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所知录》与钱澄之的“诗史”写作

“诗史”这一诗学观念，最早见于唐代的《本事诗》，用来概括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记载时事的诗歌。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诗人、学者的讨论，内涵衍变得甚为丰富和复杂，但其最为核心的内涵仍是强调诗歌对于现实的记录和描写。到明清之际，因为身遭国难，大批诗人不但在理论上对“诗史”观念有新的诠释，在创作上同时继承和发扬“诗史”精神。其中最有成就的，当数钱谦益。钱谦益以如椽大笔，将史学传统上的褒贬与诗学传统上的美刺相结合，构造出一套“见证”和“存在”的诗歌美学。钱澄之身处明清之际的学术和诗学氛围中，对“诗史”这一问题在理论上虽无贡献，但在创作中却能坚持实践。

如前文所述，《所知录》中的诗歌大半出自于《藏山阁诗存》，《藏山阁诗存》的写作宗旨就是“诗史”。钱澄之在《生还集自序》(作于1649年)中说：

共得诗若干篇，为六卷(引者按：今为七卷)，付诸剞劂，目曰《生还集》，志幸也。其间遭遇之坎，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

《生还集》是《藏山阁诗存》中规模最大的组成部分，写作时间起于1644年(甲申)，迄于1648年(戊子)，记载了钱澄之入闽之前以及在闽粤期间的部分岁月。从《生还集自序》可知，《生还集》中的诗歌对钱澄之而言，就是他本人的“年谱”。也就是说，这批诗歌忠实地记载了他个人的生命，具有记载个人历史的功能。钱澄之对待这批诗歌，虽说不敢以“诗史”自居(所谓“诗史云乎哉”)，其目的，还是希望自己的这批诗歌，一来可以记载他个人“遭遇之坎，行役之崎岖”，二来还可以记载“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换句话说，这批诗歌，钱澄之既将之视为个人的年谱，也将之视为整个时代的历史。

其实，钱澄之的诗歌在当时就已被视为“诗史”。钱谦益(1582-1664)曾赋诗提及钱澄之，即以“诗史”称之：

闽山桂海饱炎霜，诗史酸辛钱幼光。束笋一编光怪甚，夜来山鬼守奚囊。

钱谦益此诗作于1657年，诗中值得注意的是前两句。首句提及钱澄之在隆武(在闽)、永历(在粤)两朝复明的艰难岁月；次句用“诗史”来概括钱澄之在那段辛酸岁月里写下的诗歌，即《藏山阁诗存》中的作品。

钱谦益的门人钱曾(1629-1701)亦以“诗史”来品评钱澄之的诗作，他于1681年赋诗云：

记得行杯诉别筵，荷香分袂又三年。一身老去谈诗史，四海穷来玩《易》笺。作客意消芳草后，怀人句好断云边。风樯今日难回棹，搔首蓬窗独泫然。

钱曾在“一身老去谈诗史，四海穷来玩《易》笺”两句中，道出了钱澄之晚年倾心于《易》学的情况，同时也以“诗史”来肯定钱澄之的诗歌。

可知，钱澄之的诗歌具备记载历史的功能，在其身前就已获承认。然而，这批具有“诗史”功能的诗歌一旦纳入史书《所知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