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布衣”：明清创作主体嬗变

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文学的权力不断下移，雅俗之间的鸿沟渐趋填平。唐代以来，这种文学权力下移和雅俗融合出现了几次高潮，大致看来每一次高潮都在朝代中晚或易代之际。而作历时性考察，明清两代文学创作中“布衣权”表现得最为突出，并且出现了从俗文学延展到诗文领域的倾向，即所谓“诗在布衣，文在布衣”。

一、“布衣权”的存在

文学权力下移现象，在明代中期以后有较多的讨论，“布衣权”问题被明确提出。但这个概念并非明人发明，语出《史记·游侠列传》，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含义，与文学无关，且其后很长时间被搁置了，直到明代中后期，才再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学现象被提起。

此际布衣力量的崛起不是某一个领域的独立表现，而是社会普遍的人文思潮。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认为：明朝较以往不同，“布衣处士以书画显名者不绝，盖由富贵者薄文翰为不急之务，溺情仕进，不复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美，是亦可以观世变也”。诗文创作是这种“世变”的风标。臧懋循《重答允兆》云：“此地称佳丽，移居亦偶然。将为步兵老，岂假布衣权。”周亮工《夜同王国儒孙河柳高伯群集马三如源思斋中值黄心甫自惠山至闻黄济叔作古》云：“老去词名岂浪传，扶轮独拥布衣权。”吴允兆、黄济叔皆为布衣诗人，时人引“布衣权”之典说明其影响，颇可玩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明闵景贤曾编撰《布衣权》一书。此事见于周亮工《书影》，其中说到徽人闵氏“独所辑有明三百年布衣之诗二尺许，颜曰《布衣权》，搜罗最广，中颇有幽隐之士，未有声称于世者”。这部《布衣权》集后因遭滔天汴水而不复存世，但布衣文学创作的突出影响已隐然揭示，它表明在明末清初，一种离立于翰林文苑，与贵族缙绅文学相异的民间文学态势确已形成，并具有了新的文化潮流的代表意义。正因为如此，崇祯间夏允彝在《岳起堂稿序》中以总结的口吻说：“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这里所谓“能自立”的“权”，即“布衣权”。

“布衣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权力或势力，而是指某种能量与影响。这种能量与影响大体只在“文章之贵贱”的评价上，但是因为明清两代“文章”与“功名”的关联度极高，亦与社会声望密切联系，因此其“贵贱”就具有超出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了。这也是能够“自立”的“布衣权”当时受到肯定，并为后来论者重视的理由。

二、“穷而在下者操文柄”

宋代以降，小说、戏曲以及其它通俗文学创作的队伍主要由社会下层的士人或布衣作家组成。究其原因，除了俗文学文体的非正统性特征外，还有其消费性及其接受群体更具民间化的因素。明清两代长期被视作正统性的，或者说精英化的诗文写作，其作者与作品也越来越去正统性，去精英化了，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深刻变化。

诗是最古老的艺术形式，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至明清已经成为最大众化的言志抒情文体，尽管它长期被纳入科举入仕的考核内容，但体制化并没有使它远离大众，恰恰相反，从蒙学到科举入仕的训练，使诗成为大众化、基础性的知识素养，甚至具有一定的常识化倾向。

从文体特质上看，在古代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只有诗最适宜即兴式的情感交流，藉此可对等互动，并作为比较衡量艺术水平与趣味的工具。明清两代诗歌创作既保持着载道的高雅，又逐渐消弭雅俗的鸿沟，显示出游戏功能；既宜于台阁莲署，也宜于底层寒士；既宜于言天下之志，也宜于写私情奧悃；既宜于规模较大的群体酬唱，也宜于二三素心人之交游，因此布衣文学精神浸润到诗歌领域就是必然的了。

明代屠隆专门讨论过“诗在布衣”问题，其《涉江诗选序》以唐代为转捩进行分析，认为唐以前诗人，仰摹古法，运气心灵，闭门钻研，神采独照而成名家。降至明代士人专注于八股，长期不授诗道，不习韵语，一旦入仕勉为诗作，故无所可观。而众多布衣之士，失意于场屋，落魄于功名，乃刳心尽力于吟事，反而能够取得不凡的成就。所以他认为朱明一代的诗歌成就在布衣群体。钱谦益《列朝诗集》中选录大量的明代布衣作品，庶几可以勾勒出一部明代布衣诗史。如果对清代诗歌的实况做一个分析的话，则可以看出明人的观点大致适用，清诗几乎可以看作明代“诗在布衣”的扩展版。尤其科举使“孤寒失之”“世禄失之”，地方基层聚集的布衣文人数量极大，达到了历代极致的状态。

