我说：你抽不出身，因为‘客人’马上就要到，二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让李克农先去吧。他说的‘客人’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他这次来化名安德列夫，是斯大林派他同中共中央商讨军政大事的。”“这件事是严格保密的，书记处的同志在这段时间内全力以赴。”z

对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中共中央在党内和沿途群众中做足了保密工作，以至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外界都不知道此事。据参与陪同的师哲回忆：

在路途中，米高扬几次要求停车，要到群众家里参观。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请他不必去。但是他一路上还是几次下车在村镇中访问农民，同男女老少攀谈，毫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

我问他：“你既然生怕暴露自己，极想保密，为何自己又要到处乱跑，不注意守密呢？”

他作了个奇怪的回答：“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而且不只说我访问了中国，或许还会说，俄国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既然如此，躲躲闪闪又有何用呢？”

我回答：“这些都只是你自己的想法。”

后来在五十年代初，米高扬每次见到我时，总要回忆他到石家庄—西柏坡的旅行，并深感内疚、颇为抱歉地说：“至今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都没有报道过我那次石家庄—西柏坡之行的消息。这说明你们党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群众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跟着你们走。你们的力量和影响当然是强大无比的。你知道，这在我们苏联就办不到。如果有一个什么外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村镇，那立刻就会向全县、全区、全省宣扬出去。但我仍不能懂得，这是群众觉悟水平高、纪律性强，是你们把群众训练好了，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在起作用。”aa

石家庄到西柏坡的距离并不远，不到100公里，但道路蜿蜒崎岖。米高扬一行经过一路颠簸，30日下午才到达西柏坡。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毛泽东早已站在门口，热情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

见面后，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的问候，并将斯大林赠送的一块毛料礼品转交毛泽东。

米高扬对毛泽东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ab

米高扬到访的一周多时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米高扬共进行了12次正式会谈。

在会谈中，毛泽东胸有成竹，侃侃而谈，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计划及相关政策方针。这次会谈，中方由师哲担任翻译，苏方由叶甫根尼·尼古拉耶维奇·柯瓦廖夫担任翻译。

当米高扬向毛泽东询问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及占领南京和上海的大概时间时，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ac

谈到人民解放战争捷报频传、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毛泽东说：一方面在于，人民军队斗志坚强，士气旺盛，“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另一方面在于，党的口号、政策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时机。‘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

随后，米高扬把话题转到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更为关注的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组成形式上。毛泽东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必须是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它们的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它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它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它们，照顾它们，给它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吗？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在工作中逐渐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摩擦一定会有的，但也是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新政权建立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也是米高扬十分关注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已有较多的、较深入的考虑，说得很简要。他强调，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毛泽东说，当前摆在中国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为此，应该依靠人民群众，发挥工、青、妇组织在生产建设中的作用，特别是要广泛建立各种形式的青年组织，发挥青年人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研究、参考和借鉴苏联历史上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并希望苏联给予大力帮助，特别是能够派来经济方面和财政方面的专家与顾问。

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员补充、后勤供应及未来发展问题时，毛泽东信心十足，笑着说，目前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发展较快，青年们踊跃参军，部队扩充很快。我军不只俘虏人员很多，而且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现代的战争就是靠缴获的武器来进行的。他认为，解放军除完成作战任务外，还得驻守新解放区、接管城市、维护治安和剿匪。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改编、改造和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须维持过于庞大的军力，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将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米高扬迫切想了解的。为了让米高扬更容易理解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旨和特点，毛泽东形象地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

新中国成立后将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也是米高扬想了解的。对此，毛泽东也进行了详细介绍。他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发挥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但也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甚至受到压抑和排斥。我们对这部分人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这个政策他们是乐于接受的。我们利用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他们以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能力、物力、财力确实有限，但为发展生产建设，应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资产阶级分子的使用，也可能出现某些消极方面的现象，我们也应注意防止和纠正。

会谈中，毛泽东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和党内状况。在谈到对犯过错误的干部的政策时，毛泽东特别强调，王明、李立三等干部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了巨大损失，但仍被选入了中央委员会。

通过会谈，米高扬觉得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与毛泽东会谈后，米高扬又同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就群众的组织动员、恢复和发展生产、革命的发展和转变、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新政府的总体规划、各部门的职能、对外关系、外贸管理等问题进行了面谈。米高扬说：“将来成立中央政府时，究竟应由哪些部委组成，这是应该及早考虑的问题。但这又是灵活机动的问题，绝非一成不变的。从原则上说，中央政府各部门只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否则，政府部门的臃肿庞大、重叠复杂，几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和控制的。我们数十年来，政府机构每年都在变化，着力于压缩、精简。但结果是，机构一年比一年庞杂、臃肿、笨重、不灵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他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参考。总的来说，新政府一成立，无非是要先抓好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的工作”。

会谈中，米高扬对中共领导人的修养和能力十分钦佩，觉得中共党内人才济济，认为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保证。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他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自信。”米高扬对周恩来、任弼时更是赞不绝口。他曾对师哲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到周恩来这样的好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ad可以看出，米高扬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十分认可和赞赏。当他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时，毫无疑问有利于促进中苏两党关系的发展。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是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第一次访华，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身份同苏共中央代表进行会谈。无论对于中共中央还是对于苏共中央，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要召开会议，研究和讨论米高扬发自西柏坡的电报，以便对未来的中苏关系做出准确判断。会谈过程中，米高扬基本上以听为主，只是偶尔回答一些问题或插话，同时转达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立场和态度。例如，在谈到占领南京、上海等工业中心城市时，米高扬就根据苏共中央意见，建议中共占领城市越早越好，认为“占领上海可以大大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为共产党奠定无产阶级基础”；在谈到新中国中央政府建立的时间和时机时，米高扬建议“尽快在联合的基础上把它建立起来”，并认为“这样做将是有利的”。他说：“占领南京或上海后就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在国际方面也会是有利的。这以后共产党已经不是作为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进行活动了。这会有助于同蒋介石做进一步的斗争。”打过长江去，占领南京和上海，建立新中国，本来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主张，经过同米高扬交流和沟通之后，建立新中国的计划步骤及方针政策更加清晰，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完成使命之后，2月8日，米高扬从石家庄乘机秘密返回苏联。米高扬的西柏坡之行，加深了苏共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认识，使苏共详细了解了中共的建国计划，为苏联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对此，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十分满意。据米高扬后来回忆：“当我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斯克列贝舍夫往那里打电话，奉斯大林之命告知，政治局对我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很满意。每天政治局都阅读和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更详细地讲讲整个情况。回到莫斯科后，我确实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委员都很满意，认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ae

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同米高扬就新中国建国计划深入交流之后，从1949年2月10日起，毛泽东开始致力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紧张筹备工作。早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提出在北平解放之后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 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 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 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 批准军事计划；5. 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 决定外交政策；7. 其他事项。”af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通知写道：“中央决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的名单，先行电告。”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