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 - 作为清代文学批评形式的“岁末祭诗”

作为清代文学批评形式的“岁末祭诗”

文学批评有多种形式，学界已经注意到各种文字、文书类形式，其他如图像等表达方法也有论者涉及，而作为仪式表现的祭诗尚未为人们所关注。祭诗，自然与文字、文书、图像等有关，但它不是纯粹的单一性表达，而集合了视觉、听觉与触觉各种要素，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检视与批评形式。这一形式由唐代肇端，其后不断与祭祀风俗的纪念性因素结合起来，至清代演变为诗人在岁末这一特定时节进行的一种带有行为表现色彩的文学批评活动。本文拟对祭诗的形式和意义作一些探讨，由此可以丰富我们对清代诗人、诗学以及诗歌发展史的认识。

一、祭诗活动的肇起与演变

原始时代，人们无法解释自身的现象，更无法了解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认为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而万物亦有灵魂，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感应人的存在与精神，并具有主宰的力量，祭祀便是这种灵魂观念的派生物。儒家将其发展为“礼”的主要内容，并建立了有专门对象和方法的等差性祭祀体系。这种礼仪制度架构下的民间化活动，便是祭祀祖先以及与农耕生产和生活内容相关的众神。

岁末祭诗虽然生发于古已有之而又不断发展的灵魂观念，但与作为教化行为的“礼”关涉较远，而接近于与生活相关的祭奠仪式，是民间的一种文化——文学性的风俗活动。其中一部分与祭祖先、祭亲友、祭灶神等风俗、习惯融汇起来，成为奠祀仪式的一个部分，另一部分则独立为一种文学批评形式。

在岁末祭诗活动中，诗作为一种精神劳动的产物，是祭奠的对象，但在具体的诗歌作品之上，还有一个超验的神明存在，这个神明决定着诗的高贵品质，也调节着人与诗之间的关系，是诗人的心灵向往与寄托。这一祭奠形式最早见载于唐末五代冯贽（署名）的《云仙杂记》卷四“祭诗以酒脯”条引《金门岁节》：

贾岛常以岁除，取一年所得诗，祭以酒脯曰：“劳吾精神，以是补之。”

此条“祭以酒脯”四字后人又改作“祭以酒酹地”，更切于一般祭奠仪式，能呈现祭诗的行为方式，但这并非《金门岁节》原文，唐代以后不断演化的“贾岛祭诗”之事，原初仅如上所录。不过这简短的记载具备了风俗活动的几个基本要素：人物身份、祭祀时间、对象、供品。更重要的是在“取一年所得诗”而感慨系之的情节中表达出诗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内涵，这便是后人得以演绎发挥的主要根据了。

宋代诗人熟悉“杜陵分岁了，贾岛祭诗忙”的故实，但未形成仿岛之风。此际祭诗与送灶风俗发生了联系，弘治《八闽通志》卷十三记载了南宋名臣郑性之画马题诗而焚以祀灶之事，或对后代送灶日焚诗而祭现象有所影响，但与岁除祭诗之间只是一条草蛇灰线而已。然而文化习俗的形成有一个潜在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或隐或显，一般不会中断。据史料看，元明两代的岁末祭诗活动并不兴盛，但恰恰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贾岛》篇将贾岛岁末祭诗的形象放大，从历史文化层面上固化了下来，其云：

岛貌清意雅，谈玄抱佛，所交悉尘外之人。况味萧条，生计岨峿。自题曰：“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每至除夕，必取一岁所作置几上，焚香再拜，酹酒祝曰：“此吾终年苦心也。”痛饮长谣而罢。

唐人《金门岁节》中的简短记载至此情节进一步扩充，更具有感染力和可效仿性。从明弘治朝张琦《闲居十二首》（其十）“春来但觉诗神减，夜半烹鸡祭少陵”句下自注“贾岛曾祭诗神”来看，贾岛祭诗的传说映照在诗人心中，只不过在崇杜之风影响下，其原型意义悄悄置换为对诗圣的追怀了。而崇祯年间戏曲家叶承宗的《贾浪仙除夕祭诗文》杂剧的出现则表明，这一故事通过通俗文学形式正演变为社会的一般知识，而这恰恰正是清代“仿岛效应”的有效集聚。

进入清代后，仿岛祭诗之风在文人中推开。方文《除夕感怀》云：“南鸟无巢寄北枝，中间木主供先慈。一从家破苹蘩缺，敢学长江自祭诗。”在明清易代风云中，诗人借祭诗一浇心中块垒。有清一代祭诗扩展到文化艺术领域的诸多方面，祭墨、祭画、祭书、祭笔等形式纷纷出现，除祭笔多为书院举行的祈祝外，其它都是文人效仿贾岛岁末祭诗故事而举行的仪式。

