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包头

下午四点，婉言拒绝了搭车师傅，晚饭、酒吧、夜宵一条龙的邀请。毅然在黄河大桥边下了车。

母亲是河北人，正儿八经在黄河边上长大的，我小时候就常听她讲她在这条大河边上的故事。可以说，我对黄河的情有独钟，即使不算与生俱来，也是由来已久了。也许就是这些童年莫名其妙的愿念，让我不顾朋友们的劝阻，在黄河河滩上搭帐过夜。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虽然我已经考虑到夜晚的江风，可我依旧是低估了这江风的彪悍。入夜十点，我可怜的帐篷被吹得飒飒作响。支撑帐篷的铝杆在风中摇摇欲坠，发出让人牙酸的“吱吱”声。我用事先准备好的石块压住帐篷，并且不断把松动的地钉重新压进河滩的淤泥中。可越发强劲的风力渐渐超过了铝杆的承受极限，帐篷也变得越发无法控制。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可脑海里还是不住地涌出各种类“出师未捷身先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之类的句子。恐惧仿佛一面衣衫褴褛的流亡者般的乌云，罩在我头顶，阴霾之下，瑟瑟发抖。就在这时，一个光源出现在远处，并很快来到我面前。“是谁？”我草木皆兵地喊了一嗓子，定睛一看，是一个拿着手电筒的大爷。

“小伙子，别害怕，我是好人，你怎么睡这儿了？”

大半夜的，这鬼地方出现的不是人就是鬼，不管了，总比死在这儿强。我一咬牙，挤出一丝镇定：“大爷您好，我是出来旅游的，身上没钱，住不起旅舍，您看这风大得吓人，能不能让我去您家过夜啊？”

“行啊，把东西收拾了，跟我走吧。”哈哈，拼一拼，单车变摩托啊！

我屁颠屁颠地收好包，跟在大爷身后，来到了他河边的小砖房。进了屋，我跟着大爷坐到了烧得火热的炕头上。

“小伙子，我姓门，大门的门，我是蒙古族，你怕不怕？”“门大爷，我爸爸是蒙古族，通辽的，我妈妈还是满族，都是少数民族，我怕你干什么啊。”门大爷一听我也是蒙古的，立马来了兴致，拍着我肩膀哈哈大笑起来：“蒙古人好啊！我国的蒙古族是最勇猛的民族，我们族人走到外国去也谁都不怕！”我也哈哈一笑，本来还有些紧绷的心，顿时松了下来，我喜欢这种豪爽的汉子，跟父亲一样，他们可能没有大城市人那么礼貌，但爱憎分明的他们不会害人，也没有城里人的矫情。

门大爷转身从五斗柜里翻出一瓶白酒和两个咸菜疙瘩，我从背包里拿出了午餐肉和火腿肠。爷俩坐在热炕头上，咂着白酒，嚼着咸菜和火腿肠聊了起来。门大爷是鄂尔多斯人，简单，实诚，从没图过不属于他的生活。

“你们小年轻别老想着在外头折腾，多回家看看，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在一块儿比啥都强！”门大爷闷了口酒，两只眼睛看向天花板。大爷就是这样老实巴交地过着日子，别人眼巴巴地盼着天上掉馅饼，门大爷眼巴巴盼着的只是实诚的日子，可接二连三的飞来横祸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三年前，大爷的小女儿因病去世；两年前，大女儿结婚当天，婚车出了车祸，未婚夫去世了，原本的婚纱变成了丧服，第二天大女儿自杀了，就是从面前这座黄河大桥上跳下去的。大爷的老伴儿自从两个女儿死后再也没笑过，三个月后的一天，大娘正下着面片，转身拿水瓢，结果一脚滑倒，人摔到地上就直接昏过去了，送去医院，立马就下了病危通知书，结果还没撑到天亮就走了，门大爷说，大娘心里没了魂，她自个不想成全自个，谁都救不活。如今门大爷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独自在这座黄河大桥底下盖了间砖房，靠着自己养的七头羊和打鱼为生，每天晚上都要喝两瓶白酒才能入睡。

门大爷嶙峋的手一次一次地拿起酒杯，一杯一口地喝着酒。我本想劝他少喝点，却张不开嘴。到底怎样的语言才能安抚千疮百孔的大爷呢？“想开点，生活会好的”？“少喝点，对身体不好”？“人死不能复生，慢慢会好的”？就像对住院病人说“多休息，要保重身体”一样，大多数人道主义关怀换来的都不是宽慰，而是更精准的痛苦。此时门大爷眼中偶尔闪过的悲怆，把我的百结柔肠撕得四分五裂。

我举起酒杯“门大爷，走一个！今天小子陪你喝个痛快，不开心的事儿咱们今儿就不提了，不醉不归！”屋外北风呜呜地吹，屋内酒香飘飘，此刻这里没有长幼之分，有的，只是两个同乡用酒把心焐得跟炕头儿一样火热。即使整个世界是冰冷的，只要不出门，今夜大爷的家也温暖似春。

第二天一早，我往门大爷的军大衣里塞了五百块钱，便默默收拾起行囊。离开前看了一眼睡梦中的大爷，他嘴角露出些许微笑，怀里的枕头被死死地抱住。

“当记忆的根茎已经枯萎／你不能让它重新生长／需要坚实的土地／它才能够挺立……一旦记忆已经长成／你也不能将它砍伐／几番把它推倒／铁的枝条仍要发芽。”

——艾米莉·狄金森

门大爷，愿一切都是一场梦，好梦……