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诗经与楚辞

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风雅颂之分的不当——《诗经》中的诗人的创作——《诗序》的附会——乱离时代的歌声——《诗经》里的情歌——农歌的重要——贵族的诗歌——《楚辞》时代——屈原和他的《离骚》——《九章》《九歌》等——《大招》《招魂》的影响——宋玉景差等

一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周平王东迁前后的古诗，除见于《诗经》者外，寥寥可数且大都是断片；又有一部分是显然的伪作。论者以为：诗三千，孔子选其三百，为《诗经》。此语不甚可靠。不过古诗不止三百篇之数，则为无可疑的事实。

很可笑的伪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的答歌：“天清地旷浩茫茫”，“清歌流畅乐难极”之类见于《王子年拾遗记》（《诗纪》首录之）。将这样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离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时代，自然是太浅陋的作伪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歌》，也都是不必辩解的伪作。“断竹，断竹，飞土逐宍”的《弹歌》，《吴越春秋》只言其为古作，《诗苑》却派定其为黄帝作，当然是太武断。“股肱善哉，元首起哉，百工煕哉”的虞帝与皋陶诸臣的唱和歌，比较的可靠，然却未必为原作。《尚书大传》所载的《卿云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较可信的是秦汉以前诸书所载的逸诗。这些逸诗，《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后来郝懿行又辑增之，为《诗经拾遗》一书。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语，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谚语。所以我们研究古代的诗篇，除了《诗经》这一部仅存之选集之外，竟没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材料可得！

二

《诗经》的影响，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便已极大了。希腊的诗人及哲学家，每称举荷马之诗，以作论证；基督教徒则举《旧约》《新约》二大圣经，以为一己立身行事的准的；我们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则其所引为辩论讽谏的根据，或宣传讨论的证助者，往往为《诗经》的片言只语。此可见当时的《诗经》已具有莫大的威权。这可见《诗经》中的诗，在当时流传的如何广！

《诗经》在秦汉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来的巨大威权。这乃是时代的自然淘汰所结果，非人力所能勉强的。但就文学史上而论，汉以来的作家，实际上受《诗经》的风格的感化的却也不少。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然的受有这个感化。

然而，在同时，《诗经》却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运，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一方面她的真价与真相却为汉儒的曲解胡说所蒙蔽了。这正如绝妙的《苏罗门歌》一样，她因为不幸而被抬举为《圣经》，而她的真价与真相，便不为人所知者好几千年！

《诗经》中所最引人迷误的是风、雅、颂的三个大分别，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的成形”。（《毛诗正义》）关于赋比兴，我们在这里不必多说，这乃是修辞学的范围。至于风、雅、颂三者，则历来以全部《诗经》的诗，属于其范围之内。三百篇之中，属于“风”之一体者，有二南、王、豳、郑、卫等十五国风，计共一百六十篇；属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计共一百零五篇；属于“颂”者有《周颂》《鲁颂》《商颂》计共四十篇。《诗大序》说：“上之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故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三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诗经集注序》）《诗大序》之说，完全是不可通的，汉人说经，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阐说模糊影响之意思，《诗大序》这几句话便是一个例。我们勉强的用明白的话替他疏释一下，便是：风是关于个人的，雅是关于王政的，颂是“以其成功告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较为明白。他只将风、雅、颂分为两类；以风为一类，说他们是“里巷歌谣之作”，以雅、颂为一类，说他们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不对的。当初的分别颂，风，雅三大部的原意，已不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诗经》的次列又为后人所乱窜，更不能与原来之意旨相契合。盖以今本的《诗经》而论，则风、雅、颂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说，皆不能将其抵牾不合之处，弥缝起来。假定我们依了朱熹之说，将“风”作为里巷歌谣，将“雅颂”作为“朝廷郊庙乐歌”，则《小雅》中的《白华》：“白华营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与《卫风》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兮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適为容？”同是挚切之至的怀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谣”，前一首便是“庙堂郊祠乐歌”？又“风”“雅”之中，更有许多同类之诗，足以证明“风”与“雅”原非截然相异的二类。至于“颂”，则其性质也不十分明白。《商颂》的五篇，完全是祭祀乐歌；《周颂》的内容便已十分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乐歌，一小部分却与“雅”中的多数诗篇，未必有多大分别（如《小毖》）；《鲁颂》则只有《閟宫》可算是祭祀乐歌，其他《泮水》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乐歌，如《云汉》之类是。更有后人主张：诗都是可歌的；其所谓风、雅、颂完全是音乐上的分别。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通志·乐略》）又说“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所以侑祭也……”。梁任公先生便依此说，主张《诗经》应分为四体，即南，风，雅，颂。“南”即十五国风中之“二南”，与“雅”皆乐府歌辞，“风”是民谣，“颂”是剧本或跳舞乐。这也是颇为牵强附会的。古代的音乐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后人的模糊影响之追解而为之分解得清楚呢？郑樵之说，仍不外风土之音（即民间歌谣），朝廷之音及侑祭之乐的三个大分别。至于“四诗：南、风、雅、颂”之说，则尤为牵强。“南”之中有许多明明不是乐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诸作，如何可以说他们是合奏乐呢？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已窜乱了的次第而勉强去加以解释，附会，甚至误解。《诗经》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风、雅、颂之分，是决不能包括其全体的；何况这些分别又是充满了矛盾呢。我们且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他们的真实的性质与本相来！