祭墨：周亮工为清初著名文学家、学者、收藏家，嗜好蓄墨。其《长安旧传十卖诗，仆卖不止十，然皆非所忆，忆惟四，作〈四忆〉》第三首云：“小阁年年拜，隃麋夙所亲。心期玄自守，畏见尔磨人。即啜难娱老，虽多未写贫。豹囊闲挂壁，静者剩为邻。”（原注：墨。予岁时为祭墨之会，同人咸有诗）另周亮工有《丁亥除夕，独宿邵武城楼，永夜不寐，成诗四章》，其第四章云：“百端交集夕难除，强饮屠苏意未舒。下榻怀人同拜墨（原注：客岁此夕……为祭墨之会），登楼无客对摊书。”据此可知周氏有岁除祭墨之习，宋荦《挽周元亮先生》云：“博雅争推张茂先，秦淮书画载盈船。即今旧物俱零落，遗草犹存祭墨篇。”吴伟业有《周栎园有墨癖，尝蓄墨万种，岁除以酒浇之，作祭墨诗，友人王紫崖话其事，漫赋二律》称：“万笏雅应推正直，一囊聊复贮纵横。”（其一）“山斋清玩富琳琅，似璧如圭万墨庄。”（其二）此事在当时颇有影响，岁末祭墨成为清代文坛佳话。

祭画：《国朝画识》卷六：“华坡，字子三。少与顾贞观、杜诏等为诗社，亦善画。晚隐居坊前之邹庄，流水孤村，柴门一曲。兴至则吟小诗，或解衣盘礴，终岁闲甚。除夜，独孑孑有事，或问之，曰：‘古人祭诗，吾兼祭画。’取一岁所作诗稿画本，享以干脯，酹以苦酒，聚而焚之。”华坡岁除效仿唐人祭诗，以脯酒祭其所画之举一时颇有影响，直至晚清仍有画家承风沿流。如吴大澂于光绪十六年（1890）除夕，点检一年所画山水、花卉、人物卷册、立轴，自留展玩者四十余本，陈之几案，仿贾浪仙祭诗之例，以尊酒酹之。爰请友人绘《除夕祭画图》而自为之赞，并附其目于后。另外清末民初姚茫父亦有《除夕祭画》诗云：“因之祭诗日，自量画可敌。岁尽几束纸，境容生处觅。愿教朽腐化，略能凡俗涤。”可见这是有清以来近三百年都有迹可循的文化行为。

祭书：清代较早的祭书事迹见于康熙间诗人、藏书家顾嗣立的《寒汀诗话》，其云：“每岁除，取架上手自校勘诸书，陈列秀野草堂，清香华烛，酒脯具设，再拜而祝之，因作《祭书行》。”而与顾氏同为江南著名藏书家的黄丕烈于乾隆朝祭书之事更为世人传诵。据沈士元《祭书图说》云：“黄君绍甫，家多藏书，自嘉庆辛酉至辛未，岁常祭书于‘读未见书斋’，后颇止。丙子除夕，又祭于‘士礼居’，前后皆为之图。夫祭之为典，巨且博矣，世传唐贾岛于岁终举一年所得诗祭之，未闻有祭书者，祭之自绍甫始。”黄丕烈祭书往往请人绘成图像，形象地表现出敬书之情，时朝鲜赴清使团的文学家朴齐家曾作《黄荛圃祭书图歌》赞云：“小帧漠漠开秋色，江干欇欇鸣秋灯。五月都门揭此卷，四座忽惊无炎蒸。”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清代藏书者雅好祭书，编纂重要书籍者，亦以此作为纪念形式。如阮元嘉道之际任两广总督，道光元年（1821）除夕，恰逢《江苏诗征》刊竣，特仿唐人祭诗仪式，设酒脯祀之，宾僚作祭诗与祭画，使岁末刻成《江苏诗征》的纪念活动增添了生动的文化气韵。

以上祭墨、祭画、祭书类的活动，无不源于唐代贾岛祭诗故事，但无论仪式多么庄重、神圣，本质上还属于纪念性质，所取用的是唐人祭诗中敬祀神明的要素。在相当程度上，这些活动扩大了贾岛故事的影响，使祭诗具有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但客观来看，这些文化艺术方面的嗜好和能力，即使在堪称文化繁兴的清代，也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因此祭墨、祭画、祭书之类的活动虽堪称雅举，还主要集中在京师和江南等文人聚集度高的地区，未能形成社会风尚。

与之相比，清代岁末祭诗活动的精神内容和文学内涵丰富得多。由于诗歌写作是自蒙学到怡老都能体现的文学素质，也是士林阶层在八股文文化氛围中始终坚守的一方文学阵地，具有参与者众，交流性强，受众面广、文本价值较高等特点。也正因为如此，无论诗人或者诗歌文本就自然置于了被批评和评价的位置。品评、月旦诗人及其作品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形成了诸多检视批评和价值判断的方法，清人在前人岁末祭诗用作奠祀神明的原始内涵基础上，增加了回顾经历、检讨文学、省思文风，批评创作的意义，使之成为诗歌创作的批评形式，其文学现场也由个体性走向聚合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二、清代岁末祭诗的“文学现场”类型

