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尊永历而贬隆武的史观

作为史书，《所知录》被黄宗羲称为“考信不诬”，但随后全祖望(1705-1755)却对之提出批评：

黎州先生亟称《所知录》之可信，然录中多袒“五虎”，盖田间翁与刘湘客厚，尤与金堡厚也。其谓金堡所以不死桂林之难，盖欲收葬稼轩，则可发一笑。《岭表纪年》则谓高必正留严起恒，是日金堡大约朝臣，共排张孝起，田间亦在其列，堡啖之以修撰兼御史故也。然则田间正不独以湘客厚而左袒之，盖热中于进取耳。嗟乎，“是何天子，是何节度使”，尚求进不已乎？

全祖望的指责十分严厉，因其娴于南明文献，所以他的意见被后世不少学者接受。如晚清李慈铭(1830-1894)虽赞赏《所知录》对“五虎”持论甚公，但金堡之事，仍袭用全祖望的意见。这就使得钱澄之的史学，有种令人不可轻信的感觉。后至傅以礼，方大力为钱澄之辩诬。此一公案，今已澄清。金堡欲收葬瞿式耜之事，学界业已认可。全祖望的质疑虽然过于苛刻，但因为钱澄之与金堡交厚，金堡又系当时极富争议之人物，故怀疑《所知录》是否有史家之公论，亦属正常。此就史家书写而言。如果仔细阅读那些有关金堡的文字及相关诗歌时，就会发现另外一些微妙的现象。

《所知录》记载金堡之事，最为重要的就是永历四年(1650)吴党陈邦傅打击楚党“五虎”之事。金堡作为“五虎”之首的“虎牙”，下狱几死，赖瞿式耜、钱澄之等人解救，方得以出狱，但已饱受酷刑，左腿已折，被贬至清浪卫(今贵州岑巩)。钱澄之当时任翰林编修，在解救金堡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他于庚寅(1650)五月给永历帝上了一道《请宽金给事疏》，后得到永历帝的答复：“金堡量改近戍，该部知道。”当钱澄之得知消息后，兴奋地写下《圣德诗》：

文帝昔正辇，太宗宝魏徵。古来神圣主，皆有纳谏名。我皇仁且孝，至德无容称。屈己听臣下，不大色与声。小臣叨侍从，窃睹神采英。大帅对失措，圣度和且平。所以诸藩镇，见者识中兴。……举朝叹圣德，臣等实不能。虚怀本天授，皇哉我圣明。

颂圣诗需典雅重大，此诗深得其中三昧。钱澄之因解救金堡成功，感而赋此诗。然而，在解救过程中，一度很不顺利，钱澄之有诗记曰：

诏狱非仁政，况逢离乱辰。从龙宽典得，请剑小臣频。

狼狈悲同类，艰危附党人。山阴真相国，申救跪沙滨。

彼时永历帝将“五虎”下锦衣狱，阁臣严起恒(1599-1651)欲解救，但不得面圣，只好跪沙滨申救，又不允。当此之时，钱澄之内心悲愤，故赋前诗。首句即批评“诏狱非仁政”，又称严起恒为“真相国”，立场清晰可见。好在随后营救成功，故有《圣德诗》，对永历帝改为称颂。

钱澄之为永历三年冬(1650)进士，是永历亲试取中的八人之一，授翰林院庶吉士。通过科考进入仕途是当时读书人最为荣耀之事，钱澄之本为贡生，对科考也怀有极大的热忱，可惜生逢乱世，无缘于此。早年他在隆武朝任漳州府推官，是因为其恩师、时任吏部尚书兼大学士黄道周(1585-1646)的推荐，并非由科考而得授，钱澄之对此十分遗憾。隆武帝在位期间亦曾举行乡试，“凡四方流寓诸生俱得入试，特旨广额七十名”，但钱澄之当时已任官职，无法参加考试。所以，当他被永历帝亲试取中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感而赋《临轩曲》二十首，描述殿试整个过程，极感激涕零之能事，《所知录》全部收入。至书中所引之诗，凡涉及永历帝者，无不褒赞。如《小诗恭纪》首二句云：

传道文华殿，君王政自为。

言永历之勤政也。《郧将入对歌》末云：

叩头再拜出君门，忆起胸中未尽言。天威咫尺说不得，始信君王是至尊。

称赞永历之君王气概也。至《藏山阁集》中称颂永历之诗更多，因与政事无涉，所以均未采入《所知录》，也由此可知钱澄之在撰写《所知录》时，对于相关诗歌之去取，肯定费了一番衡量。