据我个人的意见，《诗经》的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诗人的创作，像《正月》《十月》《节南山》《崧高》《烝民》等。二、民间歌谣，又可分为：（一）恋歌，像《静女》“中谷”《将仲子》等。（二）结婚歌，像《关雎》《桃夭》《鹊巢》等。（三）悼歌及颂贺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农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三、贵族乐歌，又可分为：（一）宗庙乐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颂神乐歌或祷歌，像《思文》《云汉》《访落》等。（三）宴会歌，像《庭燎》《鹿鸣》《伐木》等。（四）田猎歌，像《车攻》《吉日》等。（五）战事歌，像《常武》等。

三

诗人的创作，在《诗经》是很显然可以看出的。据《诗序》，“有主名”的创作有：（一）《绿衣》，卫庄姜作（《邶风》）；（二）《燕燕》，卫庄姜作（《邶风》）；（三）《日月》，卫庄姜作（《邶风》）；（四）《终风》，卫庄姜作（《邶风》）；（五）《式微》，黎侯之臣作（《邶风》）；（六）《旄丘》，黎侯之臣作（《邶风》）；（七）《泉水》，卫女作（《邶风》）；（八）《柏舟》，共姜作（《鄘风》）；（九）《载驰》，许穆夫人作（《鄘风》）；（十）《竹竿》，卫女作（《卫风》）；（十一）《河广》，宋襄公母作（《卫风》）；（十二）《渭阳》，秦康公作（《秦风》）；（十三）《七月》，周公作（《豳风》）；（十四）《鸱鸮》，周公作（《豳风》）；（十五）《节南山》，周家父作（《小雅》）；（十六）《何人斯》，苏公作（《小雅》）；（十七）《弁》诸公作（《小雅》）；（十八）《宾之初筵》，卫武公作（《小雅》）；（十九）《公刘》，召康公作（《大雅》）；（二十）《泂酌》，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一）《卷阿》，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二）《民劳》，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三）《板》，凡伯作（《大雅》）；（二十四）《荡》，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五）《抑》，卫武公作（《大雅》）；（二十六）《桑柔》，芮伯作（《大雅》）；（二十七）《云汉》，仍叔作（《大雅》）；（二十八）《崧高》，尹吉甫作（《大雅》）；（二十九）《烝民》，尹吉甫作（《大雅》）；（三十）《韩奕》，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一）《江汉》，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二）《常武》，召穆公作（《大雅》）；（三十三）《瞻卬》，凡伯作（《大雅》）；（三十四）《召旻》，凡伯作（《大雅》）；（三十五）《》，史克作（《鲁颂》）。此外尚有许多篇，《诗序》以为是“国人”作，“大夫”作，“士大夫”作，“君子”作的。但《诗序》本来是充满了臆度与误解的，极为靠不住。譬如，我们就上面三十几篇而讲，《燕燕》一诗，《诗序》以为是“卫、庄姜送归妾也”。那么一首感情深挚的送别诗：“瞻望弗及，涕泣如雨”，“瞻望弗及，伫立以泣”；这岂像是一位君夫人送“归妾”之词？至于其他《诗序》以为“刺幽王”“刺忽”“刺朝”“刺文公”的无名诗人所作，则更多误会。像“信彼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不明明是一首村社祭神的乐歌么？《诗序》却以为是“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这是那里说起的误会呢？大约《诗序》将民歌附会为诗人创作者十之六，将无名之作附会为某人所作亦十之五六。据《诗序》，周公是《诗经》中的第一个大诗人，周公多才多艺，确是周室初年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尚书》中的《大诰》《多士》《无逸》等篇，皆为他所作。《诗经》中传为周公所作者为《七月》及《鸱鸮》二篇。《史记》：“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此诗音节迫促，语意挚切而凄苦，似是出于苦思极虑，忧谗畏讥的老成人所作。但这人是否即为周公，却很难说。而《七月》便决不会是周公所做的了；这完全是一首农歌，蕴着极沉挚的情绪，与刻骨铭心的悲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这样的近于诅咒的农民的呼吁，如何会是周公之作呢？《诗序》传为召康公所作之诗有三篇，皆在《大雅》，一为《公刘》，一为《泂酌》，一为《卷阿》。《公刘》为歌咏周先祖公刘的故事诗，或有召康公所作的可能。《泂酌》为一种公宴时的乐歌，《卷阿》亦为欢迎宾客的宴会乐歌，如何会是“召康公戒成王”呢？

