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忠义的历史

《所知录》卷四《永历纪年下》最后一组诗《哭峡江曾二云老师》四首，为钱澄之悼念曾樱(字二云，？-1648)所作。曾氏为万历十四年(1619)进士，曾任隆武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1648年清军攻占厦门，曾氏全家殉难。1650年桂林城破后，钱澄之仓皇北返，途中听闻曾樱已于数年前殉节，遂哭之以诗。前三首意在悼念，第四首则是自伤。诗云：

昔岁谬叨漳浦荐，主恩特诏试天官。书生不以先容进，国士偏承破格看。一命滥参延郡幕，三年窃戴侍臣冠。同朝知己捐躯尽，每念师恩泪不干。

诗歌一开始回忆自己当年蒙黄道周(漳浦)的推荐步入仕途，颔联、颈联讲述自己在隆武、永历两朝的任职经历。尾联不胜凄恻，一来痛惜同朝好友之死，二来怀念师恩、痛惜老师之殉节。

《所知录》在此诗之后，又言：

自此之后，上驾日南，音问阻隔，传闻多不实，自有从行诸臣日记。予所知者止此矣。

可见，钱澄之用曾樱之死来对《所知录》前四卷所述隆武、永历两朝之事作一总结，这意味着南明的历史是以名臣良相的死亡来终结的。

《所知录》中记载的死事其实甚多。当庚寅十一月初四(1650年11月26日)孔有德(？-1652)攻占桂林之际，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瞿式耜(1590-1651)、兵部侍郎张同敞(？-1651)、内阁辅臣严起恒(1599-1651)相继被害。这三人均与钱澄之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同朝知己”，所以钱澄之先后有《得留守及张司马死难信》八首及《曼公书至得山阴师死难事信》四首加以悼念。尤以哭严起恒诗最为沉痛，其一云：

乱日风闻疑至今，蛮江果见大星沉。青天已毕捐躯志，白日空悬报主心。多难相依臣节苦，异时不去圣恩深。中兴未奏公先死，泪洒天南听捷音。

此诗有意与杜甫悼念诸葛亮的名篇《蜀相》互文，《蜀相》曰：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钱澄之此诗不但在韵脚上与《蜀相》相同(均押十二侵韵)，诗句亦多互文(intertextuality)。首句述说自己对严起恒之死不敢信，也不能信，所谓“乱世风闻”，姑且听之，故一直存疑。次句言“大星沉”，以“大星”喻严起恒在朝堂上的重要性，又用一“沉”字喻其死，深具沉痛感。严起恒是山阴人，就公而言，为永历朝除瞿式耜之外最为重要的文臣；从私而论，是钱澄之科举中式时的恩师，二人私下交往甚多，感情深厚。关于严起恒之死，《所知录》记载甚详：

相传有张护军者甫至，即上山阴相公舟，问：“滇封毕竟是秦非秦？”公曰：“君远来迎驾，迎驾功甚大，朝廷自有特恩。若专来问此，是挟封也！”与张辨，声色甚厉。张不逞，公遂赴水死。死一夜，虎负公尸出诸岸。

“相传”即指诗题中所指的曼公(方以智)，严起恒投水而死的详情是钱澄之从方以智处辗转得知的。张护军显然是当时盘踞云南的“秦王”孙可望(？-1660)的手下，此前朝廷封赏孙可望为公爵，而盘踞广西的将领陈邦傅却伪造说朝廷封孙可望为“秦王”，并提前告知孙可望，其目的在于挑拨孙可望与朝廷的关系。孙可望果然中计，恼羞成怒之下，欲以迎驾之功来逼迫朝廷对其加以封赏。在这一情况下，严起恒被逼得投水自尽。钱澄之对此极为悲愤，故在句二中用一“蛮”字，一喻严起恒死于荒蛮之地，二喻严起恒死于野蛮不臣之兵将之手。三、四句言严起恒虽已身死，然其报主之忠心依然悬于天地之间，“青天”、“白日”喻其忠心清白可表。《蜀相》云“老臣心”，钱诗转云“报主心”，诗意更豁然。句五言严起恒在多难时节支撑朝廷日常运转之不易，句六言其无论何时都感念圣恩。能做到如此地步，大概皆有赖于严之“苦节”与“报主心”。七、八两句转入结语，极沉痛。《蜀相》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钱诗挪用之，但套入当时语境，改云“中兴未奏公先死”，甚为贴切。当时南明诸臣，无不翘首以望“中兴”的来临。钱澄之在其诗中，就殷盼“中兴”。其诗有云：

努力勋与名，勿负中兴初。(《别新城诸友》其一，1648年作)

长虑一杯成永诀，可怜万死见中兴。(《得刘客生信》，1648年作)

中兴根本仗谁留，楚粤经年次第收。(《寄呈留守瞿相公》，1648年作)

帝王应运非偶然，中兴必有符瑞先。(《献玉篇》，1649年作)

中兴一直是钱澄之的梦想，此刻虽遭逢巨变，却仍在句八中吟出“听捷音”，可见其仍怀抱希望，不欲与诸葛亮“泪满襟”式的失败落入同一个历史结局。诸葛亮本是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鞠躬尽瘁的贤相，钱澄之在诗中通过与杜甫《蜀相》的互文，将严起恒比作永历朝的诸葛亮，极力表彰其忠心、气节与才干。《所知录》中的相关历史书写仅能叙述严起恒之死，而此诗在叙述事件的基础上，又盖棺论定似的交代了严起恒的忠心、气节、才干及其在永历朝的重要性，给历史书写予以重要的补充。

钱澄之在不断利用诗歌来表彰忠臣良将之时，对于误国之臣也同样系之以诗，加以贬斥。《所知录》卷一记载方国安、马士英(1591-1646)等降清被杀事十分具体，说：

贝勒在延平，杀降官马士英、方国安、方逢年，悬其首于黯淡滩。先是，北兵渡江，阮大铖迎降，方国安同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阴计间道归闽，渐可退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兵陷浙，势且入闽，劝早为防御计，以此输忠为入朝张本也。已为贝勒招出，从入闽。及北兵陷延平，追骑至顺昌县，获御杠，搜得其疏。贝勒出以示三人，遂骈斩之。

《所知录》对于马士英等人投敌之后又暗中上书隆武帝之事交代甚为清晰，并无贬斥之意，但是随后所附《黯淡滩》一诗，则立场显见：

方帅穷归应篙竿，更诛马相七闽欢。严州阁老降何事？白首同悬黯淡滩。

方帅即方国安，明总兵，后封镇东侯，降清后拥兵入浙。“应篙竿”言其首级悬于蒿竿之上。句二言诛杀马士英，福建一地百姓欢腾。方逢年为遂安人(今浙江淳安，旧称严州)，崇祯时曾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是为严州阁老。方逢年本是德高望重之辈，却依然投敌，故钱澄之质问之。句四言三人皆已年高，投敌之后却不免落得斩首示众的下场。白首是说年高，反讽三人虽年高，却不德劭，又不能保持晚节。此诗以冷淡口气缓缓道来，对投敌的明臣加以反讽。一部南明史，是由忠臣良将的血和泪书写而成的。而对奸佞之臣的斥责与嘲讽，正是对忠臣良将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