以文学检视与批评为旨归的清代岁末祭诗，绝大部分是诗人自我进行的，除夕这个时间点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文学现场的公共性较弱，私人化程度较高。但这不是绝对的，因部分诗人寄寓他乡，加之清代文人之间交往频繁，故朋俦共举的岁末祭诗也颇多见；而文化家族往往利用这个特定场合展开祭诗活动，使除夕之夜闪耀出为诗神守岁的文学光辉。三种不同类型的祭诗现场，其活动状态与诗人风采都各具特色。

（一）私人性岁末祭诗

私人性岁末祭诗是清代最为普遍的现象。从“草堂自笑今何在，独坐空斋自祭诗”、“爆竹声潜夜静时……呕出心肝合祭诗”的描写可知，清人大凡能诗者，无论士林阶层、韦带布衣、闺阁才女，多有此举。岁除祭诗虽然没有统一而严格的仪轨，但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程式，基本场景和祭诗意旨在相关作品中有所表现。兹举以下两首示之：

何绍基《祭诗辞》：

皓月当心，万花酿笔。心者诗神，笔者其役。从天外归，自肺腑出。是诗是我，为二为一。神之去兮，极天入渊。神之来兮，风举云骞。今人何后？古人何先？愉词何拙？苦语何便？拈髭入甕，刻烛传笺。雕镵造化，摧擢天全。非诗非我，惟神实专。岁云暮矣，劳子久矣。炉爇其香，壶有酒矣。神其无知，吾吟可辍；神如有知，请竭吾说。愿剔凡英，更刊奇语。摘奥反真，探微出腐。屈宋衙官，皋周俦伍。贶我一生，寿君千古。

宝廷《除夕祭诗》：

朔风卷雪寒云冻，灯光满巷楼台动。一壶清酒列中庭，手把残编向天诵。向天诵，自祭诗，诗中甘苦天能知。一年三百六十日，悲欢离合事事存于斯！我心深，我意解，旁人不解何妨嗤。今宵有酒且自祭，胜教俗客评高卑。新酒倾一斗，旧诗焚一首。纸灰飞上天，诗心逐风走。君不闻，昔时诗僧无本公；又不闻，近代诗人船山翁，祭诗千古留韵事，词坛啧啧称英雄。我虽不敏少才调，好诗颇与前人同。二君有知见应妒，诗虽胜吾输吾穷。旧诗感奋多不平，新诗更觉难为情。诗成不忍再仰诵，只恐凄绝天难听。

何绍基的《祭诗辞》大体可以作为一篇诗歌理论作品来看。在除夕这个向神明献祭的神圣时刻，以诗人的名义进行内向省思，将剔除凡英作为走向返真、出腐的前提。他所谓的笔役心神，思到神来；诗我为一，物我两忘；自然为本，以古为鉴；凌迈屈宋、直追皋周等观点，其实在其《跋董香光画稿册》《次韵答梅根居士》等诗文中都有所表述，但《祭诗辞》以专题的形式和虔诚的姿态仰天而诵，赋予文学批评色相庄严、通明高迈的精神气质。相比较而言，宝廷写于二十五岁时的《除夕祭诗》更为情感发越，豪迈浪漫。与其说是对当年诗歌创作甘苦的掬诚言说，毋宁说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悲欢离合”的百感迸发，是这位爱新觉罗氏宗室子弟的心理释放，自诩中隐含着悲怆之气，旷达中透露出不平心绪。他将自我诗评高置于俗客评点之上，是其卑睨天下的极为本色的表达。在这里唐代贾岛也好，本朝前辈诗人张问陶也好，都不过是建立的比较与品评的坐标而已。巧妙之处在于，藉此将千古韵事与特定的时节挽合起来，个性化的音符融入历史的回音，更具有感染力。

从王文清《守岁》诗将“祭诗穷夜”与“馈岁乡风”并举来看，清代岁末私人性祭诗大体可以看作文人的一种馈岁行为。其最基本的且具有本质意义的内容是对一年诗歌创作进行清点，整理吟草。陈鹏年《己亥除夕》称“未拟祭诗聊检卷，夜深银烛正高烧”，显然检卷是祭诗前提，设置酒脯的祭祀是检卷后的仪式表现。独自检卷，能够将普遍的文学价值观与个人的审美标准结合起来，形成对作品存删的裁量。而个体性空间便于深度展开自我心灵的对话，最具有文学检讨与批评的行动力。对于拣剩的诗作是否焚弃，情况并不相同，据车玉襄《残腊》“已祭诗笺束，书同酒券焚”等记载，知其将所删诗作归诸祝融之神。不过并非尽然，包括清人“祭诗埋砚事重谙，好趁邻鸡唱未三”等表述，也可能具有部分应合故事、引用典故的成分，未必实举其事。