所称为尹吉甫作的诗篇凡四，《崧高》《烝民》《韩奕》及《江汉》。尹吉甫为周宣王年代的人（公元前八二七至七八二），宣王武功甚盛，吉甫与有力焉。在《诗经》的诗人中，吉甫是最可信的一个。他在《崧高》的末章说：“吉甫作诵……以赠申公。”在《烝民》上说“吉甫作诵……以慰其心”。这几篇诗都是歌颂大臣的“廊庙之诗”（《崧高》是赠给申伯的；《烝民》是赠给仲山甫的；《韩奕》是赠给韩侯的；《江汉》是赠给召虎的），富于雍容尔雅之气概，却没有什么深厚的情绪。召穆公与尹吉甫是同时的人。他的诗，据《诗序》有三篇见录于《诗经》：《民劳》《荡》与《常武》。《诗序》说，《民劳》与《荡》是刺厉王的，《常武》是美宣王的。但《民劳》是从士大夫的忧愤与伤心中写出的文字，《荡》似为歌述文王告殷的一段故事诗，模拟文王的语气是又严正，又恳切。或为史臣所追记，或为史诗作者的一篇歌咏文王的故事诗中的一段。现在已不可知。但决不是“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则为极明白的事。《常武》叙述宣王征伐徐夷的故事：这是一篇战争叙事诗中的杰作，也是《诗经》叙事诗中的杰作：“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县县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凡伯相传与召穆公及尹吉甫同时，或较他们略前。作《板》，更有一凡伯，相传为幽王时人，作《瞻卬》及《召旻》二诗。前凡伯为厉王（公元前八七八—八四二）卿士。他是周公之后。后凡伯为幽王时代（公元前七八一—七七一）的人。《板》与《瞻卬》及《召旻》，所表示的虽同是一个情思，且俱喜用格言，但一则讽谏，一则悲愤。两个凡伯当都是有心的老成人，见世乱，欲匡救之而不能，便皆将其忧乱之心，悲愤之情，一发之于诗。因此与召穆公及尹吉甫的作风便完全不同：“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板》）活画出一位老成人在举世的嬉笑谑浪之中而忧思虑乱的心境来！《瞻卬》与《召旻》便不同了；《板》是警告，《瞻卬》与《召旻》则直破口痛骂了：“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瞻卬》）正是周室东迁时代，“日蹙国百里”的一种哀音苦语，真切的反映出当时的昏乱来。

卫武公为幽王时人，所作《宾之初筵》，《诗序》以为“卫武公刺时也”。但此诗系咏宴饮之事，决没有刺什么人之意，所以《诗序》所说的“卫武公”作，也许未免要加上一个疑问号。我们在社饮的诗中，找不到一首写得那么有层次，有条理的：作者从鸣钟鼓竞射，“烝衎烈祖”“各奏尔能”以至或醉，或未醉的样子而以“既醉而出”，及“匪言忽言，匪由忽语”的诤谏作结。其中有几段真是写得生动异常。又有《抑》，为格言诗的一类，教训的气味很重。《诗序》也说是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诗序》作者所说的时代却是完全不对的。武公在幽王时，入仕于朝，初本为侯。后幽王被犬戎所杀，武公引兵入卫。及平王立，乃进武公为“公”。所以他决不会去“刺厉王”的。他的心是很苦的，当他写《抑》时。或者《抑》乃是他在幽王时所作，故有“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天方艰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诸语。像这种的情调，颇为后人所模拟。

芮伯的时代在卫武公之前（据《诗序》），他的《桑柔》据说是“刺厉王”的。但观《桑柔》中，“忧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惮怒。自西祖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孔棘我圉”诸语，似为大乱时所作。此诗如果为芮伯所作，也许芮伯便是幽王时人，《桑柔》亦多格言式的文句，但忧乱怨时之意则十分的显露，并无一点的顾忌，若“降此蟊贼，稼穑辛痒”，若“维彼愚人，覆狂以喜”，若“大风有隧，贪人败类”之类，则直至于破口大骂了。

仍叔为宣王时人。据《诗序》，仍叔作《云汉》乃以“美宣王”的。其实《云汉》乃是一篇皇帝或官吏或民众，祷告神道，以求止旱的祷文，悲挚恳切，是祷文中的名作，决不会是仍叔“美宣王”的诗：“旱既大甚，则不可诅。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薰。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这可见出农业社会对于天然灾祸的降临是如何的畏惧，无办法。

家父，幽王时人，据《诗序》，他作了一篇《节南山》，以“刺幽王”。在这首诗的篇末，他也自己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而“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辛劳百姓”的云云，讽刺执政者的意思是显明的。

《诗序》谓：《何人斯》为苏公刺暴公的；《弁》为诸公刺幽王的。其实，以原诗仔细考察之下，《何人斯》实是一首缠绵悲恻的情诗，是一个情人“作此好歌，以极反侧”的。“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搅我心！”写得十分的直捷明了。《弁》是一首当宴写作之歌，带着明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悲凄的享乐主义：“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又如何是刺幽王呢！《渭阳》是一首送人的诗，却未必为秦康公所作；《竹竿》是一首很好的恋歌，也不会是卫女思归之作；《河广》也是一首恋歌，不会是宋襄公母思宋之作；《柏舟》，也未必为共姜之作，“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是怨其母阻挠其爱情之意，“之死矢靡”是表示其坚心从情人以终之意；《载驰》、《诗序》以为许穆夫人作。其实也只是一首怀人之作。

在《邶风》里，有卫庄姜的诗四篇，《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假定《诗序》的这个叙述是可靠的话，则卫庄姜乃是《诗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女作家了。《燕燕》一诗，非她作，前面已经说过。《日月》是怀人之什；《绿衣》一诗，是一首男子怀念他的已失的情人的诗；《终风》也为一首怀人的诗。“谑浪笑敖，中心是悼”，这是如何深切的苦语。这些诗都附会不上卫庄姜上面去。又《式微》《旄丘》《泉水》皆显然为怀人之什，也并不会是“黎侯之臣”们所作。又据《诗序》，史克作颂以颂鲁僖公，即《》是。但《》本无颂人意。在本文上看来，明明是一首祷神的乐歌，民间常有祷祝牛马，以求其藩殖者，《》当是这一类的乐歌。

在《小雅》中，有一个寺人孟子所作的《巷伯》；他自己在最后说着“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首诗是骂“谮人者”的；“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怨毒之极而至于破口大骂以诅咒之了！