“布衣权”为什么能在明清两代成为影响文坛的重要力量？瞿源洙为遗民任源祥《鸣鹤堂诗文集》撰序称：“古未有以穷而在下者操文柄也……独至昭代，而文章之命，主之布衣。”王文濡《国朝文汇序》云：“顺康之世，遗老闻人，伟略豹隐，著述文身，辞之至者，自成一子。”其“伟略豹隐，著述文身”八字可为“穷而在下者操文柄”现象做出诠释。遗老文士隐居伏处而不为，割裂了与仕途的关系而专心著述，从而造诣深湛，独树一帜。“文章出贫贱，此事古今同”，这体现出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

三、“布衣权”的文学表达

谁是布衣，有何特征？对此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的研究。大致说来布衣原指粗衣，进而代指贫寒庶士。但以往布衣的概念放到明清两朝尚不能完全指代，特别是晚明布衣与山人并出，流品最杂。其中有山人不山，接迹如市人，挟薄技而奔走攀附颇为世人不耻者；亦有很多“虽为布衣，而持尚名节”的道义之士。

尽管布衣流品冗杂，但“真布衣”的人格形象还是比较明晰的，明代嘉靖年间著名布衣陈真晟足为典型。周南《刻陈布衣先生存稿序》云：“陈布衣者，学古遽行，弃举子业，终其身隐于海隅。”“得其存稿而展读之，想见其为人刚毅，笃信程朱，确然不为习俗所移。”杨廉在《理学名臣言行录》中描写陈布衣：“骨格高耸，神气肃清，望之非尘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厌末作之蠹心而弃之，恶异端之害道而拒之，专心致志，以儒为业。”

如此来看，学古遽行而自拔于俗，不忧于贫，为人真情而弘毅，是布衣文人的总体形象，较士大夫而言更近乎“道”，故其“布衣权”的文学表达一般具有“豪”与“寒”两方面的特征。

“豪”自何来？这与布衣多从事自由职业有关。布衣韦带之士有生计之需，营生之业除灌园之外，以清客幕宾、课徒授业、依贾从商、悬壶行医为多。其于谋生外鲜有他求，在一定程度上从人身依附中摆脱出来，自由便成为布衣文学群体的一个普遍特征。另外真正的文人皆心存傲气，真气淋漓，布衣尤其如此。《两浙氱轩续录》卷四十七录姚学德诗云：“老辈馀风雅，江湖困此身。意中唯有我，眼底更无人。文酒同联社，湖山待结邻。免冠能骂贼，傲骨自嶙峋。”桀骜不群，笑啼有态，其间腾荡着一种沉沦底层者的感激豪放。

“寒”自何来？布衣文学群体如进行文会活动，虽然也不妨用“雅集”这样的词汇来定义，但这只是一种习惯性表达。其实布衣之文事，与士族文学群体充满闲适风雅，优游亭林泉石之间是有所不同的，总体上呈现出寒素风貌。布衣诗人家道都比较困顿，如杭州瓣香吟社成员何淇《秋怀》云：“技拙惟应固守穷，须眉犹幸未成翁。”“几处飘零书卷在，全家辛苦酒瓶空。”“寒”与“苦”这种明清士族歌吟中难以听到的心音，在布衣诗人那里却是不绝于耳的。

治文学史者，常囿于主流、非主流之概念，自觉不自觉地将野朴寒微的布衣文人归入非主流之列，难免造成偏失。细绎文献史料可以看出，面广量大的布衣文人往往与主流文人、群体、思潮具有种种联系，甚至自身即产生重要影响。姚鼐《朱二亭诗集序》称“二亭虽贫贱，而可谓自行其志”，其诗“可以传后世，而为一代布衣诗人之绝出矣”。这种布衣自立并秉权于文坛的现象，无疑为深入研究明清文学提供了一个前景深广的路向。

1. 本文曾与袁茹博士共同署名发表。
2. 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3. 周亮工《夜同王国儒孙河柳高伯群集马三如源思斋中值黄心甫自惠山至闻黄济叔作古》，周亮工著、朱天曙编校整理《周亮工全集》1《赖古堂集》（上），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
4. 宋继郊编撰、王晟等点校《东京志略》附《赖古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1页。
5. 夏允彝《岳起堂稿序》，陈子龙《陈子龙全集》附录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3页。
6. 任源祥《鸣鹤堂诗文集》卷首，清光绪十五年重刻本。
7. 沈粹芬等《清文汇》，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8. 陈真晟《布衣陈先生存稿》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别集）第1330册，第347页。
9. 陈真晟《布衣陈先生存稿》卷八，《续修四库全书》（别集）第1330册，第392页。
10. 潘衍桐《两浙氱轩续录》卷四十七“姚叔憨州司马学德”条。
11. 吴振棫《国朝杭郡诗续辑》卷十五“何淇”条，清光绪二年丁氏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