（二）朋俦共举岁末祭诗

朋俦岁末祭诗属于群体性、公共性的文学活动，其参与者往往有旅居或寄寓的因素，朋俦之间的关系或为社友、师友，或为素交同道。《湘绮府君年谱》咸丰二年（1852）载王闿运“十二月，过南昌，邓丈辛眉留之度岁，寓居府斋娱园，文酒谈燕无虚日。除夕，与孙丈月坡、陈丈希唐、邓丈辛眉刻烛联句为长歌，始有祭诗之举。作祭诗神弦数章，是后六十余年以为常”。这是典型的岁末旅行中的师友朋曹祭诗。另外，张九钺乾隆年间在湘潭与朱成（字涧东）、黄承增（字心庵）、吴尊莱（字象超）等结湖山吟社。其中朱涧东本江南洞庭人，黄心庵为歙县人，吴象超乃会稽人，皆寄寓湖南。九钺有《朱涧东招同人集湖山草堂作祭诗会》诗云：

朱君风雅为性情，湖山吟社时招致。生辰已过玉局仙，祭诗特仿长江尉。无本胆大勇往能，奸变虽得平澹未。当时不遇大尹公，穷死浮屠亦何悔。应奉昌黎一瓣香，岁终长作先河祭。胡为敝帚享以金，岂其自嘲还自慰。读君一卷伏枕吟，鼓荡天机运浩气。讵须酒脯补劳神，但纪岁华修韵事。狞刡撼衢地火温，桦烛揺窗兰蕊缀。老耽大胾与餪饧，口吸长川挥巨觯。空中招出瘦岛来，休饮寒泉共饱醉。四座哄然拍手歌，铜缶红梅惊坠地。

据“生辰已过玉局仙”下原注“坡公生辰，以黄心庵未归，不果”可知，湖山吟社诸人原有纪念苏轼生辰的安排，因黄心庵未归而没有举行。岁末之际朱涧东招同人集湖山草堂作祭诗会纪念贾岛，作为诗社活动的“补课”。这是一个顺应岁时的特定诗学活动，社友们因贾岛而想及韩昌黎，由读长江诗生发出对格调的理解。空中招瘦岛，可谓想落天外，使岁华韵事充满了谐趣。晚清程颂万有《祭诗之会鹿佺翁有诗次韵呈同社》诗，也是与社友的岁末祭诗作品。清代诗社林立，此类韵事多见记载。

有清一代影响最大的朋俦文人岁除祭诗事件，当属乾隆五十五年（1790）腊月小除夜洪亮吉与张问陶在京师祭诗，并请王泽作图纪念。该年二人同时登第后携手馆阁，可谓春风得意。在京师辞旧迎新，以祭诗一抒豪情，其桴鼓相应的默契，汪洋跌宕的气势，当与身份变化后的心境有关。且看洪亮吉《小除日仿唐贾岛例与张同年问陶祭一岁所作诗，并属王文学泽为作图，各系以诗》：

君诗四百篇，我诗六十首。君诗苦多我苦少，差喜流传同不朽。我年二十登词场，接咏已有桥西黄（仲则）。晏公祠内祭诗处，一屋神鬼皆憎狂。生年三十尤奇肆，是日孙郎号同志。笔压南山白额愁，挺锋复把生龙试。燕楚秦赵游何壮？所不能臻衹天上。风月千场酒万场，醉中岁月偏奔放。尔来四十气已降，笔阵敢诩今无双。异才尔复出西蜀，百斛龙鼎邀同扛。前年同客龟山左，我不知君子知我．直待蓬山顶上行，相知一世方能果。我诗与君诗，识者不能别。虽然我自知，与尔陈一一。长江一万里，先泻君门前。若论饮水源，我较输君先。一年三百日，日日有昏晓。若量日出时，我比君家早。君如吸尽江水源，使我门外朝夕无奔湍。我如系住西驰日，令尔屋顶终古长如漆。我放白日西，尔蹴江水东。高高下下总无极，与尔分半填心胸。尔笔何处架？青城与峨眉。我砚何所支？黄山与天台。天公夜半笑口开，馀子位置綦难哉！

全诗颇长，漭漭滔滔，大气直下，不啻为一篇自我诗歌创作的成长简史。笔下具有鲜明的文学现场感，与张问陶的比较，从一年的写作数量到诗学根底，论及诗风诗友，扬抑推让的笔致，意气轩昂，令人解颐。张问陶《小除日与稚存松筠庵祭诗，属子卿作图，各题长歌纪之》篇幅亦长，其纪事与议论颇与洪氏相应，但更自诩的是本次祭诗作为文学事件的意义：“中夜不敢眠，摊诗陈向天。祭之以酒脯，慰劳心拳拳。君诗六十又一首，我诗四百二十篇。抱情各有适，众寡亦偶然。同化奇光烛云汉，人能诋斥天能传。不祭天必怒，诗与天有缘。不祭两人亦羸惫，明年那得精神全？”“自从大唐司户参军贾岛去尘世，此典不举忽已千余年。两人矍然惊，顿作千秋想。兴到何必仿古人，事过须教后人仿。宁遭俗人骂，必索名人画。画之可以传天外，鬼护神呵长不坏。”其磅礴跌宕之气使松筠庵祭诗足感苍天，必镌诗史了。