总上所言，可知《诗序》所说的三十几篇有作家主名的诗篇，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其确可信的作家，不过尹吉甫、家父、寺人孟子等寥寥几人而已。

四

许多无名诗人，我们虽不能知道他们的确切的时代，但显然有两个不同的情调是可以看得出的，第一是一种歌颂赞美的。第二是一种感伤、愤懑、迫急的。前一种大都是歌颂祖德的；后一种则大都是歌咏乱离，讥刺当局，愤叹丧亡之无日的。前者当是西周之作，后者当是周室衰落时代之作。经了幽王的昏暴，犬戎的侵入，中央的威信完全扫地了；各地的诸侯便自由的无顾忌的互相并吞征战。可使诗人愤慨悲愤的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些后期的无名诗人之作，遣词用语，更为奔放自由，在艺术上有了极显著的进步。

前期的无名诗人之作，在《大雅》中有《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灵台》《生民》《公刘》诸篇，又《小雅》中亦有《出车》《六月》《采芑》等作，皆是叙事诗。细看这些诗，风格颇不相同，叙事亦多重复，似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成于一个时代，当是各时代的朝廷诗人，追述先王功德，或歌颂当代勋臣的丰功伟绩，用以昭示来裔，或竟是祭庙时所用的颂歌。在其间，惟《绵》及《公刘》最可注意。《绵》叙公亶父的事，他先是未有家室，后“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未胥宗”，乃谋议而决之于龟，龟吉，乃“日止日时，筑室于兹”。底下一大段，描写他们耕田分职，筑室造庙，却写得十分生动；《公刘》叙公刘迁移都邑的事，他带领人民，收拾了一切，裹了“糇粮”，便启行了。经山过水，陟于平原，最后乃决意定居于豳。“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活画出古代民族迁徙的一幕重要的图画来。

后期的无名诗人之作，大都是愤当局之贪墨，叹大乱之无日，或嗟吁他自己或人民所受之痛苦的。其中最好的诗篇，像：《柏舟》（《邶风》）写诗人“耿耿不寐”欲饮酒以忘忧而不可能。“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诸语，不仅意思很新颖流转，即音调也是很新颖流转的。《兔爰》（《王风》）写时艰世乱，人不聊生。诗人丁此乱世，却去追想到未生之前之乐，又去追想到昧昧蒙蒙一事不知的睡眠之乐。他怨生，怨生之多事；他恶醒，恶醒之使他能见“百忧”。因此，惟希望自己之能寐而无觉，一切都在睡梦里经过！《葛藟》（《王风》）也带有这样的悲苦调子。《伐檀》（《魏风》）是一首刺讽意味很深的诗；《诗经》中破口骂人的诗颇有几首，而这一首特具冷隽的讽趣，“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硕鼠》（《魏风》）不是讽刺却是谩骂。他竟将他无力驱逐去的贪吏，或贪王比之为硕鼠。他既不能起而逐去他们，只好消极的辱骂他们道：“硕鼠，硕鼠！不要再吃我的黍麦了，我的黍麦已经有三年被你夺去吃了。我现在终定要离开你而到别一个‘乐土’去了。你不要再吃我的黍麦了！”不能反抗却只好迁居以躲避——可怜的弱者！《蟋蟀》（《唐风》）和《山有枢》（《唐风》）都是写出乱世的一种享乐情调，“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这个声语是《诗经》所常见的。

在《小雅》的七十四篇中，这类的诗尤多，至少有二十篇以上的无名诗人作品是这样的悲楚的乱世的呼号。最好的，像《采薇》是写行役之苦的；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一段乃是《诗经》中最为人所传诵的隽语。《正月》以下的几篇，像《正月》《雨无正》也都是离乱时代文人学士的愤语哀谈；他们有的是火一般的热情，火一般的用世之心，他们是屈原，是贾谊，是陆游，是吴伟业；他们有心于救乱，然而却没有救乱的力量；他们有志于作事，然却没有作事的地位。于是他们只好以在野的身分，将其积愤将其郁闷之心，将其欲抑而不能自制的悲怒，滔滔不绝的一发之于诗，其辞或未免重叠纷扰，没有什么层次，有类于《离骚》，然而其心是悲苦的，其辞是恳挚的，在《诗经》之中，这些乱世的悲歌，与民间清莹如珠玉的恋歌，乃是最好的最动人的双璧。

五

《诗经》中的民间歌谣，以恋歌为最多。我们很喜爱《子夜歌》《读曲歌》等等，我们也很喜爱《诗经》中的恋歌。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假定有人将这些恋歌都从《诗经》中取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张者——则《诗经》究竟还成否一部最动人的古代诗歌选集，却是一个问题了。这些恋歌杂于许多的民歌，贵族乐歌以及诗人忧时之作中，譬若客室里挂了一盏亮晶晶的明灯，又若蛛网上缀了许多露珠，为夕阳的金光所射照一样；他们的光辉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炫目起来。他们不是忧国者的悲歌，他们不是欢宴者的讴吟，他们更不是歌颂功德者的曼唱；他们乃是民间小儿女的“行歌互答”，他们乃是人间的青春期的结晶物。虽然注释家常常夺去了他们的地位，无端给他们以重厚的面幕，而他们的绝世容光却终究非面幕所能遮掩得住的。