钱澄之因受永历帝擢拔之恩，加之拯救金堡成功，故对永历帝几无贬抑之辞，已如前述。但《所知录》中诗歌所呈现出来的隆武帝形象，却较为复杂。钱澄之赴粤之前，由于黄道周的推荐，到隆武朝任职。他在《所知录》中记载：

上性俭素，伤国家多难，敕断荤酒，衣大布衣，后宫十余人皆老妪，于嗜好泊如也。特好读书，博通典故，为文下笔数千言立就。

完全是圣明天子、中兴之君的形象。后系《行宫词》二诗，加以颂扬。

当时福建有唐王称隆武帝，浙江有鲁王监国，彼此争正统、不合作，是二者迅速覆亡的原因之一。1646年(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六月，鲁王大败，福建隆武政权遂失去地利。然而此时，隆武却因为皇子的出生而给大臣封官加爵以示庆贺。《所知录》记曰：

七月，上诞元子，大赦覃恩，从龙诸臣悉加封爵。御史钱邦芑疏言：“元子诞生之辰，正浙东新破之日，同盟且应见恤，剥肤益复可忧。臣以为是举朝同仇发愤之秋，非覃恩受赏之时也。且覃恩不宜太优，爵赏不宜太滥，若铁券金章徒以锡从龙之旧，则将来恢复疆土，何以酬汗马之勋？非所以重名器，劝有功也。”不报。

当时庆贺的表奏甚多，《所知录》独独择录钱邦芑(？-1673)的反对奏疏，可见钱澄之内心亦持反对立场。此段文字后所系二诗，更态度鲜明地加以反对。《读钱邦芑谏草》表彰钱邦芑眼光的老辣，末四句为：

一疏破群迷，遂使人主惧。谏草满皂囊，兹当推独步。

至于《越东破》一诗，直斥骂矣：

当今天子高皇孙，鲁国同是至亲藩。改元本非利天下，域内原宜奉一尊。越东诸臣殊可笑，誓死不开登极诏。天子洒笔亲致书，相期先谒高皇庙。闽中恃越为藩篱，如今越破闽亦危。往时纷争不足论，与国同失应同悲。昨夜中宫诞元子，通侯鹊印何累累。中兴所重在边疆，恩泽滥冒同烂羊。唇亡齿寒古所忌，君不闻元子之诞唇先亡！盖元子生而唇缺也。

钱澄之从未供职于鲁监国，是故立场倾向于隆武。对于鲁王不奉隆武的天子诏而在浙江自立监国，表示不满。但诗中点出浙江为福建的藩篱，隆武在越破之时，不顾唇亡齿寒，为皇子出生而庆祝，极为不智。诗歌末句极讥笑之能事，嘲笑皇子唇缺，以喻浙江、福建之关系，可谓大胆之至。钱澄之作为臣子，竟然能在诗中发出如此言论，颇疑此诗在隆武政权覆灭后改写而成。

实则皇子问题，在当时为一至为重大的问题。隆武帝本无子嗣，所以他曾手写诏书给鲁监国说：

朕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

话虽如此，但此事或许一直如鲠在咽，令隆武帝内心极为不舒服。眼下自己有了儿子，江山有继，隆武帝又怎肯履行前诺！正因如此，才会大肆庆祝，“举朝如梦如醉”。情势如此，钱澄之却能赞同钱邦芑，于众醉之中保持清醒，可知其内心愤懑之至。

甚至于后来隆武蒙尘，《所知录》中载《无题》诗四首及《鄞江怨词》，对隆武帝加以盖棺定论时，仍提及此事：

去日追班入紫宸，花间鹓鹭片时亲。纶扉白发南阳旧，侯印黄金恩泽新。羽檄遥知边奏至，龙颜时向内家颦。自闻东越唇亡后，早使忧天泣小臣。

钱澄之对隆武帝开始尊敬，后转而失望，但对永历帝则基本没有怨言。作为一名史家，这样的一个大的立场，钱澄之是通过诗歌而非史传文字来加以透露的。这或许就是他自己所说的“记不能详而诗转详者”，也是傅以礼所说的“恐涉嫌讳，未便据事直书，不得已托诸咏歌，藉补纪所未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