洪亮吉、张问陶等友人岁除汇集常州卷施阁祭诗之事更多，嘉庆元年（1796）吴锡麒亦参与，并合作《祭诗图轴》。锡麒另作《小除夕卷施阁祭诗记》，船山等人复题诗，后人颇多赞颂。可以看出，祭诗、绘图、题诗，这一系列组合行为构成了朋俦岁末祭诗的典型形式。因这类祭诗活动有一定的群体色彩，预设了传名取向，故兼具符号性、意象性、仪式性的形式反而显得尤为重要。此类举事者多为名人，虽属承应时节的风雅，但能够形塑出一种经验范式，故最能形成呼应效果，而使岁末祭诗赢得命名权的，恰恰多为这类现场活动。后人对清代岁末祭诗活动的想象，往往由此类群体活动的本文和图像而生。

（三）文化家族岁末祭诗

文化家族的岁末祭诗，是亲人团圆守岁的特定事相。家族发展以家族之精神传承、德音弥徽为基础，可以凭借言语，也可以凭借文字，而岁除时节在血缘宗亲构架下集聚，合言语与文字于一体进行诗学教育，正是家族文化隆礼重德的审美化体现。清代的家族岁末祭诗，以父子围炉唱和为多，亦有夫妻、昆季携手理箧联吟者。

这里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安徽朱珔家族岁末祭诗场景。朱珔字玉存，号兰坡，先世于唐末自苏州迁婺源，六世祖纬迁泾县。兰坡嘉庆七年（1802）进士登第，选庶吉士。道光朝官至赞善，恩赐稠叠。后辞官归乡，《清儒学案》载其“前后主钟山、正谊、紫阳书院二十余年，以实学牖迪后进”。有子五人：梦元、鼎元、蔚元、起元、保元，皆有文学之名。兰坡“包育万有”的学问中包含了诗学认知和诗史观念，在其编辑的《紫阳家塾诗钞》中有集中的表现。家族后代固然难以人人探颔求珠，但兰坡仍然希望儿辈谙通诗学，光大门楣，故每藉岁末祭诗活动论诗课艺，其现场一般都在号称藏书万卷的“小万卷楼”。朱珔《除夕小万卷楼率儿辈祭诗作》便以斋名起笔：

斋以万卷名，读书可能破？平生颇耽诗，略不计寒饿。砚田耕稍暇，百篇当清课。宗派溯唐宋，敢云参末座。兢兢师古人，亦惧拾余唾。方圆出规矩，藉尔匠心作。当其矢研精，或至忘寝卧。时遇石交者，往还相应和。胜境快登临，江山气堪佐。炼神若治器，肌理费磨磋。选词如舂粮，糠粃贵扬簸。敝帚独怡悦，无须浮誉播。安知千载后，购市等奇货。忆昔居京华，缁尘难免涴。迩来遂初服，中垒遭坎坷。息影甘旧庐，梦勿到铃驼。况惭蒲柳姿，头白体孱愞。吟怀幸犹健，未肯遽摧挫。祭宜沿阆仙，举樽还自贺。岂徒酬辛勤，兼用儆懈惰。光阴惜分寸，感此蚁旋磨。是日雪初霁，团栾围土锉。蔼然一家春，聊比夜郎大。我欲称坡翁，陪筵有迨过。

这实际上是一篇以自我为审察对象的论诗五古，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如何不计寒饿，通过苦读积累学养；如何在对唐宋派的宗仰中既保持谦逊学习的态度，又防止师古而泥古，拾其余唾；如何感知自然环境，得江山之助，形成文学经验；如何选词炼神，切磋琢磨；如何保持独立的审美精神，不局限于眼前浮誉。其儆诫懈惰颇有家训意味，而其中的生命体悟正是对诗学造诣与精神品格关系的诠释，岁末祭诗的意义也由此升华。

在《紫阳家塾诗钞》中录有朱珔诸儿所作的《除夕侍家大人小万卷楼斋祭诗作》，如蔚元有云：“斋开万卷堆琳琅，一室团栾设瑶席。弱龄曾未工推敲，也随堂上拈吟毫。譬如鸣鹤在空谷，雏舌能学笙簧调。十年忆骋燕台辔，晨夜言诗解诗意。鲤庭趋对与书绅，先欲屏除蔬笋气。古来作者殊纷纶，肝肾镂尽摅精神。私幸格律指迷失，金铸岛佛非他人。”起元有云：“诗人非尽关别才，性情学问期兼该。平时研究已攻苦，下笔尤极烦心裁。当其穷追更力索，覃思几使精神摧。肝肠镂尽正须补，祭诗还以诗为媒。此例创举自唐代，沿循下逮今人来……岁除特藉酒脯酢，围坐雅许儿曹陪。”在岁末祭诗的场合应和酬唱，既要有现场描述、典实引用和对自我创作的检视，亦须在诗学知识、理论方面有所阐发。从蔚元、起元的和作可以看出，朱珔以祭诗为法以敦穆家族，启迪诗思，得到了春暖潮起的回应。