恋歌在十五国风中最多，《小雅》中亦间有之。这些恋歌的情绪都是深挚而恳切的；其文句又都是婉曲深入，娇美可喜的。他们活绘出一幅二千五百余年前的少男少女的生活来，他们将本地的风光，本地的人物，衬托出种种的可入画的美妙画幅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郑风》）这是如何的一个情景；“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魏风》），这又是如何的一个情景；“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之鸣，苍蝇之声”（《齐风》），这又是如何的一个情景！但在这里不能将这些情歌，一一的加以征引，姑说几篇最动人的。卫与郑是诗人所公认的“靡靡之音”的生产地；至今“郑卫之音”尚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郑风》中情诗诚多，而《卫风》中则颇少，较之陈、齐似尚有不及。郑、卫并称，未免不当。《郑风》里的情歌，都写得很倩巧，很婉秀，别饶一种媚态，一种美趣。《东门之惮》一诗的“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与“青青子衿”一诗的“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写少女的有所念而羞于自即，反怨男子之不去追求的心怀，写得真没有更好的了。“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褰裳》）似是《郑风》中所特殊的一种风调。这种心理，却没有一个诗人敢于将她写出来！其他像《将仲子》《萚兮》《野有蔓草》《出其东门》及《溱洧》都写得很可赞许。

《陈风》里，情诗虽不多，却都是很好的，像《月出》与《东门之杨》，其情调的幽隽可爱，大似在朦胧的黄昏光中，听凡霞令的独奏，又如在月色皎白的夏夜，听长笛的曼奏：“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月出》）

《齐风》里的情诗，以“子之还兮”一首为较有情致。《卢令》一首则以音调的流转动人。齐邻于海滨，也许因是商业的中心，而遂缺失了一种清逸的气氛；这是商业国的一个特色。又齐多方士，思想多幻妙虚空，故对于人间的情爱，其讴歌，便较不注意。《秦风》中的《蒹葭》，措辞宛曲秀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即音调也是十分的宛曲秀美。

民间的祝贺之歌，或结婚，迎亲之曲，在《诗经》里亦颇不少。《关雎》《桃夭》《鹊巢》等都是结婚歌。《螽斯》及《麟之趾》则皆为颂贺多子多孙的祝词。

民间的农歌，在《诗经》里有许多极好的；他们将当时的农村生活，极活泼生动的表现出来，使我们在二千余年之后，还如目睹着二千余年前的农人们在祭祀，在宴会，在牵引他们的牛羊，在割稻之后，快快乐乐的歌唱着，还可以看见他们在日下耕种，他们的妻去送饭，还可以看见一大群的牛羊在草地上静静的低头食草，还可以看见他们互相的谈话，讥嘲，责骂。总之，在那些农歌里，我们竟不意的见到了古代的最生动的一幅耕牧图了。

这些民间的或农人们的祭祀乐歌，皆在大、小《雅》中；于上举之《七月》等外，像《无羊》便是一首最美妙的牧歌，“尔羊来思，其角戢戢，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其描写的情境是活跃如见的。又像《甫田》那样的祷歌，更不是平庸的骈四俪六的祭神文，青词，黄表之类可比。“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甫田》），其形状农家生活，真是“无以复加矣”。

民间的及贵族的宴会歌曲，尽有不少佳作。有时，竟有极清隽的作品。但这些宴会歌曲，结构与意思颇多相同，当是一种乐府相传的歌曲，因应用的时与地的不同，遂致有所转变。像《郑风》的《风雨》，《小雅》的《菁菁者莪》《隰桑》《蓼萧》《裳裳者华》《弁》以及《召南》的《草虫》等，句法皆甚相同，很可以看出是由一个来源转变而来的，而像《伐木》（《小雅》）写一次的宴会情况，真是翩翩欲活：“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乃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都是当前之景，取之不穷，而状之则不易者。贵族或君王的田猎歌，也有几首，像《吉日》《车攻》且都不坏。帝王及贵族的颂神乐歌，或祷歌，或宗庙乐歌，则除了歌功颂德之外大都没有什么佳语隽言。《文王有声》（《大雅》）在祭神歌中是一个别格；这是祭“列祖”的歌，凡八章；先二章是祭文王的，故末皆曰：“文王蒸哉！”末二章则最后皆曰：“武王蒸哉！”

《鲁颂》中真正的祭神歌很少。《泮水》是一首很雄伟的战胜颂歌，并不是祷神歌。《閟宫》乃是一首祷神歌，其格调却与《周颂》中的诸篇不同了。

《商颂》五篇，未必便是殷时所作。《诗序》说：“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但其风格离《诗经》中的诸篇并不很歧远。似当是周时所作或至少是改作的。其中亦有很好的文句，如：“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我们不仅如睹其形，亦且如闻其“鞉鼓渊渊”之声矣。

六

继于《诗经》时代之后的便是所谓“楚辞”的一个时代。在名为“楚辞”那一个总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他是“楚辞”的开山祖，也是“楚辞”里的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可以说，“楚辞”这个名词，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从者”。

“楚辞”的名称，或以为始于刘向。然《史记·屈原列传》已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楚辞”之称，在汉初当已成了一个名词。据相传的见解，谓屈原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其后虽有许多非楚人作楚辞，虽未必皆纪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声则皆同。

后汉王逸著《楚辞章句》，于卷首题着：“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楚辞到刘向之时，始有像现在那个样子的总集，这是可信的事。惟这个王逸章句的《楚辞》，是否即为刘向的原本，却是很可疑的。据王逸的《章句》本，则名为《楚辞》的这个总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个时代为止的要多作品。据朱熹的《集注》本，则《楚辞》的范围更广，其时代则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则包括自荀况以至吕大临。本书所谓《楚辞》，指的不过屈原宋玉几个最初的楚辞作家。

《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诗经》的影响，至秦汉已微。她的地位虽被高列于圣经之林，她在文学上的影响却是不很巨伟的。但《楚辞》一开头便被当时的作者们所注意。汉代是“辞、赋的时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几乎没有一代无模拟《楚辞》的作家们。她的影响，不仅在“赋”上，在“骚”上，即在一般诗歌上也是如此。若项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以至刘彻的“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诸诗，固不必说显然的是“楚风”了；即论到使韵遣辞一方面，《楚辞》对于后来的诗歌，其影响也是极大的。他们变更了健劲而不易流转的四言格式，他们变更了纯朴短促的民间歌谣，他们变更了教训式的格言诗，他们变更了拘谨素质的作风。他们大胆的倾怀的诉说出自己郁抑的情绪；从来没有人曾那么样的婉曲入微，那么样的又真挚，又美丽的倾诉过。

屈原

（古物陈列所特许借印）

屈原是古代第一个有主名的大诗人。在古代的文学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争那第一把交椅的。《史记》中有他的一篇简传；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略略的提起过自己的生平。据《史记》，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离骚》里则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是正则、灵均又是他的名字。后人或以正则、灵均为“平”字“原”字的释义，或以为正则、

屈原

陈洪绶作——从来刻本《楚辞》（西谛藏）

灵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约生于公元前三百四十三年（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国列争宠，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藳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因在怀王之前谗间他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欲与楚为欢，乃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恨张仪入骨，说道：“不欲得地，愿得张仪。”张仪竟入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平自齐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始皇与楚婚，欲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固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败。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乃往太平郑詹尹欲决所疑。他问詹尹道：“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詹尹却很谦抑的释策说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二百九十年（即顷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这一日到处皆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

近来颇有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许和希腊的荷马，印度的瓦尔米基一样，乃是一个箭垛式的乌有先生。荷马、瓦尔米基之果为乌有先生与否，现在仍未论定——也许永久不能论定——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却与他们截然不同。荷马的《伊里亚特》《亚特赛》，瓦尔米基的《拉马耶那》，乃是民间传说与神话的集合体，或民间传唱已久的小史诗、小歌谣的集合体。所以那些大史诗的本身，我即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瓦尔米基那样的作家，即使有之，我们也只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者”。屈原这个人，和屈原的这些作品，则完全与他们不同。他的作品像《离骚》《九章》之类，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闷的，完全是诉说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个人的抒情哀语，而不是什么英雄时代的记载。他们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他们是带着极浓厚的屈原个性在内的。他们乃是彻头彻尾、无可怀疑的个人创作。

七

《汉书·艺文志》里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辞》与朱熹《集注》本的《楚辞》，所录屈原著作皆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计之正为二十五篇。与《汉志》合。但王逸《章句》本，对于《大招》一篇，却又题着“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则屈原赋共有二十六篇。或以为《九歌》实止十篇，因《礼魂》一篇乃是十篇之总结，故加入《大招》，仍合于二十五篇之数。或则去《大招》而加《招魂》，仍为二十五篇。或则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为二十五篇。但无论如何，这二十五篇，决不会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极可怀疑的。《远游》中有“羡韩众之得一”语；韩众是秦始皇时的方士，此已足证明《远游》之决非屈原所作的了。《卜居》《渔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两篇的开始，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第三人的记载。王逸也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此外《九歌》《天问》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处。我们所公认为屈原的作品，与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者仅《离骚》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离骚》为古代最重要的诗篇之一，也是屈原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二字的解释，司马迁以为“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离骚》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里已是发展到极点。她是秀美婉约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它是一幅绝美的锦幛，交织着无数绝美的丝弦；自历史上，神话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现象，以至草木禽兽，无不被捉入诗中，合组成一篇大作。

屈原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离骚》未必有整饬的条理，未必有明晰的层次，却是一句一辞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各自圆莹可喜，又如春园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实各在向春光斗妍。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叙述他的身世情格，继而说他自己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之时，不得不出来匡正。“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不料当事者并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谗而齌怒”。他“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忽而不能合也”。在这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独有他的心却不急急于此，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么样的纯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他因慨然的说道：“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在这时，他已有死志。他颇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然而他又不能决心退隐。女媭又申申的骂他，劝他不必独异于众。“众不可户说兮，孰察余之中情。”他却告诉她说，“阽余修而尼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因前修以葅醢”。时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骋其想象“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须臾以相革。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凰飞腾兮，又继以日夜……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但“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他闷闷之极，便命灵氛为他占之。灵氛答曰：“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他欲从灵氛之所占，心里又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精而要之。”巫咸又告诉他说道：“勉升降而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及年岁之未宴兮，时亦犹未央。”他仍不以此说为然。他说道，“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薏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兰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实在的，“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他终于犹豫着，狐疑着，不能决定走哪一条路好，最后他便决绝的说道：“灵氛既告余以吉日兮，历吉日乎吾将行。”及其“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便又留恋瞻顾而不能自已：“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始终是一位徘徊瞻顾没有决心的人；他始终的犹豫着，狐疑着不知何所适而后可。到了最后之最后，他只好浩然长远的叹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善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始终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不知权变的，他是狷狷自守的。他也想和尚同尘，以求达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没有那么灵敏的手腕，他的洁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违反本愿的行动。于是他便始终的站立在十字街头：始终的犹豫狐疑，徘徊不安，他的最后而最好的一条路便只有：“从彭咸之所居。”