洪亮吉的卷施阁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筑构于常州宅西的，为家族书卷场所，与朱珔的小万卷楼性质相同。其岁末祭诗的基本仪式是“卷施阁集排西东，更列酒脯酬天工”，而核心内容则是诗学教育。乾隆五十六年（1791）亮吉有《小除日寓斋卷施阁祭诗作》云：“昨年祭诗日，同馆挈仙史。今年祭诗日，阖户仅儿子。一儿读《诗》业未醇，一儿学《选》初有文。呼来筵上作陪祭，不向屋外招诗人。”其长子饴孙《小除夕从家大人祭诗歌》回视学诗历程，从“儿时放塾庭前过，重慈提携侍行坐。桑阴屋侧随嬉游，手捧新诗当余课”的经历写起，道及“—篇偶合长者笑，一篇若拙长者嗔。弟昆相贺复相戒，冥索时复烦心神”之情，奉瓣香于慈亲的场景极为生动感人。

这种岁末时节闭门以诗学经验、诗品意识相传，藉“一诗焚筵前”的祭诗场面熏陶后代文学品质的家教方式在以往历代尚属鲜见。与朋俦祭诗中对等性唱和不同，家族祭诗时家长主导批评、指导创作的角色突出，更具有诗课现场的性质。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家族文学批评活动，置于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能够显示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它生动地演绎出“文化”如何深度渗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节日风俗如何文学化、诗意化。同时表明，正是诗学精神高贵而神圣地流淌于亲人、后嗣的血脉，方成就了文化家族的承续延绵。

三、清代岁末祭诗的文学批评特征

我们将清人的岁末祭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形式，是因为它显然区别与古代文论的基本形态（如诗话、文话、序跋、传论、笔记等），也区别于编选、批点、品藻、句图、圈旌、谑谈、图像以及点将录等方法，而将论诗诗的形式加以改造和丰富，用类似行为艺术的方法在特定的传统节令表现出来。具体来说，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自我却顾的检讨姿态。具有内省之思是人本质属性的体现。内省之思即以自身为对象进行批判性的质疑、思考、追问，以达到“自明”。除夕是年轮的交替点，也是人生的驿站，此时诗人们可以暂脱俗谛沉静下来打理思想的行囊，倾听内心的感受，书写新年格言。岁末祭诗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几乎最完美地提供了诗人“自明”的契机，所以祭诗作品的自审却顾的姿态是相当显著的。让我们一读乾隆朝诗人鲍倚云的《祭诗行》长篇：

我闻祭诗之例贾岛开，时当除夕陈樽罍，命意还应自劳苦，亦或艰辛历历如有神助灵之来。才人抑塞磊落不得志，拔剑斫地歌空哀。……忆昔先子授诗我五岁，明年就傅耸双髻。课经暇覆杜陵律，舞勺偷觑兰台艺。渔村先生浙中耆，朱查老辈旧联袂。诗评诗札什袭藏，讨尽渊源辨根蒂。嗟我贫儿不识万卷开书城，风云月露挥毫轻。……到今垂老得诗二千三百五十有余首，刺促不减酸寒情。当年老辈《大雅》不可作，岂独中选博学鸿词了无怍。下第诸公峙坛坫，接武名贤辉馆阁。宿将不尽阃内知，余军亦胜今人弱。安得九原呼起坐上坐，令我低头就绳削。人生富贵由天公，何须较量达与穷。我不能学春城无处不飞花之韩翃，亦无才拟小楼一夜听春雨之放翁。端居圣明耻舟楫，孟六岂是南山农。枉将苦句激天子，月影归抱窗虚松。浪仙亦坐傲峭累，有眼不识人中龙。蹉跎聊复成进士，可怜声名十恶不为诗家宗。肥瘦何关冰雪胸，笔阵乃当韩豪冲。羡煞骑驴坐得推敲偶，交游赠答相望不隔潮州踪。我诗非寒亦非瘦，方干罗隐门庭陋。鞭丝谁与九州横，腹笥殊惭四库富。赏音也自播云处，病骨无由脱岩岫。草间未禀虎凤姿，野外难为金石奏。就中涕泪纷千行，骨韵莫论宋与唐。好与子孙识面目，先人遗绪留取千春长。《小巢壶诗》箧里香，四世传看古锦囊。今夕何夕醉酒浆，烛花高吐腾词铓。余生尚得余音锵，二十四卷之外文澜犹汪茫。