在《九章》里的九篇里，大意也不外于此。《九章》本为不相连续的九篇东西，不知为什么连合为一篇而总名之曰《九章》。这九篇的东西，并非作于一时，作风也颇不相同。王逸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他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为其“临绝之音”。其他各篇则不复加以铨次。后人对于他们的著作时日的前后，议论纷纭。《涉江》首句说，“余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为晚年之作。《惜诵》《抽思》二篇，其情调与《离骚》全同，当系同时代的作品，《橘颂》则音节舒徐气韵和平，当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时之作。然在其中，已深蕴着诗人的矫昂不群的气态了：“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思美人》仍是写他自己的低徊犹豫。《哀郢》是他在被流放的别地，思念故乡而作的。他等候着复召，却永不曾有这个好音。他最后只好慨叹的说道，“曼予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于南方时所作。他既久不得归，于是又作《怀沙》《悲回风》二赋，以抒其愁愤，且决志要以自杀了结他的贞固的一生。在这时，他已经完全失望，已经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在前途了；国事日非，党人盘踞，“变白而为黑兮，倒上而为下，凤皇在殿兮，难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当然不会有人知他。《怀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时。他在那里，已决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详说道，“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予何畏惧兮。知死不可攘，愿勿爱兮”。在《悲回风》里，他极叙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极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到愿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于《惜往日》或以为“此作词旨鄙浅，不似屈子之词，疑后人伪托也”。我们见她一开头便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为直钞《史记》的《屈原列传》而以韵文改写之的。屈原的作品，决不至如此的浅显。伪作之说，当可信。

《湘君》《湘夫人》

《湘君》《湘夫人》是楚辞里最美丽的两个诗篇。——从萧尺木《楚辞图》谛藏）

（西

《九歌》《天问》也颇有人说其皆非屈原所出。王逸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被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是则王逸也说《九歌》本为旧文，屈原不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已。这个解释是很对的。我们与其将《九歌》的著作权完全让给了屈原或楚地的民众，不如将这个巨作的“改写”权交给了屈原。我们看《九歌》中那么许多娟好的词语：“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思不甚兮轻绝。”（《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们很不能相信民间的祭神歌竟会产生这样的好句。有许多民间的歌曲在没有与文士阶级接触之前，都是十分的粗鄙可笑的。偶有一部分精莹的至情语，也被拙笨无伦的辞笔所碍而不能畅达。这乃是文人学士的拟作或改作，给他们以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为文艺上的巨作，其历程当不外于此。

《山鬼》

这是一篇极隽秀的楚辞，被保存在传为屈原作的《九歌》中。——从萧尺木《楚辞图》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适用。或则更以最后的三篇，《山鬼》《国殇》《礼魂》合为一篇以合于“九”之数。然《山鬼》《国殇》诸篇，决没有合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也不该计入篇数之内。

《九歌》的九篇（除了两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传以为都是礼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诸情语，又岂像是对神道说的。或以为《圣经》中的《苏罗门歌》，不是对神唱的歌曲，而同时又是绝好恋歌么？不知《苏罗门歌》正是当时的恋歌；后人之取来作为圣歌，乃正是他们的附会。王逸也知《九歌》中多情语，颇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说：“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见是，《九歌》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可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间恋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间祭神祭鬼的歌，如：《云中君》《国殇》《东君》《东皇太一》及《礼魂》。

《天问》是一篇无条理的问语；在作风上，在遣词用语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王逸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既是楚人所“论述”，可见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笔。且细读《天问》全文，平衍牵直与屈原的《离骚》《九章》诸作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不能相信的是以写《离骚》《九章》的作者，乃更会写出“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至贻，女何喜？”那么一个样子的句法来。有人以为《天问》是古代用以考问学生的试题。这话颇有人加以非笑，以为在古代时，究竟要考问什么学生而用到这些试题。我们以为以《天问》为试题，或未免过于武断；但《天问》之非一篇有意写成的文艺作品，则是无可怀疑的。她在古时，或者是一种作者所用的历史，神话，传说的备忘录也难说。或者竟是如希腊海西亚特（Hesiod）所作的《神谱》，或亚甫洛杜洛斯（Apollodorus）的《图书纪》：体裁乃是问答体的；本附有答案在后。后人因为答题过于详细，且他书皆已有详述，故删去之仅存其问题以便读者的记诵。这个猜测或有几分可能性罢。

八

《大招》或以为屈原作或以为景差作；王逸以为：“疑不能明。”朱熹则直以为景差作。《招魂》向以为宋玉作，并无异辞，至王夫之，林云铭他们，始指为屈原作。此二篇内容极为相同，假定一篇是屈原“作”的话，则第二篇决不会更是他“作”的。但这两篇原都是民间的作品。朱熹在《招魂》题下，释曰：“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而说者以为招魂复魂，又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词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此制礼者之意也。而荆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此种见解，较之王逸的“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自然高明得多。《大招》之作用，也是同一意思。所以这两篇“《招魂》”的文章无论是屈原，是宋玉，是景差所“作”，其与作者的关系都是很不密切的，只是居改作，或润饰之劳而已。

这两篇作品的影响，在后来颇不小。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如《九章》，宋玉的作品，如《九辩》，都是浩浩莽莽的直抒胸臆之所欲言，他们只有抒写，并不铺叙，只是抒情并不夸张；只是一气直下，并不重叠的用意描状。至于有意于夸张的铺叙种种的东西，以张大他们的描状的效力者在《楚辞》中却只有《大招》《招魂》这两篇。例如，他们说美人，便道“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间，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魂乎归徕，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则秀雅，稚朱颜只。魂乎归徕，静以安只”。（《大招》）他们说宫室，便道：“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谖些。光风转蕙，泛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招魂》）说饮食，说歌舞，也都是用这种方法。又他们对于招来灵魂，既历举四方上下的可怕不可居住，又盛夸归来的可以享受种种的快乐，这种对称的叙述，重叠的有秩序的描状。后来的赋家差不多没有一篇不这样的，《三都赋》是如此，《七发》是如此，《箫赋》是如此。“赋者铺也”一语，恰恰足以解释这一类的赋。《大招》《招魂》的重叠铺叙，原是不得不如此的宗教的仪式，却不料反开了后来的那么大的一个流派。

九

在《楚辞》里，可指名的作家，屈原以外，便是宋玉了。《史记》在《屈原列传》之末，提起这样的一句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并没有说起宋玉的生平。在《汉书·艺文志》里，于“宋玉赋十六篇”之下，也只注着“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韩诗外传》（卷七）及《新序》（《杂事》第一及第五）里，说起：宋玉是屈原以后的一位诗人，事楚襄王（《韩诗外传》作怀王）为小臣，并不得志。他在朝廷的地位，大约是与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诸人相类。与他同列者有唐勒、景差诸人，皆能赋。他的一生，大约是这样的很平稳的为文学侍从之臣下去。他的死年，大约在楚亡以前。他与屈原的关系，以上几部书都不曾说起过。只有王逸在他的《楚辞章句》上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九辩序》）这话没有根据。大约宋玉受屈原的影响则有之，为实际上的师弟则未必然。他在当时颇有一部分的势力，他的锋利的谈片，或为时人所艳称，所以他有许多轶事流传于后。

他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说有十六篇，今所有者则为十四篇。在其中，惟《九辩》一篇，公认为宋玉所作，并无异议。这一部大作，也实在是足以代表宋玉的文艺上的成功。她是以九篇诗组成的诗歌名作；这九篇的情调，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大约决不会是同时之作。《九辩》之名，或为当时作者随手所自题（《九辩》原为古诗名），或为后人所追题。在《九辩》里的宋玉，其情调与屈原却大有不同。他也伤时，然而他只说到“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而止；他也怨君之不见察，然而他也只说到“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而止；他也骂世，然而他只说到“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而止。他是蕴蓄的，他是“温柔敦厚”的。

《九辩》里写秋景的几篇是最著名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禀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简直要一口气读到底，舍不得在中途放下。

宋玉的其他诸作，除《招魂》外，自《风赋》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一则他们的文体是率疏的，与《九辩》之致密不同；再则，他们的情调是浅露无余的，与《九辩》之含蓄有情致的不同；三则他们的结构是直捷的，与《九辩》之缠绵宛曲者又不同。且像那样的记事的对话体的赋，一开头便说：“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风赋》）；便说：“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高唐赋》）；便说：“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神女赋》）；显然不会是出于宋玉本人之手下的。且《高唐赋》中简直的写上了“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之台”，这还不是后人的追记么？《笛赋》中还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语。宋玉会引用到荆卿的故事么？又《登徒子好色赋》与《讽赋》皆叙的是一件事；结构与情调完全是相仿佛的，《高唐赋》《神女赋》与《高唐对》三篇也叙的是同一的事件。假定他们全是宋玉写的，他又何必写此同样的若干篇呢？而第一次见于《古文苑》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其来历更是不可问的。刘向见闻至广，王逸也博采《楚辞》的作品。假定当时宋玉有这许多作品流传着，他们还不会收入《楚辞》之中么？

此外，楚人之善辞者，尚有唐勒，景差二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无景差的作品。《史记》却提到过景差，王逸说：“《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朱熹则断《大招》为景差之作。但这二人都不甚重要。景是楚之同姓；景差大约与宋玉同时。唐勒也是与他们同时，也事楚襄王为大夫，且尝与宋玉争宠而妒害他。勒的作品，绝不可见。在《全上古六朝文》里只有他的《奏士论》的残文数语。

参考书目

一、《毛诗正义》四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有《十三经注疏》本。

二、《诗集传》八卷宋朱熹撰，坊刻本极多。

三、《诗经通论》十八卷清，姚际恒撰，有道光丁酉刊本。

四、《读诗偶识》四卷清崔述撰，有《畿辅丛书》本，有日本刊《东壁遗书》本。

五、《诗经原始》十八卷清方玉润撰，有《鸿蒙室丛书》本，有石印本。

六、《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王先谦撰，有乙卯年虚受堂原刊本。

七、《诗经的厄运与幸运》顾颉刚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至第五号，又有《小说月报丛刊》本。

八、《读毛诗序》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号。

九、《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

十、《楚辞》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有汲古阁刊本，有金陵书局刊本。

十一、《楚辞集注》朱熹撰，有《古逸丛书》本，有坊刊本。

十二、《读楚辞》胡适著，见《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出版。

1. 屈原及宋玉等见《史记》卷八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