这真是一首“笔阵乃当韩豪冲”的祭诗奇作。倚云父鲍善基时名颇著，古诗出入昌黎、眉山之间，而此诗颇具乃父《小巢壶诗》之风。作品全面回忆了自己的诗学历程，记述了前辈诗人对自己的评价，调动多种艺术手法评点了李白、杜甫、孟浩然、韩翃、贾岛、韩愈、方干、罗隐、陆游等唐宋作家，由此审谛平生得诗颇多而何以刺促酸寒。对“我诗非寒亦非瘦”的风格品鉴，内心谦抑而笔墨悲壮，充满了社会底层诗人赏音难得的哀怨。此诗被选入《晚晴簃诗汇》，确乎可以视为鲍氏的代表作。从形式和内容方面与上文所举宝廷的《除夕祭诗》比较，前者侧重于对“一年”的却顾，而此诗几乎是对“一生”创作经历的回忆与评骘，在清代蔚为大观的岁末祭诗中，极为耸拔突出。

二是品鉴取舍的行为表现。祭诗以对一年作品的删选为前奏，以拜祭神明为仪式。“爆竹声中岁又更，一年碌碌究何成。平生几得惊人句，一代谁传后世名？”“安排浊酒陈残夜，料理奚囊及宿篇。为汝焚香应自笑，任渠覆瓿不须怜。”在传统节俗的特定氛围中诗人坚持着静穆深沉的诗作检阅，以自黾自觉的人文品格进行心灵的对蹠内省，并将对蹠的体悟转变为毁弃行为。

董光焕《藐姑射诗集》卷四末载《除夕祭诗仿东野体》诗：“痴呆吾分然，胡为憎一夕。偶因文字爱，遂托烟霞客。月计靡枉寻，年新谢知白。一尊酹心血，慰汝长疥壁。”自跋称既编次其数年诗“至除夕始告竣，因取前稿百余纸将焚瘗之，而又自惜其数年之精神毕耗于是也，乃效古人祭诗之例，遂酬酒以奠，奠讫而焚，则又为诗以记之。其事在咸丰十年（1860）岁除，面对诗箧旧作，诗人进行自我评判，不佳者则瘗弃。弃之虽决绝，然怜惜精神所耗，遂酬酒以奠而燎扬。这是集合了听觉、视觉、触觉全部感知因素，包含几分浪漫、几分悲感，既尚情又尚智的行为表现。这种行为传承古老的文化习俗而超越了日常生活，具有高度的仪式感。此时语言不是唯一的诗品显示方式，更多的是以语境映射反思性的诗学体验，形成有意味的观念出场，实现意念上的与诗神沟通。实际上，这是一年一度突破日常经验的“行为叙事”。清人说“又是蚁浮腊尾时”因祭诗而能“赢得编年纪事诗”，所谓纪事诗，其内涵正是这种“行为叙事”。

三是文学观念的形象表达。文本形态的祭诗作品，融铸了历史文化渊源、特定时令环境和个人心理因素，具有情感表达的优势，而唐人祭诗原型的内在意向决定了相关作品天然具有了表达文学观念的可能。综观清人相关作品，相当一部分是引典与叙事，在情绪渲染中传达观念，也有一些是釆用适当的修辞手法对文学观念作具体申述，前文提及的何绍基《祭诗辞》、朱珔《除夕小万卷楼率儿辈祭诗作》以及程颂万的《祭诗辞》皆为显例。这里再读王鹏运的名篇《沁园春》词，其序曰：“岛佛祭诗，艳传千古。八百年来，未有为词修祀事者。今年辛峰来京度岁，倡酬之乐，雅擅一时。因于除夕，陈词以祭，谱此迎神，而以送神之曲属吾弟焉。”词曰：

词汝来前，酹汝一杯，汝敬听之。念百年歌哭，谁知我者；千秋沆瀣，若有人兮。芒角撑肠，清寒入骨，底事穷人独坐诗？空中语，问绮情忏否？几度然疑。　　玉梅冷缀苔枝，似笑我吟魂荡不支。叹春江花月，竞传宫体；楚山云雨，枉托微词。画虎文章，屠龙事业，凄绝商歌入破时。长安陌，听喧阗箫鼓，良夜何其？

又《代词答》曰：

词告主人，釂君一觞，吾言滑稽。叹壮夫有志，雕虫岂屑？小言无用，刍狗同嗤。捣麝尘香，赠兰服媚，烟月文章格本低。平生意，便俳优帝蓄，臣职奚辞？　　无端惊听还疑，道词亦穷人大类诗。笑声偷花外，何关著作？情移笛里，聊寄相思。谁遣方心，自成沓舌，翻讶金荃不入时。今而后，倘相从未已，论少卑之。

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鹏运藉胞弟王维熙（辛峰）来京师度岁之机于除夕“陈词祭神”。笔下将祀诗神改作祭词神，且设计为问答组词，可谓巧妙。第一首仿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的游戏笔调，阐述其推尊词体的词学观，否定词为小道的成见。其叹春江花月，竞传宫体；楚山云雨，枉托微词，将批评的矛头潜移向浙西词派，认为他们徒尚醇雅，以清婉秀雅、中正醇和为能事，而无所寄托，不过画虎屠龙之技，于世无补。第二首是词神“釂君一觞”后的回答，以滑稽的语调论述的却是词的地位、内容、作用等相当理性的问题。词末云“今而后，倘相从未已，论少卑之”，乃强调词之为体，决不可卑视，用词神的口吻戏谑词人，可谓亦庄亦谐。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强调诗穷而后工，词完全类同于诗。由此不仅将词的地位与诗并列而尊，而且表明了岁末祭词行为所具有的与祭诗同等意义的正当性。

这组祭诗题材的作品，所阐述的词学见解和理论主张，与王鹏运在《半塘杂文》中的意见以及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对浙西派的批评大体一致，故今人论王鹏运及其晚清粤西词人的词学观时，皆加以引证，而极为形象幽默，令人绝倒的艺术表现，非但在“岛佛祭诗”八百年以来的词史上罕见，在历代以岁末祭诗为题材的文学创作中也同样不可多得，足可视为压卷之作。

四、结　语

清代岁末祭诗不但是一种广泛的文化习俗，而且成为独特的文学批评形式。这种文学批评形式的价值在于它包含了选择、品鉴、取舍的过程，强烈的自我检视、内向否定的精神体现出批评的本质意义。其表现仪式的行为和语境具有一定的悲剧性美感效果，而祭诗活动本身形成了一种文学创作现场，相关作品往往兼有抒情性与纪事性，在清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少佳构，部分作品表达出诗（词）学观点，成为清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组成部分。

一个应当注意的现象是，有清一代岁末祭诗活动呈现出发展的态势，康乾以后其显示度、标识化愈加突出，也更为约定俗成。究其原因，除了文化习俗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外，当与顺治时期的诗学生态有关。自甲申鼎革以来整个社会的文学取向发生了极大变化：“兵兴以来，海内之诗弥盛”，“帖括时文之世界，变而为诗赋、古文之世界”，以致出现了“五十年之前，见一作诗者，以为奇事……沿至今日，见一不作诗者，以为奇事”的咄咄怪相，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拈笔为诗者众矣，而登作者之堂绝少”。康熙元年（1662）东鲁樵隐天随子曾对诗界状况提出激烈的批评：“人莫辨乎诗与非诗，天下乌得有诗哉！天下无诗，而以非诗为诗，又何怪乎言诗易而作诗之尤易乎？于是攒花鸟之辞，则曰诗；集山水之字，则曰诗；摭古贤之迹，则曰诗；音韵谐，则曰诗；佳丽集，则曰诗；以疏空为陶，以粗乔为杜，以放野为李，诗人之心思不遑问矣，诗人之才识不遑问矣，诗人之性情不遑问矣，尚安得谓之诗乎？”人皆轻易言诗，自视为诗人，不但没有提高诗品、繁荣创作，反而使诗性日漓、诗人贬值、诗道式微了。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之声至乾隆朝仍不时出现，如陈廷桂在编辑《历阳诗囿》时以和州诗坛为例说：

七律在诸体中为至难，唐人惟老杜擅绝，方能多至二百首，此外如太白、江宁、襄阳、苏州诸巨子，集中各不过三数章，不敢数数为之，以非其所长也。今世诗家动辄五十六字，所见皆然，吾郡尤甚。惟其易视，是以多作，聋不畏雷，殊堪齿冷，但积重难返。

这里指摘“惟其易视，是以多作，聋不畏雷，殊堪齿冷”，真可谓诗坛棒喝，振聋发聩。诗歌这座高雅而深邃的文学殿堂，甲申以后门槛被降低了；不能探骊得珠，庸烂便在所不免。对此需要一种阻遏下滑、引导向上的力量，祭起贾岛这面“苦吟”旗帜，无疑正是提倡一种精于推敲，呕心沥血为诗的精神。

然而他们需要更进一步建立一种年度性的自我检视仪式，将“阆仙祭诗”加以经典化、神圣化，正是对这种要求的回应。除夕时分，在祭神的名义下，人们讨论诗史，品味诗歌本义，对全年写作进行检点清理，以呼唤对真诗的明敏追求，促进诗学品格的提高，拒绝平庸之作丛生。尽管其行为的成效还有待研究、评价，但既然成为仪式，便潜涵了文化意志，蕴蓄着改变能量。由此我们可以触摸到清人葆有的对诗歌的虔诚，感受到一种不泯的自律精神。这正是作为批评形式的岁末祭诗在爱新觉罗一朝不断发展的理由，其文学史价值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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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王风阳著《古辞辨》（增订本）“酹”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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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张问陶《甲寅京师送灶》：“司命居然醉，焚诗与送行。报功惟飮食，举火即神明。小象厨人媚，余饧稚子争。素餐归未得，风雪故乡情。”见张问陶《船山诗草》卷十一，清嘉庆二十年刻道光二十九年增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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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随子《骊珠集诗序》，灵璧子、天随子《骊珠集诗》卷首，清俨思堂藏梓本。
陈廷桂《历阳诗囿凡例》，《历阳诗囿》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